丁子霖的书面发言
亲爱的丹尼·密特朗夫人：
亲爱的爱娃·维尔女士及各位尊敬的法国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向尊敬的丹尼·密特朗夫人和爱娃·维尔女士表示衷心的谢意
，感谢由丹尼·密特朗夫人领导的法兰西自由基金授予我“记忆奖”这个奖项，并
在这个庄严的地方为我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我们之间素不相识，文化背景也不尽
相同，但对一些重要事情的共同记忆把我们联在了一起。我们都抱有这样一个信念
：对於那些发生在昨天的曾经给人类造成巨大痛苦和伤害的事件，人们都不应该忘
记。你们自一九八九年开始设立记忆奖这个奖项并在设立这个奖项的第七个年头给
予我这份荣誉，不仅表明了你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对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死难
者亲属和我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而且以你们实际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上述不移的
信念。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尤其是曾经身受过太多苦难的中国人，都应该把“
勿忘六四！”的誓言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底。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
是一些大国政府越来越倾向於把商业利益置於人类道义之上的情况下，朋友们所给
予我和我的同胞的这份理解和同情是多么珍贵！我十分珍视来自法国朋友的诚挚情
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神圣的人权和公民权阐明於庄严宣言之中的国家之一，我
一向对法国人民抱有深深的敬意。
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乐意接受丹尼·密特朗夫人的盛情邀请去到贵国首都
巴黎出席颁奖仪式，但我不得不请求朋友们谅解，在我能够得到切实保证被允许自
由出入国门之前，我只能遗憾地放弃这个与朋友们相聚的难得机会。我已请求并委
托我最亲密的法国朋友玛丽·候志明女士代表我出席颁奖仪式，并代我宣读这份书
面发言。玛丽·侯志明女士在我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给了我真诚的安慰和帮助，
而且至今仍不懈地为我们所从事的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事宜奔忙。我为有她这样的
最值得信赖的法国朋友而感到骄傲。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不仅是中国政府对自己
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而且也是对人类正义和整个人类文明准则的公然蔑视。这样
的暴行发生在和平时期比起发生在战争年代更不应得到一切善良人们的宽恕。中国
共产党政权企图把六四这个公开展示其罪恶和野蛮的日子从人类历史上一笔抹去，
这是断然不可能办到的。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使人类大家庭感到耻辱的日子。
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普普通通母亲，作为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国土上亲身经历、
亲眼目睹许多灾难和杀戮的普通知识份子，总希望中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他们的
下一代，那些充满着美丽幻想并满怀信心地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和少年能够生活
在和平的环境里，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自由的发展。我更希望古老的中华民族以其博
大开放的胸怀和新的活力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去，成为这个家庭中负责任的受人尊
敬的一员。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长安街头的坦克履带把我的梦想碾得粉
碎。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儿子死在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之下，而且因为我这些年来亲身
体验到无数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的难以想象的绝望和痛苦。中共当权者
对和平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以及直至今天仍在继续的对国内民众的政治高压，表明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是同现代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背道而驰的。如果这个政
权不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它就不可能在道义上赢得人们的尊重。
现在，六四事件已过去七年了，中国七年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当年遍布於
长安街头的血迹也已经被人们的新的脚印所覆盖。历史是无情的，它无情地冲淡人
们的记忆，也无情地勾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最不能从
记忆中抹去的莫过於死亡和杀戮，尤其是对於自己的同胞的虐杀。像八九年六四那
样的人民政府向自己人民开枪的事件，又是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这样具
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地方，它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人民不会遗忘，政府也不会遗忘。
然而，这些年来却发生了一些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仅仅是短短七年时间，与六
四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从我们国家的公众生活中消失，不用说各种媒体和公开的
出版物，就是私下的街头巷议也很少能够听到了。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出於两个方面的恐惧：政府的恐惧和人民的恐惧
。恐惧是和专制、暴政与生俱来的社会病症。一个施暴者对自己的暴行不思悔悟，
恐惧必将与之相伴而终生，而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时间去冲淡人们
的记忆，就是以加倍的恐惧迫使人们屈服於他们的统治。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年
来人民对六四的那种故意的“遗忘”，多半是因为恐惧而被迫地采取的一种自我压
抑、自我麻痹和自我保护。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年来一些自称为“精英”的人
们，包括当年同情和参加过运动的人们也竟然如此健忘。当年天安门的学生和民众
发出反对专制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时，他们曾经给予过支持和声援；而今
天中共当权者以所谓“爱国”为号召煽起民族主义和排外风潮时，他们之中居然有
相当多的人容忍了中共当局的暴政和腐败，竟相加入到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图谋推波
助澜的行列。这不能完全用当局的政治压制来解释。
中国人常常抱怨自己的同胞太愚昧，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愚昧恰恰是因为他
们太“聪明”。在我们的国度里，很多人可以为了从当政者那里分享到一份权力和
财富而把道义与良知弃之如蔽履，可以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去做一件违背意愿的事
情，甚至可以为了换得一时的苟活而把自己的人格作抵押。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而如果这种健忘是出於所谓“明智”和自愿的选择，那我们的民族将永远
陷入到不幸的深渊。但愿我的同胞能够放弃这种近乎自杀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同胞
战胜恐惧和怯懦，我更希望我的同胞改变偏狭的、被扭曲的性格。当我们回首往事
时，应记住昔日的苦难和屈辱；当我们不得不作出某种抉择时，应记住我们作为一
个人的应有的尊严。
时间的流逝可以掩盖长安街头的血迹，却无法抹掉血写的历史。只要死者的
灵魂没有安息，活着的人良心就不会得到安宁，那么对历史的记忆也仍将继续，七
年前的那种像火一样燃烧着的情感也会再次被燃起。我爱我的国家和人民，我对中
国的未来并不绝望。说出了上面这些话，我感到我的内心获得了相对的平静。谢谢
朋友们给了我这个表达的机会。
最後，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
丁子霖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各位听众，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向八九年天安门惨案受害家属代表丁子霖女士
颁发“记忆奖”。今天我们为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女士：
记者：丁子霖女士您好！
丁：您好！
记者：密特朗夫人领导的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向你以及八九年天安门惨案的死难家属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颁发“记忆奖”，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丁：前两天我从贵台的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为自己获得这
个奖而非常感动。谢谢朋友们在这个时候还能记得我们，尤其是在现在。这次我获
得“记忆奖”这个奖项，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是，这件事情对於今天仍然不能公开
谈论六四事件的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向中国人民传达了一个
消息，就是法国和欧洲人民没有忘记六四，世界人民没有忘记六四，任何一个迷信
强权者都不可能把六四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我愿意通过贵台向全世界关心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朋友呼吁，请你们利用一切机会，继续收集和妥善保存有关中国“六四
”的一切资料。
记者：八九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七年了，人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呢？
丁：不。我认为不会忘记这件事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没有人能够忘记；只是有
人有意淡化它，有意让人们遗忘；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强权和高压之下，不得不装
作遗忘，实际上我认为没有人能够遗忘这个事实。
记者：您能不能向我们的听众们介绍一下，天安门死难家属的现状如何？
丁：我们从前年开始，这些难属们就酝酿着要向政府提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这
样，我们就从去年和今年“六四”周年的前夕，两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
给我们一个交代，要求人大常委会重新调查“六四”事件，要求公布死者名单和人
数，要求对每一个死者作出个案交代，要求对“六四”事件的责任者追究法律责任
。前年是二十六(应为二十七)位难属联名，今年是三十三(应为三十一)位难属联名
。据我知道，还有一些家属签名，但是由於联系不方便，没有参加，时间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信通过邮局寄出去了。可是我们寄出去後政府至今对我们的要求
置若罔闻，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最近，我从海外媒体又得到了新的消息，就是我
们年复一年地给全国人大至函，但是我们现在等来了迟浩田这位国防部长在美国国
防大学就“六四”事件发表的公开讲话。
记者：迟浩田先生说八九天安门事件没有死过一个人，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丁：是的。我听到以後非常气愤。我说迟浩田这个讲话从根本上否认了八九年中国
军队血腥屠杀和平居民的事实。堂堂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撒谎居然撒到美国去了
。我觉得迟浩田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要员，而且正代表一个国家出访另一个国家，
居然用这种外交撒谎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我不明白，他难道不
知道，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掩盖血的事实。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当众说谎，
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自己的脸面，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辱没了中国的国格？一
个人说话、做事应该光明正大，一个国家说话、做事也应该光明正大，否则还有什
么资格代表自己国家的人民说话呢？
迟浩田这次的讲话使我想起了一九九一年两代会期间，当时作为中国总理的
李鹏，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记者们问他，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兑现诺言，公布
“六四”死难者名单和人数？当时李鹏说，政府方面不公布名单是尊重死者家属的
意愿。他的那个讲话，当时就激起“六四”难属的极大愤慨。我想，今天迟浩田的
讲话，我在乡下听到了，我很气氛，在北京，在全国其他地方的难属们听到了也会
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九一年李鹏还不敢说“六四”事件中没有打死一个人，想不到
今天中国政府却居然通过迟浩田的嘴一口否认了“六四”事件中军队杀人的事实。
难道中国的当权者真的相信时间能够完全抹去人们的记忆吗？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时
间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随意改写历史吗？
记者：丁教授，除了天安门惨案的死难家属以外，其他的中国人对八九年的事件还
记忆着什么呢？
丁：这个问题我恐怕不能给您作一个全面的回答，因为这几年由於我在当局的严密
控制之下，我接触的人在国内是极其有限的，我只是和一些难属们有过联系，和个
别朋友们有联系，但是和我有联系的朋友们，就是目前还愿意和敢於和我联系的朋
友们，那我所接触到、认识到他们的看法始终没有变；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由於当局实施高压的情况，如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被关的、被送去劳教
的、被重判的，或者被逼逃出国门在外流浪的，所以在国内，在这种情况下，我想
，敢於同我接触的人现在比过去要少了，但是我相信，许多朋友的心是同我们相通
的。我希望这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如果是在一个有健全的民主和
法制的国家里，或者目标还是想往健全法制这么一个方向努力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
，我觉得目前这种现象是绝对不正常的，所以我希望它是暂时的。
关於迟浩田的讲话，我还想再说两句话。就是在六年前，我反驳了李鹏强加
於我们的所谓政府不公布名单是“尊重死者家属意愿”的说法，今天，我听到了迟
浩田的讲话以後，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
四”事件中国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怖和
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一九
九四年公布的经过难属们的努力收集到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
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
我想，迟浩田的这次讲话，应该使一切善良的人们清醒，对於曾经发生过的
苦难和杀戮，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稍有遗忘，那些苦难和杀戮的制造者就会把
自己的罪恶一笔勾销，这样的结果将会是人民再一次遭受劫难。
记者：丁教授，您和天安门的死难家属已经向当局提出了新的要求，您能不能具体
说一下新的要求内容？
丁：好的。在今年“六四”七周年的前夕，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要求人大常
委会组织专门机构重新调查“六四”事件；要求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要求对每一
位死者作出个案交代；要求对“六四”事件的责任者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死难者
家属作出赔偿。
记者：丁教授，最後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有一天会重新评估天安门事件
呢？
丁：历史总会还它公道的。
记者：好的。丁教授，我们就谈到这里。
丁：最後我祝愿朋友们圣诞快乐和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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