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高黎痕的遭遇 薛猛口述 楊蔚然整理 前記： 在辛亥革命八十週年之際，中共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更把中共的共產主義革命，渲染為辛亥革命的延續。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利用為統戰的輿論工具。然而，中國人對歷史並不那麼健忘。本刊對薛猛先生的 專訪，記述了一位辛亥革命元老，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遭遇，頗有啟迪後人的歷史 價值。 辛亥革命學生軍征戰疆場 看了《中國之春》十一月號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的專輯，很多感慨。許多論者 都是從理論層次上探討辛亥革命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但我覺得通過一些歷史人物 的真實故事的描述，更能揭示這場革命的悲劇性，也能看出中共今天紀念辛亥革命 的本未倒置。因此，我找到貴刊，講一講我外祖父的遭遇和我們全家作為辛亥革命 參加者的後代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所遭遇的一切。我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高見，只是 想還歷史以真實。 我的外祖父高黎痕，又名高漢飛，一八九零年九月二十五日生於湖北省竹溪縣一 個採礦業者家庭。一九一一年畢業於漢口商學堂，在學期間便參與了同盟會的活動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前往上海參加組織了滬軍北伐先鋒隊學生軍，並隨軍出征山 東煙台、黃縣一帶。 一九一三年，經受一年多戰火鍛煉的外祖父隨軍回滬，深感革命缺乏軍事人才， 遂策劃開辦了一所軍事學校，為革命培養軍事家。這是辛亥革命後開辦現代軍校的 第一次嘗試。由於經費不足，計劃失敗，外祖父又回到漢口參加《震旦報》。一九 一四年在漢口組織「啟民新劇社」，投身演藝生涯，隨後與鄭正秋先生共組「民興 新劇社」，「大中華劇社」，是中國最早一批推廣現代劇藝的先驅，宣傳西化與愛 國思想。 親手拍攝過三十多部影片 一九二三年，外祖父參加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專院「中華電影學院」。該校是由洪 琛先生主辦的。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間，他先後在「天藝」「明星」等影片公司主事 ，擔任過演員、劇務和導演，參與了三十多部中國早期電影的攝制，計有：愛國傘 、馮大少爺、碎琴樓、小情人、掛名夫妻、二八佳人、血淚碑、美人關、少奶奶的 扇子、國魂的復活、姐姐的悲劇、壓迫、鐵板紅淚錄、似水流年。其中大部分是社 會寫實片，在億萬觀眾腦海裡留下深深的印象。許多至今還受到中共文化界的高評 。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外祖父逃往香港，繼續中斷了的中國電影事業。他參與了 「華南電影界救援會」的工作，發起抗日義演排片活動，拍攝成三集的抗戰影片《 最後關頭》，籌集了三萬元港幣支援抗戰。 在上海期間，像其它三十年代的電影界聞人一樣，外祖父亦認識當年在上海的影 星江青，後來江青成為毛澤東夫人，意欲掩蓋藝海混跡的歷史，外祖父亦遭到她殘 酷的迫害。外祖父還與共產黨當年在左翼作家中的領導人田漢等人交情甚篤。終於 在五二年帶著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回到祖國。 此前，外祖父已在香港定居多年，成為香港電影界的聞人及有影響力的社會賢達 。我的母親高敏，也繼承父志，在大學修習電影藝術。外祖父是見過政治世面的人 ，雖受到左翼文化影響，但對中共並不抱幻想，對周恩來的號召並不熱衷。但母親 高敏卻十分單純，於一九五二年，組織了香港大學生代表團，決定投身中國電影事 業，外祖父只好送母親一道回國，自己也看看鄉土，不料，此行卻是他後半生失去 自由的開端。 機場照像釀成大禍 母親的愛國熱情最初很受中共呵護。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我的母親立刻被分 配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中央還特派了外祖父的故交田漢先生作他的工作，希望 他能留在祖國。外祖父最疼愛女兒，遂決定在上海住一段。鑒於他是辛亥革命的參 加者，有很高的統戰價值，一九五三年上海統戰部將他送往「華東革命政治大學研 究院」學習馬列主義，希望能借助他在政治和藝術界的威望，為中共作統戰工作。 然而，我們家與共產黨的蜜月不到一年便結束了。起因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從 中卻能看出中共對辛亥革命歷史人物的極大的不信任。一九五三年，八一電影製片 廠決定派母親到朝鮮戰場去拍軍教片，遂發了一封外調信到上海，瞭解外祖父的政 治背景。不料上海市公安局早在母親回國之初，便「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開始懷 疑母親是美蔣特務了。 上海市公安局懷疑的理由說起來非常可笑。即我母親回國時非常激動，一下飛機 便在機場照了很多像片，送到上海一家照相館沖洗。不料當時正值戰爭，機場按國 內規定不准照相，但為了統戰，他們並沒告訴母親，而是直接報告了公安局，說母 親有特嫌。其實稍具常識的人都清楚，特務照的像片是不會送到照相館洗的，而會 悄悄帶走。 於是，一場冤案由此拉開序幕。上海市統戰部為求立功，煞有介事地專門派人去 香港聯絡地下黨，調查外祖父和母親的背景。結果香港地下黨抓住這個機會為國家 立功，終於查出外祖父在香港的朋友中，有一些人是親台人士。於是香港地下黨報 回的報告，將外祖父指為「托派」，將母親指為「美蔣特嫌」。 根據這一報告，八一電影廠開除了母親的職務，送她回上海做婦女工作。華東革 命大學和統戰部也不願再重用外祖父做統戰工作，將他送往上海市文史館做了一名 館員。 文革遭江青迫逼九死一生 然而，真正的悲劇還在後面。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後，江青派中共文革小組到上 海市公安局政保二處調外祖父的材料，並要求上海革委會控制外祖父，不許他亂說 亂動。結果七十多歲的外祖父，被革委會鬥了一年，經常搞車輪戰，不給覺睡，由 幾個年輕人輪番審問。而後十年間，辛亥革命老人、中國電影創始者之一的外祖父 ，變成了一個苦力，平時除了掃大街之外，像挖防空洞這樣的重體力勞動，也要他 做，致使他心力交瘁，文革後平反不久便告別人世。 這就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在中國的遭遇。我想提醒此間的大陸留學生們，不要輕 易對共產黨和其政策抱持幻想。我的外祖父和母親從五三年就想重新回香港，但中 共方面失信了。在外面的都是貴賓，回了國就喪失了統戰價值，成為對中共沒用的 人。一九六八年我外祖父再次提出回港，因為外祖母身患嚴重的糖尿病，很想見見 老伴，結果仍然遭到無情的拒絕。 我絕不重複前輩的悲劇 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週年紀念，中共郵政部發行了「辛亥革命人物系列封」。屈 武先生親自為我外祖父寫了小傳。可是人已去了，搞這一套又有什麼用呢?把孫中山 先生建立的國民黨逼到台灣，再把孫中山肖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又有什麼用呢 ? 鑒於祖上三代人的教訓，如果有人問留學生該不該回國?我要說，可以去世界任何 地方發揮你的專長，但不要回到一個不尊重知識分子的政權下面去。除了已成為美 國公民，我決不再回自己的祖國，我不願意讓長輩的遭遇，在我身上重演。無論中 共說得多麼好，它的信譽已不存在。 這正是我外祖父的一生所揭示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