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大屠殺到鎮壓法輪功 蔣培坤 （一） 「六四」大屠殺快十二年過去了，它作為一個歷史遺案，至今尚未有個了結 。這十二年來，我們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親屬及見證人，曾年復一年地向國人呼 吁：不要把那場血腥的暴行從我們的記憶中抹去，不要讓「六四」那樣的慘劇在我 們這塊災難頻仍的土地上重演。然而不幸的是，在十二年後的今天，我們從中國政 府對法輪功運動的鎮壓中，再一次見到了當年曾經在東西長安街上見到過的那種殘 忍，再一次聞到了當年曾經在我們親人屍體上聞到過的那種血腥氣。這使我心情特 別沉重。我不是法輪功信徒，我也並不認同法輪功的那套價值體系和信仰體系。這 也許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太多的不幸和苦難，看到了太多的血污和淚水，不再相信有 哪一種信仰可以醫治我們身上的創傷了。但是，作為「六四」死難者親屬，我們深 知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遭受到無端踐踏對受害者本人意味著什麼；我們更深知一個 人的生命遭到無辜剝奪對死者本人及其親屬將意味著什麼。因此，我們譴責中國政 府對法輪功的鎮壓，呼籲海內外同胞一起來制止中國政府這種無視基本人權的野蠻 暴行。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始終主張一個公民在維護自身自由和權利的時候，應 秉持和平、理性及非暴力抗爭的原則，絕對不要採取任何殃及無辜的極端方式，包 括自殘或自焚等方式。在此，我真誠地祈願我的同胞──廣大法輪功信眾及其親屬 不再遭受像我們這樣喪失親人的痛苦。 （二） 在1999年紀念「六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曾在一篇題為《記錄死亡》的文 章裡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在中共執掌權力的五十年裡，第一個十年發動了「 土改」、「鎮反」和「肅反」，接著是「反右」；第二個十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它一直延續到了第三個十年，最後以鎮壓丙辰（76年）清明的「四 五運動」告終。接下去是第四個十年。在這十年裡共產黨做的第一件事是徹底剷除 了西單民主牆，最後一件事是動用數十萬野戰軍血腥鎮壓了89天安門民主運動。在 這段話的結尾處寫道：「現在是第五個十年，這十年裡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但 現在還難以預測。」沒有想到，這「難以預測」的事情居然剛過一個年頭就發生了 ，那就是當局取締和鎮壓法輪功。這五十多年裡中共的權力從第一代轉移了了第二 代，又從第二代轉移到了第三代。我想，人們從這份簡單明瞭的清單不難得出這樣 一個同樣簡單明瞭的結論：原來這半個多世紀裡中共三個朝代權力的「合法性」， 完全是建立在一連串的鎮壓之上的；而留在這三代統治者身後的，則是一座座無聲 的墳墓。靠鎮壓取得的「合法性」終究難以得到民意的認同，惟有靠不斷的鎮壓才 得以延續。這是共產極權制度本身決定的。共產極權制度崇尚暴力（即所謂「無產 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意識形態的強制（通過「思想改造」、「 思想批判」等），因而對異議者的鎮壓與迫害，也就成為這個制度存在之必然。凡 是在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地方，迫害是一種制度性迫害，鎮壓也是一種制度性鎮壓。 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波特……這一長串名字能讓後人想起來的，即是這 種迫害與鎮壓。在中國，共產黨對異議者的鎮壓與迫害更帶有極端的殘酷性和持續 性。毛澤東生前教導他的黨員：何謂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鄧小平生前告誡他 的手下：不要怕流血，哪怕死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鄧去世後，其繼位者江澤民立 下誓言：要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於是，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再 到第三代，沿著一條道走下去，終於將這種發端於毛澤東的制度性鎮壓一步步推向 了極端而無以自拔。那麼老百姓呢？古語有云：「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在強權 和暴政下，作為魚和雀的黎民百姓，如果不是奮起反抗，剩下的路就只有兩條，那 就是躲避與逃亡。人們常常說：「惹不起還躲不起？」這是出於恐懼的一種自保本 能。是啊！當一個人被扼殺了最後一點反抗的意識和衝動而且時時刻刻被一種恐懼 感威懾著的時候，除了躲避和逃亡，還能有別的路？!然而即使如此，也還是有想躲 而躲不過去的。當年，很多人夾起了尾巴想躲過毛澤東而沒有躲過，很多人僥倖地 躲過了毛澤東卻沒有躲得過鄧小平；而到了今天，那些躲過了毛澤東、鄧小平的人 到頭來還是沒有躲得了江澤民。這一次廣大法輪功信眾就沒有躲得過去。 至於說到逃亡，那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了，若是在以前，就是想逃也 是逃不了的。作家高行健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逃亡的成功者。他曾說過：一 個作家要贏得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他逃到了法國，還因此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六四」大屠殺以後，有更多的人逃亡到了國外，這是值得慶幸的；也有硬挺著 不走的，那就只有在監獄裡耽著。這些年來，又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沿海居民，紛 紛逃離自己的生養之地，遠涉重洋去異國他鄉尋求自由與謀生之路。但是，如上面 所說能夠逃離國門的，在十二億中國人中畢竟屬極少數；至於那剩下來的絕大多數 ，就只有當順民的份了。這裡還有必要提一提「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狀 況。「六四」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不是全部），可以說經歷了一次 靈魂的大逃亡。他們沒有逃離故土，而是逃進了書齋；除了少數賣身投靠者之外， 他們並沒有出賣靈魂，卻把整個靈魂塞進了一堆無傷大雅、無關風化的爛紙堆裡。 由於天性怯懦，他們也只有當順民的份。 然而，在現今的中國，即使想當個順民求一時苟安也很難。今天法輪功信眾 遭到如此殘酷的鎮壓與迫害，是誰也沒有想到的；說明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 一個人即使再安守本份、再溫良馴順，也難以倖免於難了。如果說在毛、鄧時代遭 到鎮壓的都是些所謂「階級敵人」或「反革命分子」，那麼今天的法輪功又算得上 什麼呢？法輪功修煉者一不想造反，二不想奪權，三不想鼓動什麼自由、民主；作 為邊緣化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身無長物，所有僅一信仰；他們別無旁騖，一心修 煉，只想做個好人（這裡的「好人」另有一解，即坊間所謂「老實人」）。用老百 姓的話來說，「他們又招誰惹誰了」！但一場無妄之災還是落到了他們的頭上。當 年魯迅曾痛心疾首地說過，中國人的命運不外乎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 兩種。沒有料到輪到江澤民時代，中國的黎民百姓又落到了想當個順民、想當個好 人──也就是想當個奴隸──而不得的地步。 （三） 回顧法輪功的興起，那是在「六四」大屠殺以後。當時劫難剛過，政局動盪 ，社會失衡，人心惶惑，很多人想活個安穩。李洪志的「真善忍」，正好適應了當 時社會上求穩怕亂的普遍心理；不僅使得一些人有可能從「六四」的血污中抽身出 來，而且還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靈魂的避難所。法輪功以弘揚民族傳統為旗幟，以修 身養性、怯病健體為號召，尤其是其教義中的一個「忍」字，無論廣大信眾，還是 官方政要，都樂於接受。對於廣大信眾來說，過去曾虔信的「主義」業已崩解，沒 有了歸宿的靈魂需要有個安頓，一個「忍」字，至少可以從生活的諸多無奈中得到 些許心靈的撫慰。對於當局來說，那時正忙於「穩定壓倒一切」，又苦於「壓不到 一切」，一個「忍」字，等於免費送來了穩定。而且，對於那些「愛國」愛到發了 瘋的黨國首腦來說，法輪功當屬土生土長，正好用來抵禦洋人推銷的「西方價值」 ，也正好用來抵消一些中國人（他們罵這些人為「漢奸」、「賣國賊」）提倡的「 西化」（即自由、民主、人權等人類的普遍價值）。「忍」，本來是中國古代聖哲 勸導黎民百姓安守本份的一條訓示，也是歷來中國人作為座右銘的一項生存策略； 老百姓不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決不會豁出去鋌而走險。李洪志教導他的信徒要有「 大忍之心」，要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等於給中共政要們打了招呼，讓他 們放心。於是，有過一段時間，當局對法輪功等民間練功活動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朝野雙方，相安無事。 然而，法輪功作為一種民間信仰運動，如同歷史上王朝末年屢屢出現過的類 似信仰那樣，其存在本身就意味著社會底層力量的巨大積聚，它既有可能為朝廷（ 當局）所利用，也有可能為朝廷（當局）所不容。與歷史上類似信仰不同的是，今 天的法輪功利用了現代高度發達的資訊聯絡，因此很快把運動推向了整個國內乃至 海外。隨著法輪功信眾的迅速擴充和高度的組織化，這場運動所迸發出來的巨大信 仰力量終於使神經極度脆弱的中共第三代核心預感到了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一 場權力與信仰的較量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但是，信仰問題畢竟非比尋常的穿衣吃飯 ，它事關人之安身立命，絕非暴力、強制所能消彌的。何況，一個人總不能把七情 六欲所有本能統統滅掉吧；即使再怎麼「修煉」，再怎麼「忍」，也總有「忍無可 忍」的時候。更何況，今天的法輪功信眾，並非全是愚昧的一群，他們生活在開放 的社會，感受著時代的潮流。他們不僅知道中國有一部明文規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 的憲法，而且知道聯合國有一個保護人權的《世界人權宣言》；他們也不會不知道 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的兩項國際人權公約，而其中就包含有保護信仰自由的 相關條文。這些都是歷史上的那些民間信仰所無可比擬的。因此，當他們的合法練 功活動遭受到無端壓制而又申訴無門的時候，他們終於走上了非暴力抗爭的不歸路 。 （四） 從89年爆發反腐敗、爭民主的天安門運動，到99年法輪功的中南海請願運動 ，這中間整整隔了十年時間。中國的社會、政治危機往往是週期性的，這同樣由專 制獨裁體制所決定。當年毛澤東就曾經說過，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政治運動， 要七八年來一次。現在雖然已經是江澤民時代了，而且已跨入了一個新世紀，但這 樣的週期性危機似乎並沒有成為過去。這次中共揭批、打壓法輪功，動員了全國所 有的宣傳媒體、全國所有的公安幹警，甚至還發動了從街道裡弄到高等學府、從邊 陲小鎮到特大城市的一大批來自各行各業包括文化界名人在內的「革命群眾」，其 勢之洶洶猶如「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鄧小平在「文革」後曾立下誓言：今後決 不再搞政治運動。然而今天江澤民又悍然搞起了這樣的運動，這只能有一個解釋， 那就是眼下中共第三代核心的「合法性」危機正日趨接近臨界點，如果他江澤民不 想在自己的手裡丟失掉由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建立起來的「黨天下」，就只能 出此下策。這些年來，江澤民常常發出「亡黨亡國」之哀歎（而且常常把「亡黨」 與「亡國」說成是一回事），可見其心事之沉重。因此，凡是有可能威脅到他那個 第三代核心地位或者僅僅使其感覺到有可能構成這種威脅的任何一種民間力量，他 都必欲除之而後快，哪怕再來一次「文革」式的大動員。這次中共圍剿打壓法輪功 ，粉碎了很多人對中共第三代的幻想。此前，海內外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曾作出過 樂觀的估計，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市場化和全球化，中共對國內的政治控制 有可能逐步放鬆。尤其是在97和98那兩年，中國政府為了實現中美兩國首腦的互訪 ，釋放了魏京生、王丹等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並先後簽署了聯合國的兩個國際人權 公約；而且，在克林頓98年訪華期間，中國政府還破天荒第一次允許在中央電視台 直播中美兩國首腦的聯合記者會。於是，一時間無論海內還是海外都出現了一種被 稱之為「北京小陽春」的說法。然而，令所有對中共抱有善意和幻想的人瞠目的是 ，克林頓一走，隨之而來的卻是中共當局對民間組黨運動和一大批民間異議人士的 大逮捕、大審判；緊接著的，就是對法輪功運動的一場「文革」式大討伐。現在， 中共第三代核心的所謂政治容忍度、所謂的政治底線已大白於天下，連那些為撈取 商業利益一貫為中共作辯護的西方首腦都羞於開口了。 從中共最近這一輪的鎮壓行動，人們還可以看到：他們為了替這種鎮壓尋找 新的根據和理由，以騙取民意的支持；也為了敗壞政治反對派人士和異議人士的道 義形像，從而把這些人士從民眾中孤立起來，竟不惜在民眾中煽動起帶有強烈排外 色彩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以反對「西化」為名，把所有來自民間的反對運動和抗 議運動統統說成是西方「和平演變」的陰謀，而把所有尋求國際支援的政治異議人 士、勞工活動人士和宗教人士包括這次被取締的法輪功統統說成是「西方反華勢力 」的工具，甚至辱罵這些人士為「漢奸」、「賣國賊」。從這裡，人們再一次看到 了「文革」大批判中那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故技。 （五） 現在，該抓的都抓起來了，該關的都關起來了，該管的也都管起來了，但天 下似乎並沒有因此太平無事。近年來，工農底層民眾的示威、抗議此起彼伏，全國 城鄉惡性案件層出不窮，恐怖爆炸（最近一例是石家莊爆炸案）時有所聞。這一切 都說明，今日之中國，各種矛盾正在急劇地積聚和激化，整個社會機體繃緊著的神 經並沒有鬆弛下來。本來，人們在經歷了「六四」那樣的劫難之後，都想有個安生 的日子，誰也不想再看到死人的事情發生了，然而現在人們又不得不去直面那一樁 樁慘烈的死人事件。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數字說，自前年鎮壓法輪功以來，已有18 0多位信眾死於非命。他（她）們有些是被警察活活打死的，有些是被當作精神病患 者活活折磨死的，有些是忍受不了折磨自盡的；他們都死得很悲慘。在舊歷年前， 還發生了一些人去天安門廣場自焚的事件。據當局的媒體稱，他們都是法輪功的「 癡迷者」，自焚是因為中了李洪志的妖言；但是，法輪功的海外發言人卻不承認這 些自焚者是法輪功弟子，因為據說法輪功的教義是反對殺生的，於是死者也就成了 無人認領的孤魂野鬼。 我總覺得，如果一個當政者能稍稍懂得一點要把人當做人來對待的道理，或 者能稍稍懂得一點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那樣去愛惜別人的生命，那麼像這樣的自焚 悲劇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為什麼那些自焚者不在宣佈法輪功為「邪教」並遭到 鎮壓之前而是在之後才去天安門自焚呢？為什麼海外的法輪功信徒沒有跑到白宮的 南草坪或巴黎的人權廣場去自焚呢？我不知道那些掌控著宣傳機器的人以及跟著這 部機器起哄的人會不會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我相信任何神智清醒、不帶偏見 、不圖私利、靈魂尚未受到腐蝕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按一般常識，只能 得出這樣的結論：絕不是由於信仰法輪功而導致那些自焚者選擇了自焚，而是由於 他們的信仰遭到無情的打壓才導致他們選擇了自焚。 上面這件事情說明，中共當局對人的生命的蔑視現已幾乎到了不加任何掩飾 的地步；否則，人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人會如此輕率地拿 著人的生命當兒戲、當籌碼甚至當戲台上的道具而竟然如此地泰然自若、振振有辭 ，連一點點所謂的「同情」也是為了取得預期的宣傳效果專門做給別人看的。然而 ，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保障」所謂的「人權」！嗚呼！當一個虐殺無辜的惡棍連 自己身上的血跡都還沒有來得及揩乾就搖身一變成了比誰都堅定的所謂「人權衛士 」（人們不會忘記，這個惡棍在不久前還聲稱「人權」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 我不知道人們還能有什麼話可說！在我撰寫本文的時候，又驚聞江西一所小學因經 費不足強迫小學生從事煙花炮竹生產而有40多名學生被炸死的消息，而事後才兩天 ，堂堂一國總理竟然不作任何核查就匆忙地把事故的責任推到了一個據稱是精神病 患者的身上。為什麼當需要他們去「保障人權」的時候卻絕口不提「人權」了呢？ 可憐的中國孩子啊！難道你們還沒有來得及長高長大就這樣匆匆地從這個世界上消 失了？也許死人的事對於那些聲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並一再表白要「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的黨國首腦們來說只是小事一樁早已不足為怪了，就像人們走進一 所屠宰場看到那些牲畜被活活地宰殺決不會感到奇怪那樣。但是我總覺得，對生命 的態度，應該是衡量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標尺。所謂文明與野蠻、所謂人性與獸性 的區別，歸根到底要從對待人的生命的態度來判斷。中共政要們口口聲聲說人權首 要的是生存權，現在人們可以明白，原來他們所說的生存權是不包括人的生命權在 內的！ 我不知道這次天安門自焚事件和小學生被炸喪生事件會不會使國人從對生命 的麻木中驚醒過來；但我想，如果我們在理智上有足夠的清醒，那麼當我們面對無 辜者死亡的呻吟時，應該會感到靈魂的戰慄，也應該會覺察到那噬血的歷史仍然在 我們腳下延伸。要知道，對同類的虐殺，即使按中國的傳統價值，也是天理難容的 ；尤其是這次中共對法輪功信眾的暴行，虐殺的不僅是人的肉體，而是人的整個靈 魂──它把人作為人的最後一個避難所都摧毀了。 （六） 這裡，我也想對我的同胞說幾句話。當一個人溺水的時候，哪怕你只是一個 路人，也是有責任向溺水者伸出雙手的；當一個人遭到無辜殘害的時候，哪怕與我 們非親非故，我們也是不能背過臉去從受害者身旁走開的。所謂人性和人道，無非 是對於同類的一種同情和關懷。人都會有遭災受難的時候，也都會有求助於他人的 時候。也許今天災難沒有落到你頭上，但誰能保證明天就不會落到你的頭上呢？十 二年前，有誰能想到災難會落到那些和平示威者的身上呢？十二年後，又有誰能想 到災難會落到那些僅僅要求練功活動合法化的法輪功信眾身上呢？一個專制的國家 常數太少，變數太多，人的命運很難預料。如果我們不改變人與人之間那種可怕的 冷漠，如果我們不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人道關懷和同情，那麼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悲 慘與不幸仍將會繼續。 記得二戰後一位德國人曾說過這樣的話：當納粹殺害共產黨人的時候，他沒 有說話，因為他不是共產黨；當納粹殺害猶太人的時候，他還是沒有說話，因為他 不是猶太人；最後，當納粹加害到他自己的時候，已經再沒有人替他說話了。也許 這位德國人省悟得晚了些，卻畢竟是一種省悟；而在我們這裡，就連這種遲到的省 悟都很難見到。不僅如此，在我們這裡，當一些人受難的時候，另一些人還竟然以 落井下石甚至助紂為虐為樂事。當共產黨在土改、鎮反中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向著那 些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階級敵人」舉起屠刀時，偌大的中國有幾個人表示過人道 的同情呢？人們看到的幾乎是所有人的歡呼和擁護；當共產黨接著發動對「胡風反 革命集團」的圍剿並把一大批「胡風分子」投入監獄的時候，偌大的中國又有幾個 人公開表示過異議呢？人們看到的幾乎是所有文化界人士包括一些著名的學者、詩 人、作家向著這些蒙冤者身上吐唾沫；當共產黨隨後把幾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分子」並把他們送去勞改的時候，偌大的中國又有多少人為他們感到不平呢？人們 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人向著這些人身上吐唾沫。然而結果又怎樣呢？結果是一到「文 化大革命」，幾乎所有向別人吐過唾沫的人自己又嘗夠了別人的唾沫；很多人甚至 從此告別了那個受盡屈辱的世界。然而，更令我們感到悲哀的是，無論在十二年前 的「六四」事件中，還是在今天的法輪功事件中，我們仍然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說 明這樣的歷史已經在我們的腳下終結。如果說，今天的法輪功注定要在我們這塊國 土上遭到滅頂之災的話，那麼，我寧可相信，它是在國人瓢潑似的唾沫中淹死的。 這十多年來，我作為一個從過去半個世紀裡走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常常問 自己：如果共產黨不是在十二年前殺害了你的兒子，你會從對生命的麻木中走出來 嗎？答案是：也許會，也許不會。這說明：對靈魂的拷問，不僅是對生命負有罪責 的人應該做的，也不僅是那些以旁觀者的冷漠來對待生命的人所要做的，它同樣是 曾經受到過不公正對待甚至遭受過巨大傷害的人應該做的，因為這不僅僅是某一個 人的罪孽，而是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罪孽。我想，那位德國人的自省，對任何一 個中國人都是適用的，包括我自己在內。 近年來有人提出知識分子的「懺悔」問題。我認為是很必要的。拒絕「懺悔 」，無異於良心的再次被變賣。但我總覺得，「懺悔」的問題，所涉及的不僅僅是 一個良心問題，它更是一個責任問題。誠然，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會由於自己 的冷漠和怯懦而感到羞愧與恥辱，會覺得無顏面對那些遭受過不公正對待的同伴和 屈死的冤魂。我想，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直面這恥辱，記住這恥辱，應該是做 人的一條底線。但我同時認為，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他既不應該是一個麻木、 怯懦的冷血者，也不應該是一個怨天尤人的哭泣者；他應該是敢於承擔起責任的義 勇者。他首先應該讓自己生活在真實中，去直面現實中的謊言與邪惡，以自己的全 部道義力量去制止這謊言與邪惡，不讓這謊言與邪惡製造出更多的不幸、更多的冤 魂。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中國知識界有不少有識之士終於從謊言中走了出來 ，而且以他們義無返顧的浩然之氣匯入了當今中國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洪流。 我想，人們從將這裡看到中國的希望，而且一定會看到這種希望。 200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