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不是政治，政治不離奧運 ——悉尼奧運隨想兩則之一 張 倫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日奧林匹克二十世紀最後一次盛會在悉尼隆重召開，看 到那歡快的場面，聯想到現代奧運歷史以及與之相聯的這一世紀的人類歷史和中國 人的命運，感慨良多，雜拉錄下。先談奧運與政治，再述Fairplay(費而潑賴)應該 速行。 從古希臘奧運復活的現代奧運，從來就以提倡人類和平，體育至上為原則。 然而現代奧運的歷史如同古代的奧運一樣也是離不開政治，時時與政治發生著聯繫 的。在這世紀末，認同問題正日漸成為政治處理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對外交往上， 奧運成了各個民族，特別是舉辦國家包括其內部各個少數民族向世人展示其歷史， 民族風格的劇場。澳大利亞這次就試圖向世人展示澳州不再是一個蠻荒偏遠之地， 而是正以全新面貌出現在世界，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新興的重要國家。對內部來 講，認同問題，至少對那些民主國家來說，正成為考驗其民主制度的活力和彈性的 一個新的尺度。認同的政治已成為民主政治向更深層發展的出發點。法國電視台現 場開幕式轉播的解說人在評論開幕式上首場出演的澳州土人的表演時就說，這樣的 演出五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而就國際政治看，在一個世紀的血火衝突後人類正試 圖著以一種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奧運和其他體育盛事正日漸成為人類彼此溝通理 解，和平共處的最偉大的象徵和手段。還沒有任何其他一項活動能將不同種族，不 同宗教，不同膚色，不同地區，不同制度的人們如此地集聚起來共度節日。從這樣 的場景中，我們似乎還不應對人類將來的前景喪失希望。 但就國際政治的另一面看，姑且不論那曾被戰火中斷的幾次奧運，就講最近 這幾次奧運，哪一次無論是從爭取主辦權到主辦過程，國際政治也都在其中進行著 激烈的角力。八零年在莫斯科舉辦的那場奧運因蘇聯出兵阿富漢而招致西方世界和 中國許多國家在內的杯葛，險些流產。雖經幾番周折，終於如期舉行，蘇聯官方也 極盡所能想向世人展現一個強大和睦富裕的帝國形象，然成幾何時，那主席台上致 辭的勃列日涅夫和觀禮的其他蘇聯領導人，那1500多名歡歌樂舞的演員們和觀眾們 ，包括美國華盛頓那些主持杯葛的政治家，大概沒人會想到十年後，這龐大的帝國 會在世界上消失。1993年在俄國訪問期間，筆者一次誤下地鐵站，跑到莫斯科郊外 當年舉辦奧運的運動場。那巨大的建築已成為當時莫斯科最大的小攤販的集聚地。 河水在不遠處靜靜地流過。在秋天的陽光下和熙攘的人群中，舉目再看那鋼筋混泥 土，帶著那種特有的呆板機械，令人感到窒息的蘇維埃帝國風格的體育場，讓人頓 生無盡的歷史滄桑感。前朝舊事競流水，但秋光人世依在。 悉尼奧運的開幕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七年前圍繞爭此次奧運主辦權所發生的種 種往事。為懲罰北京當局六四鎮壓和中國人權狀況的不佳，當時西方各國聯手出擊 ，阻止北京在奧運申辦上得手。據說關鍵時刻，北京被自己最親密的戰友，長期給 錢輸糧的小弟兄北朝鮮為報復北京與南韓建交而出賣，以一票之差敗北。此事是否 屬實，筆者不敢確定，但看著今日南北兩韓的兄弟共組團隊，聯手並肩出現在悉尼 奧運場上，而當年志在必得，躊躇滿志帶隊到法國南方爭主辦權的北京市長陳希同 卻啷當在獄，也不免讓人覺得世事遷變的難測。好在這兩件事都是向好的方向變遷 的事，讓人高興的事。 但那次爭取主辦失利對中國是好事壞事就難有歷史的公斷了。就筆者看那是 件極令人遺憾的事，主要是出於這樣一種考量:對中國人來講，自從近代以來就一向 缺少一次真正的現代性洗禮，與現代文明接觸的經歷多是不正常的，常常是喪權輸 利，流血犧牲，見到的現代文明也多是船堅炮利，沒有多少平和的與西方接觸的經 驗，尤其對大眾而言就更是如此。如奧運在中國舉辦，能招來大批的資金對中國的 發展有利還是次要，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能夠有一次平等地，相對自然地與世界人民 接觸的機會。這對調整中國人在那些與外界打交道中因不愉快的經歷所行成的某些 集體心理特徵是會大有助益的。平和理性精神的養成和理性的判斷從來都是與對信 息和知識的瞭解相關的。試想一下幾百萬外國遊客，幾萬運動員和幾千名記者湧向 中國，在十幾天中與中國的當局，特別是中國的普通人接觸那將是個什麼場景。而 且奧運是一種體育運動，有嚴格的規則和監督，是否能拿獎牌主要靠實力和運氣， 在起跑線前人人平等，失敗也不必去找什麼帝國主義欺負我們的口實。這其實是現 代性文明極其重要的一面，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實在難得。因此筆者當時就力主要讓 北京爭得，逢人便講，無奈人微言輕不得結果。也因此氣惱當時在美國的一些朋友 以道義的立場對此所持的公開的反對態度。西方當時在此問題上的決定自然是有其 國際政治上的考量的。不過這些朋友包括某些西方的政治家，正直的社會人士所持 的論點卻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的:對這樣一個專斷的政權，不能給它自我宣傳膨脹 ，增加其本錢的機會。不能再讓北京的領導人像希特勒當年舉辦奧運那樣為自己貼 金塗粉。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缺乏分析和遠見的。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不 能指望外部的什麼制裁就能解決其根本的政治問題，其問題的解決說到最後還要靠 中國民眾的覺悟和取向以及中國社會自身的健康力量的增長。爭到舉辦權，可能北 京的某些人會一時得意，但一旦面對上面提到的現實場面時，他們是否還能繼續高 興就難說了。在某種意義上，這其實也被後來北京婦女大會的情況所證實:有消息講 北京後來十分後悔接這樣一個會議，十萬各國婦女湧向北京，當局為避免民眾與外 國人的接觸，將會場移到北京郊區延慶。一個絕大部分中國人不關心其議題的國際 會議尚且如此，而如果是奧運呢，情況就更將不同。會場將往那裡移?大量的外國媒 體怎麼對待?僅需要培養的接待人員就將是以萬計算，那又如何能割斷中國普通民眾 與世人的接觸?舉辦奧運曾給一些獨裁國家以政治合法性資本，但也為許多國家的開 放和向民主轉型起了巨大的推動，想想南韓的例子和拉美一些國家在舉辦奧運和足 球世界盃過程和其後的一些經歷吧，誰又能說主辦這些體育盛事與這些國家的民主 化沒有關係，就定會為專制的大廈加瓦。關鍵在於要有一個歷史的政治分析，如果 這個專制政權在其合法性尚強，處於上升期，那阻擋其主辦這種體育盛會就是必要 的;反之，在其政治合法性衰敗的過程中，也就是說人們對政府的認同大幅降低的時 候，不是這個政權舉辦了一場奧運就可以挽救它，相反與世界的接觸，讓更多的新 鮮空氣進來，也許就會加速一個專制腐朽的政權的消亡。即使因舉辦這類盛事出現 一時的復甦，但只要決大多數的人們因這樣的機會開闊了視野，有了更強烈的對自 由生活的嚮往，那無論如何也會最終加速專制的崩頹。沒有一個專制是能夠建立在 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基礎之上的。 另外，北京如果得以主辦此次奧運，國際社會也許會因此得到一個七年來與 北京政權打交道的好砝碼。即使北京政權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當年在美國反對給 中國主辦權的一些朋友或許今天也有可能在北京生活了，哪怕這僅僅是北京政權出 於改善其在世人面前形象的結果。事實上，是這場申辦的失利給北京政權帶來的政 治合法性資源遠遠大於其那可能的主辦:以奧運主辦失利所開始在中國轉向的社會思 潮，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對西方的排斥是北京政權這些年來最大 的政治收穫。對可能因主辦失利而導致的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筆者當時也作 過估計，不幸成為事實，在在讓人遺憾。澳大利亞是個新興的民族，正以一種清新 的形象在向世人展示其活力，姑且不從道義角度考量，僅從一種客觀的角度講，讓 澳州主辦這次奧運就完全有比讓中國主辦有更充分的理由，比如環境上的優勢。但 作為中國人，作為想讓中國民族和解，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和平與人 類良好共處的國家的人們，就必須去考量如何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道德的立場只 應成為反對運動的一部分，但不應成為全部。難道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對開放 ，自由最積極的力量如那些年輕人的情感和熱望置於不顧，反對運動就可以在中國 推動民主與自由?這豈不是有些笑談。最近幾十年來幾次國際政治上的重大突破都是 由體育運動成就的，那國內政治的和解，體育何嘗不可扮演一個正面積極的角色?這 次澳大利亞的人們不正在利用此次舉辦奧運的機會進行一次空前的白人與土著人之 間的民族大和解嗎? 據說北京又要申請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主辦權了，自然北京肯定是有其新的政 治考量，比如吸引新的投資，轉移社會的關注點，汲取政治合法性資源等。但正像 我上面提到的，誰也無法完全預測八年後的歷史和一旦北京得到主辦權所可能在政 治上引起的後果。就這點來講，由於七年來國際國內情境的變化，特別是今天北京 政權與民眾的關係和中國社會思潮的演變，就北京主辦奧運所能對中國政治開放上 所有的利弊，筆者也不再有類似七年前那樣的清晰的看法。但如果我們從歷史的長 遠視野看問題，有一點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多點讓中國人與世界的正常交往，多點 有利中國社會平衡，開放的因素，定會最終為將來在中國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真正開 放的現代國家有所幫助。希望舉辦奧運能成為這樣一個因素，也希望舉辦奧運能成 為包括大陸內外，上下都在內的中華民族自身和解，進一步走向現代和與其他民族 和平相處的一個機會。 ——草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悉尼奧運開幕日，改於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