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由之批判 ——從日本看美國 (日本) 耶 人 本世紀初羅素訪華，坐轎子上山，發覺到了山頂後，剛剛賣過苦力的轎夫在 一邊談笑風生十分愉快，而自然這些坐轎子的人卻一肚子愁苦。於是他感歎東方哲 學中是否有一種快樂的人生觀，使人們能如此知足樂。不料此言一發，中國知識界 大嘩。魯迅特別還寫了一文，指出中國人的這種快樂感是對人生苦難的麻木。其實 魯迅的《阿Ｑ正傳》寫的正是羅素看過的中國人：心靈枯萎麻木，已喪失了感受痛 苦的能力。阿Ｑ的精神勝利法，也就是羅素所尋找的東方的快樂的人生觀的一部分 。 作為受魯迅影響而長大的人，筆者一直認為羅素的這番言論是出於對東方、 對中國的無知。然而，在美國住了五年第一次到日本之後，突然覺得羅素的議論也 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我是去年九月一日拖家帶口地飛往日本，行李多，又有個兩 個月的嬰兒，妻子身體也未完全地位恢復，自然少不得請人搬運行李，在紐約機場 ，我招呼一位腳夫幫忙他走過來，一點兒笑臉也沒有，我告訴他我的登機口，他把 我的行李往車上一放，頭也不回地拖著就走，我和妻子急忙抱著孩子隨後緊跟，結 果只花了大約半分鐘就到了目的地。他把東西往地上一放，我趕緊掏著錢包，問： 「我應付多少？」他攤攤手：「這就看你的了，不過你確實帶了很多行李，很重。 」我急忙恭恭敬敬地拿了十美元遞過去，他臉上掠過一絲看不見的喜悅，輕聲說一 聲謝謝。拿了錢拖了車，頭也不回地走了。 事後妻子提醒我，錢似乎付得太多了，畢竟是三、四分鐘的服務。我一想也 是。可是拖家帶口的旅行，實在辛苦。那麼多行李，人家幫忙搬，救了大急，總覺 得五美元拿不出手。特別是看人家一點笑臉沒有，覺得人家幹這份苦力是很受委曲 的。同樣是人，憑什麼人家為我干苦力，我悠哉悠哉地跟著後面走呢？這種感覺一 上來，手頭鬆了。 一到東京的成田機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們一出機場，就是ｌｉｍｏｕ ｓｉｎｅ ｂｕｓ車站。我把行李交給售票員，妻子告訴他那件不能壓，他畢恭畢 敬地說沒問題，隨後指示身後的搬運夫將行李擺好。車來後，那個搬運夫開始將所 有乘客的東西往車一搬。 我眼睛緊盯著這兩個搬運夫，一方面是初來日本對日本人好奇，一方面也怕 他們把我的行李放錯地方。畢竟有幾十位乘客，行李攤了一地，售票員僅對這兩個 搬運夫有簡短的交待。此時的紐約雖已十分涼爽，東京卻是酷暑異常。兩位搬運夫 手腳極快，又十分小心，在眾多的行李中，他們準確地認出我那件怕壓的行李，輕 手放到別的箱子之上。幾分鐘下來，兩人已是大汗淋漓，然而卻是興高彩烈。他們 並不和顧客直接打交道，沒必要對顧客賠「服務性的笑臉」。看著他們的笑臉，聽 著他們吆喝，你真相覺得他們很知足，是在高高興興地幹活。比起ＪＦＫ的那個腳 夫來，他們的工作繁重得多，艱苦得多，可美國人臉上那種壓抑和不快，在他們那 裡無影無蹤。讓我不禁想起羅素當年在中國坐完轎子後的感慨。東洋人和西洋人， 確實真有些不同。 在美國，進餐館，住飯店，從出租，甚至理個發，無處不需付小費，額數無 一定之規，全由當地的習慣的品性而定。在日本，一切服務人都明碼標價，根本無 小費的概念。我們中國人學美國學得快，一開放，小費也盛行於大飯店這類的高級 服務設施。很多朋友賞獨，付小費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勢。看看中國的情況，也確 是如此。試想：昂然走進豪華飯店，甩給「下人」幾個小錢，多麼神氣威風！然而 以我個人在美國的經驗，我反而覺得付小費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平等的關係。 對方為你提供服務，這本來是他或她的本職工作。可是除此之外，你總覺得人家與 你是一樣的人，不僅僅就是個「幹活的」，人家幫了你忙，就像朋友幫了你一樣， 你總要表示謝意，給點小費，雙方是平等的。當然我不是說美國的小費全體現著平 等的，但到少可以說，美國拿小費的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比日本不拿小費的服 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關係要平等一些。 然而，平等有平等的代價，小費有小費的麻煩。比如作為外國人，進了美國 餐館該付多小費？１０％還２０％？午餐與晚餐的小費比例有何不同？理個發到底 給不給小費？外國人怎麼會搞得懂！結果該付不付的時候有，付冤枉錢的時候也有 比如在機場坐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ｅ ｂｕｓ。剛來美國時是付錢給司機，按學校發 給留學生的旅行手冊上的建議，我多付幾塊錢，作為小費。兩年後回國，回來時再 搭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ｅ ｂｕｓ，規矩已變，我卻不知道，誤把車站的賣票小姐認 作司機，照例多付幾塊錢。不想那小姐看看我，再看看我身邊的兩大書箱子，冷冷 地說：「這種箱子按規定是不能運的。」我一下子緊張起來：「我上次就帶著這種 箱子來的，沒有人告訴我不能運，我實在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她則不動聲色地說 ：「好了，這次我就讓你上車了。」我千恩萬謝。事後才想明白，她是個售票員， 不過是走過來賣一下票而已。但拿了不該拿的小費，心裡不踏實，錢又不想退，於 是急中生智，先給我這個外國人創造點小麻煩，隨即又表示放我過去，讓我覺得她 幫了我，付點小費理所應當。我們之間是不是有點「平等」得過分呢？ 在日本，這種麻煩一點也沒有，即使你是個外國人，日語一句不會。服務者 對被服務者永遠是任勞任怨，甚至低聲下氣。人們覺得他們就是「幹活的」，他們 自己也覺得「我吃這碗飯，掙這個錢，就得把人伺候好。」他們絕對不會給你一種 他們與你是平等的人，幫了你忙，你得另外表示些個人之間的謝意這類感覺。一句 話，他們比起美國的同行來，要「安分」得多。 我一向把「人人平等」奉為一個人類的最高理想和價值觀念，也一向認為美 國社會在這方面遠較日本社會優越。可是從日本看美國，「人人平等」的價值在社 會中運作中所帶來的問題，又清清楚楚地凸顯出來。日本和美國都號稱是中產階級 的社會，享有一人一票的平權式民主。但在日本人心裡，人從來是不平等的。學日 語，一開始就得學怎用敬語和謙語。你碰見任何一個人，首先要迅速確定他的身份 應比你高還是低，用日語來說，就是「目上」還是「目下」（即應往上看還是往下 看），然後決定用什麼語言說話。這裡除了客氣之外，更多反映著一種階層感。在 這一階層的等級秩序中，日本人大多各安其位，一句話：認命。 美國人不認命。美國人相信人人平等。掙二十萬的和掙兩萬的全自認為自己 屬於中產階級。但實際上，掙二十萬的和掙兩萬的人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正國為美國人的平等意識根深蒂固，面對社會上實際的不平等時，絕不會像日本 人那樣心平氣和，而是感到憤怒和不平，結果常常是不安於本職。在美國，低工資 的人提供的服務常常非常之差。 以醫院為例，進美國的醫院，醫生非常之好，有責任心，關心人，親切耐心 ，護士大多也笑瞇瞇的。可是前台那些接電話、管收發的秘書，常常是脾氣最壞的 。一次一位朋友去校醫院，到了前台，剛想開嘴，檯子後面的秘書就冷冷地甩過去 一句：「等一下，」眼睛也不抬，直盯著計算機屏幕，繼續干自己的事。我的朋友 偷偷地移移身子，換個角度，瞟了一眼計算機屏幕，才發現她在玩電子遊戲！從這 位秘書的角度看，她和醫生一樣是平等的人，憑什麼人家掙十幾萬，她掙二、三萬 ？憑什麼她要聽人指使？她當然沒好氣兒。 美國是個自由競爭的社會。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平等與自 由之間，有著一種微妙的平衡。本來，美國人是堅信這兩種價值，堅信美國是一塊 自由的土地，大家都有平等的機會，只要努力，就會有好結果。不久前一位歷史學 家談到大蕭條時代，說當時的紐約，每個週末都要把七八萬人送到大體育場看足球 ，看完後，這些人被告知自己已失去了工作。這樣的節目周周不斷。而當時的美國 ，一般是一個家庭只有當爹的出去工作。這意味著在這麼一個體育場，每週幾萬個 家庭沒了飯吃。這位歷史學家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個時代，為什麼 沒人造反？結論是：當時人們信奉自由的神話。因為自由，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機會 ，大家要自己對自己負責，不該怨天由人。以筆者的眼光看，這與清教倫理中那種 「命定說」－－即誰是上帝的選民為命中注定，自己不能選擇的理論－－怕是不無 關係。換句話說，當時的美國人也在某種程度上「認命」。 然而，時代在變。對自由與平等這些價值，應有一些創造的新解釋，否則會 漏洞百出。首先，傳統的自由與平等的價值，常常只站在勝者的立場上說話，不太 考慮挫敗者的處境。自由競爭，就必然有勝有敗，即使大家享有機會平等。勝者自 然會熱烈擁抱自由與平等的意識形態，那麼敗者該如何想呢？東洋的社會倫理能讓 敗者安於其位，美國的價值觀念能嗎？其實這也是羅素在問的問題。特別是，隨著 社會的現代化，在許多領域勝者越來越少，敗者越來越多。比如在上個世紀，美國 各地的酒吧中，都雇歌手唱歌。現在，有了ＣＤ，有了大屏幕放映機，各酒吧只要 放映麥克爾傑克遜的演唱會就夠了。在這裡勝者只有一個，即傑克遜。他擁有上個 世紀任何歌手所不能想像的財富，但代價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二流歌手失了業， 成了敗者。這種酒吧的變化，代表著目前美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側面。敗者越來越 多，貧者越來越貧，勝者越來越少，富者越來越富。那麼，這些敗者們，能在傳統 的自由、平等的價值中找到什麼安慰呢？ 其次的問題是，如今的美國已不像二百年前，無限的原野，無限的邊界，無 限的機會。如今美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根深蒂固，新的發展空間已不太好找。 過去擺攤做小買賣，你可視自己是未來的商業巨頭，現在只不過剛剛起步，只要有 富蘭克林式的刻苦勤儉，將來必定出人頭地。如今，哪個小攤販會相信自己有朝一 日會和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Ｓｈｏｐ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決一雌雄呢？不錯，在象 計算機這樣的新興行業，靠一台計算機起家的巨頭層出不窮。但有多少人有比爾蓋 茨的天分與訓練呢？如今大家真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享有平等的機會嗎？ 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在戰後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如今人們總喜歡漫畫式地描 繪冷戰的結果，認為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社會主義土崩瓦解，只剩下奄奄一息的古 巴、北朝鮮。其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有 著深刻的影響。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社會福利系統的產生和發展，和美蘇冷戰、兩種 社會制度的競爭所帶來的刺激密切相關。社會福利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 ，其實是對古典自由競爭的理論和價值的一種挑戰。人們對傳統自由平等的價值的 「勝者的版本」已提出懷疑。對社會平等，甚至結果的平等，已有比過去更多的期 待。 以上諸種變化，使西方傳統的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觀念，在實際運作中，面臨 一種「創造性轉化」之必要。如今在美國，我們可以處處感到這種轉型的惶惑和痛 苦。比如美國勞工組織對自由貿易的抵抗，便是其中的一例。美國的勞工相信自由 平等的價值，但不願接受這種價值所帶來的結果。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正在成為敗者 ，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控制。結果在貿易問題上，希望把第三世界勞工擺動在一個 更不平等的位置上，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美國接受低工資的人提供的服務， 你時時會感到對方有一種不平之氣。而這種不平之氣，常常會宣洩到你這位與他（ 或她）素不相識的消費者或顧客身上。 我所在的大學，前幾年工潮不斷。參與者主要是工友和秘書層。一次，我隨 一位本科生去他所在的學校宿舍食堂吃飯，飯難吃得實在進不去嘴。這學生對我說 ：「你能相信嗎？做出這種飯的廚師年薪要５、６萬，可他們還是要鬧罷工？」本 來，寄宿學生每餐都必須在學校食堂吃，去不去都要付錢，而且價錢比街上的餐館 高。學生當然不滿。於是學校決定打個小活口，允許學生每月去校外吃幾頓，不必 再向學校食堂交這幾頓的飯錢。這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換換口味的角度，都是 學生求之不得的改革。誰知工會一下子被激怒，認為是搶了他們的飯碗，仗著人多 勢眾，包圍幾家當地餐館，騷擾人家的生意。其實，那幾家餐館多為移民所開，在 那裡打工的人比學校的工人們掙得少得多。我幾次質問一些支持工會的研究生：既 然工會的人因為工資低而罷工，那麼他們有什麼理由去砸比他們還窮的人的飯碗？ 」對方只能閃爍其辭。其實，看見自己學校工會的行為，我一下就明白為什麼美國 的勞工組織要挖空心思阻止中國、甚至非洲的產品進入美國。 我所在的學校的校刊上，曾刊載過一篇一位參與罷工的職工的生平事跡，讀 來頗有興味。這位女士自稱從小也有自己的夢想，即加入美軍，幹一番大事業。不 想一上高中就談上戀愛，隨後生孩子，連高中也沒讀完。隨後為生活所迫，不停地 打工，同時接著生孩子。後來終於和孩子的父親結婚，不久又幸運地被大學僱傭， 收入倍增。可幹了幾年後，她不甘於呆在大學職工的底層，於是參加罷工，為自己 爭取一個擁有更好生活的權利。 我並不想重複「無產階級是只會生孩子的階級」的濫調，我自己也希望中學 時代就有些浪漫的經驗。可是，上高中時生起孩子來，並因此畢不了業，由此所產 生的後果，應該由自己承擔。沒有技能，缺乏教育，自然在平等競爭中嘗不到甜頭 。而美國這些低收入低教育的階層，一方面相信平等，覺得自己和別人一樣有權利 過好日子，一方面在平等競爭中挫敗後，嚥不下這口氣，不願甘居人下，結果連手 頭有的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不好好幹。如今全球一體化，貿易壁壘崩壞，這一問題更 突出了。全球一體化，意味著世界各地的人競爭的起點相對平等化。有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工作倫理，更願吃苦的第三世界勞工，和美國勞工干同樣的活，當然要搶 美國人的飯碗。憑什麼一個第三世界的Ｐｈ.Ｄ.要比一個中學也上不完的美國人收 入少呢？全球真平等了，美國的一大部分人就成了失敗者。可這些挫敗者，在傳統 的平等的價值觀念中，找不到依托，因而無法在社會中成為建設性的力量。 任何社會，都有大量簡單勞動需要人去認真做事，而且工資不會高。幹這些 事的人，自然大多是在向上爬的競爭中挫敗的人。而傳統自由平等的意識形態，總 是引導人往勝利者的方向去想，缺乏敗者的價值。而日本的文化中，就有敗者的價 值。人們挫敗了以後認命，承認自己「不是那塊料」，幹不了複雜、高薪的工作， 於是去幹自己能幹的事，而且本本分分，認認真真。我這裡不是鼓吹恢復江戶時代 「兵農分離」，士農工商各守其職，不得僭越的凝固的社會等級系統，我想指出的 是，任何社會都應為「敗才」提供一套價值體系，使他們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找到 意義。 在日本住長了，你常常會困惑：為什麼這群平庸的人，能如此發跡？日本是 世界第二大經濟國，有一億左右的人口規模，如果是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那不 知將造就多少一流的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可日本戰後幾乎沒造就什麼有世界影 響的學者，除了在文學藝術上有些天份外，其他方面表現平平。接觸是日本人，也 總覺得對方笨頭笨腦，聰明人實在不多。那麼怎麼解釋日本的奇跡呢？我一位在日 工作七、八年的建築師一語道破了其中的奧妙：「美國的社會理想，是通過自由來 保證人們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結果聰明人總是出人頭地。美國因此成了有才能的 人冒險創業的樂園。日本不同，日本的社會理想是保證最低能的人，也能跟得上社 會的運轉，為社會作出貢獻。」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笨的人總比聰明人多。日本的 聰明人少，不是日本人不聰明，而是聰明在這個社會中多餘。比如我開始在事務所 搞設計，手總是比我的頂頭上司快，活兒幹得漂亮。結果呢，我並得不到好處。那 位頂頭上司最後警告我，他可是日本的高級建築師呀。意思是，我一個初級外國雇 員若是幹得比他快，是對他的不敬，是讓他難看。結果呢，我只好裝孫子，慢慢打 太極拳。時間久了，原來的銳氣也沒有，似乎真變笨了。這個社會，不知這樣消耗 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可是，這種笨人的社會有它的效率，因為大多數不那麼聰明 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為社會作出貢獻。 日本人貌似平庸，可對作為世界老大的美國，一直是嘴服心不服，特別是受 過教育的日本人。原因也很簡單。看看幾個數字：日本人口為美國的一半，全擠在 一塊還不及加洲大的國土上，資源是美國的幾十分之幾，發展起點也低得多。可是 ，目前美日經濟的人均產值基本是同一水平。提起美國，日本總感歎說：「真是大 呀！」這句話裡的不服常常多於羨慕。他們心裡想的是：若我們有那樣的條件，會 幹得比美國人好多了。看看日本的現實，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確有他們的道理。為什 麼平庸的日本人組成的社會，要比創造性十足的美國社會更有效率呢？以筆者之見 ，日本的文化中有敗者的價值。敗者不僅不是社會的負擔，反而能為社會作出積極 的貢獻。 一個週末，我與妻子帶著孩子搭乘橫濱的沿海海線列車去看水族館，發現全 程要走一個小時的沿海線原來是無人駕駛的列車，從買票進站到下車出站，看不見 一個服務人員，想想如同未來世界。可事後再一想這種無人列車，在技術上很簡單 ，遠比不上航天飛機、生物工程之類的高精尖項目。然而，這麼長的的一段里程， 無人看管，但秩序井然，車內站台，乾乾淨淨，無人破壞公共秩序，無偷無搶、無 人騷擾婦女，更無暴力兇殺，出站口只用一個一步跨過的欄杆與外界隔開，也沒什 麼人逃票。這種大都市郊區的無人駕駛列車，與其說是一個技術奇跡，不如說是一 個社會奇跡。要知道，這是在日本忍受了十年的經濟衰退之後的情景，日本的敗者 ，似乎並沒有出來搗亂。 去年底，《紐約時報》的一篇世紀之交的評論頗為得意的指出，日本近年的 衰退與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說明說明美國社會雖然有較高的犯罪率，但美國的自由 顯然帶來了更多的創造性和社會進步。然而，同樣的《紐約時報》的另一篇評論指 出：目前世界的在押犯人中８０％是關在美國的監獄裡。而一個犯人在監獄時關一 年，按９０年代初的數字，費用是３萬至４萬美元。也就是說，關一個犯人一年的 消耗，夠送一個孩子去哈佛、耶魯讀一年大學。 在某種意義上，美日社會之優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勝者所創造的財富 ，夠不夠抵償敗者所帶來的負擔，而日本敗者所為社會作出的貢獻，夠不夠彌補在 這個社會中被埋沒的聰明才智。目前看來，美國的富人，似乎既有錢送自己孩子進 名校，又有錢送他人的孩子去監獄。所以才有人在《紐約時報》上歡呼，犯罪率即 使高一點，只要經濟向上走，就還是美國棒！然而，美日社會中得失的天秤，過幾 年也許又會有不同的傾斜法。我們中國的文化人，在考慮中國文化的重建時，還是 應權衡優劣，博采眾長，不要只是認準了幾條空洞的竭盡識形態。更明確地說，中 國人對美國有時崇拜過分，對日本瞭解太少。八十年代的啟蒙明星們意識全力剿殺 傳統的道德與價值觀念，甚至覺得現代社會不需要什麼道德感，以為這便是「西化 」。如今社會禮崩樂壞，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沒學會，傳統社會那種安分守已的老 實勁頭也丟得一乾二淨。雖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早已是人心不古。反觀日本，雖是 世界第一流經濟強國，卻還能維持田園式的民風淳樸，甚至相當多的地區還依然名 付其實的「夜不閉戶」。不管你對日本愛也好，恨也好，對這一點你不能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