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五) (俄國)瓦列金·別列什科夫 薛福歧 譯 劉木月 校 第四章 策反黨衛軍軍官 4-5、在斯大林身邊工作 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的職務，莫洛托夫 則是副主席並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員的職位。莫洛托夫的辦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宮人 民委員蘇維埃大樓的二樓。緊挨著，在樓道的拐角處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辦公室， 當時他還兼任人民委員蘇英關係助理。當1941年七月底，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哈里· 霍普金斯飛來莫斯科時，我也在列寧格勒大街中央機場迎接了他。不過，他跟斯大 林的談話是利特維諾夫翻譯的。兩個月之後，由比維布魯克爵士和阿維列·哈里曼 率領的英美代表團到訪時，這項工作才交給了我。 後來，哈里曼杜撰出關於我出現在斯大林辦公室的一則笑話：一開始，蘇 方翻譯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譯是查爾斯·波萊恩，美國駐蘇使館的三秘。由於他名 字的諧音是俄語中的「生病」一詞，哈里曼每次帶其他翻譯來時，喜歡用俄語重複 說，「波萊恩病了」，這總會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譯時出現了一些困難，於是波萊恩便開始幫他。斯大林不喜 歡這樣。他對莫洛托夫說：「為什麼要美國人糾正我的翻譯？這樣不行。維亞切斯 拉夫，那個翻譯跟希特勒談判的年輕人在哪裡？叫他來幫幫我們。」 「可他是德語翻譯……」 「沒關係，我告訴他，他將翻譯英語……」 就這樣，我出現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並成為他的私人翻譯。 據說，英國議會無所不能，唯一不能的是把男人變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 尖刻地諷刺了「偉大領袖」的威嚴。 實際上，我第一次見到斯大林，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末為歡迎比維布魯克 -哈里曼代表團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點的時候，客人們集中在與 葉卡捷琳娜大廳相連的一個房間裡。大家都在等著斯大林。終於，一扇高高的門打 開了，但這並不是他，而是兩個警衛軍官。其中一人停在門口，另外一個則站在對 面角上。又過了大約十分鐘。大概這裡有特定的意義：「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現 的時刻，以便使人們更加迫切。 丘吉爾回憶道：「斯大林一直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當他進入雅爾塔的會議 廳時，所有的人，似乎是一聲令下，都站起來了，雙手貼著褲縫線。」有一次，英 國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來。可是，當斯大林進來時，「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將他從 椅子上提了起來。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當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後，丘吉爾在英國 下議院就斯大林誕辰八十週年還發表講話說：「對俄國而言，在面臨巨大考驗的年 代有斯大林這樣一個英明和堅定的領袖領導國家，實在是個大幸。」 門再次打開，斯大林進來了。看了他一眼之後，我感覺到似乎受到了電擊 。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識之中早已形成的那個斯大林的形象。他個子中等偏低，十分 消瘦，長著土色而疲倦的一張麻臉。軍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條胳膊長，另一 條胳膊短—手幾乎整個藏在袖子裡。難道這就是他？似乎是被偷換了的他！ 從童年時代起，教育就使我們認識他是一個偉大而智慧，預見萬事，無所 不知的領袖。從畫像、青銅塑像、花崗岩石像以及節日遊行中的巨幅畫像裡，我們 習慣於看見他君臨萬眾。於是，少年人的想像中描繪出了一個高大挺拔，幾乎是神 話般的人。而原來他是這個樣子，不好看，甚至不顯眼。但與此同時，他出現之後 所有人都不做聲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過招呼。他的 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氣無力。 當時，是戰爭最艱難的時候。希特勒軍隊已經深入蘇聯腹地，打到了列寧 格勒，基輔，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進。被迫不斷後撤的蘇軍部隊往往連沙皇時期的 火槍都沒有。我曾經親身參加過莫洛托夫與守衛莫斯科的一支部隊指揮員的談話。 後者抱怨說，他手下五個民兵才有一枝步槍，所以請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瞭解 情況，斬釘截鐵地說： 「步槍沒有，叫他們用瓶子打仗吧……」 當時就產生了聲名遠揚的「莫洛托夫雞尾酒」—裝滿混合燃液的瓶子。民 兵戰士藏在塹壕裡等著坦克，然後，當坦克走到他頭部位置時，跳起來將瓶子投進 排氣管。如果投進去的話，坦克馬上就會起火，但緊接著第二輛坦克的槍口就打死 了這個大膽的人。就這樣，數萬民兵犧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許多的朋友。 慘敗，大片領土失守，數百萬人被俘及犧牲，儘管斯大林對人的生命十分 鄙視，但這些不能不給他的面貌打下印記。尤其使他苦惱的是另外一樣東西：自己 對臨戰局勢估計的失誤。他對所有的預警都沒有理睬，因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 會開戰。前不久他還讚賞希特勒，而現在，則不能原諒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領袖」 在全世界面前顏面盡失。這個奧地利上等兵把「絕對正確的斯大林同志」像個小孩 子一般玩弄於股掌之間！斯大林無法忘記這種屈辱和經受過的恐懼，現在比從前變 得更加多疑。甚至在人民委員蘇維埃的大樓裡，兩名警衛與他形影不離，連他每次 到莫洛托夫那兒去也都帶著這支衛隊。 有時候從人民委員的秘書處，拐彎要走到自己的房間時，我看見從相反方 向的那個角里出現熟悉的警衛。每次這都使我感到慌張，那不是恐懼。我知道這樣 的相遇對於我個人不會有什麼事情，但是總會出現難以抑制的下意識，要躲藏起來 。因為幾秒鐘之後斯大林就會出現。思想在激烈活動，怎麼辦？返回秘書處或者快 快跑到自己的房間裡藏在門後？也許藏在遮住朝內院的大窗戶窗簾後面？可是，如 果斯大林發現有人躲在這裡，會把我當作罪犯，他會想這是做賊心虛。因為甚至當 談話的對方沒有看著他的眼睛時，他都可以把這個表情當作是謀反：「為什麼您的 眼睛東張西望？」—這樣一問，往往可以決定對方的命運。 當我在心裡掂量了各種辦法並且明白不再有時間時，我一般就背靠牆等著 一行人緩緩走過。我精神飽滿地說：「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聲，用手臂一個的細微動作回答我的問候，然後轉彎過去。現在我 可以鬆一口氣了。什麼也沒有，可為何每次遇到這種情形都會如此緊張呢？ 此外，每次當領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貝捨夫或者他的某個副手預先告訴我， 說馬上要跟美國人談話而且要我作翻譯時，我也會出現神經緊張。但這裡我有解釋 —馬上要進入神殿，於是神經高度緊張，想要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滿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邊—作了外交人民委員蘇美關係助理。那時的 克里姆林宮對公眾是關閉的。但我有一張通行證，「到處」可去，除了大樓上斯大 林的那一翼。去那裡每次都要辦理通行證。 在斯大林的辦公室裡，總是一種幹練、安靜的氣氛。秘書處旁邊有一個小 房間，我一般在那裡等待客人已經通過斯帕斯大門的訊號，描著鮮艷花朵的黑色托 盤上放著杯子和礦泉水，挨著牆是一排簡單的椅子。有些書的作者現在斷言，在領 袖辦公室門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檢查，說什麼椅子底下安 裝了電子儀器，檢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沒有這回事。首先，當時根本沒有什 麼電子系統，其次，我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幾乎四年時間裡，從來沒有被搜身，甚 至根本就沒有經過任何特別的檢查。不過，在1941年底特別緊張的幾個月裡，由於 擔心城裡有空降的德國特務，給我們每個人都配發了手槍。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 「瓦爾特」，很容易藏進口袋裡。每天早晨六點左右下班的時候，我從保險櫃裡把 槍拿出來，然後去鐵匠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大樓，在那兒的地下室裡可以稍事休息 ，對時時響起的空襲警報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還是一片漆黑。不過， 常常會碰見衛戍司令部的巡邏隊檢查證件。可是當時也完全有可能遇見德國武裝突 擊隊員。到克里姆林宮上班之後，應該將武器放進保險櫃。但是去見斯大林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檢查過我有沒有帶武器。 我觀察斯大林，完全局限於譯員這一的特殊工作性質。我見過他跟外國人 客在一起，扮演著慇勤好客主人的角色。當值班軍官通知說，外國客人已經通過了 斯帕斯大門，數分鐘之內他們就會到達時，我穿過秘書處，那裡一般坐著波斯克列 貝捨夫，以及警衛的房間到斯大林的辦公室。那裡經常有幾個人穿軍裝或者便服的 人，辦公室門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領袖的主要警衛員伏拉西克將軍在打盹。他利用每 分鐘來打盹，因為晝夜都在「領袖」的身邊。我不經通報進入辦公室，一般都會碰 見有人：政治局委員，高級將領或者部長們。他們坐在長桌旁，手裡拿著筆記本， 而斯大林則在地毯上走來走去。其時，他要麼聽人匯報，要麼在談自己的看法。我 的出現是一個特別的信號：該結束會議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會說： 「美國人馬上就到。我們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紙筆，站起來，然後離開辦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 來。斯大林與外賓談話時他都在場，只是幾乎不參與談話，基本上不說話。有時， 斯大林就某個具體問題會問到他，叫他的名字「維亞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在有 人在場時嚴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應該承認，雖然有許多令人厭惡的地方，但斯大林還是善於迷住談話的對 方。毫無疑問，他是個出色的演員，善於製造出富於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這 麼一種形象。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周，當時人們覺得蘇聯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 裡·霍普金斯在內的所有的外國高級訪客都非常悲觀。可是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 們卻充滿信心，認為蘇聯人民將繼續戰鬥並最終取得勝利，實際上我們的境況卻非 常危險。敵人不可阻擋地向東部推進，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裡。那麼，是 什麼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維布魯克以及其他有經驗的、抱著懷疑態度的 政治家們改變了各自的觀點？只有跟斯大林的談話。儘管局勢看起來不可救藥，但 他善於營造一種隨意、安詳的氣氛…… 在永遠都很安靜的辦公室裡，隱約傳來克里姆林宮鐘樓上自鳴鐘的聲音。 「主人」本人則表現出善意待人，穩穩當當。使人覺得這間屋子之外什麼戲劇性的 事情也沒有發生，沒有什麼事情驚擾他。他有許多時間，他甚至願意談一個通宵。 他的對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經採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橋樑和政府大樓下正在佈雷 ，已經建立了首都地下黨委，給其未來的工作人員發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證件，而 讓他們覺得無憂無慮的克宮「主人」心裡正在盤算著政府緊急撤離到安全地帶的各 種安排方案等等。戰後斯大林有一次坦白心跡，他承認說當時是絕境。可現在，他 牢牢地將這些藏在親切的微笑和給外人看的鎮靜後面。談到紅軍和工業的需要時， 斯大林說出的不僅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製造飛機的金屬鋁，還有各種企業的 設備，整座整座的工廠。起先客人們感到困惑不解：設備的運輸和安裝，組織生產 需要數月，如果不是數年的話。 因為西方的軍事專家們斷言，蘇聯的抵抗在最近四五個星期之內就要崩潰 。怎麼可能談得上建設新工廠？甚至給俄國人武器都太冒險—因為有可能會落到德 國人手裡。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廠，也就是說，他掌握著西方民主國家裡的專家 和政治家們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莊嚴寧靜的態度，以及他向霍 普金斯的聲明，即如果美國人運送金屬鋁過來的話，蘇聯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 。毫無疑問，斯大林更清楚真實情況！於是，霍普金斯，比維布魯克，哈里曼向丘 吉爾和羅斯福保證說，蘇聯會堅持下來，所以有必要給堅強的蘇聯提供軍事物資。 斯大林假裝有把握，但幸運的是，他是對的。同樣的，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英 國外相安東尼·伊登參觀完畢莫斯科近郊戰線之後，他聲明說： 「俄國人已經兩次到過柏林，還會有第三次……」 頑固的斯大林分子們可能將這個預言看作是領袖高瞻遠矚的見證。但是我 認為，他不過扮演了一個樂觀者的角色。在小圈子裡，那時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認說 ，「列寧的成果已經損失殆盡了」，災難無法避免。他用假裝出來的精神飽滿掩蓋 著對人民的不信任，鄙視地將向他鼓掌的人群稱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 不喜歡、讓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萬兒女的生命，使他的預言成為事實。 斯大林對我的態度平和而冷淡。有時我會覺得，他透過我看東西，對我視 而不見。我們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親自從兩個譯員中選一個。有時要跟美國 人談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國人談時，則要我去—雖然美國屬於我的職責范 圍，而英國由巴甫洛夫負責。也有過這種情況，即一連數周，不論是跟什麼人會談 只叫我們兩人其中的一個。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倆都很不自在，每個人都神經 緊張，猜不透什麼地方使「主人」不喜歡了，什麼使他不滿意了。但過後一切恢復 正常，對我們沒有做任何批評，而我們也沒敢問清楚。也可能這是一個小小的遊戲 ，使我們始終緊張，保持在「健康競爭」的狀態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別。曾經有人講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紅軍政治部主任 梅赫裡斯向總司令抱怨說，某元帥幾乎每週換一個前線妻子。梅赫裡斯問該怎麼辦 。斯大林表情嚴肅但沒有回答。梅赫裡斯以為斯大林正在考慮嚴懲的措施，開始為 自己打小報告而後悔了。但是，總司令卻帶著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我們應該 羨慕才是……」 還有，戰爭期間，斯大林時不時會用同一個問題煩擾另一個元帥：為什麼 一九三七年他沒有被逮捕？元帥還沒來得及開口，斯大林嚴厲地命令說：「可以走 了！」這樣直到戰爭結束之前重複了好幾次。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元帥的妻子都為 丈夫準備一包棉衣和麵包干，以為丈夫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亞去。終於到了勝利日 。斯大林在將領們的圍繞下發表講話： 「我們曾經有過艱難歲月，也有過勝利的歡樂，但我們始終會開玩笑。是 不是，元帥……」—然後他說出那個不走運的「玩笑」對象的名字。 在給駐倫敦和華盛頓大使起草電報時，我往往會出現困難。電報草稿一般 在會談結束之後，斯大林還在場時，馬上要準備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習慣，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見外交官的時間一 般都很晚，有時甚至在黎明時分。會談一般進行兩三個小時，但電文卻不能超過兩 頁。口述完畢，我再次來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後便 簽發了。但也有的時候，他對我的草稿不滿意。這使他生氣。當然，他並不粗魯， 只不過責備說： 「您在這坐著，翻譯著，都聽見了，可什麼也沒明白。難道您寫的這些是 重要的嗎？最重要的在於……」 不過他知道，我已經盡力了，但沒做好。所以，用簡單的一句話「再來一 遍」打發我沒有意義。他會說：「拿筆記本，作記錄吧……」然後逐條口述自己認 為重要的內容。 這樣起草新電文便十分容易了。不過，每次發生這種情況時，心中的不快 之感久久揮之不去。 莫洛托夫對待自己的直接下屬平和，冷淡而禮貌，幾乎從未提高聲音說話 ，並且從未用過粗話，而這一點當時在「領袖們」的圈子裡司空見慣。但有時，如 果某個年輕的外交官不能有條理地匯報駐在國的情況，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頓，被 訓斥者會嚇昏過去。那時，莫洛托夫再用冷水噴這個可憐人，叫來警衛，把他抬出 到秘書處的辦公室，然後我們大家七手八腳在把他弄醒。不過一般也就到此為止。 闖禍的人揣揣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幾天，然後返回自己的崗位，此後也往往會得到職 務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某種寬容，因為這些人畢竟缺乏 經驗，而他自己親自參與了挑選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對這些人承擔責任。任命不 久之後再撤職，這樣會被「主人」理解為外交人民委員會人事工作中的嚴重不足。 不過有時莫洛托夫認為有必要採取激烈而強硬的措施。一九三九年八月與 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新任駐德國大使成了什克瓦爾措夫，此人以前是一家 紡織研究所的所長，被區黨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當莫洛 托夫到柏林與希特勒談判時，他首先召見了什克瓦爾措夫瞭解政治局勢。可是後者 的報告是那樣的平庸，經過十分鐘談話之後，人民委員便叫他收拾東西回家。過後 不久，傑卡諾佐夫被任命為蘇聯駐德國大使，並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員一職。而 嘗到了國外生活甜頭、在國內苦於紡織行業平淡無味的什克瓦爾措夫，戰爭期間再 三寫信給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國的危難時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經驗」。這些 便函當然直接進了垃圾箱。 如果由於行政系統造成的疏忽或者缺點，斯大林發出指示要求「懲辦責任 人」，那麼就應該立即找到犧牲對象，甚至無須進行長時間調查。而那些引起領袖 哪怕小小不滿的人，則會被無情地處置。 我回想起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給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需要立即 答覆。但是，過了一天，兩天，三天，美國方面什麼也沒有。莫洛托夫派我進行檢 查，看看電報是否在途中耽擱了。負責傳遞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員會密電司司 長，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詢，然後通報說，電報順利到達了我方責任區的終 點。接下來是美國人看管線路，由於從他們哪兒沒有收到任何信號，所以應該認為 ，一切正常。不過我還是要求向美方問詢。原來，在他們一方發生了故障，因此電 報遲了兩天才到華盛頓。考慮到戰爭時期可能出現任何問題，於是我得出結論，沒 有發生事故。我這樣向莫洛托夫作了匯報。 「這是誰的錯？」—他嚴厲地問。 「顯然，沒有人出錯，至少我方沒有人出錯……」 「怎麼是沒有出錯？那我給斯大林同志說什麼？他非常不滿意，下令調查 並懲辦責任人。可您卻在跟我說，沒有人出錯。您這個臭知識分子！」 我低頭站著，無言以對。 「您幹嗎跟個木偶似的站著！」—莫洛托夫怒氣沖沖地喊到，「叫維申斯 基過來！」 我飛也似地逃出了辦公室。 當時，維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員會第一副委員，但我們記得他是三十年代 政治案件時期惡名遠揚的總檢察長。他可是能夠找到責任人，我一邊想，一邊撥著 克里姆林宮內線電話。 維申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鐘之後他已經來到了我們秘書處。大家都知 道，維申斯基對下屬十分粗魯，讓周圍的人感到恐懼。但是，在上級領導面前卻是 極盡奴顏婢膝，巴結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員的接待室進來時也像是謙虛的化 身。顯然由於自己的孟什維克歷史，維申斯基特別害怕貝利亞和傑卡諾佐夫，後者 甚至在眾人面前罵他為「這個孟什維克分子」。雖然傑卡諾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員 ，而維申斯基是第一副手，並且具體負責處理與英美的關係，可是經常可以看到對 我國駐倫敦和華盛頓大使的問詢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傑卡諾佐夫：交待任務寫回電草 稿，親自簽署批示電報，而給維申斯基給一個副本，然後電報就發出去了，而維申 斯基從來沒有勇氣提出抗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場時，維申斯基更是異常恐懼。當這兩個叫他去時， 他進門時彎著腰，側著身，翹起淡黃色小鬍子巴結地一笑。 這一次也是這樣。我跟著他進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的，就像他所說的 「毫無價值的調查」結果進行報告。這對維申斯基是一個特別的信號，即他應該拿 出什麼樣的結果。當我再次說明，沒有找出責任人之後結束了匯報，莫洛托夫對維 申斯基說： 「斯大林同志要求進行調查並嚴懲責任人。這個任務交給您……」 「明白了，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可以走了嗎？」 莫洛托夫點了點頭。我把自己的報告交給維申斯基，他便無聲地從辦公室 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這時平靜地解釋說： 「每次失誤，一定有責任人。電報傳送只檢查我們一方，那又怎麼樣！是 誰立的這個規矩？應該檢查線路全程。是誰制定了這個不完善的規程？可是您卻說 —沒有責任人……」 過了不久，我們都知道了，密電司的司長被開除出黨，丟了工作。他從我 們的視野中永遠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給的任務—找出並嚴懲責任人—不折不扣 地得到執行。 莫洛托夫牢牢記住了這件事。他經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間來，他看 見我半開的保險箱之後，總是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看看吧，這個臭知識分子心底外露，保險箱不上鎖，桌子上亂七八糟， 進來看看吧。哎呀，這些俄國知識分子啊！……」 4-8、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發作 除了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書處在鐵匠橋的外交人民委 員會大樓裡還佔了整整一層。那裡也有人民委員的三間辦公室：會議室裡放著長條 桌和幾排椅子，辦公室裡有一張寫字檯，另外還有一張桌子，一般舉行人數不多的 會談。然後是一間帶小型洗漱間的所謂休息室。休息室內設有一張臥榻，可以在上 面小睡，還有一張小圓桌，桌上總是放著插滿鮮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 桃—這是莫洛托夫最喜歡吃的東西。新鮮水果每週幾次用專機從高加索和中亞運來 ，不僅僅和平年代這樣，戰爭時期也是如此。 最艱難的時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強能夠維持軍隊，千百萬蘇聯人靠微薄的 口糧吃得半饑半飽，克里姆林宮宴會和招待會上離奇的豐盛一直都使來莫斯科的外 國人歎為觀止。桌子幾乎承受不了各種吃食和飲料的重量。紅魚子醬，黑魚子醬， 熏鮭魚，淡水鮭魚，鱘魚，烤乳豬，乳綿羊和乳山羊，填餡火雞，成堆的蔬菜和水 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種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這些應該 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國的局勢並不那麼糟。 人民委員在鐵匠橋的秘書處裡，助理們的房間窗戶朝著院子。這個房間跟 後勤人員的房子挨著。每天早晨，經過我們門前，沿著走廊拿過去大暖瓶和食品籃 子，這是預備萬一人民委員在這兒吃午飯。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裡也照 此辦理。在政府保衛部門特科的嚴密監視下，有專門的農場和肉類廠為高級領導人 種植和加工專用食品。領導這件奧妙且被認為責任重大事情的，是來自內務人民委 員會「主人」的大廚師伊格納塔什維裡。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計地討 好他，最後給了他將軍軍銜。 在鐵匠橋的那幢大樓裡，有外交人民委員會的縫紉鋪。人民委的高級職員 憑一種專門的票證可以在這裡定做衣服。一九四二年，當時我已經作了莫洛托夫的 助理，我領到了兩張票，於是便定做了兩套西裝—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細紋淺灰色。 新衣服很快就做好了，一個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裝去上班。收拾好給人民 委員報告的文件之後，我進入辦公室，看見莫洛托夫穿這同樣的一套淺灰色細紋西 裝。我立即感覺到了這個巧合的難堪和不妥當。莫洛托夫相當不滿地看了我一眼， 並說： 「您真不該作跟我一樣的一套衣服！這叫怎麼回事？我們就像穿著制服去 接待外賓……」 事情搞成這樣，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縫鋪裡再沒有其他淺顏色的衣料，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這不是您的問題。那個蠢貨裁縫朱拉夫斯基在給人民委員建議流行的衣 料時，就應該想到的。」 午休時我換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後再也沒有穿過那一套灰色西裝。莫洛托 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條紋西裝。也可能就在那時，就開始考慮給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 作人員縫製專門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裡，我僅有一次看見他非常激動。那是在一九 四四年，瑞典代表團前來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就與芬蘭的合約進行談判。我跟此事 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我知道談判進行得非常艱難，瑞典人來往於莫斯科、斯德哥 爾摩之間的穿梭外交，從蘇方的觀點來看並未帶來預期的結果，芬蘭人堅決拒絕接 受蘇聯的條件。 根據種種情況判斷，當時蘇聯領導人真的想要解決與芬蘭的衝突，正在准 備在波蘭的大規模進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將在北方駐防的部隊騰出來，在突擊德 軍奧德河上和東普魯士的工事之前，加強中央集團軍群。與此同時，間諜情報顯示 ，裡賓特羅普前不久去過赫爾辛基，試圖說服芬蘭人不要跟蘇聯媾和，並許諾追加 軍事援助。報告說，又有一批德國新式武器和軍團到達芬蘭。所有這些都會延長與 芬蘭的戰爭，這是莫斯科所不願看到的。在最近羅斯福致斯大林的幾封信函中，華 盛頓也表示，願意看到在對芬蘭不太苛刻的條件下解決蘇芬衝突。蘇方已經願意放 棄芬蘭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堅持要移動邊界線，給蘇聯提供軍事基地，這樣 便在總體上符合一九四零年三月和談的條款。在這種條件下，芬蘭的固執就完全不 合時宜了。 已經記不得為何在斯比裡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樓裡舉辦招待會。來賓之中， 有駐莫斯科的外交官，蘇聯領導人，紅軍高級將領以及瑞典代表團。起先的氣氛是 彬彬有禮，非常優雅。幾個大廳裡，一些客人圍著放滿飲料和菜餚的長桌吃東西， 另外一些客人則手裡拿著酒杯，站在一邊說話。 我看見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進入紅色大廳。陪同他們的是外交人民 委員會裡職位次於科西列夫的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語，所以翻譯 那些不懂英語的外交官的談話。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閒的幾分鐘吃點東西。 突然，從紅廳裡傳來了喧嘩聲，聽見有人大聲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聲音 聽得很清楚。他結巴得很厲害—這意味著是什麼事情激怒了她。 我趕了過去進入大廳，看見美國、英國、日本、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使 ，以及瑞典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圍在人民委員的身邊。莫洛托夫動作很大打著手勢 ，這本身很少見，喊道： 「我們再也不打算忍受芬蘭人的固執了！如果這些混賬繼續固執下去的話 ，我們會將他們捻成灰！我們將徹底摧毀！不要以為我們頭腦簡單！我們知道他們 跟希特勒的陰謀勾當。沒人能糊弄得了我們！如果他們想打下去，他們會如…如… 如願的！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紅軍……」 助理和警衛們試圖勸阻大發雷霆的人民委員。有人在勸導他：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已經很晚了，您還得回克里姆林宮去… …」 「別攔我，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這些強驢會為自己愚蠢的固執而後悔的 。我們會收收收拾他們……」 客人們也許從來見過這種場面，驚訝小心地看著原來總是不動聲色的莫洛 托夫。我一開始也想著，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態。一切都是那麼怪怪地。我們終 於把他從客人那裡擠開，弄到走廊，然後走向出口。他一邊還在繼續喊著罵芬蘭人 ，當他被弄上車之後，還想要掙脫出來。 最終他在兩輛轎車的護送下走了。各國大使隨即立即離去了。他們顯然想 給各自的政府報告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關於消滅芬蘭的威脅。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將我叫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他情緒非常好，調皮地 笑著。 「您昨天出席招待會了嗎？」—他問道，不等我回答繼續說，「請詳細說 說事情的經過。」 我開始大致重複昨天所見到的事情。 「不對，」—他打斷了我，「照原樣子說，不要刪減。我說了些什麼，大 家的反應如何？」 我不好意思重複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幾乎逐字逐句說了一遍。 「我以為，客人們都被驚呆了，甚至嚇壞了，」—我結束了匯報。 莫洛托夫非常滿意。他讓我走時說，：「非常好，太好了」。於是我明白 了，昨天那齣戲是他特意表演的，而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協商過，或者乾脆是「主人 」想出來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興，很好地完成了領袖交給的任務。他把瑞典人 、然後是芬蘭人嚇壞了。美國人和英國人也被震驚了。現在，他們將向赫爾辛基施 加壓力。因為現在，任何人也不能懷疑蘇軍有能力快速解決芬蘭人，甚至佔領其全 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發」被當真的話，那只會更好。現在芬蘭人將會變得 好商量些了。 果真，瑞典人很快通報說，赫爾辛基願意進行認真的談判，過了一段時間 ，芬蘭代表團抵達莫斯科。最終簽訂了和約。 類似的政治手段在過去的外交史上並非罕見，而按照現代的標準可能是冒 險和不道德的。因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脅兌現的話，這會嚴重影響蘇聯與 英美的關係。經過了「冬季戰爭」的血腥經驗，斯大林毫無疑問地明白了，收服芬 蘭人並非那麼容易。這裡應該尋找這樣一個原因，即在獲得希特勒同意芬蘭屬於蘇 聯勢力範圍之後，他沒有給芬蘭準備波羅的海國家的命運。 莫洛托夫在退休之後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饒過了芬蘭……做得很聰明，沒有讓它加入我們的陣營。否則會有 一個長久的傷口……那裡的人非常執拗。那裡，哪怕是少數人也很危險。那麼現在 可以略微加強關係。正像奧地利一樣，沒能將其變成民主主義國家。赫魯曉夫把伯 克拉烏德給了芬蘭人。要是我們的話，未必會給……」 很顯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圖給芬蘭和奧地利準備東歐「人民民主」的 命運。但克宮的主子們沒能做到。所以，如果芬蘭人頂住莫洛托夫的訛詐的話，斯 大林也未必會下令佔領芬蘭。但那樣便會出現「丟臉」的危險，這也會是個奇恥大 辱。因為他已經被迫悄悄地將與古烏西涅的影子政府一九三九年秋天當著他與斯大 林的面簽署的不長久的「條約」藏起來。他以為蘇軍佔領了特裡奧卡之後，整個芬 蘭都會處在他的手掌心裡，但他失算了。不管怎麼說，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與莫 洛托夫可以說帶著高尚的目的冒了險：促使芬蘭人盡快媾和。這齣戲演成功了。雖 然也應該清楚的是，當時芬蘭人自己也得出了結論，是該跟蘇聯談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