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新的發展道路 ——訪中國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方圓 亞 衣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九日，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在美國紐約舉行，與這個 理論研討會緊緊連接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黨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中國社會民 主黨宣佈成主。該黨主席為劉國凱，從澳洲遠道而來的方圓擔任副主席兼秘書長。 三十四年前，方圓曾經在中國大陸創建過工人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簡稱「全紅總」），並因此坐牢十二年。兩年前，本刊曾經發表了題為「草根型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劉國凱的採訪記(見《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十月號，總第六十 五期)。為了使得讀者對新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有一個更為深切的瞭解，記者在本刊編 輯部輿方圓作了長談。 社會民主黨創建的思想準備輿組織準備 亞：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無論對海外民運還是國內人民的抗爭運動來說，都是重 要的事件。在向貴黨表示祝賀的同時，我想就讀者感興趣的有關社會民主黨和社會 民主主義的理念和政治實踐方面的一些問題向您請教。是否可以先請您簡略介紹社 會民主黨的創建過程？ 方: 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經歷了很長時間。一是理論準備，二是組織準備。在理 論準備方面，劉國凱主席作了很多工作。他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追求可以說是到了醉 心的地步。他的新作《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正是這種理論準備工作的一項重 大成果。中國從「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再到今天的貪污腐化，經過了三十 四年時間。計劃經濟的弊端以及市場經濟在專制條件下出現的弊端都一一暴露了出 來。對這種社會實踐的比較和思考，使許多朋友們認識到未來治國安邦需要社會民 主主義。就我個人來說，對社會民主主義早就「情有所鍾」。我從青少年時代開始 就接受了兩種教育——一種是家庭給的三民主義教育，另一種是學校給的共產主義 教育。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社會的認識，引起了當時還年輕的我的思索。這種思索奠 定了我嚮往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啟蒙思想，凱恩斯的「 人民資本主義」，近現代的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工黨布萊爾的新政策等等，在思想 理論上給我們提供的豐富營養。我們主張的社會民主主義應該說是更具有「中國特 色」——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源頭，不僅可以在中華民族先賢揭示的大同思想 中找到，而且中山先生親手創立的三民主義是二十世紀系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在組 織準備方面工作就困難得多。因為理論可以在書本中去鑽研，而組織上的準備就需 要進行串聯，這就要冒風險。鄧小平「南巡」以後，在大陸出現了共產黨變國產為 黨產，再變黨產為私產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它極大地、直接地傷害了草根階 層的利益。草根階層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在某種意義上得到過一些好處。而共產黨 用特權與金錢的結合的「圈地運動」對草根階層的再剝奪，促使了人們對「改革開 放」的再思考。我們這批人大部分在六十年代就參加過反抗中共官僚制度的群眾運 動。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獨立工會組織「全紅總」的成員。此後，許多朋友又成為七 九年「民主牆」運動的骨幹。還有的朋友在八九民運時再次捲入。遺憾的是這些朋 友的年齡都偏大，三十歲以下的朋友只有幾個。九三年開始，海外的一些朋友進入 大陸，和國內的朋友聯繫（王希哲出獄後在廣州開「僑聯珠寶店」時，我們派遣的 同志就與他聯繫過）。當時國內的朋友大多提出建立「中國工黨」。為什麼提出要 成立工黨？因為工黨這面旗子不需要作什麼宣傳，群眾非常明瞭它的意思。當然， 這個工黨並非僅僅代表工人的利益，它的代表面非常廣泛，也代表農民的利益，還 代表腦力勞動者和參加管理的工商者的利益。正是經過了這樣多年的理論和組織兩 方面的準備，才產生了今天的中國工黨也就是中國社會民主黨。 亞: 你們黨的文件和負責人的文論稱社會民主主義是黨的「指導思想」。「指導思 想」的說法很耳熟，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你們的指導思想是「 社會民主主義」。我想知道的是，這裡所說的社會民主主義，主要是傳統意義上以 原來國際工人運動中的「第二國際」為代表的思想，還是包括了後來的前蘇聯、東 歐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新的論述？ 方: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第一是所謂「指導思想」。其實我們對這種提法不是很 喜歡，但又非常無奈。我們必須照顧到很多工農大眾的認識水平和中共統治下大陸 的習慣提法。整個人類社會處於意識形態逐漸淡化的時代。我也傾向於意識形態的 淡化。但中共強力推行意識形態化的統治，形成了中共特殊的黨文化。這種黨文化 加上中國人的特殊的精神素質，使我們的一些提法要考慮到歷史的慣性。中國人的 個人價值長期被集體理念所壓抑，很多人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生命主體，喜 歡在外面尋找一個可以依附的對象。在封建社會中是去找「明君」，找「青天」； 在近現代找「領袖」，找「救星」。過去人們曾經依靠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 、鄧小平。鄧小平之後又有人去依靠這大師，那大師。從這個意義上講，意識形態 在現階段的中國還顯得很重要。所以儘管我個人非常厭惡強化意識形態，但是我們 還是要利用意識形態這個武器去克服意識形態強化的慣性。 第二，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效率與公正的矛盾。現代西方的民主國家一 般都是兩大黨或兩大政治集團輪流執政。這兩大黨或兩大集團，不管使用什麼名稱 ，必然是其中一方注重提升社會效率，一方注重維護社會公正。這兩方的主張都是 人類社會現實要求的客觀反映。注重效率的一方稱為「自由派」，注重公正的一方 稱為「社會派」。當社會財富需要積累的時侯，一般是注重效率的自由派上台。當 社會效率的提升損害了社會公正的時候,必然是注重社會公正的社會派上台。當原來 積蓄的社會財富分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又會影響到社會效率的提升，這時候，大 多數人又會把選票投給注重社會效率的自由派。這是一種鐘擺運動。正是這種鐘擺 運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但這種「鐘擺運動」也有弊端，就是「鐘擺」的幅度過大 時，會出現經濟危機或社會危機。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希望在效率和公正之間尋求一 種平衡，防止危機出現或在危機出現時把它限制在一個盡可能小的範圍內。克林頓 的民主黨是比較傾向社會派的，布希的共和黨是比較傾向自由派的。（亞：這裡恐 怕有一個慨念的準確使用和表述的問題，在美國通常以「自由派」與「保守派」來 界定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社會理念）歷史的事實是，注重效率和注重公正的兩派的觀 點正在日益趨同，這種趨同正是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這就是劉國凱先生所指出 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歷史的潮流。 第三，很多朋友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是第二國際，又把第二國際認為 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或認為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溫和的流派。這的 確是一個極大的悲哀，也是中共歪曲歷史的一大成功。首先，第二國際並不是社會 民主主義的源頭，它只是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其次，第二國際從成立之 日起，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統天下」，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曾經影響過第二國際 中受排斥的一個小流派。第二國際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不過第二國際的「生產 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產生了理論上的 交叉。「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種謀求社會公正的設計。這些設計者，不管是第二 國際的先輩，還是馬克思，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其中包括中共中的那些理想主義者 和精英分子，他們的歷史動機都是值得人們尊重的。他們認為私有制是人類社會一 切不平等的來源，消滅了私有制才能達到社會公正。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實踐證明 ，這種設計是失敗的，行不通的。「大家都有」的想法造成「大家都沒有」的結果 ，只能產生一個冒大家的名義侵吞大家的財產的特權階層。「社會主義」的本義只 是謀求社會公正。謀求社會公正並非一定要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途徑來實現 。而不論以何種動機、何種目的、何種名義施行的「專政」，其結果一定是導致社 會的極不公正。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以推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 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特點的一個失敗的流派。我們主張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 比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還要更進一步，那就是我們完全拋棄公有制，不在私有制的 問題上遮遮掩掩。我們直截了當地宣佈，我們主張私有制。我們認為，人有恆產才 有恆心。人有獨立的經濟才有獨立的人格。如果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用勞動掙來的合 法財產又不侵犯他人的財產，這個社會是何等的繁榮，何等的安定！ 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民主主義 亞：從你們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團隊來看，對社會民主主義有很深的理論興趣和研 究，國凱還專門出了一本書。當然你們是政黨而不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學會。在理 論研究與實踐政治中找到平衡點可能會遇到困難。您剛才的說明中涉及到很多概念 。比如說你們比歐洲國家更進一步，是「完全拋棄公有制」，而在現代歐洲國家中 所謂「公有制」主要也就是「國有化」的意思。哪麼你們是否試圖完全拋棄國有化 ?或者說在將來的中國沒有一點國有企業的經濟成分?這恐怕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 的美國也不是如此，這一點可能還需要解釋一下清楚。再有，這幾十年來歐洲可以 歸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按照你們的說法，比如工黨執政的英國，社會民主黨執 政的德國，社會黨執政的法國，實際上是與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是 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將這些國家排除在「資本主義」之外 的話，那麼，哪些才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呢? 方：這個問題來源於共產黨在理論上在中國人民中間造成的混亂。用「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義」這種詞彙本身就非常專橫，很多學者不會贊成這種提法。使用這種 提法就表明有兩種對立的體系，一個是社會主義體系，一個是資本主義體系。社會 民主主義既不是社會主義體系，也不是資本主義體系，是第三條道路。（亞：從提 出問題角度的不同，對「第三條道路」也會有不同的說法。依英國學者查頓斯的解 釋，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而是充分自由競爭放任與社會高福利 國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的，對「第三條道路」有三個不同時期提法，最早是 在取得政權的形式上是主張和平、非暴力，區別於暴力革命；第二個時期的提法是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中尋求第三條路；第三是在近代，是在「效率」與「 公正」中取得平衡。我們說社會民主主義，從它出現的時候開始，就是不斷修正的 。一方面對資本主義修正，認為不能過分注重效率而傷害社會公正；另外對社會主 義和馬克思主義修正，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不適合社會發展 。調和與修正，也就是不斷地自我完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個最大特點。至於是 否試圖完全拋棄國有化，或者說在將來的中國有沒有一點國有企業的經濟成分的問 題方面，在非共化後的中國，「國有企業」在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成份的比例將大大 縮小，小到不能影響未來的民主中國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民主的社會制度。 亞：二次大戰之後世界上確實存在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 )這樣兩大陣營，在五十年代末期與六十年代初期，這兩個方面都有自我修正的機會 ，實際上也都在作修正，資本主義的修正似乎更為有效。（方：這裡面有重合，重 合的部分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回到我剛才的問題，在你們的理解中，社會民主主 義與資本民主主義(或者稱民主資本主義)究竟有什麼區別?如果你們認為現代歐洲的 社會民主主義是比較成功的範例，而西歐、北歐實際上又是被中國老百姓列入「現 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能不能索性乾脆說，發展或修正到今天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 (或者現代資本民主主義國家)是成功的? 方：在現代發達國家中，要尋找共產黨定義的那種資本主義國家很難。不久前有一 個共產黨的老高級幹部到澳洲來，與我在一起學英文。在我們學校發放交通補助金 的時候，他拿了補助金說：「我尋求了一輩子的社會主義今天在澳洲找到了」。 亞：既然如此，何不更加明確地說我們所要尋求的社會理想，就是今天在西歐、北 歐、北美、澳洲存在著的社會形態。對中國大多數老百姓來說，這就是現代資本主 義國家或資本民主主義國家，套用以前的一個口號，就是「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 國」。 方：您的說法對我們有很大幫助，我們應當在下一步提出一些具體的國家作為藍本 ，我和國凱在具體考察之後，認為從社會制度與發展狀況，我們認為應該是北歐和 澳大利亞應該是我們學習和參考的座標。 亞：北歐就是挪威、瑞典和芬蘭，記得在八十年代末期接觸到與前蘇聯接壤的芬蘭 的一些資料，芬蘭的國有化程度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你們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 文論中，說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衝突」，兩者的區別在於「資本主義主 張自由放任，不贊成政府進行干預」。這一說法可能與最近幾十年的發展不盡符合 。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之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主張 國家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普遍的重視，在實踐上也是如此。現在似乎難以找到一個 根本上反對或者沒有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在許多人眼睛中也許是一個最自 由放任競爭的國家，但是當人們看到聯邦準備理事會利用貨幣政策(包括利率的調整 )對經濟的巨大有效的影響，看到美國政府利用反托拉斯法對微軟公司的訴訟，政府 能源政策對燃料價格乃至這個社會的影響，恐怕不會有人說這裡沒有政府的干預或 者調節。加拿大在社會福利程度上遠遠高於美國，大概算更加「社會民主主義」了 ，當這個國家發現這一方面的問題的時候，這幾年也在進行調節。 方：這正是社會民主主義基本的特徵，就是不斷修正。調節與自我完善。我說明一 點，對「資本主義反對干預」這個說法，我和國凱認為不是太準確的。這可能是其 他一些朋友在宣傳中的說法。其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在兩者的趨同很厲害，所 以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不僅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 展證明這是有前途的。 三民主義是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 亞：國凱的著作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定義為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三民主義 的民生主義中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概念，你們是否也認同?以三民主義為基 礎建設起來的今日台灣，是否也可以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方：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是主張社會公正，謀求社會正義的社會主 義。台灣的三民主義制度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不是很完美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 。（亞：這個世界上也許找不到一個國家制度是「完美」的。你們黨執政之後的國 家社會是完美的嗎?）我們力求達到完美；但我們知道「完美」只可追求，很難達到 。 亞：你們不提走現代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包含了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國凱有一篇文 章提到過考慮到中國老百姓的接受能力這個意思。 方：我們確實有策略上的考慮。我和國凱考慮的是創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民主 主義，而不是停留在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上。中國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主要來 源，一個是中華民族的大同思想，一個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國的國情和中 國的文化決定了我們採用社會民主主義。中華民族有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長 期傳統。我們不主張平均主義，但是又不能不考慮中華民族的這個傳統。三民主義 與社會民主主義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為什麼我們不提三民主義?在今天的中國，中國 大陸有共產黨的開明派、共產黨的頑固派、普通的人民群眾、先進的知識分子四部 分人；在海外有台灣香港澳門同胞、海外華僑和留學生。在這七個部分人中間，三 民主義對之比較具有有號召力的是中國大陸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澳台的同胞和 海外華僑。由於共產黨長期對三民主義的歪曲誹謗，造成了大部分中國人對三民主 義的不理解。儘管三民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同一個東西，但是拿到民眾中去，考 慮到讓絕大部分共產黨開明派和留學生容易接受的話，我們覺得採用「社會民主主 義」更好。 趙紫陽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亞：至少有一點認識是很多人所共同的，那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衝突 。這裡想請教的是你們推選趙紫陽為黨的名譽主席的問題。趙在天安門事件中不與 殺人罪犯為伍，贏得了人民新的尊重；但是至今為止，沒有聽說過他放棄過共產主 義的信仰，可能人們會對貴黨將一個共產黨人作為自己的名譽主席感到疑惑。 方：要對這個問題要作一個比較好的解釋可能需要很多時間。我們看趙紫陽是將他 看成一代人的代表，而不是看做一個共產黨人。這一代人是在二次大戰以後成長起 來的，他們在中共建政的時候是二十多歲，二戰的時期是十多歲，正是建立自己的 世界觀、人生觀時候。這一批人追求的，正是那時候共產黨叫得比誰都響的民主的 口號。共產黨反對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主張的是——用毛澤東的話來 說是「新民主主義」，這一批人追求的是原始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後來中國發 生的極端專制的共產主義與他們當年追求的不是一回事。 亞：這裡就涉及到以往有過爭論的一個問題：當年共產黨爭取民主究竟是真是假?一 種觀點認為共產黨當年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制度，追求民主是真誠的，只是掌權之後 變了，甚至還有人很懷念說「建國」初期五十年代中國「國泰民安」的景象；另一 種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掌權之前就是一個陰謀犯罪集團，至多類似以往歷史上企 圖自己做皇帝的農民造反集團。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只是中共當年一個借口或者揮舞 的旗幟，一旦掌權，馬上丟棄。隨著歷史資料的發掘和中共在掌權前的內部殘酷斗 爭真相的披露，我似乎比較贊成後面一種看法。 方：我也贊成第二種觀點，不過，要將共產黨與共產黨內的某些人區分開來，要將 當年為了共產黨提出的某些好主張而加入進去的一些精英與這個黨區分開來。對趙 紫陽，我們黨內的意見是從三個方面去判斷他。第一，他是戰後追隨民主潮流的青 年知識分子；第二，他主政之後推行的新政是主張自由化和市場經濟，中共黨內最 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是他，這口號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追求非常接近； 第三，看他對民主運動的態度，是鎮壓還是同情。因此，我們認為趙紫陽追求的不 是共產主義，而是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 亞：今天的趙紫陽在共產黨的壓力下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名譽主 席，就其本身來說，他心裡真實的想法你們是否瞭解? 方：這一點我們是有根據的。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我不能說得很明白，但我們確信 他是很樂意的。 借鑒現代發達國家的治國經驗 亞：從社會民主黨的很多建黨成員看，可以說二十年前已經基本確立了社會民主主 義思想，現在創建社會民主黨，在理念上是否吸納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在各個國家的 最新思想發展? 方：我們這批人來到海外，親身體驗到被共產黨定義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什麼形態 。在這些現代民主國家中我們瞭解到很多新的思想。第一是對私有制的肯定與保護 。這與原來共產黨的主張不一樣，與第二國際的主張也有很大的區分，和現在北歐 、西歐一些國家也有區別，非常旗幟鮮明提出對私有制的保護。第二對市場經濟和 競爭的肯定。最後是對公有制的根本的、徹底的拋棄。現代民主國家給我們提供了 許多好的經驗。 亞：且不說根本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就是在一些次級系統的管理模式上，例如發 達國家的一套城市管理、高速公路系統、醫療保險制度等等，中國照搬就行，不需 要強調什麼中國國情與特色。 方：是的。中國人謀求理念的、根本性的東西太多，其實西方世界在次級系統方面 的技術上的考慮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經驗。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中國社會民主黨 在執政後將用具體的施政綱領來保證理想的實現。這些施政綱領和方法會採用現代 國家很好的制度。比如公費醫療制度，中國大陸過去實現過，現在破產了，因為它 沒有考慮到人性的「惡」的一面。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制度比較好，全民的醫療保 健制度有兩個部分：一是自己通常看病的部分，看病不化錢，買藥要自己掏錢；另 外一部分是患有嚴重疾病或需要動手術的部分，比如住院、開刀或者生小孩，這部 分病人一分錢都不用化。這個設計很好。因為人不會造假的大病，而在有可能出現 的「用公費買補藥吃」的日常看病方面，則有效限制了人性中「惡」的部分。而在 人們最擔心的生老病死的大問題上，使人們免除了憂慮和恐懼。我們認為未來中國 要採用的是澳大利亞的醫療保健方式。 為民眾的大多數謀利益 亞：從你們建黨的成員構成而言，主要似乎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一些 朋友擔心這可能會涉及到對「文革」的基本看法。作為理論探討當然各種觀點都可 以發表；作為政黨形象，就不得不考慮到中國老百姓對文革的一種集體社會評價。 您在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方：從「集體判斷」或「集體評價」，我想到另外一個概念就是「集體記憶」。共 產黨是以抹殺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為能事的。我對文革的看法和提法是「三年文 革，十年動亂」。在「三年文革」中，不管群眾是被利用的還是趁機造反的，都是 在參與。三年之後是共產黨的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人民群眾對此已經厭惡。 這是以人民群眾的參與為標誌界定的。我並不認為共產黨發動的文革對中國有什麼 好處。說到文革中有人民的參與，指的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很多人出於對社 會現實的不滿，這與鄧小平定義的「文革」不一樣。人民線索的「文革」涉及到的 基本的價值判斷在被澄清之後，人民群眾就會認為我們是非常討厭共產黨所發動的 危害人民群眾和社會發展的那種「文革」的。我們這些人在「文革」初期參加的「 造反」活動，更多是打擊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和專制制度，更多的是為人民群眾謀利 益。我們並不害怕被人稱為「造反派」而受到人民群眾對文革厭惡的情緒的那種影 響。套用一句中共慣用的話：「深信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亞：回到對社會民主黨社會定位，也就是這個黨代表的利益階層利益集團問題，貴 黨黨綱「把自己定位為全體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代言人」。這裡所謂的「勞 動者」是相對於剝削者而言的，這會不會引起一種誤解，認為社會上有剝削者，是 老闆或者僱主?是否可以作進一步的說明? 方：首先，我們黨要在群眾中作宣傳，要考慮到群眾使用的話語系統。採用其他提 法，人民群眾不一定好接受。第二，勞動者是與剝削者相區別的，我們對剝削者的 定義是凡是使用特權、欺騙、暴力等等不法手段謀求財產的，都是剝削者。（亞： 聽上去這是一個罪與非罪的法律界限了，而不是政治界限。這些人是罪犯，不只是 「剝削者」。)政治上的提法和法律上的規定是有區別的。這裡要說明一下，現在的 老闆、企業主中大部分是勞動者，指的不僅他們參與管理，有的還參與體力勞動， 如很多餐館的老闆就是大廚。我們也要代表他們的利益。而特權集團是靠自己的權 力造成資本的積累，是利用資本吃利潤，而不是進行再創造，難道他們不算剝削者 嗎？我們不代表他們的利益。 亞：海外民運組織或者政黨面向中國國內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做法。我們注意到在 宣佈社會民主黨成立的大會文件中，提到了在國內各個省市的人員，容我冒昧相問 ，這些是否真實?你們這樣的宣佈是否會影響這些成員在國內的安全? 方：我們非常厭惡任何虛張聲勢的做法。您可以從我們黨的主席劉國凱的為人體會 到這一點。虛張聲勢沒有任何作用的。我們公佈的都是真實的，只是為了他們的安 全作一些技術處理。這些同志會在未來的公民抗命運動中發揮作用。 亞：在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主張的大的方面，比如民族問題和兩岸關係問題上有什麼 特點? 方：我們認為在今天，民族主義沒有必要過分強調，這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沒有好處 。愛國主義的旗幟也不能給共產黨拿去，我們要揭發共產黨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 它是最大的賣國賊。對兩岸關係方面，我們認為兩岸領導人都錯誤地理解雙方人民 的意願，或者說是藐視雙方人民的意願。兩岸的未來取決於兩岸人民。我們的黨綱 中已把兩岸和平定為我黨執政後的一個重大工程。我們主張在民主自由，平等互惠 的前提下，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我們將把贏得台灣人民的理解和友誼作為建政後 的第一要務，在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權利、福祉和尊嚴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兩岸的 經濟融合，最終實現兩岸的政權融合。 發動中國公民抗命運動 亞：在國內民主運動的方針上你們有什麼特點?人們注意到你們強調的策略手段也是 「和平、理性」。 方：具體說來，我們的第一步是發動全民的公民抗命運動。（亞：記得你們的監委 主席汪鈱七年前在《中國之春》上發表過這一論題的文章。)一九九八年在中國民主 黨從事組黨活動的時候，我們著重組織國內的公民抗命運動。我們的具體方針與民 主黨組黨運動有所不同。我們希望在未來的公民抗命運動中產生一些帶頭人，一些 現代的工人領袖，現代的林祥謙。現代的施洋。這個時候由他們出來公佈我們黨的 主張，比較合適。第二步當然是發動民眾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把政治口 號放在後面。在今年一年中，中國官方統計的民眾抗爭是兩萬三千多次，鄭義統計 的是十一萬多次。我可以自豪地說，在一百樁事件中，至少有一樁是我們的黨員參 與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有組織的活動。過去沒有人承擔這個責任，現在我 們承擔。 亞：在海外民運的調整時期，新的政黨成立會帶來一種新的風氣，你們在在與兄弟 組織和兄弟黨之間，在與國內的中國民主黨之間的關係的協調上有什麼打算? 方：中共建政後爆發的民主運動從五十年代的反對派運動開始迄今，長達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來，不論在大陸，還是在海外，每一個民主鬥士，每一個民運團體，每 一個民主政黨，都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中國社會民主黨高度 評價他們並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每一個民運團體，每一個民主政黨，都是我們 的親愛的兄弟。在反對一黨專政、建設民主憲政的偉大事業中，我們患難與共，互 敬互信，互相配合。我們和民主黨是兄弟黨。在兩黨的高層，兩黨的領導人有交叉 。如王希哲是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的主席，又是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顧問。汪岷是中 國社會民主黨的監委主席，又是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秘書長。我既是中國社會民主 黨的副主席兼秘書長，又是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但兩黨的 基層組織並不重合。兩黨各有側重。民主黨側重於知識分子的凝聚，社民黨側重於 勞工利益的爭取。 亞：大約三年多前您在《北京之春》發表關於中國自由工人運動的長文，今天時間 不多了，最後請您談一談個人的經歷和思想發展。 方：我的父親是一個有理想的國民黨將領。在共產黨統治大陸前，他有機會到台灣 去，但是他沒去。倒不是想投靠共產黨作一個政治花瓶，而是想遠離政治，想過陶 淵明的那種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但是越是想離開政治，共產黨越是不讓你離開。 一九五五年在中共的肅反運動中逮捕了我父親，那時我才六歲多。在此以前，共產 黨多次要他出任一些職務，被我父親多次拒絕。父親被捕之後，家庭發生急劇的轉 變，從天上掉到地下。母親非常痛恨共產黨，說共產黨就是匪，學校的老師又說國 民黨不好。實際上我覺得父輩們不像老師說的哪麼壞，但是如果共產黨是匪的話， 哪又為什麼它能得到天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拚命找書，找馬克思的書，馬克思 的書真是鴉片，很容易毒害我們這些青少年。 亞：主要看哪些馬克思的書? 方：最初還不是看馬克思的書。是看了從父親留下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十六講 》，《建國方略》，克魯泡特金的《麵包取略》，後來是才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 言》、《資本論》，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還有《法蘭西內戰》。以後又在貴州圖書館借到當時剛出 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其中有很多注，引起了我們對其他流派的注意。此外 ，盧梭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梁啟超的《新民說》，列夫·托爾斯 泰的《復活》，還有《牛氓》對我建立自己的人生觀，道德觀起了很大作用。六十 年代初葉的中蘇共大論戰，吸引我們這批青年對馬列著作發生興趣。而中共批判蘇 共的「三和兩全」——即「和平竟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全民國家、全民 黨」很合我們的胃口。蘇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 大陸的醜惡統治的寫照嗎？誰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為什麼在十幾 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統治思想？這些問題使我們這些青少年，在知識仍然 非常貧乏的狀況下，深入到那艱澀的馬列著作中去尋找答案。我們還訂閱了當時在 布拉格出版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理論刊物——《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在這本 刊物上，我們感受了當時已經出現的人類歷史進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當時 中共猛烈抨擊的凱恩斯的「人民資本主義」則從另一個角度給了我們現代西方先進 理論的啟蒙教育。對這些書籍的閱讀和討論，無形中形成了類似於八十年代的「讀 書會」性質的圈子。而我們這個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員，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紅總」 的主要成員和七八——七九年民主牆時期的「貴陽浪潮讀書會」和八九民運時期的 「貴州沙龍聯誼會」與貴州的「中國人權同盟」的主要成員。 亞：說一說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經歷? 方：文革以前，特別是從「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的一九六二年開始，思想文化領域 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活躍。當時在我的家鄉貴陽，出現了民辦夜校和夜大學，我雖 然當時只有十四歲，也在強烈的求知慾驅使下，和自己的幾個早熟的小夥伴進入了 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創辦的「黔靈中文速成大專班」，用一年的晚間「速成」 中文系四年的課程。在我們的小圈子中，對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漸深化。我們認為中 共的出現與中國的工業化分不開的。法西斯主義是封建專制和現代大工業相結合的 怪胎，斯大林、毛澤東的主張則是法西斯的一個旁枝。由於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 先鋒隊組織和我們也認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必然的，因此，我們開始對中國工人運動 及其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運動中貫徹所謂「階 級路線」，我們這些父兄被「殺關管」的子女不論成績和表現再好，也被掃出學校 大門，被中共「階級鬥爭」的鐵掃帚掃進了社會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剝削最甚的 臨時合同工隊伍。因此，我們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作為中國工 人階級的一員，我們不僅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感興趣，而且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現 實產生了變革的嚮往。從一九六四年底開始，我和李伯特開始搜集中共官方有關統 計數字，搜尋有關「兩種勞動制度」的資料，由我執筆寫作《論臨時合同工制度》 ，為「全紅總」的出現作了我們當時預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由於大學夢未破滅，為了高考到貴陽體格檢查，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經過《貴州 日報》社看熱鬧，看貴陽九中學生與南下串聯隊在貼大字報。回到代課的貴陽洛灣 小學後，六月九日貴州省委下達反擊令，我莫名其妙被打成反革命，至今不知道原 因。後來到北京上訪，同時觀察形勢，看共產黨究竟在搞什麼。那時臨時工合同工 都住冶金部招待所，我就將文章給大家看，一看說很好，就油印，在那年十月十八 日江青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第一次誓師大 會上發了出去，很多人看到，就將「全紅總」籌建起來了，我成了五人領導小組成 員。 亞：後來坐牢主要是這個原因? 方：是的。「全紅總」被鎮壓後我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二年 後改判有期徒刑十年。主要「罪名」是「勾結走資派，大刮經濟主義妖風」。建立 獨立工運組織「全紅總」，犯了共產黨的大忌。 亞：從這一點來說，現在您參與組建中國工黨，也可以看成是當年發動工人反抗運 動的某種繼續？ 方：理應如此。不過當時只是為維護民眾利益而抗爭，現在已經有政權上的要求了 。 亞：我預祝你們為中國勞苦大眾謀利益的巨大社會工程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