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高於主權 (北京) 劉曉波 二十世紀終結了，二十一世紀開始了。全世界都在反省歷史和展望未來。 新的世紀如何？誰也繪不出一個能夠得到公認的藍圖，誰也無法自信地預言新世紀 會比舊世紀更自由更美好。 一、 托克維爾的預言 宗教的天國早已在越來越世俗化的世界上失去了現實吸引力，各類以預言 末世降臨的民間的宗教或准宗教的小團體，只不過是世俗化大舞台上邊緣化的即興 式表演；以馬克思主義為標誌的共產主義實驗的整體失敗，使人類企圖一勞永逸地 建立人間天堂的預言和烏托邦徹底破產；社會主義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它在東 方已經失去准宗教的意識形態霸主的地位，在西方也只是作為自由民主制度的批判 者之一，起著自由制度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的作用（以社會主義對更平等社會的 追求，來平衡自由資本主義的競爭所造成的日益擴大的貧富差異，構成左翼自由主 義，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其代表作。他提出的「公平的正義」的兩項基本原則 ，仍然是以「自由優先兼及平等」為核心）。惟有托克維爾在19世紀的預言，越來 越成為人類在政治制度選擇上的被廣泛認同的現實。儘管托克維爾出身於一個極端 保皇黨家庭，他本人對貴族的沒落懷有一種複雜的感傷情緒，但是他在其發表於18 35年的名著《美國的民主》指出，貴族時代將一去不返，民主時代必將來臨。他在 第十二版的序言中說：「本書寫於十五年前，寫作時始終專注的一個思想，是認為 民主即將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可抗拒地和普遍地到來。」他還說，民主時代在全世界 範圍來臨的問題，將是「普遍而持久的」的問題。作為一個法國貴族的後代，他之 所以關注大洋彼岸的平民式的美國民主，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問題「並非僅關乎美 國，而是與全世界相關；並非關乎一個民族，而是關乎全人類。」因為民主不僅能 夠保障人的自由權利、擴大社會平等、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而且可以避免長 期困擾著人類在權力交替過程中的暴力革命或血腥陰謀，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 流血衝突，自由優先的民主制度越發達，動亂、革命和大規模流血就越不可能。用 托克維爾的話說就是：在民主社會中「人人都把法律視為自己的創造，他們愛護法 律，並毫無怨言地服從法律；人們尊重政府的權威是因為必要，而不是因為它神聖 ；人們對國家首長的愛戴雖然不夠熱烈，但出自有理有節的真實感情。由於人人都 有權利，而且他們的權利得到保障，所以人們之間將建立起堅定的信賴關係和一種 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關係。」 儘管從托克維爾關於自由民主發展前景的樂觀預言的時代起，來自左的或 右的對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批判持續了一百多年，自由 民主制度的現實發展也經歷了諸多的坎坷和挑戰——來自極右的法西斯主義極權和 極左的共產主義極權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共產主義曾經猶如精神毒品使一些最優秀 的頭腦上癮，現實的挫折和思想的迷茫曾經使紅色蘇聯和毛主義成為人類的新偶像 。儘管朝鮮戰爭之後的東西方冷戰形成了兩種制度之間的力量對比的脆弱平衡，但 是共產極權的世界性擴張仍然構成了對自由制度巨大的威脅，以至於對這種威脅的 恐懼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度裡，變成了五十年代出現的類似極權社會的思想清洗的 麥卡錫主義。 但是，當二十世紀結束時，人類才如夢方醒，發現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中， 只有自由制度及其價值觀能夠把人類之惡限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為人類之善的發 揮提供無盡的可能和可靠的制度保障。誠然，自由民主制度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人 的有限性本身就決定了人的創造物都無法達到完美的境界，社會制度也不能倖免。 但是，到目前為止，與人類所創建的其他社會制度相比，自由民主制度的確是最人 性的，其價值起碼可以簡略地概括如下： 從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上看，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實現，不僅關 乎著人類一般處境，而且直接關係到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幸福。有法律保障的平等 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在人類的共同生存中和私人生活裡，不僅具有維護社會正義 的外在價值，而且具有實現個人尊嚴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的內在價值。同時，民主 還具有一種重要的工具性價值，能夠化解公共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困境，用和平的方 式完成政治權力的交替，限制政府的權力，促使當政者必須面向民眾傾聽民意的表 達，接受民眾的選擇、監督並對其負責。另外，自由和民主的確立具有一種積極的 建設性作用，它為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寬容態度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它為每個人提 供了發揮創造力的平等機會和在自由的討論中相互學習的機會，前者有助於社會財 富（精神的和物質的）增加和積累，後者有助於社會衝突的協商解決——既有助於 社會多元化也有助於公共價值觀的形成，使民眾擺正需求、權利和責任之間的關係 ，使社會公德建立在合乎人性的個人私德之上，從而把政府、社會、團體和個人之 間的關係納入良性互動的法治秩序之中，消除了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使宗教的寬 容之愛世俗化，化為人間的溫暖。總之，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中，個人的價值、 尊嚴、創造力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才能取得雙贏的和諧，。所以，國際新秩序 的普適性正義規則應該以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為核心。 二、 二十世紀的成功與失敗 反思過去，二十世紀幾乎被血腥所淹沒。導致這種血腥世紀的主要根源就 是現代極權主義。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以兩次世界大戰和現代極權的崛起為標誌 ，納粹的種族滅絕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極權主義的人為罪惡，是日益文明的人類 向野蠻時代倒退的可恥記錄，似乎人類根本無法擺脫自身的原罪宿命——文明的每 一次進步都伴隨著野蠻。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儘管世界性戰爭的硝煙淡薄了甚至 消失了，但局部性的戰爭和極權主義的災難從未停止過，這些戰爭和災難大都發源 於暴虐的極權制度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大 清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聖戰和南非等地的種族主義最為典型。四十年的冷戰時 期，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生活在各種形式的極權制度、威權體制和歧視制度的刺刀和 謊言之下，而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則是其中邪惡之最，僅它讓人類付出的生命代價， 就是將近一億人的非自然死亡，而中國則是所有極權國家中付出生命代價最大的國 家。 只是到了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世界性的極權主義制度才開始了大面積崩潰， 冷戰也隨之結束。在二十世紀結束時，蘇聯和東歐變了天，重新融入了西方的自由 世界之中；亞洲的菲律賓、南韓、台灣、印尼、蒙古等國家也變成了新興的民主社 會，伊朗也開始走出了政教合一的神權獨裁陰影，拉美的軍事獨裁相繼垮台，非洲 國家的民主政權得到了鞏固，仍然堅持獨裁統治的封閉國家也不同程度地進行著對 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以中國的八九運動為標誌的民間自由化運動，向專制政權發出 不斷的挑戰……在當今世界上，雖然與自由制度相對峙的國家不只是象中國、朝鮮 、古巴這樣的越來越不具有道義合法性的極權國家，還有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國家 （如伊拉克），但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實 力的對比上，都取得了對極權制度或準極權制度的優勢。正是依靠這種優勢，以美 國為首的自由西方才贏得了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三次區域性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的 勝利（出兵海灣，遏止了獨裁者加戰爭狂的薩達姆的企圖獨霸海灣的野心；軍事幹 預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種族戰爭和種族滅絕）。前不久，導致科索沃地區的種族 歧視和暴力流血的米洛捨維奇獨裁政權於一夜之間崩潰，民選的民主政府在全世界 的歡呼中建立，更證明了北約的人道主義軍事干預的道義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這三次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的勝利，奠定新世紀的國際秩序 的新的正義規則——人權高於主權。這種勝利的取得決不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是西 方霸權或弱國無外交的結果，因為如果現在的國際遊戲的規則仍然是弱肉強食的話 ，那麼世界上有太多的國家遠比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弱小，它們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 ，起碼象科威特這樣的小國和阿族這樣的弱小民族，就要任由伊拉克的吞併和塞族 的歧視了。而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所昭 示的普適性的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不僅在道義上具有優先性、而且在實力 的對比上也佔有優勢，而實力上的優勢歸根結底來自其道義上的優勢，誰陷入道義 上的不義之境，誰就將最終陷入實力上的劣勢，否則的話，四十年冷戰的失敗者決 不會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中的蘇聯以及華約集團，從內部崩潰的也決不會是東方的共 產體制。 在新的國際秩序中，不僅經濟一體化以自由貿易規則為公認的遊戲規則， 更重要的是，在解決國際的政治和軍事的衝突時，「人權高於主權」的自由主義價 值觀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人的自由和權利優先於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任何 國家、任何群體、任何組織不得以「主權」、「內政」之名，任意行使侵犯個人的 自由和權利的強制性權力。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主化浪 潮開始之際，聯合國秘書長提出的「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權，會員國應該出讓部分主 權」的觀點，還帶有明顯的冷戰色彩，或僅僅是一種沒有多少現實可操作性的理論 的話，那麼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一世紀，這種「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類正義規則就 是全球一體化的產物，並且正在得到實際上的實施和普及。即便像中國這樣的一黨 專制國家也不能不多少顧及國際輿論和國際制裁，也不能不作出與自由世界進行人 權對話的姿態，不能不把中共的奪權史和執政史虛構成爭取和保障人權的歷史，不 能不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解決港澳的回歸，而這一切姿態，皆從反面證明了中 共面對不可阻擋歷史潮流的內在虛弱以及道義上的劣勢。不然的話，以大陸現在的 國力，中共大可不必顧及國際社會的壓力而強行解決台灣問題。而中共之所以不敢 對台灣動武，還不是害怕陷入與全世界為敵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只要專制的中共敢 於逆世界潮流而動，打響對民主台灣的第一槍，它就會發現自己的周圍全是敵人， 不僅在西方、就是在東方也沒有一個朋友。 儘管美國學者福山所預言的「歷史的終結」還為期過早，但是過去一個世 紀的人類歷史，由極權主義的總崩潰和自由主義的全面成功所構成，卻是不爭的事 實。難道這樣的世界歷史還不能為中國人提供足夠的教訓和經驗嗎？難道用所謂五 千年的缺少自由傳統的古老文明和中共執政五十年的徹底滅絕自由的共產主義新傳 統，就能夠阻擋浩浩蕩蕩的世界性的自由化潮流嗎？ 三、 新世紀的人類正義 現在，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新的國際正義原則向全人類發出這樣的呼籲和 要求：人，生而為人，具有天賦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這種權利相對於國家、民族 的優先性和正義性如同上帝的神聖一樣，是自明的和無需論證的。人權是超越種族 、國家、宗教、語言、意識形態、信仰的普適性權利。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共 識是國際新秩序得以建立和維持的倫理基礎。任何國家對任何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世界人權公約》和《聯合國憲章》所確定的權利）的強制性剝奪和侵犯，都是對 整個人類正義的挑戰，理應受到世界性的譴責和制裁。對那些運用強權和暴力大規 模地野蠻地踐踏人權的極權國家，新的國際正義規則賦予了進行國際性干預（輿論 譴責、經濟制裁和軍事干涉）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優先於單獨國家主權的合法性 。換言之，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事物中，人權的合法性是第一層次的，而主權的合 法性則是次級的。因為國家主權來自人民，來自每一個國民的天賦人權，人民的權 利由個體的權利集合而成。任何國家都不能以「主權」「內政」的借口破壞國際性 的人權規則。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隨著「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的確定和逐步 深入人心，再以「主權」「內政」「民族特性」「國情特殊」為借口任意踐踏人權 的國家，就會越來越缺乏國際合法性和人類道義性。 在新千年的一百年中，那些罔顧普適性人權價值和國際性正義規則而仍然 堅持極權和專制的國家，必然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類公敵。或者說，自由主義價值觀 已經普及到這樣的程度，即無論在什麼地方，專制權力對一個人的強制性剝奪，所 迫害的不僅僅是某個人，而且是對整個人類的貶損和侮辱。當一個人的權利受到的 侵犯被證明是無辜時，任何有人性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的權利也正在受到 威脅，保護任何一個權力濫用之下的受害者，就是在保護我們自己免遭專橫權力之 害。相反，那些容忍專橫權力的任意行使、對受迫害者漠不關心的人，實際上也是 對自己權利的罔顧甚至放棄。 1999年12月末，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美國總統克林頓、英國首相布萊爾、 法國總統希拉克等人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前景時，都把「人權高於主權」作為 新世紀的國際秩序的重要原則，加以突出的強調。安南提出聯合國改革的目標之一 ，就是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價值核心，逐漸在所有的會員國之間確立「人權高於 主權」的共識。安南認為，綜觀二十世紀的歷史，缺乏自由和民主，沒有對人權的 起碼尊重，是當代發生的許多國內的和國際的武裝衝突的根本原因。所以對聯合國 的改革來說，在全世界幫助推廣民主體制是極其重要的。 今年12月4號到6號，聯合國將在非洲國家貝寧召開一個有關新興的和重新 恢復的民主國家的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供了一份最新的報 告，他說：以自由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憲政民主制度，雖然最先在西方諸國確立，但 是歷史證明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發展，那種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只屬於西方世界的看 法，實際上是「一種常見的誤解」或獨裁者的托詞。今天的世界現實是，自由化和 民主化已經作為一項普遍準則在大多數國家的人民意識中生根開花，作為世界上處 理國際事物和保護人權的最權威機構的聯合國，應該努力推行其宗旨和實現自己的 諾言，協助那些剛剛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和正致力於走向民主的國家，幫助那些生活 在沒有切實的人權保障的制度下的人們。聯合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助理秘書長特克就 這份報告對記者發表了評論。他說，國家主權原則並不排除對民主的支持：「我們 『秘書處』在解釋『主權』的時候，往往不夠清楚。歸根結底，主權屬於人民。應 該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待主權。主權講的不僅僅是國家性質問題，它與人民的權利和 民主的結構是有關係的。所有這些都賦予主權一種重要的『人的價值』。」換言之 ，主權以人的價值為道義支撐點，相對「人的權利和價值」來說，所謂的「歐洲價 值」、「非洲價值」和「亞洲價值」皆不具有優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世界上的大國領袖和著名政治人物如此說，在國際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知 識精英也如此說。以提倡「交往行動」而蜚聲於世界哲學界的哈貝馬斯認為，有著 不同的歷史和傳統的民族及其文化與生活方式之間的平等共處，不能以任何群體權 利的保障為基礎，再優秀的群體品質都無法保證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交往。無 論是對於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還是對於整個世界，多元文化之間的平等交往的理想 形態，都必須在自由主義文化的大背景下，以自願的參與為基礎才有可能。也就是 說，只有在自由主義文化的框架內，包含著多元文化的世界一體化才有一種共同的 道義信念，才能保障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在程序民主和法治之下的自由交往和交往 自由。 寫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之作《正義論》的羅爾斯，在二十世紀末又 推出兩部關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道義合法性的新著《政治正義論》和《萬民法》， 前者論證了多元社會平等共處的倫理基礎和制度框架，指出多元共處只有在「立憲 民主政體的自由制度的框架內」才有可能，政治自由主義才是多元文化之間的關於 人類正義的共識。後者的理論抱負是為包含著不同社會制度的世界提供一種如何和 平地平等地共處的合理法則。用羅爾斯的話說就是，「萬民法」所要處理的問題是 ：自由社會和非自由社會如何共處，換言之，就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和非自由的等級 社會之間怎樣寬容地相互對待？那麼，「萬民法」的核心是什麼呢？羅爾斯提出三 條原則：一是和平的而非擴張的，二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三是尊重基本人權。在 這三項原則之中，尊重基本人權是核心，和平與法治理應是一個尊重人權的社會的 題中應有之義。新的國際秩序的寬容原則必須以這三條原則為界限，特別是「人權 」原則，乃最後的底線，任何民族或主權國家不得以任何借口破壞這條底線。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阿瑪蒂亞·森 最近發表一篇著名的演講，題目為《民主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准》，他認為，「若 要在二十世紀裡發生的諸多進步當中選擇一項最重要的，那麼，我會毫無困難地指 出，那就是民主的興盛。我這樣講，並無意否認其他同樣具重要性的歷史事件，但 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遙遠的將來，當人們回首這個世紀的歷程時，他們就會發現， 民主制度出現後被廣泛地接納為政府的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沒有比這意義更重 大的事了。」他論證說：儘管民主制度是經過了很長時期才出現的——經過1215年 英國的大憲章的簽署，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在歐洲和 北美選舉權的擴大等等之後，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統治方式，逐漸成長直至最 終居於支配地位。他認為，如果說，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 」這樣的提問在十九世紀還具有合理性的話，那麼在二十世紀這樣的提問本身就是 錯誤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於民主制度，相反，每個國家都必然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變成適應民主制度的社會。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以其自身的道義優 勢和實踐上的成功，已經影響了歷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萬別的數十億 人。換言之，民主的思想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是嶄新的、典範式的二十 世紀的產物，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儘管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這一訴求 曾經受到、也將繼續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形式各異的挑戰，但是誰也無法否認，在 當今的世界上，自由和民主已經成為支配性的信念，甚至那些實際上的獨裁者也不 得不在口頭上承認民主的普適性價值。 這是來自最權威的國際組織的頭面人物的聲音，這是來自對國際事物具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大國首腦的聲音，這是大多數有社會良知的著名知識分子的聲 音。難道這些具有權威性的聲音還不足以打動中共的第三代執政者，使之認真傾聽 和嚴肅思考嗎？ 四、 融入主流文明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無論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還是在國內改革的決策 中，我們都看不到中共的第三代對自由和民主的誠意，而只能看到口是心非、惟利 是圖的犬儒主義和虛榮的大國外交姿態。一方面總是與國際主流社會唱反調，支持 那些搖搖欲墜的獨裁政權且屢敗屢戰，最近的也是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對米洛捨維奇 獨裁政權的全力支持，換來的只是使館被誤炸和前不久南斯拉夫的變天，米洛捨維 奇的狼狽下台；另一方面當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體制受到國際譴責時，表面上以 「主權」、「內政」、「特殊的傳統和國情」、為借口拒絕政治改革，暗地裡又進 行政府性行賄，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定單為誘餌去賄賂惟利是圖的國際資本；一方 面聲言簽署聯合國的保障人權的兩個國際公約，另一方面卻在國內大肆鎮壓法輪功 、中功、地下教會和民主黨以及一切自發的民間組織，在知識界發起反自由化運動 ，剝奪自由知識分子的工作權和發言權，最近又制定獨裁性和歧視性的網絡管理條 例，只有嚴格的行政審批、登記和懲罰制度，卻沒有權利的保護制度。強制剝奪除 政府之外的一切網站的新聞採訪權和發佈權，甚至要求網主必須把論壇、聊天室的 內容下載保持兩個月，以備政府審查；一方面抓住一切機會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狂 熱，對自由的西方國家擺出一副民族主義的強硬姿態，動不動就拿「傷害中國人民 的民族感情」說事兒，另一方面對周邊國家的不斷挑釁和惡性排華事件不聞不問； 一方面竭力吹捧和禮遇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華裔科學家，以達到統戰的目的和證明 中國人的智慧是第一流的，另一方面全面封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籍華裔 作家高行健，並且指責純粹民間性質的諾貝爾文學獎搞政治陰謀；一方面對西方媒 體極盡獻媚之能事，另一方面對港、台進行恫嚇，大耍獨裁者的威風，最近江澤民 關於美國資深記者華萊士和香港年輕記者之間的水平有著天壤之別的高論，就是持 強凌弱、媚外壓內的典型。 人們看到獨裁者們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常常輕蔑其演技的拙劣、智商的 低下和決策的荒唐（比如鎮壓法輪功和管制互聯網），感歎在這些獨裁者統治下的 民眾的可悲和可憐。而我以為，獨裁者們的表演之所以總是如此拙劣和荒唐，主要 不在於獨裁者個人的智商之高低或魅力之有無，而在於人們對獨裁製度本身的價值 觀上的拋棄和心理上的厭惡，在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中，獨裁製度本身 就是野蠻的，因而也是愚蠢的荒唐的，作為個人的獨裁者無論有多高的智商和多大 的魅力，只要他仍然不放棄對絕對權力的迷戀，都無法使他們的公眾形象變得智慧 和有魅力。換言之，在當今世界，誰堅持極權或獨裁，誰就是愚蠢的、可笑的、令 人厭惡的，個人的智商再高也至多是玩弄權術和陰謀的小政客的小聰明。 在新世紀裡，不僅處於轉型期的第三世界的改革普遍地朝著自由和民主的 方向邁進，不僅東歐和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在加快自由制度的建設和完善，而且老 資格的自由國家也在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如英國的上議院改革、法國的限制總統 權力的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的主持下創建自由的君主立憲政體的日本 ，也在醞釀對憲法的修改。修憲的目標是為了給個人以更多的自由，從而使一向循 規蹈矩的日本人更具有個性和創造力、更珍視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更關心國內政治 和國際事物。這些人權基本得到保障的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尚且向著更民主更自由的 方向改革，何況像我們這種在人權的保障上屢屢創造令世人震驚的極惡劣記錄的國 家呢！面對世界性的不可阻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浪潮，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惡 劣人權狀態的頻繁譴責，特別是面對已經進入政黨輪替的民主新階段的台灣，中共 的第三代難道還不思悔悟，甘願在新世紀做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後的守護者和殉葬品 嗎？ 同時，從洲際範圍的角度看，亞洲的人權保護遠遠落後於世界的平均水平 其中以朝鮮和中國的人權現狀最為惡劣，亞洲國家（包括民主國家在內）大都對其 他國家的踐踏人權的政府行為持沉默的態度。現在，世界上不僅有以「大赦國際」 和「國際人權同盟」為代表的多種國際性的非政府的民間人權組織，而且五個大洲 中的美洲、非洲、歐洲，都有了按照《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建 立的政府間的洲際人權機構，制定了洲際的保護人權公約，大洋州的國家則以簽署 《國際人權公約》的形式加入人權保護行列。比如，歐洲有「歐洲人權委員會」、 「歐洲人權法院」和《歐洲社會憲章》、《歐洲人權公約》；美洲有《美洲國家組 織憲章》、《關於權利與義務的美洲宣言》和「美洲人權委員會」、「美洲人權法 院」；非洲有《非洲人與人民權利憲章》和「非洲人與人民權利委員會」。只有生 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口比例最高的亞洲，還沒有類似的保護人權的國家間組織和洲 際公約，這是亞洲人的恥辱，正如中國大陸的踐踏人權是中國人的恥辱一樣。那些 全力倡導「亞洲價值」的政客們，與其說是為 「亞洲價值」的獨特性進行辯護，不 如說是亞洲的獨裁者或准獨裁者們的自我狡辯。有鑒於此，已經建立了自由民主制 度的亞洲國家，應該聯合起來為改變亞洲在人權保護上的落後於世界水平的現狀而 盡責，倡議成立亞洲的政府間人權保護組織，制定洲際人權保護公約，提升整個亞 洲的人權保護品質。 同樣，在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已經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世界 文明主流的今天，中國的改革在二十一世紀能否取得突破和最後的成功，不是取決 於為維護社會和政權的穩定而進行的修修補補，而是取決於中國能否通過漸進的政 治體制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而逐步地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使中國人首先是作為每 一個個人具有平等的自由、尊嚴和權利，其次才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而無愧地 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大手筆的改革，需要的不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謀略，即某個 決策者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玩弄權術以維持脆弱的權力平衡的小聰明，而是站在 人類主流文明的高度建立新的政治遊戲規則的大智慧和大氣魄。我們有勇氣在經濟 上加入世界一體化的WTO，也應該有氣魄在政治上融入全球化的民主潮流。 到目前為止的人類歷史證明：強權和暴力只能使人屈從於一時，只能得逞 於某地，而自由民主才具有長久的普世性價值。(200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