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幻影之戀 (瑞典) 傅正明 海倫：我從未去過特洛伊；那是一個幻影。 僕人：什麼？你的意思是我們僅僅為了一件虛幻的事而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歐裡庇得斯：《海倫》 在荷馬史詩中，遠征特洛伊的一個希臘戰士在城牆上瞥見了引發戰端的海倫 ，驚鴻一瞥而為之傾倒的這位青年人感歎地說：為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打十年仗是 值得的。而在希臘悲劇詩人歐裡庇得斯改編的這個故事中，被特洛伊王子從希臘掠 去的海倫最後亮相說，王子實際上並沒有劫持她本人，而只賺得她的幻影。希臘方 面為之戰鬥的絕代佳人的美—一種理想美—也只是一個幻影而已。 革命的浪漫和詩意的一面的確美如海倫，但革命的結果往往只是一個幻影甚 至一個魔影。歐裡庇得斯的悲劇可以很好地借來比況某些歐美左翼作家的共產主義 之戀。 一、群星燦爛的左翼作家 自從共產主義的幽靈在西方徘徊以來，我們看到不少左翼作家傾向革命，其 中不乏世界文豪。這並不奇怪，因為馬克思勾勒的共產主義美妙藍圖的確具有令人 銷魂的魅力，具有足以征服年輕人的情愫。 具有1789年大革命的傳統、建立過巴黎公社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的法國，是 盛產左翼作家的沃土。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羅曼·羅蘭、安德列·紀德 、加繆、薩特都曾是左翼中堅，此外，超現實主義作家艾呂雅、阿拉貢、達達主義 創始人查拉、以及以描寫中國革命著稱的馬爾羅都是共產黨人。1951年在與加繆關 於《反叛的個人》的筆戰中，堅持共產黨立場的薩特，最後也撐不過1968年蘇聯入 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的撞擊。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同時也是不成功的詩人和劇 作家，在旅居法國期間加入法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後，畢加索由於不滿法共的 態度而批評共產黨道德，經歷了一次精神危機。198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 作家薩拉馬戈也是共產黨人，他充當了共產主義全面崩潰的輓歌手。 在英國，戲劇家蕭伯納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都曾是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他 們於1884年創立的費邊社接納了好幾位無產階級作家。小說家喬治·奧威爾在窮極 潦倒之時信仰過馬克思主義。三十年代，在詩人W.H.奧登和斯蒂芬·斯彭德周圍聚 集了一群左翼青年詩人。閱歷豐富的女作家多麗絲·萊新的共產主義理想幻滅的心 路歷程也具有代表性。 在納粹和法西斯策源地，德國的戲劇家布萊希特，既是左翼中堅，也被視為 反法西斯英雄。德國的君特·格拉斯為左翼作家贏得二十世紀最後一頂諾獎桂冠， 他的政治生涯卻以退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加入綠黨告終。意大利詩人卡爾杜齊與第一 國際有過初戀，不久移情君主立憲。後來的小說家伊格拉佐·西諾納和戲劇家達裡 歐·福在分享權力的意大利共產黨身上看到了腐敗，毅然與之決裂。 在蘇聯和東歐，不少人比西歐作家更有切膚之痛，領教了共產主義的滋味後 更早地走上了叛逆道路，革命詩人馬雅科夫斯基和小說家法捷耶夫的自殺就頗能說 明問題，即使像高爾基這樣的無產階級作家，他的理想國也難免幻化為無形的大監 獄，一度身繫金絲籠中難以展翅。而諾獎作家索爾仁尼、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 ，或關進古拉格受盡折磨，或遭到圍攻、驅逐，或至少處在一種「內在」流亡狀態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詩人」塞菲特和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這兩位諾獎得主都 曾遭到他們依戀過的共產黨的整肅。匈牙利作家阿塞·柯斯特三十年代在蘇聯考察 之後，終於於1938年因不滿斯大林對布哈林的所謂托派審判案而退出共產黨。 在北歐也有不少左翼作家，但是，由於北歐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文化背景，馬 克思主義的合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較早地被北歐的民主政體所融會接受，一批無產 階級作家的心路歷程與西歐左派有所不同，當另作別論。 在美國，儘管官方對共產主義思潮防範甚嚴，也有不少作家由於捲入早期的 社會主義運動、或因為參加西班牙內戰和反法西斯的二戰而傾向共產主義，其中的 知名作家有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傑克·倫敦。「工人無祖國」的口號曾經使不少美國 猶太作家一度「改宗」革命然後又回歸宗教。黑人作家理查德·賴特傾向社會主義 也是出於類似的民族背景。海明威屬於美國的「迷惘的一代」，約翰·斯坦倍克則 帶有更多無產階級色彩，也是以信仰始，以迷惘終的左翼作家。 從蘇維埃政權誕生之時，就有不少歐美左翼作家或自願或被邀請前往蘇聯參 觀訪問，列寧和斯大林都希望得到西方輿論的支持，待之如上賓，而這些歐美作家 ，除了像布萊希特那樣在蘇聯受寵若驚的以外，大都出於良知如實報導了他們的見 聞，揭穿了革命的恐怖真相，流露出他們的幻滅感。共產主義在蘇聯肆虐三十多年 後，到了四十年代，柯斯特揭露斯大林的「大鎮壓」的小說《正午的黑暗》(1941) ，奧威爾的寓言小說《動物莊園》(1945)和預言小說《1984年》(1948)使馬克思當 年設計的烏托邦遭到悲劇性的同時又是喜劇性的解構，幻影的破碎引起西方敏感的 知識分子的普遍注意。1948年，由柯斯特、斯彭德、賴特、紀德和西諾納等六位歐 美左翼作家合著的《敗北之神》(TheGodThatFailed)出版，這些昔日的信徒感到馬 克思之神再也不靈驗了，精神的廢墟驚醒了世人的良知，他們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對 十月革命進行了反思，以求改弦更張。他們的共產主義之戀鮮有「白頭偕老」者， 長期沉浸在與蘇維埃的蜜月中的布萊希特，已經被批評家指為「斯大林主義的同謀 犯」。 本文所著重評介的幾位歐美左翼作家，除了都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文 壇重量級作家之外，他們頗富代表性的另一個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曾先後去蘇聯 這個「現實的共產主義」國度實地考察，他們都曾對共產主義有愛意好感，或有過 一段戀情甚至短暫的蜜月，但是，他們或者即刻看穿了這個烏托邦的罪惡，或者反 思過後大夢初醒。 二、羅素的明智 由於英國有不流血的「光榮革命」的傳統，國際共運興起之時，英國的知識 分子不如法國的狂熱和激進。蕭伯納和羅素最初都主張漸進的改良。 與蕭伯納有所不同，羅素對共產主義的萌動的愛慾不甚強烈，他沒有求婚， 更沒有蜜月。接受過自由主義的洗禮的羅素，在十月革命前，曾發表演說支持克倫 斯基（Kerensky）的1917年二月革命。接踵而來的十月革命卻迫使克倫斯基流亡， 這是促使羅素想親自考察蘇聯的一個原因。1918年，羅素出版《自由之路》，研究 各種社會主義，他對十月革命既未讚揚也未批評，而是保持一種理性的靜觀態度。 羅素在該書導論中開宗明義指出：純粹的無政府主義應當是人類的終極理想，馬克 思的社會主義和工聯主義意在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社會，但國家贏得太大的權力 和中央集權均令人擔憂。他認為近期的最佳體制是行會社會主義，在政經體制方面 採取聯邦制，既承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合理的要求，又可以消除工聯主義者對國家 的畏懼。 在革命實踐中，羅素意境敏銳地預見到：「在國家成為僱主的[社會主義]形 式中，所有工作的人均從國家領取工資，從而有捲入暴政的危險而阻礙進步，一旦 可能的話，這種形式甚至會比現存政權更糟糕。」在該書第七章羅素討論「社會主 義制度下的科學和藝術」的問題，他認為對於藝術等創造活動來說，如果要求藝術 家把他們的才華首先奉獻給權力實體，然後才容許他們服從自己的創作衝動，那麼 ，文學藝術就絕不可能繁榮。羅素的這種預見後來由他在蘇聯的親見親聞所證實。 1920年，羅素作為歐洲知識分子最早的代表人物出訪蘇聯，列寧親自熱情地 接見了他。可是，偽崇高背後的卑鄙躲不過這位哲學家的敏銳眼光。訪蘇歸來之後 ，羅素立即宣佈自己對共產主義的失望和厭惡。羅素的某些朋友認為，對十月革命 的任何批評只會對那些想重建舊秩序的反對派伸出援手。羅素略有猶豫之後，決定 發表他的考察報告，即小冊子《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1920)。從此，羅素在 英國處於更為孤立的境地，不少朋友指摘他對蘇聯的敵意。同年，羅素應邀訪問中 國，嚮往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從羅素那裡得到的勸戒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不要 學布爾什維克。結果，當時的中國人大惑不解乃至譏評四起，他們哪裡知道羅素在 蘇聯的親身感受。 在蘇維埃政權的權力角逐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之後，羅素在《權力 ，一個新社會分析》(1938)中指出，人的侵略本能和佔有本能在政治經濟領域膨脹 為「權力之戀」，而權力，往往同時意味著財富的佔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 錯誤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更大的更重要的錯誤是在實踐上的。……權力之戀是 在社會事務中重要活動的根源，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歷史就可以得到正確的解釋」 (第10頁)。同時，羅素以諷刺的筆法寫道：「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家是那些成功地取 消了民主而成為獨裁者的人。」接著，羅素提醒讀者：列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 是借助民主而崛起的(第47頁)。應當作為腳注補充的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借助民 主的前提是：如果民選的立憲會議有利於布爾什維克，就利用這一機構為布爾什維 克罩上一層民主的外衣，如果它不聽話，就乾脆靠暴力驅散它。後來的結果是眾所 周知的，布爾什維克靠暴力宣佈俄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為「人 民的敵人」，從而以蘇維埃代表大會取而代之，列寧成了羅素所諷刺的那種「最成 功的民主政治家」。 羅素進一步指出：斯大林的蘇維埃制度的反動性在於它的軍國主義、民族主 義。官僚主義和諂媚習氣已經日甚一日。俄國是一個巨大的監獄。當羅素的朋友在 歡呼解放者，並且認為這一政權正在創造一個天國時，他感到尷尬，他不知道究竟 是他的朋友還是他自己瘋了。1968年，蘇軍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羅素像薩特一 樣發表公開聲明表達了他的強烈抗議。 自從羅素考察了蘇聯感到幻滅之後，一生致力於國際和平運動。二十年代羅 素在中國期間，吸引這位思想家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的清靜無為和儒家的倫 理精神。見證了一系列歷史罪惡的羅素，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教信徒，但他作 為座右銘所奉行的是基督教聖經中的一句格言：「你不應當追隨一群人去行惡。」 三、蕭伯納的天真 羅素和蕭伯納的認同社會主義，除了出於真理和正義的追求以外，他們都基 於對窮人的深切同情。如批評家P.P.豪在《蕭伯納批評研究》中所言：「人們會始 終記得特列福西斯，他的早期小說(指蕭伯納的《業餘社會主義者》—引者)中的那 個主人公，『通過高聲叫賣窮人的受難而保持他的同情並表達他不斷的義憤。』」 (第161－162頁)蕭伯納曾自稱為費邊社的「一個普通的無產者」，他研讀馬克思的 《資本論》，投身社會主義運動，為費邊社撰寫宣言和一系列政論。他的早期劇作 《鰥夫的房產》(1892)和《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都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的觀 點和立場，儘管他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但一旦十月革命的暴力發生之後，蕭伯納就 挺身而出為布爾什維克的正義性辯護。 蕭伯納早期的思想極為複雜矛盾。一方面，他讚美偉大領袖列寧，但另一方 面，由於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學和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他對墨索里尼、希特勒等「 偉大人物」懷著同樣的熱情。直到終於認清了這些「偉大人物」的真實面孔後，他 在《日內瓦》(1938)一劇中，以戲劇人物尼影射兩個法西斯頭子並進行模擬審判。 蕭伯納訪問蘇聯是在1931年，他在莫斯科度過七十壽辰，受到禮遇和款待， 在鮮花簇擁中這個年邁的老者與十四歲的新生蘇維埃政權度過了蜜月。他在歡迎宴 會上興奮地說：「假如未來正像列寧所預示的那樣，那麼，我們就可以毫無懼色， 滿面笑容地面向未來了。」我不知道這個老天真的蕭伯納，對於費邊社同仁羅素的 那些分析深刻的論著，他是沒有讀過還是讀不進，當然，這也不能苛求一位作家， 因為每個人都有其尋求真理的不同途徑。就在訪蘇歸來的次年，蕭伯納在《黑姑娘 尋神歷險記》中一改他在《康蒂坦》(1894)中對宗教的虛偽性的揭露，打發一個黑 姑娘以她閃光的黑天鵝般的胴體去尋求真理，以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表達了作者思 路已另闢蹊徑。黑姑娘說：「我的精神天地更遼闊。閉上眼睛是不對的。比起幸福 和希望，我更欲求上帝的知識。上帝就是我的幸福和希望。」儘管蕭伯納於1933年 訪問中國時，再一次對中國的未來寄望於全中國人民的團結，預言誰也無法抵擋中 國革命，但是，蕭伯納後期的作品，已經打上愈來愈深的宗教烙印，表明他的共產 主義之戀的最後終結。 四、羅蘭的兩難 繼蕭伯納之後，1935年羅蘭和紀德均訪問了蘇聯。羅蘭的訪蘇日記與紀德的 報導差距甚大，曾經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反響和爭議。個中原委值得深究。 羅蘭早在一戰期間在瑞士參加國際紅十字的義務工作時，就與俄國革命者有 廣泛的交往，與托爾斯泰、高爾基有深厚的友誼，這些都曾加強了他對俄國革命的 關注，但他始終像托爾斯泰一樣主張非暴力主義。十月革命後，他一方面向新生的 蘇維埃致敬，另一方面，他擔憂「革命產生仇恨，加深仇恨。」預感到個體的精神 獨立將被集體主義制度扼殺，羅蘭於1919年發表《精神獨立宣言》，1921年與巴比 塞展開論戰，堅持他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立場。二十年代，羅蘭進一步接受了甘 地的非暴力思想。隨著法西斯主義的猖獗，羅蘭致力於反法西斯和保衛世界和平的 政治活動。 羅蘭的訪蘇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進行的，斯大林親自接見並 作了長談。羅蘭與斯大林1935年6月28日的談話記錄，以及根據談話記錄所寫的日記 ，後來被羅蘭封存了五十年。原因眾說紛紜。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鎮壓」中， 羅蘭力圖以他的影響營救以言罹罪的作家。正如他在二十年代曾通過高爾基營救作 家一樣，他直接致函斯大林，但是往往如石沉大海。最後羅蘭終於明白，在日記中 寫道：「這是一種絕對不受任何監督的專橫的制度，是連起碼的自由、公正和人道 這些神聖權利都得不到絲毫保障的制度。我感到：痛苦和憤怒充滿我心。我壓抑著 想把這一切和盤托出的要求。我也處於癱瘓狀態了。只要我對這種制度發表哪怕微 小的譴責，那些僱傭的敵人……馬上要利用我的話，把這些話用他們最惡毒的居心 加以毒化以後當作武器來使用」(轉引自麥德維傑夫著《讓歷史來審判》上冊，第4 01頁)。這一段話，同時道出了羅蘭之所以封存他與斯大林的談話記錄的根本原因及 其兩難之境。羅蘭由於對共產主義仍然抱有一絲幻想，投鼠忌器，害怕自己對蘇聯 的批評被人利用，他不願公開發表。後來，羅蘭一度想發表斯大林和他的談話記錄 ，由於未能徵得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而封存。我們在羅蘭身上，儘管看到了一代偉人 的某種局限或悲劇，但仍然可以肯定地說，深入羅蘭心靈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極權 主義歸根結底是極不相容的。 五、紀德的尷尬 與羅蘭當年公佈的他所看到的光明的一面不同，在紀德的《從蘇聯歸來》(1 936)中，固然有官方為他以及為一切西方來客精心安排的展示偉大成就的場景，但 是，聰明的紀德的視野越過了這些界限。首先，具有宗教情感的紀德在蘇聯看到而 不滿的，是對宗教的殘酷封殺，代之以無神論的偽宗教。其次，作為一個道德家， 紀德感到蘇聯最缺乏的就是愛。尤其觸到具有同性戀傾向的紀德的痛處使他感到比 羅素更尷尬的是，同性戀在蘇聯與反革命同罪。對於紀德來說，這就意味著，你要 愛共產主義，就不能愛同性。紀德當然不願意把同性戀視為道德敗壞，而是視為他 自己的不可褻瀆的權利。再次，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他像羅素一樣反對蘇聯作協章 程的第七條原則，相反，他認為「文學絕不是為革命服務的工具」，革命應當為真 理服務，一個作家只有在寫真實、求真理的意義上，他才服務於革命(參看紀德《文 學評論》)。1936年6月，紀德在高爾基的葬禮上發表了他動人的悼文，他當時就風 聞這個曾經熱情呼喚革命的海燕的偉大作家很可能是根據警察頭子約加達(Yagoda) 的命令被慢性毒殺的。與高爾基的神秘之死構成反諷的是，同年6月蘇聯公佈了新憲 法草案，斯大林稱之為「世界上唯一的最全面的民主憲法」。 無論是藝術還是政治中的撒謊都是紀德絕不能容許的。他在《共產黨宣言》 中早就讀到：「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樣動人的詞句。既 然我在這裡看到的比我所譴責的那個資本主義社會更虛偽，更弊病叢生，更缺乏自 由，我怎能繼續愛得起來？ 由於紀德的真實描述，他的《從蘇聯歸來》被某些批評家視為「西方反對俄 國共產主義的經典敘述」，結果受到多方責難。紀德回應說：他對自己所期望的新 理想的實現並沒有動搖。接著，他又出版了《再談從蘇聯歸來》(1937)，進一步揭 露蘇聯的種種問題，表達了他的幻滅，尤其是書中公佈的一部分數字材料具有折服 人的力量。但是，紀德仍然指望蘇聯克服其重大錯誤，醫治弊端。 與羅蘭、紀德等法國左翼作家有過交往的愛倫堡曾評價紀德說：紀德剛到蘇 聯，無條件地讚美一切，但回到巴黎以後，卻無條件地責備一切，令人摸不著頭腦 。當愛倫堡於1937年讀到紀德的一篇譴責蘇維埃暴力的文章時，愛倫堡終於忍不住 ，暗自把紀德看作一個「具有叛徒的兇惡和骯髒心靈的老頭子」。但愛倫堡也打了 個好比方，他深信紀德在1930年至1935年間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真誠的。孤獨的紀 德在世上感到寒冷，工人的群眾大會的溫暖把吸引住了；他就像一個流浪漢那樣在 別人的火堆旁取暖(愛倫堡：《人、歲月、生活》中譯本第四部，第85頁)。有時， 紀德也會添幾根柴火，在西班牙內戰中，他就曾靠賣書和手稿的收入來資助共和派 。也許，他在別人升起的革命篝火中看到了永生的長生鳥，可是，這並非「實相」 而只是神話的幻象。 據愛倫堡說，早於紀德獲得諾獎的法國作家杜加爾在與紀德的一次談話後記 述道：「對於一個就其天性而言不適合於堅定信念的人，對於一個朝三幕四、反覆 無常的人，賦予他的參加以如此重大的意義，這是多麼輕率！儘管他有一顆真誠而 善良的心，我依然深為擔心，他的新朋友不久就會對他失望……」(同上書，第90－ 91頁)。可是，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杜加爾批評紀德朝三暮四的話也可以用在他自己 身上，因為這個追求進步、為理想而奮鬥的人，他自己最後的精神歸宿像紀德一樣 也是宗教。 的確，紀德的的心路歷程像他的小說一樣複雜，但大致來說，還是可以理出 其思想的脈絡。紀德的家庭的宗教傳統使他從小受到濡染，當他與共產主義相戀時 ，並沒有成為一個革命的無神論者，他曾明確地表示：「天主教難接受，抗議宗不 寬容，對於基督徒我有深切的體會。」藝術是紀德在上帝面前證明自身的存在的合 理性的一種自我表現形式，是在人間完成其使命的一種形式。他雖然在《蔑視道德 的人》(1902)中一度反對傳統道德觀念，但實際上他總是在傳播某種道德寓言。他 受到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接受哲學和邏輯學中的悖論，認為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個人主義與共產主義互相之間可以兼容。如布拉克費在《安德列·紀德與共產主 義的誘惑》一書中所指出的，紀德的共產主義思想傾向基於一種將基督教的道德價 值與希臘文化的藝術價值融合起來的廣義的人文主義(第142頁)。明乎此，紀德與共 產主義的離異就是必然的。 因此，紀德的共產主義之戀，正如他的短篇小說《戀愛實驗—浮念解說》(1 893)所描繪的那樣，路克和拉結春天相愛而結合，過了歡快的夏天，落花流水，秋 來各有各的新夢想，就自然分手了，一時的情慾滿足之後，終歸落入空幻。 六、斯坦倍克的質疑 美國作家斯坦倍克出訪蘇聯的時間比上述幾位都要晚些，是在斯大林的聲望 達到頂峰的四十年代。在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他的生活和寫作環境都 很艱苦，住在一個古樹遮掩的破屋裡，無錢買紙張，只好在收集得來的舊帳本上寫 作，評述天下政治大事。他的名作《憤怒的葡萄》(1939)展現了工業化對美國工人 和農民的沉重壓力及其罷工鬥爭。 訪蘇歸來後，斯坦倍克出版了他的《俄羅斯紀行》(1948)。作者自稱他的目 的不是要考察一種政治制度，而是記錄普通蘇聯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引起作者警 覺和質疑的是他在蘇聯目之所遇無所不在的斯大林的「肖像工業」，該書第4章和第 8章多有描述：「在蘇聯沒有什麼能夠逃脫斯大林在石頭、青銅、圖畫、刺繡上的瞥 視。他的肖像不僅掛在每一個博物館，而且掛在每一個博物館的每一間房子裡…… 」斯坦倍克詳盡描述的文字無需多引，因為這種現象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太熟悉了 。更有甚者，泱泱大國的中國，當年的「肖像工業」足以使蘇聯遜色不少，儘管斯 大林「無所不在，他盯著一切」。「……斯大林本人對這許多肖像並不感到高興， 他也說過應當要結束這種現象。但是，我們發現：無論什麼事情，斯大林說停就停 ，唯獨不靈的是，他的肖像畫卻在數量和尺寸上繼續膨脹。」統帥與被統帥的人們 之間的這種「默契」，中國人同樣是十分熟悉的。斯坦倍克以不無諷刺的筆調寫道 ：他發現當時斯大林的崇高威望和視若神明的崇拜，在歷史上也許只有奧古斯都大 帝可以比肩。無論在什麼場合，發言人都要引用斯大林語錄，就像中世紀的學者引 證亞里斯多德的「武斷之詞」(ipsedixit)來裁定一場討論的是非一樣，人們對此不 能提出如何質疑。當然，作為美國作家，斯坦貝克有權提出質疑：斯大林在生時就 已享受了如此高的崇拜，那麼等到他死了怎樣才會不再如此呢？究竟是通過什麼樣 的方式，是宣傳、教育、不斷的引用語錄和「肖像工業」使得斯大林在蘇聯無所不 在嗎？斯大林真的從來就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嗎？他的話是高於一切的「絕對真理」 嗎？ 也許正因為這些真實的記錄和質疑，斯坦倍克在該書結尾清醒地估計到他的 這本書將腹背受敵：左派將指摘他對蘇聯心懷敵意，右派則會譴責他對布爾什維克 的友好。事實上，正如他所估計的那樣。 經歷十多年的歷史滄桑之後，斯坦倍克於1962年發表了作者帶著愛犬遊歷美 國四十個州的考察報告《和查利旅行》。儘管斯坦倍克對美國現實也提出了某些質 疑，但是，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你看到的最著名的塑像，不是林肯的，不是華盛 頓的，更不是肯尼迪的，而是屹立於「黃金門廊」的自由女神像。蘇聯的那種個人 迷信的「肖像工業」在這裡絕無立足的土壤。就在這一年，斯坦倍克榮獲諾獎，瑞 典文學院將他譽為「人性價值的捍衛者」。1964年，斯坦倍克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 章，因為他的作品展現了美國千姿百態的生活，體現了民主精神。 七、幻滅之後的精神遺產 當我們把共產主義喻為美人海倫時，是就共產主義的浪漫理想而言，而共產 主義血腥的一面宛如一個強人。正如辛波絲卡在《世紀的衰微》一詩中所言，「強 人和好人往往不是同一個人」。如果說，西方的左翼作家的共產主義之戀曾經是他 們自己的一種選擇，那麼，在強人奪取政權之後，無數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的共 產主義之戀，就往往變成了在被愚弄狀態下的一種「包辦」戀愛，一種誤會，一種 強迫，甚至變成了臣民被權力的綁架，一種人質與綁匪的畸形的「苦戀」。因此， 可怖的是，共產主義不只是海倫的幻影，也是撒旦的幽靈，「現實的共產主義」甚 至就是魔鬼的實體，因為他吞噬了無數的活生生的生命，包括那些靠攏他、依戀他 、熱愛他、忠於他、即使被遺棄了被作賤了也無悔無怨的「玩物」、「情種」,至死 沒有覺悟的「情癡」。共產主義原本是歐洲啟蒙運揭櫫的人類解放的訴求的繼承。 而啟蒙運動乃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運。但是，國際共運的實 踐顯然背叛了啟蒙的傳統。因此，為之打仗流血並不值得。共產主義以巨大的磁性 引人愛慕時，無數知識分子原本有「從一而終」的堅貞。追蹤歐美左翼作家的曲折 的心路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他們最後的歸宿，在哲學傾向上是向文藝復興和啟蒙 運動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回抱；在政治思想上是對專制獨裁的否定對民主體制的認同 ；在道德取向上是對血腥暴力的否定和對一切弱者的同情；在心理傾向上是向宗教 的回歸和對上帝的精神依戀。歷史向我們昭示，諸如個性的自由、相對的平等、人 類之愛、人權、民主和法制這些基本價值，歷久彌新，具有普遍的適應性，對這些 普適價值的肯定就是無數歐美左翼作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