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救全世界危險中的學者

——美國芝加哥大學新成立的「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


宋永毅


      在文明史進入第二個千年的開端，人類對自身權利的關注和爭取，也有了引
人注目的肇始。作為西方知識分子代表的美國學界，對全球範圍內的人權抗爭，正
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和越來越投入的參預。數千所大學校園裡，以美國學生為
主體的「國際大赦」等非政府人權組織正逐個地建立分部，並得到校方的熱情支持
。如在我工作的狄金森學院，校長撥給這一學生組織的辦公室，便遠遠大於一個系
辦公室的面積。除此以外，各著名學府的校方也正廣泛地出面設立「人權中心」，
「人權辦公室」等機構，直接出面支持社會上和國際上的爭人權、反專制的鬥爭。
例如，因為同情柬埔寨、越南、中國等亞洲難民，美國排名第一的耶魯大學法學院
在九十年代中專門設立了「人權中心」（Human Rights Progam），為政治難民提供
無償的法律援助。現任美國助理國務卿高洪柱博士（Halord Koh）便是它的第一任
主任，並因此而名聞遐邇於學界。美國歷史悠久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甚至設立了「人權」的碩士學位，專門培養人權運動的骨幹和研究人材。而今年六
月五至七日由芝加哥大學牽頭，全美包括密西根大學在內的52所著名高校和21個非
政府組織參加新建立的《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Scholars at Risk Network）
，則無疑是美國學界二十一世紀人權史上的一抹精彩的大手筆。

捍衛「學術自由」的世界性視野

      六月七日，在芝加哥大學成立大會上一致通過的「《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
》成立宣言」開明宗義地指出︰「包括學者、學校管理人員、學生和他們的學校在
內的國際學界，至今以來已成為某些勢力的長期進攻目標，以限制他們的自由思想
、迫使他們沉默，並控制信息在社會中的流通。而這種攻擊無論發生在全球那一個
個人身上，都應視為對這一國際學界群體性的攻擊，即對其中任何人的威脅」。因
而，「必須進一步認識到，當今國際學界的任何人都有責任團結一致地保衛他們的
任何同事的人權和學術自由。而對某些受攻擊的個體學者的特別緊急的情況的援救
，種種舊的和正在進行的以往有效的努力已不再奏效。」
      那麼，什麼是新的可能有效的援救呢？《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的參加者
認為︰對於在全球任何一個角落裡因「學術自由」而受迫害的學者，光有道德聲援
是遠遠不夠的。必要時，應當果斷地把他們接來美國大學專業對囗的系、院任職。
先提供至少兩年的經濟援助。對英語生疏的外國學者，還應當附加一年免費的密集
英語訓練。然後遵循他們的個人意願，幫助他們在美國學界找到永久性的教職。為
此，《援救網絡》設立了專門的委員會接收申請和推薦。芝加哥大學，密西根大學
，愛荷華大學，奧伯林學院等7所著名學府立即宣佈今年開始接收被援救的外國學者
。
      為什麼美國學界要特別關注援救危險中的國外學者呢？除了上述宣言中表明
的國際學界「學術自由」的全球整體性外，《援救網絡》的會議討論通過的正式文
件中還陳述了如下三條理由︰1）美國新聞界、法律界和醫學界等都早已經有對海外
同事的援救組織，而學界尚行動緩慢；2）美國學界有責任保存和發揚光大世界上任
何一個傑出學者的研究成果，因為它們屬於全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學界收
留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布魯諾·羅西（Bruno Rossi），
傑姆·弗蘭克（James Frank）和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等歐洲難民學者,並
使他們為人類的科學事業作出了極大貢獻。美國學界堅信︰如果再給一次機會，當
今世界的受迫害的學者同樣也能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內作出同樣的貢獻；3）學術自由
是整個社會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標誌。對學術自由的攻擊事實上是對整個社會的政治
自由和異議攻擊的範例。因而，對個別受難學者的有效援救將有助於引起和提高整
個國際社會對人權的普遍關注和尊重。
      閱讀這些視野宏闊的文件，聆聽與會者言辭摯熱的發言，為什麼美國的科學
文化能在半個多世紀來獨領風騷於全球的深藏原因，應在不言而喻之中了。

美國學界悠遠的人文精神和援救傳統

      其實，美國學界對國外危險中的學者的援救並非今日始，早在三、四十年代
便蔚為大觀。當時，因為德國納粹主義，意大利、西班牙、蘇聯等國種族主義的抬
頭，這些國家的學者，尤其是猶太裔學者被迫流亡西歐和美國。成立於1933年的紐
約「美國援助流亡學者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
eign Scholars）在1933═1945年中，共幫助了459名流亡學者在145所美國大學中找
到了工作。當時的援助基金大約是每人每年＄2，000，最長為二年。基金優先給予
那些答應僱傭流亡學者並最終「消化」他們的大學。
      另一個卓有成效的的組織是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校（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因為美國各大學吸收受難學者的程序緩慢而流亡學者卻蜂
擁而至，該校校長在洛克非勒基金會的資助下乾脆宣佈成立了一個著名的「流亡大
學」（University in Exile）。至二戰結束，該校總共找到了近100份兩年的援助
基金，167名受難學者得到資助。
      二戰後漫長的冷戰時期，美國學界繼續接納來自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共產黨
國家的流亡學者。當時最大的援救組織是「世界大學服務處」（World University
 Service）。八、九十年代，美國最大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
atch）成立了專門的「學術自由」的全球觀察小組。他們在道德聲援，拯救出獄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如何幫助那些出獄後的受難學者方面，卻缺少足夠的能力
。而今天芝大《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的成立，正填補了這一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學在二戰中有過援助和收留流亡學者的優良傳統。
著名的心理學家布魯諾·彼德黑姆（Bruno Bettelheim），政治哲學家裡奧·斯特
勞斯（Leo Straus）和政治學家漢娜·阿倫（Hanna Arendt）都曾是流亡學者，後
來都成了芝大強大的教授陣容中傑出的一員。
      正因為這一悠遠的人文精神，芝大校方和教授們一直想在新千年中為海外受
難學者做一點新貢獻。今年年初，他們得到了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25萬美金的三年
啟動基金，終於使這一網絡的成立成為事實。

「援救網絡」的中國關懷

      「援救網絡」的新主任羅伯特·奎因（Robert Quinn）是福特曼法學院的法
學博士，專長人權法。他曾於1988═1989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一年。後來又在福
特曼學院負責香港，中國，緬甸等國的人權事務，開設香港和中國的人權法課。因
而，對中國大陸的糟糕的人權現狀有較深程度的瞭解。在該網絡的互聯網頁（http
://scholarsatrisk.uchicago.edu）上，赫然記載著去年以來中國政府及警察機關
迫害學者的史實。
      羅伯特非常同情中國受迫害的學者的困境，並表示願意盡全力幫助他們。在
《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的成立廣告上，有因所謂「間諜罪」至今被關押在北京
國家安全局看守所的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華裔學者華棣的照片。這些，都表達了美國
學界對中國受難學者的深切關懷。
      大概因為筆者去年在大陸因研究文革所受到的半年牢獄之災，我有幸被邀請
作為會議開幕式的主要發言人之一。我介紹了狄金森學院和世界中國研究學者對我
的有效援救和對學術自由的捍衛。另外的發言人有剛退休的芝大女校長漢娜·格雷
（Hanna Gray），她是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美國第一個女大學校長和美國總統自
由勳章獲得者。有趣的是，她正是二戰時被芝大收留的德國學者的女兒。沒想到三
十年後由她來擔任芝大校長並重建這類捍衛學術自由的組織。前蘇聯與薩哈羅夫齊
名的流亡物理學家尤里·沃洛夫（Yuri Orlov）也是主要發言人之一。現在他已任
教於美國著名的康乃爾大學多年。我想，每個發言人的家庭和本人經歷都雄辯地見
證著世界和美國學界捍衛「學術自由」的努力和成果......

《危險中的學者援救網絡》在美的連絡地址是：
Mr. Robert Quinn
Director of Scholar at Risk Network
C/o Human Right Progr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ick 124
5828 South University Avenue
Chicago, IL 60637
Tel: 773-834-4408
Fax: 773-702-9286
e-mail: rquin@uchicago.edu
http://scholaratrisk.uchicago.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