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經濟學 (北京)劉曉波 九十年代的大陸學界，最突出的特徵之一，便是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停滯、倒 退，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研究機構紛紛被關閉或被嚴加控制 。同時，1992年後鄧小平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使經濟學的地位迅速竄升，取代了八 十年代各種學術熱點而成為九十年代的「顯學」，用獨領風騷來描述也決不過分。 八十年代有所謂「四大青年導師」之頭銜（一種說法是方勵之、劉賓雁、李澤厚、 劉再復，另一種說法是金觀濤、溫元凱代替了方勵之、劉再復。）的人中，沒有一 個是搞經濟學的。而九十年代則不同了，社會上流行的稱謂——理論界的「四老」 和「四少」--皆是搞經濟學的。「四老」有吳敬漣、厲以寧、劉國光、董輔乃，「 四少」有樊綱、宗朋榮、魏傑、劉偉（另一說是盛洪、張維迎代替宗、魏），這些 人中除了吳敬漣身上還存有知識分子的道義關懷外，其他的人只不過是政策的應聲 蟲而已。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大都緊跟著已出台或將出台的政策走，很少用自己的 專業知識去追求理論建樹、去引導或影響政策。對國際經濟學的成果也是採取「急 用先學」，以求「立竿見影」的功利態度。特別是一些放過幾天洋的學經濟的人， 回國後就以經過洋概念包裝的准奏折理論投石問路。 以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看，整個九十年代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早期，搞 美學出身的何新卻在經濟學領域一枝獨秀；中期，胡鞍鋼紅極一時；末期，樊綱風 頭出盡。表面上，經濟理論的走向是由九十年代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到中期的凱恩斯 主義再到後期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但是無論何種外來的主義，一進入中 國，就變成了為中共政權穩定服務的官方經濟決策的腳注。何新為大屠殺辯護，胡 鞍鋼為宏觀調控辯護，樊鋼為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辯護，每一步都與江核心保 持一致。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學不講道義」的「學術中立」。 一、 速生速朽的何新 「六四」剛剛結束，血跡還未洗淨，中國的各種媒體中只有一個叫何新的理 論「暴發戶」的聲音，他幾乎涉足於所有的領域，經濟、政治、文化、美學，成為 地道的中共意識形態霸權的代言人。何新寫給中共高層的關於「動亂」的思想根源 的內參（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劉曉波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河殤》的全盤西化）， 也成了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的一部分。經過編造的何新與日本某經濟學家的對談 《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發表於《人民日報》，使這位八十年代的美學家 ，搖身一變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在這個幾乎是何新一個人唱獨角戲的對談中，那位 日本經濟學家的恭敬姿態幾近於仰慕者面對大師。何新在重彈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老調的同時，居然把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貶得一文不值，還要給扣上一 頂帝國主義經濟學的大帽子。他把經濟的全球化等同於殖民主義，把國際新秩序之 中國與國的關係，作為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的不平等關係加 以否定，並且代表第三世界向國際社會討還正義和公平（九十年代中期的民族主義 狂潮中，經濟學新少盛洪以更學術化的包裝重彈過何新的論調）。何新把社會分配 的不平等和權錢交易的腐敗完全歸結自由市場，主張重新確立國家在經濟中的主宰 地位（後來，胡鞍鋼的國家主義、「新左派」的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都在不同的 程度上用學術化的語言重複著何新的觀點）。為了替大屠殺作辯護，保持經濟發展 就必須維護社會穩定成了當時最具有欺騙性的御用經濟學說辭。何新的努力沒有完 全徒勞，官方也給了何新一些小恩小惠，諸如政協委員、社科院研究員等等。 但是，六四後的經濟危機一觸即發，何新式的辯護只具有意識形態的說教意 義，而對消除經濟危機卻沒有任何作用。於是，1992年鄧小平只能南巡，用重新啟 動經濟改革來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挽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打破了何新式 的輿論獨霸局面。何新的赤裸裸的官方立場和半吊子經濟學，使他很快變成不僅是 被知識界所蔑視的出賣靈魂的御用文人，甚至他為大屠殺辯護的說辭連官方都覺得 是幫了倒忙。因為他不是從「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發展優先」的鄧小平理論的 視角，而是從帶有原教旨色彩的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出發，來為大屠殺進行辯護的。 何新的「經濟學」近似於強烈的民族主義叫囂和計劃經濟的復活。他的那種對西方 的仇恨會嚇跑資本主義的投資，而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對國際市場有很深的倚賴， 中共要想度過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資本家的錢包是不可缺少的。何新的毛式的平 等主義會對剛剛發了財的「官倒」們的既得利益構成威脅，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開 始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了，他們決不允許有人借助於保證社會主義的純潔性而清 算腐敗，以及他們從中撈取的不義之財。 何新太自以為是了，以為自己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從此可以平步青雲。 他太不瞭解中共骨子裡的犬儒化了，其用人的標準是多麼沒有原則，又是多麼勢利 。當一個太急功近利的投機者面對一個同樣急功近利的主子時，遊戲的結果必然是 主子玩弄了投機者。其實，何新的智商決不會如此低下，他的命運是典型的利令智 昏，被過度膨脹的貪婪和野心所降低所扭曲的智商，在情急之中往往會把玩到最後 可能是血本無歸的遊戲，認定為一本萬利的交易。何新象六四時的袁木一樣，在被 推上前台完成了頂雷的任務之後，彷彿只是一夜之間，原本八面威風、聚光於一人 的舞台突然黑了、塌了，晚間的主角在天還沒有全亮時就已經是昨日黃花了。何新 無法面對如此尷尬的境遇——從媒體上全面開花的寵兒變成無人理睬的棄兒。他不 敢向主子提出抗議，無奈之下就撲向了知識界尋求發洩，急中生智地拋出一本自印 的通信集，收錄了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給他的信，重量級的有諸如錢鍾書 、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等人對學界新人何新的讚美。他這種一箭雙鵰的策略（ 既誇了自己，又貶了別人）並沒有挽救他的曇花一現的命運。直到現在，儘管何新 為之辯護的大屠殺仍然沒有得到重新評價，但是他也不會被官方攬入受寵幸的高級 幕僚之列。何新的命運，也為其他想在江朱時代躋身於「王者師」之列的文化人提 供了反面的示範--想做高級幕僚就不能把執政者的老底赤裸裸地爆光，起碼要保持 一付學術面孔。 二、以胡鞍鋼為代表的國家主義 胡鞍鋼在中國獲得工學博士，後又在美國的三所著名大學做過博士後、訪問 學者、客座研究員。他在中國獲得過許多榮譽，是「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 得者」。使他成為經濟學界有影響的人物的論文，是他和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 能力報告》。此報告被中宣部評為「五個一工程」的「一本好書」，全國排名第六 。 胡鞍鋼現為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 研究室主任；清華大學二十一世紀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國土與資源專家委 員會委員；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第二屆）委員；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 員會（第四屆）委員；北京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胡鞍鋼的「報告」於1994年發表，恰巧與政府的宏觀調控同步。在1992年的經 濟改革重新啟動後，他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做了頗具中國特色的指引--以國家 主義為目標，加強國家從民間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形成「強中央，弱地方」的大 格局。他在「報告」引證了大量發達國家的中央財政在PNG所佔的比例的資料，特別 是二戰以後的凱恩斯主義有關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的理論，把中央政府汲取 財政資源的能力的低下所形成的「強地方，弱中央」的現象，歸罪於改革中的放權 讓利。他從這種經濟研究中引申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即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決不 能走西方的發展道路--民間的自然演化，而只能走國家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推進式道 路。這就需要始終保持著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也就是所謂「四小龍」模式。 胡鞍鋼比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走得更遠，他不但要求在一個威權政治 制度框架內，先進行經濟改革，等到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基本成熟之後，再進行 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治改革必須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完全排斥民間的自發參與和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借鑒外國的理論資源時，他根本不提從七十年代開始復興的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種以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削減社會福利「新自由主義」恰 恰是針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論的，這三項政策的落實，其前提就是放鬆國家的控制 ），無視全球性經濟的新一輪自由化浪潮，只為了一種抽像的國家目標而一廂情願 抓住凱恩斯主義。他的國家主義有意迴避了中國與西方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差異：在 自由體制中的政府干預和專制體制下的政府干預所導致的結果會完全不同。中國的 現實不是經濟太自由了，需要政府的干預來避免市場失靈和分配嚴重不公的弊端， 而是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經濟混亂和市場無序。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的根源不在於 經濟的自由化，而在於政治權力對經濟的無所不在的滲透和控制。正是這種政治權 力的市場化，才使權貴們一夜暴富。從他們致富的實際過程來看，主要不是依靠技 術創新和產業化，而是借助他們享有的資源配置特權，借助壟斷來瓜分全民資產， 聚斂財富。 胡鞍鋼的國家主義目標甚至把自由市場和私有化，只作為一種國家強盛的權 宜之策，更不要說自由、民主、憲政這樣的政治目標了。他大談怎樣重塑中央和地 方的關係，卻隻字不提現代化的前提之一--基於個人獨立的民間社會的發育和建設 。在他的現代化目標中，只有國家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權利則無足輕重。在胡鞍 鋼之後，以《戰略與管理》為言論陣地的新國家主義很有市場，趙紫陽時代的高級 經濟幕僚王小強等人也加入了國家主義的大合唱。他們仍然重複一個世紀前的論調 ：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強大，任何偏離這一民族主義、國家主 義的目標的理論與行為，都應該動用行政手段加以強制性禁止。他們的文章中最常 見的詞組，就是「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這讓我又想起了從「洋務派」到「 維新派」再到「革命派」，儘管這些不同的派別有著不同的政治綱領，但是其深層 目標則完全一致：不是把「人的解放特別個人的解放」當作改革的最後目的，而是 把「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標，即便是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孫中山 ，要的也只是「民族獨立的國家自由」，而不是「個人獨立的人的自由」。正是由 於這一傳統，1949年後，那種「大河沒水小河干」的總體國家，那種抽像的黨的利 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才獲得了充分的道義合法性，而個人的自由、權利乃 至生命則不具有任何存在的價值，遭到了完全的忽視和踐踏。胡鞍鋼等人的國家主 義主導下的經濟戰略，在現代經濟學術語的包裝下，所要保守的恰恰是古老中國的 一以貫之的國家本位的專制主義傳統。 1998年中國發大水，災情的嚴重多年少見，使原本處於低潮的經濟又雪上加 霜。而已經成為高級幕僚的經濟學家胡鞍鋼，居然說大水災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是 好事，因為大災後的重建能夠增強內需，刺激經濟，可以使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幾個 百分點，幫助當時的不景氣經濟走出低谷。說出如此昏話的經濟學家就是中共執政 者的智囊，他為了讓執政者在大水災之中吃好睡好，可以在任何事件中找出發展經 濟的動力。如果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九十年代末，相信胡鞍鋼也會用他的經濟學論證 出一片廢墟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三、樊綱式的「交易成本論」和「腐敗有益論」 樊綱，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曾任《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級有突 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 所長。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曾赴美訪學，近年來被世界銀行等多個國際組織聘為經濟 顧問。他的理論代表了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其理論趨向比較複雜，他 既是推進產權改革即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的代表，又是以西方經濟學中的 「交易成本」來論證中國的制度性腐敗合理性的主將。 199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確實獲得了高速增長，房地產、證券等新興產 業的發展尤為引人矚目。但是，在巨大的泡沫經濟的刺激下，腐敗也隨之愈演愈烈 ，貧富差異日益懸殊，加之近年來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失業人口聚增，社會的 不滿經常以極端的激烈形式發洩出來，集體請願已是普遍現象，群眾衝擊各級政府 機構的事件也屢見不鮮。政府在窮於應對的窘境中，其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已經 名存實亡。因為造成這種社會不公和制度性腐敗的根源，恰恰是無所不在的壟斷權 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批自稱信奉自由主義（主張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御 用經濟學者，借用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論」，來論證轉型時期中國的 急劇擴張的分配不公的合理性，提出了「腐敗合理論」--腐敗是社會轉型或現代化 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是目前中國的國情下成本最小的代價。樊綱和盛洪從美國的 制度經濟學中所移植到中國的交易成本理論，成為中國式的腐敗有益於現代化之論 的洋包裝。 他們最喜歡引用的例證就是中國的繁榮和穩定與俄國的蕭條和動盪的對比， 俄國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的失敗，在胡鞍鋼看來是全盤自由化的結果，在樊 鋼等人看來就是「公共選擇」式改革的失敗。所謂「公共選擇」式改革，具體地講 就是指俄羅斯的改革所走的先難後易的突變道路，首先解決的是關係到「社會公正 」和「應得權利」的政治制度問題，即從改革舊的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入手，建立 起足以保證個人權利和社會公正的新的遊戲規則——自由的憲政民主制。在經濟上 進行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在政治上讓每一個公民享有真正的自由權利。而 中國所走的漸進式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搞的是先易後難的「交易選擇」 式的改革，所要達到的首要目標不是社會公正--每個人在交易的權利上和規則上的 平等，而是效率優先的供給增加，先把蛋糕做大，至於蛋糕做大了，怎麼分都行。 雙方交易式改革的成本要小於公共選擇的成本。他們之中有的人甚至宣稱：在中國 目前的轉型期，讓公共資產的管理人在可以逃避公共監督的條件下監守自盜，「掌 勺者私分大鍋，是「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這實質上就等於說，靠壟斷的強制 性權力處置公共財產，有沒有社會公正都沒關係，改革都可以成功。或者說，只要 能走向私有化，怎麼做都行。當然，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誰有權力誰就有先分和 分到大份蛋糕的權利。 以「交易成本論」為腐敗有理做辯護的另一位言必稱科斯的經濟學家是盛洪 。他認為「賣」比「分」的成本低，並引證科斯的「交易先於產權」來為權貴隨意 處置公共資產、從中牟取私利辯護。他甚至說，權錢交易的「尋租」活動總會有滿 足的時候，或者說作為交易一方的權力總有用盡之時，一旦掌權者滿足了，用完了 他作為交易資本的權力，「尋租」式的腐敗便會自然終止。恕我孤陋寡聞，從沒有 聽到過這樣的經濟學，我只知道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幾千年的專制權力在掠奪經濟 資源上從來既沒有滿足的時刻、也不可能有用盡的時刻，只要沒有從制度上根本改 變政治權力的產生方式和行使方式，掌權者可以走馬燈式地更換，但是專制權力本 身卻永遠不會改變，永遠貪得無厭，永遠不會過時。在權錢交易中，權力什麼也不 用付出，它做的甚至都不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而是無本萬利的生意。陳希同被賈慶 林所取代，但是虧本的只是陳希同個人，而不是在北京市一言九鼎的市委書記的權 力。「權力導致腐敗，沒有約束和監督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自由主義 理論的名言，在今天已經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常識了，為什麼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 家連起碼的自由主義常識都不要了呢？在民主制度下，各種制度化的對政治權力的 限制都無法完全根除腐敗，何況中國這種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權力呢。 中國式的「交易成本」論，在為制度性腐敗進行辯護時的最大失誤，是完全 拋開特定的制度背景（一黨獨裁製度和多黨競爭的自由制度之間的根本區別），為 了維護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單純從經濟效益的角度去計算成 本，而忽略了腐敗所付出的綜合社會成本--社會的全面崩潰。這種成本的巨大，不 僅是社會公正的喪失、人心的腐爛、潛在仇恨的持續積累，而且對於長遠的經濟發 展來說，制度性腐敗也會使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資源日益枯竭，做大的蛋糕沒有產生 應有的再生產效益，反而造成效益的大量浪費和巨額流失。即便僅僅從經濟的角度 講，其成本也是極為高昂的：1）真實價格和補貼價格之差所形成的利潤，要比提高 效率、開發新市場和新產品等的利潤高得多。因而，與尋租活動的規模的不斷擴大 成比例的，是企業對經濟發展能夠做出的貢獻的損失。2）當尋租的巨大利潤把分散 的資金吸引過去後，市場的公正規則便被扭曲乃至完全失靈。3）即便對於尋租活動 的受益群體來說，交易費用也將隨著行賄受賄以及權貴小集團的投機行為的流行而 普遍上升，從而導致社會的交易成本的整體上升。4）以上情況使人們對制度創新抱 著漠不關心的無所謂態度，從而破壞了對改革作為制度創新的基礎的信任感和倚賴 感。正如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改革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時所說的那樣：由於黨的 權力控制和監督制度與官僚管理機構代理人制度沒有根本的改變，雖然放鬆了對企 業和市場的控制，但是，不但改變不了動力不足、信息不准和效率低下的狀況，反 而為代理人的尋租行為大開方便之門。「從現實看這些國家改革主要是被黨和官僚 管理機構的中層代理者們破壞了。」要改變這種監督和市場的雙重失靈，必須讓黨 的權力真正退出市場。（參見《新制度經濟學》第十章；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而在「制度經濟學」的故鄉美國，自由制度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完全 成熟，他們提出的「交易成本」論，是在承認自由制度的前提下的微觀層次上的制 度創新和制度完善，正如張五常所說：「我們的分析是基於一個自由市場中，在私 有產權約束下謀求財富最大化的前提。」（《財產權利和制度變遷》P118頁；上海 三聯書店1994年版）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用於中國現實的分析，它能夠做出的最 大貢獻，就是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問題。雖然制度本身並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效 益，但是制度卻是任何經濟行為是否能夠達到低成本、高效益以及交易規則是否公 平的保障。一個合理的健全的制度會為經濟活動提供公平競爭的規則和超然中立的 裁判，提供最佳的資源配置、發展動力和足夠信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經濟效益，而反之則要付出高成本、低效率乃至無效率負效率的巨大代價，最後 是由於准入權利和佔有資源的畸形不平等、獲取信息的不對等而導致資源、動力和 合法性的全面枯竭。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制度和自由主義制度的競爭中，前者的 大失敗和後者的不斷自我完善、鞏固和向全球的擴張，恰好證明了專制制度所付出 的成本最大而效益最小，不僅是經濟效率上的巨大成本，更是社會公正和人權保障 的巨大成本，以至於最後弄到資不抵債，賠光了家底，只能破產關門。而自由制度 則相反，以低廉的成本換取了制度效益的最大化，不僅是經濟的持續增長，更是社 會公正和人權保障的水平的不斷提升，乃至於到了二十世紀末，自由主義價值及其 制度安排成為人類的普適性價值，全人類對此的認同和追求越來越成為不可阻擋的 發展潮流。 再看俄羅斯的「公共選擇」式改革的交易成本。如果從鄧小平的發展理論的 角度即單純的經濟成長的角度看，俄羅斯的確付出了過大的經濟代價，改革的成本 大於中國。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理論認為，即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的尺度不應 該只是單純的經濟利潤指標、而應該是綜合的社會效益指標；制度成本的大小的衡 量標準不僅要看是否達到利潤最大化，更要看效益最大化。從這一角度看，俄羅斯 人雖然在短時期內少了點麵包（利潤），但是他們得到了人之所以為人的諸種自由 和權利（效益），其社會的綜合效益之巨大，完全可以彌補經濟效益的暫時損失。 有了不可剝奪的擁有自己的麵包的權利，遠比擁有產權不明的麵包更可靠、更安全 ，從長遠的角度講，也會更有效益。我不相信現在的俄羅斯人會為了得到更多麵包 而出賣已經得到的自由權利，為了「供給」增加或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發展，而犧牲 掉能夠提供社會效益最大化的保障「應得權利」的自由制度。 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動力和信息上的優勢，必須以明晰的產權、公平的自 由競爭規則和超然的裁判為前提，有了這一前提，才能給人以追求創新的環境和動 力，才能得到效益的最大化，才能使分配中的收益歸於誠實的企業家和勞動者，而 不是歸於靠權力支撐的尋租者，才能使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結果的分配差異，得到基 於自由優先和權利平等的道義辯護，貧富差異才不至於引起毀滅性的暴力革命，而 這一切又必須有政治制度的保障。由此反觀中國，普遍的尋租式腐敗，表面是市場 制度本身失靈的結果，而實質上是政治制度維護「應得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公和縱 容腐敗的結果，或者說腐敗和分配不公是專制制度的本性。這種制度不僅效率極低 ，而且分配中的差異（起點、過程和結果）得不到任何道義上的合法性辯護，因為 在分配中，經濟效益中的大頭，皆被極少數權勢者通過黑箱作業的「尋租」等投機 性經濟行為給瓜分掉。在產權不明晰的中國，這就等於執政黨把全民資產變成「黨 產」和黨棍們的個人私產。極而言之，目前中國大款們的財富，幾乎沒有一分錢是 乾淨的。而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從這種權貴私有化中得到了好處，這些人雖 然算不上大款，起碼可以是中款。他們的既得利益與現存制度之間有著內在的契合 。 更重要的是，這些權貴們並不把他們掠奪到的資產投入到產生社會效益的再 生產和技術創新之中，而是把資產用於個人及其家族的奢侈消費或轉移出境。他們 在經濟活動中不會動用已經佔為己有的一分錢，正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在中國，越是大款，就越不用拿自己的錢去投資或作買賣，有權的直接利用權 力致富，有錢的通過收買權力致富，國家壟斷的金融機構就是他們的不盡財源，打 通關節、巧立名目，套取社會閒散資金，直到把企業掏空，把銀行貸空，把經濟搞 跨。現在的上市公司與前幾年盛行一時的各種集資案，實質上沒有任何區別。前幾 年，誰能打通關節誰就有權進行社會集資；股份制改造以來，誰能買通權力機構， 誰就可以把空殼企業作成上市公司。 我承認，樊鋼等人作為信奉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中國學者，代表了中國經 濟學的自由主義一翼。與胡鞍鋼的國家主義相反，他們主張的經濟改革目標是個人 主義的，以推進自由經濟式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來實現由整體利益優先的體制向個 人權利優先的體制的轉型。但是，面對中國式的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經濟混亂和制 度性腐敗的現實，他們似乎有苦難言。當他們看不到糾正制度性腐敗和建立公正的 市場秩序的希望之時，當他們在為現存秩序進行辯護中得到了實惠時，就只能放棄 對在權力主宰下的分配不公的道義追問，被迫承認「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現實合 理性了。也就是，不僅承認財富分配在數量上和競爭的結果上的不平等具有合法性 ，更關鍵的是承認追求財富的權利在質量上和競爭的起點上和過程中的不平等。毛 澤東時代的政治權利上的准種姓的身份不平等制度，在鄧小平時代又普遍地擴張到 經濟領域。於是，以自由主義的「應得權利」平等為核心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理論， 就變成了「供給」式的增加經濟純量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進而變成了黑格爾式「凡 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犬儒經濟學，最後變成了為極少數權貴們非法聚斂私人財 富的辯護士。在樊鋼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我看到的不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包裝，更 看到幾十年的共產主義教育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 」，「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善良的，卑鄙的邪惡的手段就具有現實的合法性。」在毛 澤東時代，為了高尚完美的共產主義目的，可以肆意行使階級鬥爭的暴力手段，可 以用家庭出身、階級成分和政治身份把人劃分成三六九等，把一部分人變成不可接 觸的政治賤民；在後毛澤東時代，為了變公有化經濟為私有化經濟的目的，可以把 利用政治特權聚斂個人財富視為合法的手段，把極少數權貴變成億萬富翁——改革 的最大受益者，把絕大多數無權者變成低廉勞動力和失業者——改革的最少受益者 ，視之為「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2000年8月1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