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台海波瀾不驚 (北京) 陳 林 所謂「台獨」夫復何求 蔣記國民黨政權晚期形式上的合法性，來源於抗戰勝利後假意「還政於民」 的那次全國性的國大「選舉」。縱使你指責其虛偽也好操縱也罷，當時確還是符合 一定程序的，並且由於國大代表們分別自全國各地產生，則他們進而表決通過的中 央政權和國家領導人選因之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外觀。但隨後的國共內戰導致國民黨 政權敗退台灣，假如這個御用國大到期全面改選，所有名額只有自島內產生，則其 代表性勢必不能及於大陸，連同其所授權的行政當局都在法理上降格為地方機關， 又如何能自稱代表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呢？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即其全國代 表性的地位殊難保全。 故國民黨在台政權陷於代表性與合法性危機的恐慌之中。正如我曾經指出的 ，他們別無選擇的就是，雖偏安於孤島，仍長期念念不忘地堅稱其全國政權的地位 ，儼然以「國家統一」為己任，這樣才能在「萬年國大」的遮羞布下粉飾其政權的 合法性。重要的是還可以此壓制各種反對力量，迴避島內民主問題。即便在島內開 放選舉，但最高只到省一級，斷然否認島內改選自己這個「中央政權」的可能，從 而保證大權不致旁落。而島內反國民黨的勢力，很自然地會訴諸於本土情緒，迎合 底層普通群眾，特別是佔人口多數的本省籍人的心理，以獲取盡可能多的政治資源 。而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性正是一個值得質疑和易於攻擊的薄弱環節，自然是不能放 過的；這在邏輯上的引申就是弘揚所謂的台灣獨立主權，以拒斥國民黨假以中央政 權名義在台的統治。從法理上說，如果台灣「不擁有獨立主權」，則島內選舉只能 產生地方政權，而永遠無法動搖和替代國民黨的「中央政權」。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台灣的反對派和民主化力量，與「台獨」在理念上和組 織上往往難解難分。追溯其淵源來看，所謂「台獨」與其說是要自外於中國，莫如 說是旨在挑戰國民黨政權的法理基礎，以拓展自身的政治空間，直至打開通向島內 最高權力之路。經過台灣民主化的三部曲，從開放黨禁報禁，到最高代議機關全面 改選，乃至總統經由島內全民直選（特別是最近這次大選終於使在野黨候選人一躍 當選），則「台獨」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訴求實已得到滿足。當然，就「台獨」的字 面含義仍需一個交代，用某些人的慣常話語來說，「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或 台灣一直就是個主權國家）而它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按照這樣的邏輯就無需再 行宣佈什麼「獨立」了。更換一個別的什麼國號，譬如「台灣共和國」，徒具符號 而已，本身並不能改善其國際處境，還將使中共再無迴旋餘地，可能被迫採取斷然 措施而陷台灣於滅頂之災，是謂過猶不及。故我早就指出，所謂台灣宣佈獨立的動 武底線云云，實已成為兩岸心照不宣的一個微妙默契。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如我們所預料地重申了他先已提出的保證，即「只要 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新一屆台灣當局將不會宣佈獨立或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 國論」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 題。此言既出，大陸方面勢必要總結為又一場政治鬥爭「偉大勝利」，恰如去年所 宣告過的「三大政治鬥爭」的勝利那樣。而陳水扁的表現固然不乏政客的機會主義 ，其中大陸的壓力確也起到相當作用，但是，所謂「台獨」，已經完成自己的歷史 使命，至此夫復何求！陳水扁既已在大選中勝出，這是得了台灣的便宜，轉又向大 陸賣乖。當然，如果轉彎過快將使自己跌落馬背，島內仍時有出現的極端「台獨」 言論乃是發自一種情緒上的慣性和反彈，對此陳水扁尚需加以安撫，但於大局無礙 。 「一個中國」的時態和語義問題 我曾經指出，所謂「台獨」在政治上實別有訴求，而在社會心理和情緒背景 上，莫如說是一種孤立主義而已。如果望文生義，則「台獨」基本上已經是個偽問 題，而「一個中國」也需要進一步澄清。首先，中文缺乏時態變化，往往造成言不 及義，這實在是件很糟糕的事。就拿「一個中國」來說，可以是過去時（PastTens e），亦可是將來時(Future Tense)；就算也是現在時(Present Tense)，恐怕還談不上是現在完成時(Present Perfect)，而不過是現在進行時(Present Continuous)。 「一個中國」的過去時，遠溯上古自炎黃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歷史的 源遠流長的中國。「一個中國」的將來時，則但願是個自由、民主、富強的作為大 陸和台灣共同歸宿的新中國。至於「一個中國」的現在進行時，恐怕要自辛亥革命 後軍閥混戰始，特別是後來的國共內戰，爭相統一對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後這 種長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峽兩岸的仁人志士們，所感懷的是「一個中國」的過去 時，所嚮往的是「一個中國」的未來時，大家的不懈努力，著力於此的是「一個中 國」的現在進行時。 「一個中國」既然是客觀的事實和過程，那麼「一個中國原則」究其為何呢 ？按照中國政府在國際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論式的標準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 一合法政府。問題是這第三要項，歷來是台灣當局難以接受的。為此，錢其琛於一 九九八年紀念「江八點」三週年座談會上，正式提出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中，特別 是在兩岸談判中，中共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海「汪辜 會談」中作出補充：「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 ，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 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最近 也有權威人士明確指出，以往中國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 府」，這原是「一個中國」原則的第三要項，但新定義將這項改成「中國的主權與 領土不可分割」。這裡實際上為台灣留下一個突破兩岸緊張關係的缺口。 正因為「一個中國原則」在語義上的不確定性，一貫可有內外兩種解釋，很 容易混淆。台灣方面包括島內統派的深懷疑慮，大約主要在於這第三要項，擔心一 旦作出了承諾，會被偷換概念，正中圈套。這裡就非常需要兩岸以高度的政治智慧 ，開誠佈公來解決。早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之前，兩岸便因「一個中國」是原則抑 或議題而爭執不下。從陳水扁的角度，承認「一個中國」為議題，這已向前了一步 ，但是還不夠。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刻意迴避「台獨」，也沒有明確承認大陸所定義 的「一個中國原則」，而是說要「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這種含 糊其辭，恐怕是大陸方面不能滿意的。好在陳的基調平和：不比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前進，也不比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後退，沒有造成新問題。自3.18以來，大陸一直保 持了相當的克制，給了陳水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我看來，只要對所謂「台獨」 的淵源和實質有所洞察，陳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一個中國」是陳水扁無可迴避 、終究也無需迴避的。兩岸的關係完全可以朝著一個緩和的方向發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個中國原則」，仍然是任重道遠。兩蔣時代倒是明白無誤 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那是意在爭奪正統地位，聲稱「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一 部分」，還嚷嚷著「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那是以大陸為敵， 未必向和平統一更進一步。 而「一國兩制」的最初提出，是鄧小平為他的留蘇老同學蔣經國量身訂作的 ，比較符合一個地方性專制政權處於衰退期的實際。假如蔣經國仍想長期維持統治 或傳位於子，遭遇島內日漸強大的反對勢力，沒有十足勝算，其地位已動搖，這時 歸順中央表示效忠以換取對島內的鎮壓，又挾台灣自重以向中央爭權奪利，固然是 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但台灣的民主化使兩岸關係的格局為之煥然一新。所以「一國 兩制」的構想需要新一代領導人加以創造性的發展。我認為，在「一個中國」下， 台灣完全可以實現新型的高度自治，並可能擁有更大的國際空間。譬如前蘇聯及其 轄下的兩個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均各自擁有聯合國成員國的身份。至於邦 聯、聯邦，凡此種種，都可以通過談判來求得共識。 「三通」何懼之有 台灣當局長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變的大陸政策，雖然相比於兩蔣 時代僵硬的「三不」，畢竟有所鬆動，但是陷入一個更深的誤區。早期的「國統綱 領」尚且確認了最終歸於統一的目標，似乎是希望從兩岸民間交流和非政治議題開 始，逐步推進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協商。但在其中間環節，「國統綱領」預設了政治 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摒除敵對狀態、國際間相互尊重，然後 才肯開放「三通」和推動高層互訪。此處居心良苦，但誠意不免受到懷疑，無非是 將大陸逼入死角，則其斷然不會輕易接受。而結果就是兩岸關係的泛政治化，導致 相互的不信任日漸加深，使得諸多事務性議題也紛紛擱淺，兩岸僵局無法循由先易 後難的途逕取得突破。 一味迴避兩岸的積極接觸和政治談判，是一種鴕鳥政策。首先，這並不足以 防止國際政治的天平向大陸傾斜。畢竟時過境遷，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 國際社會廣為公認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並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同時 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無限的市場潛力贏得西方世界的廣泛垂青。美國的對華政策， 從早期的圍堵轉向積極接觸和交往合作，也是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 其次，台灣朝野的「恐共症」仍揮之不去，卻焉知共產黨早已今非昔比；只 感受到大陸當局對台咄咄逼人的壓力，卻不曾意識到台灣經驗對於大陸經濟政治改 革潛移默化的示範效應。故從這個意義上，台灣既不必自貶身價，戰戰兢兢如任人 宰割，逆來順受；也不可盲動和輕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為眾所厭棄的「麻煩 製造者」；更切莫囿於島民的狹隘意識，而失落其莊嚴的歷史地位與作用。誠然， 大陸今後的走向和進程，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台灣列 島終究不能游離到太平洋深處，其前途注定無法擺脫大陸局勢發展之左右。事已至 此，恰恰唯有開放交流才能增進台灣安全，並帶來大量的經濟利益，乃至有助於促 使大陸的積極演變，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懼之有？還大可通一通別的嘛。須有這個自信，為什麼要害怕呢 ？台灣有些人覺得「一國兩制」還不夠好，其實哪怕「一國一制」也未必就壞，當 然得看是怎樣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這樣一個「制」。正如李遠哲所說：「 若是一個民主的，安居樂業的中國，即使是一國一制也接受」。「鴕鳥政策」總歸 不足取。 大陸曾將「三通」視為推進統一的一個象徵性議題，志在必得，本來或許還 有在其他方面做出適當政治讓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輝堅持認為「三通」將導致兩岸 交流的迅速擴大，違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帶變，不肯加以考慮，坐失良機。 恰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兩國論」激起台海軒然大波後，台灣的幾位總統競選人競 相視「三通」為勢在必行，而大陸認為只要雙方加入世貿，「三通」問題便可迎刃 而解，反不那麼著急了。李登輝大陸政策的破產由此可見。 陳水扁在當選前後和就職演說中，對「三通」及進一步的兩岸交流表示了積 極的姿態，此所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美國如果不能自拔於孤立主義的泥潭，而 對歐洲事務作壁上觀，則不成其為今日之強盛。台灣之於大陸的兩岸關係雖屬國內 性質，但在戰略格局的演變上亦將如是。 台灣民主化的兩難與島內政治重心的失衡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在幾十年間要求民主化和本土 化的呼聲日漸高漲，終於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覷的在野勢力，即便在體制內也不乏應 和之聲。何況那些國民黨政權養起來的萬年國代們，不斷老死，自八十年代後期已 經所剩不多了，靠他們維持合法性的老辦法實在是難以為繼。原來那種戰時體制和 空懸的政治架構已經走到歷史的盡頭，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確立台灣長治久安 的根基。但憑心而論，在既得利益問題的阻力之外，正如某學者所指出的，台灣民 主化特有其內在的兩難困境。徹底推行民主化，則勢必難以維持「中華民國政府」 的法統即它所堅持的全中國的代表性；要完全地維持「中華民國政府」的這一所謂 法統，就勢必會妨礙台灣自身的民主化：兩者不可得兼。 現實中的「中華民國政府」有效控制的範圍僅限於台灣地區，即便通過島內 直選解決了自身的政治基礎，在法理上其合法性也明顯地不及於大陸。然而「中華 民國憲法」中的有關條文繼續保留，據此「中華民國」仍然是指包括整個大陸乃至 外蒙古在內的全部中國。如果放棄這部憲法，又形同「台獨」。於是就有了一個非 驢非馬的說法：「中華民國在台灣」。這種表述的確是勉為其難，所謂中華民國的 法統實已暗渡陳倉。 另一方面，台灣當局不得不轉變早期那種「漢賊不兩立」的僵化態度，開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卻又明顯不能自廢法統。這樣，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大約就是「兩國論」或「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一個淵源 。大陸方面當然歷來不承認他的「中華民國」，可又斷然不可容忍人家放棄「中華 民國」的名分，哪怕是通過修憲將領土範圍縮為台澎金馬也不行。可是，難道指望 他們「反攻大陸」嗎？只怕台灣當局久已不復有問鼎中原的雄心壯志了。 列寧說，「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我同樣不高興「台獨」，也是必欲除 之而後快，但對台灣的進退維谷要多一些設身處地的理解。台灣的民主試驗因此長 期飽受「統獨之爭」的困擾。若非出於對大陸的某種恐懼而使國民黨的穩定牌屢屢 見效，則國民黨的下台恐怕不會等到今天，而黑金猖獗等種種內政積弊亦不會達到 如此積重難返的地步。考慮到是在這種特殊艱難的條件下實踐民主，我對同屬中華 民族的台灣人民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試圖有所糾正島內政治重心的失衡，在主要的篇幅安 排上專注於台灣自身的問題。演說的對象首先是台灣人民，而他們（特別是投票給 陳水扁的人們）真正關心的是什麼？陳水扁應當認知，那是寄希望於他來推動包括 掃除黑金在內的內政改革，因此演說稿在比重上談內政遠多於談兩岸和「外交」。 諸如掃除黑金、行政改革、地方自治、產業發展、治安改善、社會福利、環保生態 、司法改革、教育、文化等等，均有所涉及，而構成了一份蔚為大觀的「治國綱領 」。 撇開具體的政見之爭甚至「統獨之爭」不談，此次政黨更替可以標誌著台灣 民主的新紀元。陳水扁大可鼓吹一下民主、自由、人權之類的「普世價值」，標榜 道義形象，迎合公眾口味，也對西方投其所好。這是政客的拿手好戲，不出所料， 他這麼做了。他又暗示說，「大陸在鄧小平先生與江澤民先生的領導下，創造了經 濟開放的奇跡；而台灣在半個世紀以來，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也締造了民主的政 治奇跡。」但陳水扁的「民主牌」並沒有完全使將出來，他對大陸當局心懷顧忌， 並不想冒犯龍顏，這至少證明了陳水扁可以是一個合作者。□（作者系大陸經濟學 者，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強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