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唯一選擇 民主：最佳前提 (北京) 劉曉波 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全民大選，中共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結果成全了李 登輝以高票當選；2000年台灣舉行第二次全民大選，大陸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 台灣問題》的對台白皮書，提出「三個如果」作為動武的條件，其中尤以第三個「 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拖延關於統一的談判……」來提升大陸在失去耐心時不惜一戰 的強硬立場。朱熔基在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時的答記者問，對台灣擺出一種罕見的強 硬而情緒化的姿態。朱的話音剛落，中南海智囊、中國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辛旗以比政府總理更強硬的態度：「台灣民眾，可以說得重一點，應該說是面臨災 難性後果，這一點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他甚至發狠地說：一旦台獨勢力上台，我 們不惜把台灣打爛重建。這一系列蠻橫的威嚇所導致的，就是大陸最不願意看到的 結果：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30%的高票當選。大陸當局之所以屢屢想影響台灣 的大選而又屢屢失敗，就在於他們的武力恫嚇是逆世界潮流而動，有違於民意。 但我以為，文攻還是比武嚇要溫和些，而且大陸當局的表態中也為自己留有回 旋的餘地，不承諾放棄武力或不允許無限期拖延，並不等於一定要動武，更多只是 想讓台灣盡早地坐在談判桌前。大選之後，大陸當局的態度並不像輿論所預期的那 樣強硬，反而顯得有些無可奈何，適得其反的尷尬使其只能選擇「聽其言，觀其行 」的低調。 一、學會妥協 象1996年的導彈引起世界大嘩一樣，今年的白皮書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個「如果 」和朱熔基的答記者問，也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數日來，英國的《泰晤士 報》，愛爾蘭的《愛爾蘭時報》，加拿大的《環球郵報》，德國的《德意志時報》 與《世界日報》，法國的《世界報》與《費加羅報》，日本的主要報紙，紛紛以社 論或專文評論的嚴肅方式，譴責大陸白皮書以武力相威脅的強硬立場。美國的反應 尤為激烈：《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洛 杉磯時報》等主流報紙一致反對武力，呼籲和平。眾議院以高票通過《台灣安全加 強法》，把大陸作為主要的遏止對象的呼聲驟然響亮，一向對大陸奉行接觸政策的 克林頓總統也第一次表示：在兩岸的關係問題上，任何解決方式都要得到台灣人民 的同意。最近，美國政府又計劃提升對台軍售的水平。許多國會議員和知名人士呼 吁不給中國PNTR，阻止中國加入WTO，把貿易重新作為敦促大陸改善人權和免於台灣 受武力威脅的外交牌來打。三月十一日，三十位美國聯邦眾議員聯名提出第二七二 號共同決議案(包括十四位共和黨，十六位民主黨，顯示了兩黨的共同態度)，促請 美國政府支持台灣的大選與民選總統，免受中共干擾；期待與下一任台灣民選總統 合作；堅持台灣最終地位的確定必須具有台灣人民明確的共識，且必須以和平方式 實現。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萊爾宣佈：一旦台灣受到大陸的武力攻擊，根據《台 灣關係法》美國有義務協防台灣；國防部長科恩明確表態：既不支持「台獨」，也 反對動武。這也是美國的一貫立場。陳水扁當選後，克林頓總統立刻表示祝賀，對 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所表現出的大度和善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儘管國際輿論的反應非常強烈，儘管朱熔基答記者問時的態度極其情緒化和 強硬，但是我認為這不過是大陸想在陳水扁突然堅挺和大選的最後時刻影響選情， 打壓阿扁的策略而已。實際上，海峽兩岸的當事者還是相對平靜的。選戰正酣的台 灣和人大會議期間的大陸都在軟化強烈敵對的立場，選舉後大陸並沒有激烈的反彈 ，這也許是切身利益使然。在台灣，1996年的大選，應對大陸的導彈演習的，是候 選人們爭相強硬的攀比；而這次大選，面對大陸的強硬，雖然有要求美國政府批准 《台灣安全加強法》和增加對台軍售的呼聲，但是三位熱門的總統候選人都爭相向 中共發出了善意的信息，沒有人再提「台獨」、「公投」，甚至連李登輝的「兩國 論」也變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種軟化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剛剛當選的 、一向以「台獨」著稱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他在競選期間就發出兩岸最高領導 人直接見面的呼籲,並把他兒子放入競選廣告，為了讓選民相信選阿扁是安全的；見 過鄧小平的諾貝爾獎得主、現任台灣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公開支持陳水扁，既提高了 阿扁對其他候選人的競爭力，又減弱了他無法被中共所接受的傳統的激進形象。三 月十八日晚，當選的陳水扁仍然保持著對大陸的「善意的對話、積極的溝通、永遠 的和平」的態度。並且表示在正式就職之前來大陸進行善意溝通的誠意。台灣的兩 次大選面對大陸的兩種威懾，候選人的態度一硬一軟，這種鮮明對比恰恰是台灣民 意變化所致。 在大陸，儘管軍方的態度一直強硬（朱的表態也有屈從於黨內強硬派壓力的 成分），但大陸當局的基本態度是在軟硬兼施之間維持平衡。白皮書強硬，之後， 是江澤民的懷柔「沒有烽火連三月的感覺」，並表示希望訪問台灣來軟化白皮書的 強硬立場；朱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部分中，沒有「三個如果」的 字樣。政協閉幕式上，李瑞環的反響強烈的講話淡化了台灣問題，突出了改革的緊 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大陸的最高決策層一再宣稱對台方針「從 來沒有變」。即便朱熔基在人大結束後的記者會上，對台灣態度極為強硬和煽情， 但主要是針對「台獨」勢力的，想打壓競選風頭正勁的陳水扁，他說，沒有李登輝 的「兩國論」就沒有大陸的白皮書；「三個如果」是鄧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點 」的核心原則，大陸對台灣的態度從來沒有變過，第三個「如果」也沒有什麼新東 西。陳水扁當選之後，大陸的基本態度是靜觀其變。 兩相比較，台灣民眾擁有言論自由，可以通過各種媒體，瞭解大陸當局所有公開的 甚至半公開的對台政策，可以在股市裡收看朱熔基答記者問的實況轉播；而大陸民 眾卻很難知道台灣當局和人民對大陸的態度，聽不到三月十八日陳水扁的當選感言 ，只能看到經過嚴格篩選的消息。而在這些經過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沒有 和平意願和妥協態度，只有「台獨」「兩國論」等危險徵兆。這種兩岸民眾在信息 獲得上的不對等，凸顯的正是大陸的封閉性和台灣的開放性，也凸顯了在兩岸關係 問題上，大陸當局的道義劣勢與不自信和台灣當局的道義優勢及其自信。與此相對 應，台灣候選人的態度更具建設性，而大陸決策者的態度就顯得狹隘和霸道。大陸 的白皮書公開發表之前，台灣的三位候選人已經力圖淡化「台獨」的色彩；白皮書 發表之後，他們也沒有因此而改變其競選綱領中的大陸政策；對朱熔基發出的威脅 仍然態度平和，沒有以強硬對強硬。在此種差別的背後，兩種制度的優劣便一目了 然。台灣絕大多數人不認同「一國兩制」式的統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統一，其理由 正當而充足。 所以，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學會妥協——特別是在力量對比不均衡和還有恩 怨的情況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狹隘立場的高瞻遠矚尋求善意，尋求一種既有道 義合法性又有現實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末美蘇對抗的嚴酷 的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下，解決 古巴的導彈危機、簽署核不擴散條約；七十年代初，在中國受到蘇聯的核威脅的時 刻，美國總統能夠踏上被它封鎖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大陸，使兩個制度、文化 完全不同的敵對國家握手言和。那麼，現在已經是新世紀了，全球一體化的前提就 是一種人類視野的寬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享，更何況同根同種的台灣和大陸，有 什麼恩怨無法在談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見、魚死網破不可呢？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再呼籲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用對話代替對抗，兩岸關係的民族 特殊性和歷史淵源，更應該提倡以建設性的對話代替破壞性的對抗。正如克林頓總 統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所說：在兩岸關係上「變威脅為對話」。朱熔基雖 然把克林頓的「海峽兩岸」改為「太平洋兩岸」，但是他沒有改變「用對話代替威 脅」。 在今天的自由主義制度成為人類文明主流的世界格局中，大陸當局在處理國 際關係時，不能總是奉行極端的犬儒哲學——遇強者就對話就妥協，遇弱者就對抗 就強硬。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中共就打「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妥協牌。鑒於大陸 的人權狀況的持續惡化，美國在世界人權大會上提出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道義劣 勢使中共一再呼籲用對話代替對抗，並且在暗中大打貿易市場牌，用利益收買來換 取國際支持。而面對實力相對弱小的台灣，中共就打「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威脅牌 。台灣提出民主制度無法與專制制度相統一，統一的前提是中共放棄不尊重人權的 一黨專制，實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對話代替對抗 」了，反而用武力威脅代替對話，最近又加上經濟威脅，明確宣佈決不允許支持台 獨的商人進入大陸市場。其實，美國與台灣向大陸政權提出的是同一個要求——放 棄一黨專制。中共為什麼要和美國搞對話、不搞對抗，卻不與台灣搞對話，而專搞 對抗呢？中共口口聲聲尊重台灣民意，難道只因為台灣太小太弱，就連面子上的道 義底線都不要了嗎？這種赤裸裸的犬儒主義怎麼能贏得台灣的民心呢？ 朱熔基在記者會上反覆強調，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可 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四月十二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關於「一個中國原則」 的解說，已經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但願這是一種基於道義和利益均衡的妥協態度 ，而不是哄小孩的話語陰謀和犬儒主義。陳水扁也說他如果當選，和大陸的領導人 什麼都可以談，甚至包括把「一個中國作為議題」也可以談。但願陳的態度是他就 職後處理兩岸關係的真實的政策底線，而不是謀求執政的競選策略。最近，陳水扁 也保證，他的就職綱領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誠意來定位兩岸關係，決不會引起新 的緊張。既然兩岸都表示了可以談「一個中國問題」的態度，區別只在於「前提」 和「議題」，那麼還有什麼必要以武力相威脅呢？既然白皮書說「台灣在國際上與 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對外活動空間，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等 ，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通過政治談判，最終在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為 什麼還要擺出逼人就範的姿態、招致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反感呢？為什麼不能通 過談判和妥協，在「和平統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語呢？其實，加上這一定 語，對中共和大陸人民談不上什麼妥協，而是大陸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台灣提出 「民主的和平統一」，等於為大陸提供了一個進行政治改革的絕好契機和堵住強硬 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借口，為了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就必須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這樣做的結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台灣、而是大陸本身。 二、道義的力量 儘管在短期內，兩岸關係不明朗，存在著容易引起緊張局勢的種種不確定性 ，但是從長遠的目光看，兩岸關係的未來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統一之外，沒有其他 的選擇。這種唯一性首先是由民意、其次是由現實決定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要 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朱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說「寄希望於台灣當局 ，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在記者會上，朱熔基看重的也是在台灣大選投票前對民 意的影響，寄希望於民意向背在最後投票時刻的關鍵作用。他說中國的統一是台灣 的民意、大陸的民意、全世界華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懷柔的口氣，聲稱相信台灣 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夠做出符合大陸期望的明智選擇；另一方面又用威脅的口吻讓 台灣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獨」分子的政治祭品，「否 則將後悔莫及」。陳水扁當選後，大陸政府要求台灣新政府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 」上來，再一次訴諸於渴望安全的台灣民意。由此可見，無論是懷柔還是恫嚇，無 論是大陸當局想用威脅來影響台灣選情，還是用一個中國的原則作為與陳水扁的新 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訴諸於台灣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陸政府可以通過輿論控制和黨的喉舌誤導民眾，煽動起狂熱的民族主義， 作為對台灣動武的道義根據；但是，大陸政府對自身道義合法性的危機也不可能視 而不見，它沒有足夠的信心在戰火燃起之後還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義上的劣勢 使中共不僅害怕國際社會的干預，更害怕國內不滿的全面爆發。在十六大的籌備期 ，甚至中共黨內都有人發出這樣的質問：十六大能開成，十七大還能嗎？只要稍有 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誰還會偏要玩火呢？現在，大選的結果已經揭曉，恫 嚇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幫助大陸最不能接受的人贏得了選舉的勝利。兩次威 脅之結果的適得其反，應該使大陸當局認真反省自己的強權政治，從現在開始學習 怎樣與民主體制下的政府和民眾打交道了。 其實，大陸根本不必太看重誰當選，在沒有看到新總統的施政綱領和具體政 策的情況下，不必急於顯示自己的強硬，否則的話就會反應過敏，做出錯誤而危險 的決策。台灣現在已經是自由民主的社會，民意乃是執政者權力的唯一來源，無論 是在大選期間，還是在選舉之後，沒有一個候選人和當選者敢於逆民意而動，民意 的向背將最後決定候選人和執政者的命運。大陸的執政者的升降雖然不取決於民意 ，但是兩岸的民意、國際輿論、兩種制度之間的優劣對比和現實的實力對比所形成 的綜合壓力，也會起到類似於民意向背的道義作用，特別是美國及其北約成員國和 聯合國的態度至關重要。克林頓總統頂著美國國內巨大的反華壓力，全力遊說國會 給予大陸PNTR，支持大陸加入WTO，重伸一個中國的原則，這種態度也會對因大陸的 強硬和陳水扁的當選所造成的緊張氣氛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同樣，在一個民主體制下，不論是哪個黨的候選人上台都必須接受民意的監 督，奉行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憲政原則。台灣的民意（87%）是兩岸 的和平與大陸的民主，台灣新總統搞「台獨」有違於民意，大陸執政者想在不進行 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以武力和強權征服台灣也有違於民意，越以武力強加，所 招致的反感和離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陸政府敢於開放言論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調查， 我想，大陸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與民主。兩岸的民眾都清楚，一旦開戰，最無辜最 倒霉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顧歷史，國共的對抗為中華民族帶來的只有災難 和資源的巨大浪費（戰爭所造成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軍備競賽所消耗的大量經費 ，為了加強各自的國際地位而空耗錢財去收買那些沒有任何原則的無賴國家……） 。而美國在抗戰中和抗戰後，都一直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終是促 成國共合作、避免戰爭，在和平的環境下，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國。如 果不是毛澤東一意孤行，把百廢待興的中國錯誤地拖入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 鮮戰爭，大陸中國就不會與世界主流文明隔絕那麼久，台灣問題也許早就解決了。 美國的這種熱心既是基於自身的利益，也是基於日益被全人類所認同的普適 性價值——人的自由、尊嚴、權利與世界和平。現在，「人權高於主權」所表述的 人類正義越來越成為解決國際衝突的準則之一，在相對正義的國家主權之上，還有 《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絕對正義的人權，為了人類的基本權利，各國在必要時應 該出讓一部分主權，這是每一主權國家應盡的道義責任，也是新世紀的國際秩序得 以建立和維持的道義基礎。自由、和平和發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與前途所在，而 決不僅僅是大陸當局反覆強調的「和平與發展」。 正是依靠種道義優勢，西方開放 的自由社會才戰勝了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封閉的極權社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才贏 得了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三次區域性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的勝利（出兵海灣，遏止 了獨裁者加戰爭狂的薩達姆的企圖獨霸海灣的野心；軍事干預波黑和科索沃，阻止 了種族戰爭和種族滅絕）；也正是這種道義要求，才使東歐、亞洲、非洲、拉美的 獨裁者在下台之後，必須接受道義和法律的審判。因為，如果沒有自由，和平就得 不到保證，也不會有真正的發展（發展是以人的生存狀態的綜合質量為標準的，而 決不僅僅是多吃幾片麵包、多儲存幾顆核彈頭）。換言之，兩岸的民意、全世界愛 好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義之所在。武力強權也許可以得逞於 一時，但決不會當道於永遠。 我認為，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節節勝利、成為世界文明的主流 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其說是受惠於物質或科技的進步，不如說是得益於人類對道 義的追求和堅守。如果沒有這種對自由與和平的持久而堅定的道義立場，人類也許 早已毀滅於自己的科技進步了。從古至今，國與國之間的競賽，與其說是科技的競 爭，不如說是制度的競爭，制度創新可以包容並激勵技術創新，但是技術創新絕不 能涵蓋制度創新，決定勝負的最終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競爭的說到底則是 道義的競爭，誰擁有道義的優勢，誰就是最後的贏家。當今世界，憲政民主制度相 對於其他制度的優勢，就在於這種制度的道義立場——實現並保障人的自由、尊嚴 和權利，為人的創造力的最大限度發揮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勵。 因此，如果囿於狹隘的主權、內政的原則而罔顧國際正義、人類的共同價值 和人的自由；如果僅僅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應用於兩岸關係問題，作為一味敵對 、進而作為武力解決兩岸關係的理由，那麼再強大的武力也會因缺少最起碼的道義 合法性而成為孤家寡人，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終的失敗是注定的。不 錯，台灣人是中國人，但是台灣人首先是大寫的「人」——一個個具有天賦的自由 和尊嚴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嚴是超越地域、國界、種族、文化、階層……的界限 的。每一個人都有免於他人（特別是暴力）的侵犯和強制的權利，有選擇自己的生 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灣人作為人類的個體，其自由、尊嚴和權利不僅受到台 灣憲法的保護，而且受到《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 的保護。在沒有徵得兩岸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的同意（就等於沒有得到人民授權 ）的情況下，就強制性地以武力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不僅有違民意和侵犯人權，而 且有違人類正義、聯合國憲章和歷史潮流。今天的國際社會決不會忘記二十世紀的 狂熱民族主義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慘痛教訓，坐視任何可能出現的對人權與世界和 平的威脅。同時，擁有了自由和尊嚴的人民，也決不會屈從於武力強權的威脅，因 為反抗強權是世界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義之所在。 現在，一個與中共沒有歷史積怨的新政黨上台，為一種沒有敵意的兩岸關係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如果兩個執政黨都能以民意和道義為重，民進黨的上台未 嘗不是兩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的執政，使其角色發生了變化 ，由台灣社會最大的在野黨和政府的批評者、監督者，變成了被批評、被監督的執 政者。在野時的批評者和監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採取相對激進的高調立場，而執 政後的被批評者和被監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須保持相對保守的低調立場。這 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會的常規。何況，陳水扁儘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當選，但他所 統領的仍然是個弱勢政府，60%的拒扁的民眾和國會中的劣勢，使陳水扁的新政府的 一舉一動都要受制於多方面的、特別是國會和民意的制衡，陳水扁必須保持低調， 弱化他本人的「台獨」色彩；超黨派的國家意識和全民利益對執政黨和新總統的要 求，也將抑制民進黨本身的「台獨」訴求，迫使陳水扁與民進黨拉開距離，推動他 全力尋求緩和兩岸緊張關係與維護海峽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陸政策。同時，和平統一 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要求。為了在國際上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為了獲得美 國的實質性支持和國際輿論的道義聲援，執政了的陳水扁及民進黨也要弱化甚至放 棄激進的「台獨」綱領。 事實上，陳水扁本人在競選中和當選後，都以高姿態反覆強調與大陸的善意 對話和建設性溝通，一再重申國家和民眾的利益高於黨派的利益，他宣佈就任後辭 去中常委的職務，不再參加民進黨的活動。在請李遠哲出面組閣失敗後，陳水扁力 邀國民黨籍的唐飛組閣，贏得眾多讚揚，說明了他對自己的新角色已經有了清醒的 意識。陳的當選也帶來了這樣的可能：由於「台獨」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進黨爭取執 政的策略，陳的當選為民進黨帶來的執政地位，使其政治視野更為開闊，不再囿於 島嶼意識，從而為修改以台灣獨立為政治訴求的黨綱提供可能。最近，台灣島內不 斷有要求民進黨修改「台獨」黨綱的呼聲，民進黨中常委陳昭南已經向民進黨中執 會提出「台獨黨綱修正案」，意欲將黨綱中「建立台灣共和國、制憲」等字眼刪除 ，改為由公投來決定是否改變兩岸關係的現狀。如果「台獨黨綱修正案」獲得通過 ，那就為台灣新政府與大陸打交道拓展讓兩岸都有迴旋餘地的積極空間。 另外，民進黨是建立在自由憲政基礎上的多黨制式的政黨，完全不同於建立 在蘇聯式獨裁政黨模式基礎上的國民黨和中共，所以，陳的當選使大陸政權必須面 對一個完全民選的新政府和一個新的執政黨，不得不接受與最不喜歡的對手打交道 的現實，聽一聽來自代表台灣「草根」民眾利益的政黨的聲音。對民進黨而言，過 去它直接面對的是執政的國民黨，它在兩岸關係上的政治訴求只能通過國民黨才能 變成政府決策。現在，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必須接受直接面對中共政權的挑戰，面對 面地瞭解這個以前只聞其聲的威權政黨。換言之，新的台灣政府和現任大陸政府在 兩岸關係上都失去了老對手，而新的對手可以突破老對手的僵化格局，開闢新格局 ，從而創造這樣一種可能：使大陸政權換一種有別於強權和武力威脅的全新的思路 ，使民進黨也換一種不同於「台獨」的新策略，在這個新世紀裡，把兩岸關係帶入 新天地——用對話代替威脅和對抗。 台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通過全民大選，完成了權力和平轉移的現實，對大陸 的道義影響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台灣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選，對大陸民眾具有 示範式的道義激勵作用，連出租車司機都認為大陸當局應該學習台灣。現在，民間 出現了強烈要求中共向國民黨學習、進行政治改革、開放「報禁」「黨禁」的呼聲 。其次，對大陸知識界，台灣經驗已經不是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奇跡了，而是民主政 治奇跡下的持續繁榮和社會穩定，這一事實有力地批駁了「中國人不適於搞民主」 的國情特殊論，批駁了以社會穩定為借口拒絕政治改革的「先麵包、後自由」的犬 儒理論，為自由主義理論提供了與政治保守主義進行論戰的最具說服力的實證經驗 。再次，對大陸的持不同政見者來說，民進黨由被打壓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間政治 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黨，再到今天的執政黨的奮鬥歷程，為日漸沉寂的民間反 對派運動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親和力的榜樣，既增強了他們面對強權的道義信心 ，又有了可資借鑒的進行內部整合的操作性資源。 最後，對於至今仍然崇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式強權的大陸執政者來說， 陳水扁的當選既是一劑道義良藥、又是一種道義壓力，使大陸政府從強權的自戀中 、從傳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崇拜中清醒過來，面對民主台灣的真正民 意和全世界的要求和平與支持民主制度的道義立場，面對台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成 功地完成了權力和平交替的現實，面對來自大陸民間的質問：國民黨能，共產黨為 什麼就不能？！當大陸政權意識到武力威脅達不到預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 又沒有現實的可行性之時，當中共從這種武力威脅的失敗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義 上的力量和優勢與一黨獨裁在道義上的虛弱和劣勢之時，就會尋求和平的方式，坐 下來進行真正對等的對話和談判。陳當選後，大陸方面的低調、平靜的反應與此前 的聲嘶力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更凸顯了黨內拒絕進行政治改革和主張對台動武的 死硬派的極其尷尬的被動處境；也為黨內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張推 進「民主的和平統一」的道義王牌。可以說，台灣的成功是中國實現全民族的自由 民主理想的最大道義資源。維護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靈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 ，比任何先進武器都強大都長久，因為靠專制強權和野蠻暴力統治世界的時代早已 過去。 我相信道義的力量，相信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中，擁有道義的人，即便 手無寸鐵，最終也不會敗在武裝到牙齒的強盜腳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時地利，而是 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義凝聚力，才是台灣人民免受戰爭之災的最堅固的安全保障 。否則的話，人類正義與野獸的叢林法則的區別何在？二十一世紀與茹毛飲血的時 代又有什麼區別？ 三、無法迴避的現實 從現實的實力對比的角度看，儘管大陸地廣人多、武力比台灣強大且擁有核 武器，儘管大陸正在急迫地從俄羅斯進口先進武器，儘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約束的 執政權力集中大陸的所有資源，進行軍備升級和戰爭動員，但是，大陸要想以武力 征服台灣就必須具有相對優勢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 還要有強大的後勤保障能力，才能維持第一次登陸成功後的後續佔領。但是就目前 而言，大多數軍事專家認為，大陸對台灣沒有多少制空權和制海權的優勢，也沒有 能夠適應現代戰爭的後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戰的勝率極低，哪怕大陸有60%登陸成功 的把握也不敢貿然行事。同時，大陸想用武力征服台灣，必須在美國及國際社會不 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國際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存在（幾 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陸武力攻台，國際社會就要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大陸 絕無可能用武力征服台灣。 退一步講，假設在沒有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大陸對台灣具有 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即便大陸能夠以強大武力粉碎島內一切有組織的抵抗 ，從地理上征服了台灣，也絕對征服不了二千三百萬已經自由了的靈魂，各種形式 的反抗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佔領者身心俱憊。如果懾於佔領的代價太大，而只進 行密集的導彈奇襲並配以電子戰，瓦解台灣的機場和戰情指揮中心，進而逼迫台灣 坐到談判桌前。但是我認為，在目前的國際環境和台灣現有的軍事力量以及民眾的 道義凝聚力之下，這樣的目的是根本無法達到的。或者說，以台灣現有的實力和民 心，除非與海島一起毀滅，否則決不會停止抵抗。更何況，大陸一旦動武，世界的 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灣一邊。由於道義和現實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 界不進行武力干涉，大陸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嚴厲的國際制裁和道義譴責，這是 國際社會在兩岸處於戰爭狀態之中，能夠向大陸做出讓步的最後底線。聯合國也極 有可能置大陸作為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於不顧，接納台灣進入聯合國，台灣的流亡 政府也會以此為契機，宣佈獨立。而一旦獨立就再無重新統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義也罷，現實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統一就有希望 ，中國人也會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讚譽和尊重；而憑武力進行征服，台灣只能別無 選擇地獨立，大陸中國不但在道義成為孤家寡人，而且對國際貿易和外資依賴日深 的國內經濟也將陷於困境。戰爭不僅嚇走了外資、外商和招致嚴厲的國際制裁，而 且高昂的戰爭經費必將耗盡改革二十年所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也許，戰爭之初， 長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眾會陷於或真心或假意的愛國主義迷狂（象北約誤炸使館事 件時的狂熱），但是，在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早已失去說服力的今天，民眾的最初 大宣洩過後，戰爭所帶來的破壞、傷亡、蕭條和國際孤立等一切災難，就會把民眾 的積怨和憤怒轉向他們本來就極為不滿的腐敗權力，那時的大陸真的就是內憂外患 了。 現在的大陸，儘管還有著表面上的穩定，然而，實際上，由於執政者一直拒 絕政治改革，體制的陳舊、僵化和腐敗所積累起來的矛盾和仇恨已經到了一觸即發 的高危機程度，舊冤未平，新冤纍纍；僅舉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幾項就足以見證： 1、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反體制力量： 「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後，民 間的反體制力量已經公開化（以各種形式反抗著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六四難屬群體等 ），並且得到民眾的各種方式的支持和同情，雖然屢被政府以強權打壓，卻仍然持 續不斷，成為壓不滅的火種，打不垮的脊樑。這種力量不僅來自體制外而且在體制 內也有不可小視的潛力，有些老共產黨員已經走上反體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銳 、鮑彤、胡績偉、杜潤生、於光遠、吳江、王元化、王若水、許良英、朱厚澤、被 軟禁的趙紫陽等），他們的資歷、學識、智慧和良知在知識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極大 的感召力，就連執政者也不敢小視這種道義力量。。從民主牆到「清污」「反自由 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後對民運的鎮壓，直到今年四月，中共發動的 對李慎之、劉軍寧、樊鋼的打壓，恰恰證明了自由主義群體的力量。雖然受到政府 各種形式的壓制（監獄、黑名單、竊聽、跟蹤、開除公職、點名或不點名的意識形 態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義的經濟知識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 民營企業家中已經扎根，形成了相當可觀自由主義群體。民主觀念在城市的關心時 事的居民中也已經廣為普及。這些相信自由主義價值的社會群體，已經與一黨壟斷 國家權力的體制形成了行動上和觀念上的難以調和的對立。在強權高壓下沉默的大 多數決不會永遠沉默。 2、民眾中的不滿：被打壓的法輪功、中功以及各種民間的自發的准宗教組織 ，這些組織的幾千萬或上億的信徒前赴後繼的抗爭，在抗爭中覺醒到信仰自由和結 社自由的可貴，以及強迫的意識形態統一的反人性；幾千萬失業者（據估計國有企 業共有一億四千萬職工，最終失業者將占35%）、被剝奪得最嚴重的億萬農民的集體 上訪和請願，在爭取基本人權的行動中，意識到了壟斷權力之下的分配的極端不公 正（農村的失業或半失業人口多達二億左右。）；流動在各大城市底層的飽受屈辱 的上億民工的團伙性破壞性的行為，用「夜晚政治」變相地反抗著政府在城鄉之間 人為製造的歧視性政策……現在，這種種不滿已經演變成持續不斷的小規模的衝突 甚至暴力對抗（最近，東北的楊家莊子礦區因關閉礦場發放資遣金引發不滿而造成 二萬多人的大規模暴動，最後動員了大批軍警才鎮壓下來；廣東省四會市前發生警 民衝突，二千人圍市府；鎮江各個地點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集會，抗議政府擅自停 還地方債券的本金，京滬線已被切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民眾與政府的對抗 性衝突每天都在發生。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與現政權的衝突由來以久，中共的雙管齊下的懷柔 和鎮壓也難以擺平，少數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獨立的民族訴求與現政權的衝突愈演 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號宗教領袖、白教噶瑪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國政 協委員、新疆「第一富婆」熱比婭，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罪」判刑八年 ，更凸現了民族衝突的尖銳。而這些民族問題與台灣問題有共同之處，即不接受沒 有民意授權的強制性的統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會對滲透到執政黨每個細胞的無可救藥的政治腐敗的不滿，越來越懸 殊的貧富兩極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據中國人民大學調查中心顯示，目前中國貧富差 別的基尼係數遠遠超過歐美國家，已經達到了就要突破社會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 ），動則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集團性腐敗案，成為老百姓和官員們都公開談論 的話題，最高決策層也把腐敗作為重大議題，提升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 會必講，但是政府的反腐敗卻毫無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個人開刀，作作秀而已（ 胡長清案）。體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敗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陳希同案），而普遍 的腐敗卻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計，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權力的市場化和資本 化給極少數權貴帶來的利益至少有三十萬億人民幣之巨。這種制度性的腐敗，使政 權的道義合法性所剩無幾，政府權威的維持越來越依靠強制力和利益收買（政府性 賄賂不僅是對國內，更是對國外，大陸的巨大市場成為中共面對國際譴責時最有力 的王牌，對港台及其他海外華人亦如此）。這種腐敗不僅蠶食著中共政權的道義合 法性，而且把戰爭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變成了只靠利益交換維繫的犬儒黨 。積壓已久的危機將因戰爭所造成的經濟蕭條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發。 5、經濟危機。鄧小平式的單項經濟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釋放完了，負面效應 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經極為明顯，「八九運動」的發生就是針對改革的負面效應的。 「六四」之前經濟改革只不過是收拾毛澤東留下的爛攤子，還歷史的欠賬；1992年 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輪經濟改革浪潮，也只不過是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 」爛攤子。兩次經濟改革的成就感和對民眾的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的 背景太黑暗太荒蕪太絕望，晚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沒有一絲光亮，鄧小平的改 革僅僅是來自邊緣的微光。「六四」大屠殺是鄧小平親手扼死了大陸僅有希望之火 ，他想用「南巡」再一次點燃。但是，單項的經濟改革已經無法重燃希望之火了。 現在，大陸經濟的高增長期已經過去，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制 度性的死結（權力的市場化）緊緊扼住經濟的咽喉，表面上的繁榮已經掩飾不住骨 子裡的危機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遠遠低於官方公佈的數字（ 實際上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來的數字。四月十一日新華社播發一篇反形式主義的 文章，主要是針對各級官僚為了政績而虛報產值的現象）。國內外誠實的經濟學家 估計增長率最多達到5%。積重難返的國有企業改革毫無起色，股份制改造（債轉股 ）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裝空殼企業上市（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高達 83%，是名副其實的空殼經濟），套取社會閒散資金，加強國家的壟斷，以行政權力 為支撐的黑箱操作和信貸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資產流失和極不公平的競爭。 結果，國有企業的改造變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資產去填一黨私產（國有企業） 的無底洞。對國有企業的資金支持主要來自國家財政和壟斷金融的貸款，而國家財 政靠的是稅收，1999年，非國有企業上繳的稅收額已經占國家全部稅收的76%。銀行 貸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萬億的儲蓄，為了挽救國有企業，朱熔基連續降低信貸利率 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損失，恰好是通過信貸政策的全面傾斜使 國有企業獲得的大量低息貸款。企業的兼併和破產，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會轉 嫁危機；剝離不良資產的災難承擔者是大量的失業職工。於是，在朱熔基保證「國 企三年脫困」的政績要求的行政壓迫下，在朱熔基一貫奉行的集權式改革的操作下 ，國有企業得到了虛假的扭虧增盈，而作為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的非國有經濟卻 出現大面積滑坡，虧損、倒閉、破產的不再只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寵兒——民 營和私營的企業也處在虧損、破產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領域，一方面是國有銀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資產（最保守的估計為60%） ，主要靠民間的儲蓄來維持。國有企業欠金融機構的債，金融機構欠老百姓債，兩 種債務的不對稱趨勢愈演愈烈，金融系統的對內支付能力隨時可能瓦解。另一方面 ，剛剛萌生的民間金融行業也在朱熔基的全面圍剿下一蹶不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 渠道被全面封殺。大陸之所以能逃過亞洲的金融危機，決不是因為大陸的金融制度 有多麼健全，而是因為它對世界金融市場的封閉，加入WTO之後才是對大陸金融業的 真正考驗。事實上，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所有隱患在大陸全部存在，甚至更為嚴重 ，它的維持全靠政府強制性地對全社會公共資產的剝奪。可以說，大陸的經濟改革 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國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權貴們所組成的利益集團，通過權 力市場化達到資本權貴化。 6、執政黨的危機。去年，政協主席李瑞環在陝西發表講話，提出目前大陸所 存在的五大危機的根子全在黨內。春節前，江澤民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上關於從 嚴治黨的講話，經過刪節後於2000年4月2日公開發表。全篇只有一個主題：中共黨 內所存在的危機，已經威脅到黨的生存和執政地位，再不從嚴整治，用不了多久就 將亡黨。江澤民指出，中共黨內的自由化傾向、信仰真空、道德墮落、意志薄弱、 官僚主義、腐敗盛行、組織渙散、政令不暢、唯利是從、勾心鬥角、任人唯親唯錢 、跑官賣官買官……甚至在權力鬥爭中出現多起副職僱傭殺手謀殺正職的惡性事件 。可以說，這是中共執政以來，公開發表的黨魁對黨內問題的最激烈的批評。雖然 江澤民仍然堅持一黨獨裁的立場，認為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陸，從嚴治黨是為了防 止「和平演變」和黨的自我腐爛，但是他所指責的黨的現狀卻是真實的（相信講話 的完整原文更為激烈）。一向只自誇而不檢討、只炫耀成績而不承認失敗的中共， 一向自恃「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在嚴格控制輿論導向的大陸，公開發表黨 魁如此講話實屬罕見，充分證明了中共自身危機的深重。何況，現在中共的強人時 代已經過去，再也沒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權威，高層的權力鬥爭將更為激烈和公開， 帶有更明顯的沒有主義而只有利益交換的犬儒色彩。圍繞著十六大的權力角逐愈演 愈烈，反對江澤民連任的黨內爭鬥已經半公開化（在剛結束的兩會上，李瑞環的講 話提出的「新三講」，非常明顯是針對江澤民的「老三講」而發的），正如李瑞環 指出的，大陸的最根本危機恰恰在執政黨內。這樣的末世執政黨，一旦對台戰爭受 挫，黨內危機也會像社會危機一樣全面爆發。黨內危機爆發的危險還在於，目前， 由於中共當局全力打壓一切組織化、學術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間整合力量， 致使民間的自組織能力幾乎等於零，大陸社會的整合資源只有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 、依靠硬性強制權力和軟性利益收買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危機一旦爆發，必然導致 群龍無首的社會雪崩式的瓦解。 7、全社會的道德崩潰。更可怕的是，在政權的道義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時， 大陸人在價值選擇上的無所適從和全無底線，唯眼前利益是從。由長期的政治的道 德無恥，已經差不多毀滅了大陸人僅存的人性。從政治運動中的大小陰謀到經商大 潮中的各個層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棄義和唯利是從的犬儒化，已經成為統治者和 被統治者的行為方式與思考方式的常態。即便是愛國主義這種最原始的群體感情也 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館被誤炸風波，參加反美的示威遊行的大學生們，今天還 憤怒地向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舉拳頭、喊口號、投擲磚塊和裝滿尿的朔料袋，過些天 就去美國使館辦簽證。今年三月，北京舉行去美國自費留學的教育展，其擁擠程度 象每年春運期間的人貼著人的火車站，京城的人們也顧不上斯文了，像進城的農民 工一樣你推我搡，致使展廳人滿為患，主辦者不得不中止展覽。另外，據美國方面 透露，大陸的省部級幹部幾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國或西方。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參 加一個私人聚會，在回答記者關於兩岸關係的提問時說：我們手中有一張中共最害 怕的王牌，那就是讓大陸的高幹子女在美國的巨額財產曝光，向公眾展示他們的豪 宅、遊艇、名車……（大意如此）。由此可見，愛國主義像一切官方口號一樣，只 不過是牟取黨派的和個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現在的大陸人除了權力和鈔票，除了 一己私利之外，什麼也無法真正打動他們。就憑這樣犬儒化的愛國主義，怎麼可能 靠戰爭來化解危機和加強民族的凝聚力？在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如此深重的情況下 ，除了中共之外，民間社會還沒有一種兼具道義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廣泛的動員能 力的有組織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為凝聚民意和穩定社會的核心。這樣一個處在 道德品質完全腐爛之中的社會，既無力經受對外戰爭的嚴酷考驗，也無法提供新體 制創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礎，所以，危機一旦爆發，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無存。那 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殘殺的戰爭之手來毀滅我們這個民族了。 四、明智的選擇 從台灣的角度看，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在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政 治奇跡，使中國人居住的一個島嶼成為舉世矚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會而得到 世人的驚歎和尊敬，台灣經驗為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為大陸中國提供了怎樣走向現 代化的示範，有力地駁斥了中國人不適於民主制度的「國情特殊論」和「文化決定 論」。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又結束了一黨獨大的不健康局面，開始了政黨輪替的 新階段，中國人終於可以期盼自己的第一個多黨政治時代的到來，標誌著民主政治 健全的常規也將隨之建立。在有著幾千年帝制傳統的中國，在一黨統治半個多世紀 的黨國體制的台灣，在大陸的十三億人仍然屈從於威權體制的悲劇下，台灣的成就 實在是來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國人珍惜；但是，就現實而論，「台獨」決不是台 灣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選擇。如果民進黨的執政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就是把過去的 「國共之爭」轉化為未來的"統獨之爭」，那無疑是陳水扁的最大失敗。既然大陸政 權承諾「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台灣政府就可以用承認「一 個中國的原則」來交換大陸放棄「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統一的原 則」。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就是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也就是說 ，只有大陸莊嚴地承諾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灣才承諾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的統一。民主統一是台灣的最後底線。如果一個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的島嶼，能夠 利用統一的契機促成有十三億人口的大陸社會的民主轉型，那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 、也是對人類文明的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 從大陸的角度講，歷盡內憂外患（主要是內憂）的大陸中國人，好不容易進 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是一百多年來最好的，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 遇的最優選擇，不是追求以武力為手段，在短期內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台灣，而是 以台灣經驗為中國人的驕傲和典範，集中全部精力從事本身的經濟及政治改革。既 然對台灣的任何讓步都是「讓步給中國人」，既然台灣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統一 ，那麼，放棄「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模式，接受台灣提出的「民主統一」模式，恰 恰證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於第二代的高瞻遠矚之處。大陸當局應該認清：「一國 兩制」適用於香港、澳門，只是因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沒有太多可以還價的余 地；但是把「一國兩制」應用於台灣這個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就有些文不對題、 強人所難了。國民黨退居台灣後，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權是已然的客觀事實。台灣幾 乎是在與大陸完全隔絕的環境下，自主地生存、發展了五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 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如今又進入了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時期。台灣人太知道 生活在沒有自由的專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著幾十年的流血犧牲所爭取到的 自由和富足，他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專制政權的統治——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統治 ！鄧小平本以為是寬大為懷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和澳門人的接受已經實屬無奈 （因為這種統一併沒有徵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間的決定），更何 況已經自主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台灣人了。 實際上，「一國兩制」是鄧小平面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失敗的事實，而 不得不做出的無奈選擇，等於他已經承認社會主義失去了吸引力，大陸的統治模式 無法強加於港、澳，只能在實質上放棄制度性的政治強求，以換取在面子上的民族 統一。這種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讓步和妥協，本身就是制度失敗的結果。那麼， 面對東歐聚變、冷戰結束的社會主義全面失敗的國際大趨勢，面對自主地完成了由 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轉型的台灣，江澤民核心為什麼就不能尊重現實、順應 民意和歷史潮流，放棄「一國兩制」呢？如果大陸政府不想讓台灣無限期地拖延和 平統一的談判，那麼大陸政府也不能無限期地拖延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 大陸當局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放棄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接受台灣提出的「民主統 一」的對等談判，把「兩制」刪除，只留下「一國」， 「一個中國」是大陸的唯一 前提。換言之，台灣的陳水扁政府放棄「台獨」，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大陸的江澤民核心放棄「一國兩制」，接受台灣的「民主統一的原則」， 以和平 統一的誠意來感召對方，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就來吸引對方。如果這樣 ，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統一大業就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這樣，大陸的現 行執政者就既在兩岸民眾和國際社會之中贏得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國的 民主化和統一大業，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實的第三 代，成為開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的功德無量且名垂青史的偉人。何樂而不為呢！ 道義的責任和現實的要求都指向一個目標——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和平是 唯一的選擇，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對此，兩岸都應該懷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耐心與善意。有堅定的信心才會 有從容的耐心和善意。無論現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統一的事業，歷史的潮 流所預示的中華民族的最佳未來只能是：今日的台灣就是明日的大陸。□ (2000年4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