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鬥士到花瓶(續)


程映虹


      柯倫泰辭職後，1922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政治打擊。她參加了黨內的工人反對
派，主張實現革命前工人自治的諾言，反對日益強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集權和黨機
構的官僚化，要求黨內不同意見和派別活動可以合法存在。當這個派別被壓制時，
他們在國外出版了《工人反對派》的宣言。1922年已經不是1917或1918年，列寧已
經不能容許這種性質的黨內不同聲音了，他把這種活動看成是在瓦解無產階級先鋒
隊和戰鬥組織，他警告說：「當這種性質的退卻發生在真正的軍隊中時，機關鎗就
會在晄面架起來了。如果有組織的退卻變成混亂的潰退，槍手就會立刻接到開火的
命令。」布爾什維克中央組成了以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捷爾任斯基等為成員的調
查小組整理柯倫泰等人的材料，柯倫泰曾經是孟什維克的歷史也成了罪名之一。柯
倫泰發揮了她在十月革命之前為布爾什維克演說的熱情和才能為自己辯護，說如果
當過孟什維克也是罪名，那黨內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清除出去。最後，這個派別中的
兩個加入布爾什維克較晚的人被清除出黨，柯倫泰等倖存了下來。
      當柯倫泰好不容易逃過了被開除出黨的厄運，前往克里米亞的奧得薩尋夫時
（戴本柯當時駐紮在那裡），她發現丈夫已經有了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情人，他們到
了分手的時候了。使柯倫泰痛心的並不僅僅是戴本柯的薄情，而且還有一種被利用
的感覺，因為現在自己不再是布爾什維克的女鬥士，而是一個眾所側目的人物。她
在給戴本柯的信中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的關係幫助了你，使得你的路變得好
走多了。現在，帕弗爾，你成長起來了，變得強壯了，我為你感到驕傲，但我們的
關係也成了你路上的障礙。」
      1922年夏，柯倫泰寫信給黨總書記斯大林，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不久，她被
派往挪威擔任貿易代表，作為一個前政府部長，這是變相的流放。從此她永遠離開
了布爾什維克權力的中心。她對革命已經不再有浪漫的幻想和樂觀的期待，有的只
是旁觀和困惑，並從政治轉回到文學去。
      但象柯倫泰這樣的人，只要還有說話的機會，就注定不會默默無聞。很快她
就再度引起了爭議。她發表了一些文章，對被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女詩人阿赫瑪托
娃作出正面評價，甚至說阿赫瑪托娃對婦女在工作和愛情（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也
就是獨立和依附）之間的矛盾有真正的理解，她的作品應該被新婦女看作一種指南
。然後就是那篇以熱尼婭為主人公的小說。柯倫泰想說的是投身革命的婦女無法在
革命中找到個人愛情，對性要求只能採用杯水主義的態度。
      但不幸的是，柯倫泰的這篇小說受到了雙重曲解。熱尼婭的無可奈何被很多
人解讀成肆意為之，柯倫泰對這個人物的同情也被視為她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欣賞。
對革命的質疑於是成了變態的女權主義，先鋒得走了調的婦女解放。這種生活方式
當然是有人喜歡有人憤怒，「杯水主義」一詞於是不脛而走，隨著對布爾什維克革
命的介紹傳到了西方和中國。其實，柯倫泰是最強調性愛應該以真正的感情交流為
基礎的，婦女的獨立和解放離不開真正的性愛。如果婦女沒有得到男子真正的尊重
和關愛，家庭制度在她看來就是變相的奴役。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柯倫泰的被誤
解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革命會使得人們把這樣一個文學形象誤
讀到「主義」的高度？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舊制度，包括生活方式
，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列寧看來，沒有抽像的道德，只有階級的道德。過去繼
承下來的規範和習慣都是虛偽的，男女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以階級關係為基礎，而家
庭制度的本質是為了維護私有財產。「和舊的一切徹底決裂」是列寧的名言。既然
如此，當在這場革命中出現熱尼婭這樣一個在性道德上「和舊的一切徹底決裂」的
形象時，人們誤以為她是布爾什維克的青年榜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現實中，
布爾什維克革命使得相當一部分青年有了性自由的借口。20年代初，很多青年革命
者用「資產階級道德」指責那些不願和自己上床的異性。由於避孕措施的缺乏，很
多象熱尼婭這樣的女青年都在糊里糊塗中懷孕，然後去墮胎，而她們的男伴卻什麼
責任都不用承擔。
      實際上，《三代人的愛》只是柯倫泰一系列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在這
些小說中，人們還看到革命後婦女仍然失業，貧窮，很多人靠賣淫為生，男人仍然
把她們當作物品去佔有。她有一篇題為《姐妹》的小說，寫的是布爾什維克官員召
妓的故事。她把這位官員的妻子和他找的妓女比作是姐妹，意為她們雖然表面上有
區別，實際上都是男性的奴隸。這些故事決不是誇張，因為當時只有政府官員和紅
軍士兵才有穩定的食品和生活物資的配給，因此也只有他們才召得起妓女。艾瑪·
戈德曼（美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1920年來到她心目中婦女被解放了
的蘇俄——要知道法律上蘇俄婦女是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包括選舉權的獲得——
她同樣被婦女仍然在賣淫、而且嫖客是蘇維埃官員和士兵的醜惡現實所震驚。
      柯倫泰的這些小說很快就受到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官員的批判。她被加上了
「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的罪名。「柯倫泰同志用極大的熱情向著共產主義揚帆遠
航，但推動她這隻船的風帆是性問題」，「她一直是個小資產階級」，「她是個吞
下了一大堆女權主義垃圾的共產主義者」，「她怎麼能夠在這麼長一段時間裡不但
被當作俄國、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婦女運動的領袖呢？」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和
托洛茨基夫人娜塔裡婭·謝多娃此刻也要和她劃清界限了，她們通過紐約時報對柯
倫泰展開批判，在西方消毒，為俄羅斯共產主義正名，洗掉柯倫泰潑在蘇俄新婦女
形象上的污水。
      柯倫泰這時明白自己走得夠遠了，她的這些作品是最危險的踩線。她選擇了
繼續留在布爾什維克的陣營。革命已經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政權這個
嬰兒不管多麼醜陋，總是她自己的。這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和熱情投入一個政治
運動的人和那些只從理性和政治觀點出發選擇黨派的人的區別。
      1922年以後，她不再公開發表關於女權問題的獨立見解，除了在1926年修改
婚姻法時提供過一些意見外，她只專心於自己外交官的工作。感謝1920年代早期布
爾什維克內部殘存的寬容，只要不發展到派別活動，議論和意見的出格，其後果取
決於當事人在黨內的地位和各方面的關係。不管怎麼說，柯倫泰曾經是布爾什維克
最活躍的女領導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和政府部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西方婦
女運動中都是某種象徵。布爾什維克仍然需要她，把她像一個大號花瓶似地放在對
外展示的櫥窗裡，作為蘇維埃婦女和男子平權的象徵。這也許是柯倫泰度過個人政
治危機的關鍵。
     柯倫泰作為一個革命家和女權主義者的生命在20年代中期之前就基本結束了，
此後她和蘇聯普通的外交官僚沒有什麼區別。如果說她餘下的人生中還有值得後人
關心的事情的話，那就是她竟然逃過了30年代大清洗的劫難而壽終正寢。這是一個
奇跡：斯大林放過了這個歷史上有無數把柄的、自己曾經嘲笑過的女人。
      作為十月革命中列寧的忠實盟友，柯倫泰對斯大林當時「反」列寧的表現可
以說瞭如指掌，包括斯大林作為黨報主編，和加米涅夫一起對列寧的《四月提綱》
發表批評性評論的事。當然她早就學會了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敘述歷史，強調和忽略
、必要時甚至捏造某些情節。她1927年對十月革命前黨內各領袖對武裝起義的態度
的描寫就和1937年的版本不同，在後者中斯大林成了列寧唯一最熱情的支持者，季
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叛徒，而托洛茨基「這個未來蓋世太保的間諜」居心險惡地
企圖推延起義的時間。
      當然，在1937年，任何聯共歷史都必須如此敘述，但柯倫泰是當時除了斯大
林以外唯一倖存的十月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和革命後第一屆政府的部長，
因此她的說法就具有了證詞的性質。
      柯倫泰在 布爾什維克中的兩個情人——斯裡亞皮尼柯夫和戴本柯——都是大
清洗的犧牲品。前者曾經和她一樣是「工人反對派」的成員，1935年被捕，兩年後
死於獄中。後者和她離婚後仕途順利，1937年甚至還是審判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軍
事法庭的成員，但數月後自己也被投入獄中，次年被處決。
      柯倫泰雖然逃過了劫難，但很多時候那種提心吊膽的煎熬卻也是生不如死。
就在這段時間裡，她兩次奉召回國述職（當時她在瑞典當大使），每一次她都做好
了回不來的準備，給自己的友人阿達·尼爾森留下了遺書。其中有一封這樣說：「
親愛的、親愛的阿達，我的朋友。請代我好好保管這些筆記、日記和其他個人材料
，直到1947年（就是說，如果我不幸成為犧牲品的話）。我要求你，在我死後十年
，把這些材料交給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它們將會在合適的時候在蘇聯出
版。」
      柯倫泰沒有想到，在斯大林的天平上，保留她這個蘇維埃政權的花瓶，還是
重於在死刑名單上增加一個叛徒和間諜。可以想像，當每一次柯倫泰從莫斯科平安
無事地回到斯德哥爾摩時，她都會加倍珍惜這莫名其妙的生還所帶給自己的每一天
。到了今天不知明天的時候，婦女解放、兩性真正的愛和新婦女等等理想，恐怕早
就成了恍若隔世的囈語了。
      連生存權都沒有保障的時候，其他一切人權確實都是空話。
      柯倫泰死於1952年3月9日。死後被埋葬在莫斯科新處女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