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贊 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二十世紀四處可見的流亡知識分子，可以為自己擁有一個聲名顯赫的精神家 族而感到自豪：阿那克薩哥拉[1]、恩培多克勒[2]、奧維德[3]、但丁、奧卡姆[4] 、霍布士[5]、肖邦、密凱基維茨[6]、赫爾岑和雨果。然而，更普遍的情況是，當 代流亡者實際上是逃亡者，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流亡者。他們通常並非被驅逐或被 司法機關禁止回國，而是為了避免遭受政治迫害、坐牢、死刑，或者甚至只是為了 逃避新聞審查而逃離自己的祖國。 這一差異產生了重要的心理影響。許多逃離專制制度的自願流亡者，雖然已 經擺脫其友人或者其祖國人民日常經受的那種危險和被剝奪的命運，卻無法擺脫某 種窘迫感。然而，某種含混不清的狀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可能在被迫流亡與自 我流放之間劃出一道迅速而明確的界限。不難想見，如果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7 ]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或者夏加爾[8]留在蘇聯統治下的維帖布斯克[9]，他們 將一事無成。另一方面，居住在蘇聯或者波蘭的許多人，統治者願意把他們送到外 國，他們卻寧可坐牢、受迫害或者過悲慘生活，堅決拒絕離開自己的祖國。誰能說 他們不對？索爾尼仁琴和布科夫斯基(Bukovsky)被迫戴上手銬趕出自己的祖國，從 而走上蘇聯十月革命後不久被禁止回國的兩百多名俄國著名知識分子走過的悲慘道 路。波蘭政府向許多波蘭團結工會領袖提供以移民換取自由的機會，但他們拒絕了 ，有些人再次坐牢，其他人可能不久也會入獄。米蘭·昆德拉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 ，米洛茲[10]離開了波蘭，他們將自己的經歷變成了現代文學名著。哈維爾留在自 己的祖國，希爾伯特(Herbert)也是如此。我們應該感激所有這些人。《浮士德》和 納博科夫[11]的小說，以及康拉德[12]、尤內斯庫[13]、柯斯特勒[14]的作品，是 移民結出的碩果。但《古拉格群島》卻不可能產生於流亡。因而，不可能制定出統 一的標準來判別在什麼條件下自我流放──如果可以實現的話──是一種更為可取 的選擇。 我們一提到某位「流亡知識分子」，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假定他是以某種方式 從專制統治下逃亡，並且認為，在某些重要方面，流亡，即使是被迫的流亡，也比 其他的選擇更為可取。俄國由於幅員遼闊，存在一種獨特的國內流放制度，它使被 流放者處於雙重最惡劣的境地，既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又和過去一樣經受著同一壓 迫制度的統治。當然，在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存在著悲慘程度的差別，我們可以 比較一下普希金在克里米亞和奧德薩的流放，和薩哈羅夫在高爾基城的流放。流亡 的優點──獲得自由，和缺點──被驅逐、離開祖國、在外國會遇到難以解決的語 言障礙等等，都是一目瞭然的。但下述問題就不太容易找到明顯的答案，流亡究竟 是一惡劣程度較小的壞事，還是使流亡者獲得了留在本土的居民聞所未聞的優越條 件。 我們也許可以在最富有經驗和最出類拔萃的流亡者──猶太人的風雲變幻的 命運中尋找答案。猶太人要居住在猶太人區，通過一種由複雜儀式和禁忌所組成的 難以穿透的軀殼來保護自己的身份(或許正是他們的複雜律法使他們得以生存，一個 虔誠的猶太人不可能生存於異教徒中卻遵守猶太人的所有習俗，這些習俗迫使猶太 人居住一起，保護自己不受基督教環境的同化)，他們中間就可能產生傑出的《塔木 德經》[15]研究者和猶太教領袖。他們 的文化世界是自給自足的。在地理上，他們是長期生活在異鄉的僑民，但他們在猶 太人區內卻絕非外人。他們頑強地保持自己內心中的庇護所，念念不忘想像中的失 去的祖國，在某種程度上對異教徒的文化世界無動於衷。對於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哈 西德派[16]教徒而言，無論居住在華沙、上海，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文化方面 都沒有什麼區別。他隨身攜帶著信仰的寶藏，而保護這種信仰就足以維持其精神生 命。一旦包圍猶太人區的牆壁隨著所謂的解放(「解放」這一帶有價值觀念的詞彙具 有雙重意義)而崩塌，猶太人就以驚人的速度和強有力的步伐侵入歐洲的精神世界。 其中有些人，如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成為現實世界的征服者，成千上萬 猶太人成為文明世界各個領域──科學、藝術、人文學科、政治學等──的精英。 他們似乎是從集體流亡狀態中再度流亡，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流亡者。無論他們多麼 努力，他們並不能(至少對於其中大多數人而言)完全喪失其原來身份而被完全同化 。他們仍然被本土居民視為外來者。或許正是由於這種不明確的地位，這了缺乏明 確身份的狀態，使他們比那些滿足於繼承而來的自然歸屬感的人看到更多的東西， 提出更多的疑問。甚至可以說，在相當大程度上，造成猶太人輝煌成就的原因，恰 恰就是反猶太主義(只要不是以毒氣室表現出來的那種反猶太主義)，這是因為本地 人(無論是法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或者德國人)堵死了猶太人達到道德上和知識 上安全地位的通路，從而使猶太人處於一種旁觀者的優越地位。 所周知，旁觀者的地位無疑提供了獲取知識的優越性。遊客往往能看到當地 人看不到的事物，因為這些東西已經變成當地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份(人們不由得想 起在美國的一位遊客托克維爾[17])。對於聖經的子民，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教徒 ，流亡當然是人類難以逃避的正常命運。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所有宗教的核心，所 有真正的宗教體驗的核心，都存在某種方式的流亡神秘。宗教教義裡蘊藏的最基本 信息是，我們的家園在別處。然而，我們知道，對於這種信息，至少存在兩種截然 不同的解釋。一是蔑視現實世界，最終蔑視人類自己的生命，因為現實世界和真實 生命能產生悲慘和苦難，這是佛教教義經常主張的觀點。另一種解釋是，在通往上 帝的道路上，流亡為人類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更多機會。這種解釋流行於猶太教-基督 教文明的主流之中。在基督教歷史上，完全蔑視物質，蔑視生命，蔑視塵世價值觀 ，是一種邊緣現象。基督教關於生活的核心觀念可以總結如下，我們千萬不能忘記 自己生活在流亡之中，所有暫時的好處和目標，都必然是相對的和從屬的，它們依 然是真實的，我們的天生職責是利用他們，大自然是我們要去征服而不是被否定的 對象。 假設神學家沒有說錯，我們在伊甸園的祖先，即使他們抵抗住誘惑，無憂無 慮，不知善惡，他們也會學會肉體性愛的知識，繁衍出後代。儘管如此，他們永遠 不會產生出我們所知的那種人類—一具有創造性的人類。正是原罪和隨後的流亡， 包括其中包含的苦難和風險，使他們與安全的天國分離，讓他們經受罪惡、危險、 戰爭和苦難，從而奠定了人類存在的必要條件。創造性來源於不安全感，來源於某 種流亡，來源於無家可歸的體驗。 哲學可以完全否認人類流亡的事實，或者象基督徒那樣隱瞞這一事實，經驗 主義、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科學主義的信徒就經常這樣做。哲學也可以承認這一 事實，指出一條回到人類與上帝和諧相處的道路，這是黑格爾的辦法。或者它承認 這一事實，但否認我們的處境可以改變，迫使我們永無休止地緬懷從未存在過的天 堂。本世紀的存在主義哲學最成功地表達這一悲觀的觀念，從而暴露出啟蒙運動的 苦澀果實。 基督教關於首次流亡的說法可以擴展並應用於第二次流亡，即從流亡中再次 流亡，及其第三次流亡和第四次流亡。例如，斯賓諾莎可說是經歷了四次流亡。上 帝把猶太人從伊甸園中趕到巴勒斯坦，他們又從巴勒斯坦流亡到葡萄牙，再被葡萄 牙人驅逐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斯賓諾莎從那種的猶太人社區中流亡出來。任何流亡 既可以當作一種不幸，也可以看成是一了挑戰。它可以僅僅成為沮喪和悲哀的理由 ，也可以成為困苦的激勵自己的源泉。我們可以把學習外語看成是一件不得已而為 之的事，也可以竭力去發現其中所蘊藏的獨特的、不可翻譯的語言學寶藏，這一寶 藏不僅可以提高我們的交際能力，而且可以豐富我們的思想。我們可以在外來者觀 念與本地人觀念的對照之中，獲得一種精神困苦，而這種困苦往往具有創造力而且 相互有益的。在整個近代史上，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專門研究過 歐洲史上各種形式的流亡──無論集個人的或是體的流亡──的文化功能。然而，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如此眾多的由於宗教或政治原因造成的流亡和自我流亡，沒有 這些流亡者和難民，歐洲的知識成就和藝術成就將會和現在大不一樣。例如，英國 和荷蘭的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s)，十六世紀下半葉在當時很寬容的波蘭尋找庇護 的意大利基督教極端分子和一位論派基督教徒(Unitarians)，十七世紀下半昆的西 歐的波蘭一位論派基督教徒，早期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從伊比利亞半島被驅逐的猶 太人，以及來自共產黨統治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的難民。所有這些人，在他們偶爾才 會得到帶有懷疑心理的歡迎的狀況下，對於其居留國的文明作出了貢獻，有時甚至 是巨大的貢獻。來自第三帝國的難民對於美國的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人說 這是一種邪惡的影響，但誰知道最終結果如何呢？ 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項簡單事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難民 的時代，移民的時代，流浪者的時代，遊牧民族的時代。這些流亡者橫穿大陸，用 對自己家園的記憶來溫暖自己的靈魂，無論它是精神的家園還是民族的家園，神聖 的家園還是地理的家園，真實的家園還是想像中的家園。徹底的無家可歸令人難以 忍受，它會變成與人類存在的完全隔離。但徹底的世界主義是可能的嗎？拉爾修斯 [18]寫道，有人問阿那克薩哥拉是否關心自己的祖國，他指著天空回答說，他不是 非常關心自己的祖國。今天也有人提出類似的說法，否認他們對自己原來的祖國存 在著偏心的忠誠或特殊的興趣。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非常值得懷疑。 除了那些逃離專制統治，或者被驅逐出自己國土的人以外，還有一些國家的人 民，他們沒有離開自己的土地。雖然他們具有本國公民身份，由於祖國受到外國控 制，從而被剝奪了公民的權利，這就是中歐和東歐國家的人民現在的命運(我們希望 這僅僅是暫時的)。這些國家的政府儘管宣稱由人民當家作主，人民卻感覺到自己所 在的國家並不是自己的祖國。國家與人民所守護的祖國之間發生分離，使這些人民 處於一種半流亡狀態的模糊地位。這些使人民喪失主人地位的國家，根據其實際政 治需要來歪曲或者虛構集體記憶，剝奪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人民的集體記憶。而集體 記憶的最終目標就是祖國。歐洲的一半已經這樣被消除了，歐洲的另外一半呢，難 道全世界人民都將處於那種在自己祖國內的半流亡狀態嗎，難道上帝以某種殘酷的 方式提醒我們，流亡是人類的永久命運嗎？即使上帝應該這樣做，這也不失為一種 冷酷的提醒。 ------------------------------------ 註釋 [1]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las，前500?-前428)，希個哲學家，曾因堅持自己 的學說而坐牢，後來移居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 [2]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0?-前430)，希臘哲學家，政治家，詩人。 [3]奧維德(Ovid，前43-公元17?)，羅馬詩人，曾被放逐到托米城。 [4]奧卡姆(Occam，1285，-1349，)，英國哲學家和經院神學家，曾因反對教 皇而被軟禁四年和開除教籍，後逃亡到幕尼黑。 [5]密凱維茨(1798-1855)，波蘭愛國主義詩人。 [6]霍布士(Hobbes)(1588-1679)，英國哲學家，政治學家，因反對國會而在 巴黎流亡十一年。 [7]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小說家，1929年獲諾貝爾文 學獎，1933年被迫流亡國外，後加入美國籍。 [8]夏加爾(Chagall)(1887-1985)，俄國猶太畫家，後移居法國。 [9]維帖布斯克(Vitebsk)，白俄羅斯一城市。 [10]米洛茲(Czeslaw Milosz，1911-)波蘭詩人、作家、翻譯家，1961年移居 美國，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1]納巴科夫(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國小說家，著有《洛莉塔》等 。 [12]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國小說家。 [13]尤內斯庫(Ionesco，1909-1994)，羅馬尼亞出生的法國戲劇家，荒誕派 創始人，1922年回到羅馬尼亞，1939年又返回法國。 [14]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國小說家。 [15]《塔木德經》(Talmud)，猶太教的僅次於聖經的重要經典。 [16]哈西德派(Hassid)，十八世紀興起於波蘭的一個猶太教教派。 [17]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家，歷史學 家。 [18]拉爾修斯(Diogenes Laertius，公元三世紀，)希臘歷史學家。 (原載1985年10月11日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曹世華譯。註釋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