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艱難的中國民主運動 ——讀《歷史的先聲》 (北京) 包遵信 歷史有時真像一個萬花筒，讓人眼花繚亂。特別是當權的執政者出於不可告 人的目的，不讓人們瞭解歷史真相的時候。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場歷時數年、波瀾迭 起的民主運動，據說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給自己評功擺好代 替歷史研究的中共當局，近年來對此卻三緘其口，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這件事似的。 例如一本最具「權威」的，1991年7月出版，為紀念中共成立七十週年，由中共中央 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就沒有提及這件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每個有天良的中國人，都有權瞭解這段歷史，歷史的真 相理應公諸於眾。這倒不是為了「揭老底」，更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著認識 中國民主運動的艱辛歷程，總結有益的經驗教訓，從而有助於推進當前的中國民主 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覺得不久前出版的這本《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 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以下簡稱《先聲》） ，值得每個關心中國命運與中國前途的人認真一讀。 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實際是與抗戰同時起步的。還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毛 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 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講了三個問題：（一）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 段；（二）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三）我們的領導責任。關於民主和自由，毛提 出了兩項具體的奮鬥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 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 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五六——二五七頁）。通讀這個報告，我們有理 由這樣認為，毛是把抗日的任務歸結為「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的，因此可以這麼 說，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的。毛的這一說法和 戰略部署，連中共內部都有人不贊成（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二七二頁）， 一般人更難理解。 毛澤東這麼說這麼做也有他的理由，正像他所說的：「中國是有缺點的，而 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 」！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對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團講的。《歷史的先聲》開 卷第一篇收錄的，就是這個講話的摘錄。當時已到了抗日戰爭的後期，在毛看來， 中國的頭等大事不是發展國民經濟，不是穩定後方大局，甚而也不是軍事戰略部署 ，而是實現民主，惟有實現民主才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前提。「因為只有民主，抗戰 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 建設一個好的國家。」 從毛在抗戰開始前夕，就強調為民主與自由而鬥爭，這時又把民主視為抗戰 勝利的前提，可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一直高舉著兩面大旗，一面是抗日， 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可以這麼說，把民主的旗幟舉得最高的，口號喊得最起 勁，步驟設想得最具體的，就數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了。這本《歷史的先聲》就是 最好的說明。它收錄了一九四零到一九四六年《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 、社評，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總共九十餘篇。內容都是反對國 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諸如民主的目標與原 則，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與保障，實現民主的條件與方法……方方面面 ，都有極其精彩的論述。對於健忘的中國人，如果有機會讀一讀這些文字，那是大 有裨益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解放日報》有篇題為《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的社論， 以摘引邊區施政綱領的內容，說明了邊區人民享受到「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並向世人宣佈：「中國共產黨 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 與每一句話，都是兌現的。」（《先聲》第二五二頁）那時的邊區人民是否享受到 了這些權利，我沒有考察沒有發言權；我們只知道在當今中國大地，當年那些美好 語言已隨革命風暴吹得無影無蹤。《先聲》的編者說：「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 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國共決戰，是兩種前途、兩種命運之爭；中國是走民主 的光明之路，還是走獨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結束已經半個世 紀，中國並沒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歷史不無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中共揭露批判 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種種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來，有的甚至還有了發展。難怪 《先聲》編者只能這樣告誡我們：「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 來。」可是今天呢？我們如何面對今天？聯繫今天的現實，人們不能不懷疑，當年 那些豪言壯語，究竟是「莊嚴的承諾」，還是歷史的謊言？ 抗日乎？民主乎？ 當然，說它是「承諾」固然無法自圓其說，但要說它就是「謊言」也未免流 於情緒化，重要的是對它進行具體分析。既然毛澤東把實現民主與自由作為抗日的 重要任務提出來，那我們就從抗日與民主的關係說起。 說實在的，毛在抗戰一開始時，就提出民主與自由，把它們的實現作為抗日 的前提與目標，這從策略上講，不能不算是一著險棋，而且還是一個極具機心的謀 略，按照通常的慣例，當一個國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時期，總要實行全國總動員 ，結束黨爭，民主問題則要低調處理，人民甚而還要犧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以 利政府集中權力，提高決策效率。適應抵抗侵略的戰爭需要。就在這樣的時刻，毛 卻把民主與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作抗日時期的主要任務，真讓人感到不 可思議，覺得這樣做太不合時宜。其實他這麼說這麼做，是極其高明的，不愧為天 才的謀略家。 毛這麼提出問題是於典有據的，那就是列寧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論斷。第一次 大戰時，列寧曾說那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無產階級應將它變為國內戰爭，進行 無產階級革命。後來由於蘇聯的出現，列寧的這一論斷就被公認為無比正確。所謂 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的經典公式。像我們這 些人，中學時對它就耳熟能詳，毛在抗戰初期斷定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 戰爭（蘇德交戰後有改變），是順理成章的。這時分析形勢也只能搬用這個老公式 。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講什麼變抗日戰爭為國內革命，那將是什麼樣情景？不難 想像他一定會成為全國聲討的頭號敵人。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個公式中的「 革命」轉換成「民主與自由」，並把它與抗日連在一起，這樣他就成了堅持抗日， 高舉民主大旗的英雄了。這時要講「革命」，可能嚇跑了許多人，也給蔣介石的鎮 壓製造了口實；可是講民主，講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樣了。儘管有人覺得不合時宜 ，也無法正面去反對；即便蔣介石國民黨也不敢公然說它們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撥 一撥的民主攻勢面前，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至於一般民眾，苦於被壓迫被束縛的 處境，民主自由對他們就意味一種得救，一種解放。儘管他們對民主自由並不一定 有深切的瞭解，卻不妨礙對鼓吹民主自由的共產黨感恩戴德。就連一些自由主義知 識分子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批判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也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共產 黨的盟軍。這樣在中共周圍就會聚攏一批又一批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群眾，形成了 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廣泛統一戰線。因此，毛在抗日時期扛起民主的大旗，與其 說是為著抗日，還不如說是為擴大中共影響，壯大中共力量，取得對國民黨鬥爭最 有利地位。 本來，爭取群眾，壯大自己，這是政黨鬥爭中常見現象，別人沒有理由對它 說三道四。問題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已是同一戰壕的友軍，蔣介石又是中共承認 的統帥，在那樣一個大敵當前時刻，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現在卻用這種辦法 對付盟友，豈不是在挖自家人的牆角？所以我說它是包藏機心的謀略，不能說是沒 有根據。 問題還不止這些。如果中共真的為了實現民主與自由，那我們今天回顧這段 歷史，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還會為自己能夠實現領受到民主與自由而感到慶幸， 豈料事實卻讓人感到被欺騙被愚弄了。我們也用不著一味抱怨，因為真相雖然是以 後才暴露的，問題卻早在當初就已潛伏在倡導者的宣傳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對民主的熱誠，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簡直就是一 位「民主發燒友」，逮著機會就要說一遍。他把民主問題從黨內講到黨外，特別是 對那些延安不多見的中外記者，講得更起勁。「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 、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 要民主」（《先聲》第三、五頁）既然對民主需要這麼廣泛，那麼抗日呢？如何處 理抗日與民主的關係，這可同樣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啊！對此，毛似乎早已胸有 成竹，只是不像對外講的那麼堂皇，那麼穩重，那麼嚴密，而是簡單利索。讓我們 看一看毛與彭德懷之間的一場爭論。一九四三年四月，彭德懷作了一次關於民主教 育的談話，毛在讀了彭的談話記錄以後，大為惱火，給彭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 ：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 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 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 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的政治經 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 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 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提倡實行復決權，不但不利，而 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 ……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二六頁 這是一篇難得的文獻。它能讓我們較為準確地瞭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 民主是否真的是民主。為什麼要民主？民主的價值何在？按照毛的說法，是因為民 主可以幫助抗日，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它能滿足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當時抗日是個 大題目，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強調不要脫離抗日來談民主確有充分的理由，但這 只能是就民主實施的範圍與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實施，哪些應當暫時緩行，絕不能 夠把民主的作用與價值歸結為僅僅是能適應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連民主的基本精 神也要排斥，說成與抗日不相容，這樣的民主豈不墮落成為權謀家手中的工具？成 了黨派鬥爭的一種玩物！試想連反封建都不准提，還會有民主嗎？為了抗日的需要 ，就可以將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這樣的抗日又能成為民族解放的鬥爭嗎？ 說到抗日戰爭，作為一個未能身臨其境的當代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慚愧，因 為對它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較為客觀、公正的讀物，來彌補 這方面知識的不足。長期以來，官方的教科書總是說，那時的國民黨只是「消極抗 戰」，甚而是「假抗戰」。什麼「台兒莊會戰」、「崑崙關大捷」、「衡陽保衛戰 」統統消失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多位抗日將領都白白犧牲了。我們民族抵抗日寇入 侵浴血奮戰的歷史畫卷，竟被一幫御用史家塗毀得面目全非，這是對我們民族公然 的貶損，是對那些抗日英烈肆意褻瀆。讀到這樣的歷史書，能不感到無限的憤慨！ 當然，我們同樣不能說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當年國民黨指責中共「 游而不擊」。只是由於抗戰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要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 蔣介石是全國的統帥，邊區政府改為特區政府，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 ，同時又要堅持對邊區絕對控制，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 階級路線，這就難免產生許多摩擦，使自己處在不顧大局的地位，無法做到「與中 央保持一致」。這樣的摩擦與內鬥，用民主的旗幟也是掩蓋不了的。不過，中共喊 得最響的還是抗日，民族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讓我先說 件事實罷。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與日本簽定了《蘇日中立條約》，竟然有這樣的 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就等於公開支持日本對中國 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一夥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當然遭到中國人 的強烈抗議。可是一向以發動群眾、支持群眾標榜的中共對此卻緘口不言，反倒說 那些對蘇聯抗議的中國人「是在狹隘的民族情緒之下的」「衝動表現」（參見《毛 澤東文集》第二卷第三三三頁）。民族主義大旗這時沒了旗幟，只剩下一根旗桿， 用來橫掃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見在民族利益與黨派利益之間，也絕不像中共 講的那樣完全一致，以至在堅持抗戰的同時，往往要把自己黨派的發展與壯大放在 了實際的抗戰之上。所謂「一分抗戰，兩分敷衍，七分擴張」，這個還沒有完全得 到證實的中共策略，也能多少說明問題。不然就無法解釋，到抗戰結束時，中共黨 員由抗戰開始的兩萬多人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軍隊也由三萬擴大到一百二十多萬 ，還有二百多萬的民兵。 我無意沉陷於這筆一時無法扯清的爛帳，更不想評判國共兩黨之間的是非。 我只是想說明，即使在抗日戰爭民族情緒高漲時期，把民主納入民族主義的軌道， 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甚至連民主理念的正確闡述也會被民族利益所遮掩。 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是群體本位，民主主義的價值基礎是個人本位，它們是兩種不 同的價值取向，雖然在實際運行中，它們並不總是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適當 的歷史機緣也可以使它們相互促進，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推進民主的先導。例如美國 歷史上的獨立戰爭已是公認的事實，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這樣的作用。但這樣 的機緣並不常見，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們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篤信一 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人那裡，指望他們用民族主義來推進民主， 豈非緣木求魚？實實在在的則是，民族主義是他們通向集權的一種手段，一種護符 ，五十年前的事實與五十年後的教訓，說明的就正是這麼回事。 聯合政府真的能取代「一黨專制」？ 五十年後的教訓是什麼？是中國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 黨的專制統治，卻並沒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依然 是中國人難於擺脫的枷鎖。 國民黨從它一九二七年掌握了政權以後，推行所謂「訓政」，實際就是「以 黨治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到了抗戰時期，這種「一黨專制」進而發展成 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成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專制。所以， 四十年代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響亮、最動人、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就是反 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它吸引了無數中國人為之奮鬥。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 適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明確提出反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一黨 專制」。只有到了這時，由於中共的領導與號召，才使這個反對「一黨專制」的斗 爭，成為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和當時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還在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 要用「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去代替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這個「各 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後來逐漸系統化，成為體現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 」。它一直貫穿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民主運動中，是中共主要奮鬥目標。 比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聯合政府」的主張確實相當迷人，它在當時 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構成一種挑戰，曾被不少人用來作為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 的思想武器，甚而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的行列，「 民盟」就是典型。毛澤東說：「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三零六頁）那麼，這個「聯合政府」的主張，或者 準確地說毛所主張的「聯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種與「一黨專政」相對立的「 民主政體」呢？ 「聯合政府」既然是各黨派各階級的聯合，那它們各佔比例是多少？這個比 例是按什麼標準確定的？它們彼此又是什麼樣的關係？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執政 黨執政階級，還是有主有從，有執政黨與參政黨之分？如果不深究這些問題，只是 從字面上講，那當時作為戰時體制的國民參政會就與它非常相似。它既有國民黨， 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非執政黨，它對政府不但有建議權、詢問權、調查權，還有決 議權：「政府對內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可見這個 國民參政會比時下的政協還要強一些，那時的民主黨派還不完全是只花瓶，難怪有 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戰時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項重要措施。 長期以來我們有種誤解，總是以「多數」還是「少數」來區分是否民主，以 為多數就一定民主，反之則不能算。既然國民黨搞的是「一黨專政」，毛現在要搞 一個多黨參加的「聯合政府」，那當然就是「民主政體」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 回事。是不是民主政體，關鍵不在是多黨執政還是一黨執政，而是執政黨的地位是 如何確立的。如果是經過議會競選，獲得了多數選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終取得執政 地位。這就是現代通行的政黨政治。可是，毛所設想的「聯合政府」不是根據這樣 的民主原則，而是新民主主義原則，根據這個新民主主義原則，「聯合政府」有兩 條是規定好了，動搖不得的：（一）它必須是由中共領導的；（二）它是實行民主 集中制的。「必須」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這是什麼意思？一個號稱「民主政體 」的政府，究竟由哪個政黨來領導，不是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卻由一個參選黨領 袖事先規定了，這倒很有中國特色。當然，毛澤東也講過要搞選舉，在當時歷史條 件下，這個選舉未必是走過場，但從毛的一貫思想來推斷，中共「領導地位」的合 法性，是無須通過選民的歷史選擇來決定，而是要由武力來爭得的，所謂「槍桿子 裡面出政權」，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當然，經過選民選舉出來的政府，只能說它產生的程序符合民主，並不保證 它在實際施政的運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這個政府沒有制約，沒有監督，同樣會滑 向專制走向獨裁。所以，當年孫中山設計施政的步驟，是「軍政」、「訓政」與「 憲政」，是有相當的道理的。只有憲政才可以消解專制獨裁的頑症。三十年代初期 胡適等人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也是主張推行「憲政」。可是毛卻只對「聯合政府 」情有獨鍾。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通過《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 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形成抗日時期第一次憲政運動高潮，延安也成立了憲政 促進會。毛在它的成立會上講了話，把「憲政」與「聯合政府」捆到了一起，說： 「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 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先聲》第二七五頁）說憲政就是民 主政治，雖然不精確但還沒有太離譜；說憲政是幾個階級聯合對反動派專政，那就 不著邊際，擰著神兒了。幸虧他在這個憲政前加了限定，說是「新民主主義憲政」 ，不過新民主主義與憲政也沾不上邊呀，倒不如叫「新民主主義專政」非常貼題。 毛指斥別人講憲政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憲政」，但何謂真憲政呢？毛講的一 套也不是呀，他連憲政最基本的內容都沒有提，（一）尊重和保護公民個人的權利 ；（二）規定和限制政府的職能和行施權利的範圍；（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 決公民與公民、政府與政府之間糾紛，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憲政這一基本精神 ，六、七年前「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胡適等人就講過。毛跟本就不理睬這 一大套，他把憲政裝到「聯合政府」的模子裡，天馬行空說了一通，要點還在強調 它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明確了這一點，才能肯定共產黨的領導。「聯合政府」 不論有多少黨派參加，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能動搖，誰也代替不了的。難怪有個 國民參政會，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卻總是覺得不過癮，因為那雖名為「參政」， 實際只是屈居末座，離他設想的「聯合政府」差得遠呢。 既然共產黨已經在「聯合政府」中居於領導地位，照理應該心滿意足了。不 ，單有這一點還不夠，這只是組織上保證了黨的領導。如果哪個「兄弟黨」小夥計 不懂事，不知趣，鬧起獨立性來怎麼辦？所以還要保證實際執政運作中黨的領導， 這就必須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本來是共產黨自身的組織原則，毛 把它搬到政府中來，用心可謂良苦。有了這個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聯合政府」中 那些小夥計鬧脾氣，他們再怎麼折騰，也跳不出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 制原則，「聯合政府」中的各黨派政見上的歧異，經過討論最後表決，當然要少數 服從多數。但它還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就保證了共產黨的最後決 定權。共產黨從來沒有保護少數，更不允許存在反對派。民主形式經過運作中這麼 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集權，最終「聯合政府」和它所反對的「一黨專政」就 殊途同歸了。如果說「聯合政府」因為有各黨派各階級的參加，形式上還有一層民 主色彩，那麼一旦把這層色彩抹去了，同樣是赤裸裸的「一黨專政」。毛澤東說：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 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 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 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 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 論聯合政府》）說得相當動聽，可是實際呢？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在所謂「聯合 政府」中，「聯合」只是它的形式，集權專制才是它實在的內容。這就是毛澤東與 蔣介石這兩位同樣搞專制獨裁的人物，毛的政治權術要比蔣棋高一著的地方。 新民主主義「新」在哪裡？ 我對「聯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據相關文獻和日後的經驗事實，當時人沒有 這個條件，不一定能認清「聯合政府」與「一黨專政」之間這一瓜葛。不過，當時 人們並非沒有擔心與疑問，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會不會和國民黨一樣，搞「一黨 專政」？上引毛澤東的講話，就說明了人們普遍有這樣的擔心，不然用不著在黨的 代表大會上，在政治報告中，鄭重其事作這樣的說明。不過他只說暫時（所謂新民 主主義時期）不搞，將來還是要搞的，所以毛的這個說明。也可以理解為對人們擔 心的一種確認。 其實，還在毛作《論聯合政府》報告之前，劉少奇就針對人們這一疑慮，明 白無誤地昭告世人： 「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 （《先聲》第二九二頁） 然而，事實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說服力。今天我們回顧歷史，說明那時人們 的擔心絕非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當然，我也不懷疑，劉少奇講的不是他 真實思想，劉似乎沒有毛那種老謀深算。我甚而相信，許多老一輩共產黨人，他們 確確實實不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同時也不贊成共產黨搞「一黨專政」。 但是，歷史的詭譎在於，你以為自己邁出的一步，跨進的是民主的門檻，結果卻偏 偏邁入了專制的黑門。原來起步時方位就錯了，這就是至今還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 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一九四零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說法，中國抗日時期的民 主運動，是屬於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沒有完成， 所以還只能是民主革命。這個民主既不是過了時的英美式的舊民主，也不是蘇式社 會主義民主，那是中國未來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 民主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論》·參見《先聲》第二八四—— 二八六頁）。 中國的事就是怪。從來未曾實行過民主，甚而不知民主為何物，現在卻突然 被告知，那已是過了時的舊式民主，絕對要不得；民主運動唯一正確的方向是爭取 新民主。這個「新民主」與舊民主有什麼區別呢？（一）舊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 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這是它的虛偽性；（二）舊民主制度下，廣大民眾享 受不到民主，這是它的狹隘性；（三）最重要的還是新民主與舊民主不同的階級性 質，一個是無產階級民主，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既然如此，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 新民主實現之時，應該普遍推行真民主。在這個「新民主」的光輪之下，不但無產 階級能夠領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領導下的廣大民眾同樣也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 可惜我的這番演繹純是書生之見。實際情況則是，新民主主義並沒有包容舊民主主 義而有所擴展與深化，它完全擯棄了舊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所 以，一旦新民主主義確立了，那現代社會的議會制度，司法獨立，政黨政治，公民 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這些民主的基本制度，統統被當成資產階級破爛； 至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人普遍的價值原則，更被標上資產階級自 由化，沒有它們的存在之地。 根據毛的論述，所謂新民主主義，實際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它還要邁向蘇式 社會主義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這不就等於明白地告訴人們，新民 主主義是通向蘇式無產階級專政之路嗎？蘇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黨專政」的 模式。這已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事實，用不著再為之饒舌，毛對此也直言不諱。只是 對時間的預計，要比毛設想的短得多，新民主主義實現之日，就是「一黨專政」實 行之時。所以指望從新民主主義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門。豈不是南轅北轍？ 我們不贊成毛的結論，但不能不歎服他作為政治領袖的雄辯天才，他能從歷 史與理論的高度，從世界宏觀形勢的發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由來與發 展，講得頭頭是道。不但讓許多共產黨人心悅誠服，就連那些學貫中西的自由主義 知識分子也不曾有什麼異議，是沒有見到還是有意沉默？只有原來是中共黨員，後 來脫黨成了托派的葉青，寫了一篇商榷批評的文章：《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 載《抗戰與文化》）。我為知識界這種冷漠與麻木感到悲哀。但是，卻有一位當時 身居窮鄉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從認識蘇聯現實入手，就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 階級民主，講了一通和毛的觀點完全相反的意見。這位老人就是中共創始人陳獨秀 。 就在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一九四零年，陳獨秀和托 派圍繞著如何認識蘇聯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戰展開了一場爭論。托派認為蘇聯是「 工人國家」，提出「保衛蘇聯」，反對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陳獨秀認為，從 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更為廣泛的民主，可是從蘇聯的實際看根本不是這麼 一回事。斯大林統治的格柏烏制度（即KGB克格勃），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 治形式，無產階級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陳獨秀指出，所謂無產階級 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在實施的範圍上有廣狹不同，並非在實質內容上另有一 套什麼無產階級民主。「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 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 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就是從十三世紀文藝復興以來，廣大民眾以鮮血鬥爭 七百年，才得到今天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與標誌。可 是「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 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 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前語而已。」這就是把民主強行分為無產階級 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並把兩者對立起來的實踐後果。陳獨秀還批駁了托派「迷信 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個人心術問題，乃是無（產階） 級獨裁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 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 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確立，即便史大林沒 有了，換了誰也逃脫不了變成『專制魔王』」！（以上引文見《陳獨秀書信集》第 四八九——五零七頁）。 陳獨秀曾是現代中國的啟蒙大師。「五·四」高揚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 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認為它已過時，只有社會主義有真正的民主。這 是一九二零年的事。經過了二十年的曲折歷程，特別是蘇聯肅反的慘痛事實的教訓 ，到了一九四零年，也就是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年，陳獨秀卻扯去了 蒙在民主旗幟上的社會主義花布，讓它以自身的鮮艷色彩飄揚在中國上空。難怪胡 適在讀到了這些文字以後，感到非常欣喜，說陳獨秀又回到了啟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論自由 講到陳獨秀，我就想到他在「五四」時期講的一句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 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這是對什麼是言論自由一種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 解釋。根據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就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定 是最黑暗最殘暴的專制政權。反對專制集權總是要從爭取言論自由開始，保障言論 自由是實現民主所應當最先跨出的一步。 爭取言論自由，是反對專制統治的重要內容，貫穿在整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當然也不會例外。《先聲》一書收錄了不少談言論自由與 新聞自由的文章。它們批判國民黨統治愚民政策，申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與可行，指 出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所以覺悟了 的公民，應以堅毅不捨的精神去爭取言論自由，爭取言論自由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 ，重要的還在於行動。特別是那些新聞從業人員，他們的職業道德要求他們要發揚 威武不屈、秉筆直書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覺為自由民主事業獻身。許 多妙語警言，今天讀來都會令人怦然心動。真難想像，在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烽火壓 境的重慶，思想文化界還有這樣富於生機、能不時閃現出思想異彩的文字，怎能不 讓我們這些後輩心儀神往？ 四十年代民主運動把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作為重要內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實 際的運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與前提，從此入手最容易推進民主運動的擴展與深入。（二）現代民主運動的主力 是知識精英，以文議政、以言報國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以言論自由推進民主 運動，便於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參與。或者毋寧說，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成 了當時爭取言論自由的主體。（三）當時國民黨的統治，雖然政治上獨裁專制，但 在思想文化上卻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間。因此，爭取言論自由在當時是擴展既有 言論空間，完全是合法鬥爭，容易取得實際效果。 四十年代的民主運動，主要陣地是報紙，主要地區則是在重慶。那時，重慶 是國民黨的老巢。過去我們只是從教科書上知道，那是一座黑暗的魔窟，特務橫行 ，憲警遍地。白公館、渣滓洞，幾乎成了刻印在我們腦海中的重慶象徵。當我讀了 《先聲》以後，感到非常驚訝，抗戰時期這兒還能有這麼多民主自由的呼聲。這固 然說明了它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樣說明它還有相對的自由，不像我們身處 其境統得那麼嚴密，那麼專橫。事實也正是這樣，當時的重慶就有不少民辦的報紙 、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辦的報刊，《新華日報》就是代表中共的機關報（先是 南方局，後屬四川省委），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特別是象《大公報》這份在國內 外都有很大影響的報紙，從新記公司算起，到它「新生」以後，前後二十四年，正 好與國民黨統治大陸相終始。它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報方針，提出「不黨、不賣、不 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充分體現了「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特色。反對 思想統制，崇信言論自由，則是《大公報》堅持一貫的。所以，言論自由與其說是 中共領導的民主運動一部分，還不如說是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很久 以來堅守的使命。 現代媒體為信息傳遞提供了越來越方便的條件，可是如果沒有言論自由與新 聞自由的法律保障，那媒體的作用就會走向它的反面，變成謊言與詭辯的製造機與 擴散器。現代的獨裁者是深知媒體這一特點的，希特勒當年就曾說：「利用報紙， 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解放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引述了希特勒這句話，目的 是揭露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政策，指出國民黨「統治輿論，壟斷輿論，使輿論界法西 斯化、特務化。」（《先聲》第一七三頁），的確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也具有普遍 的意義，適用於一切獨裁統治者。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思想那麼清醒，如今卻這麼 害怕言論自由，仇視言論自由。為了控制輿論，統治思想，政策出台了一台又一台 ，方法想了一個又一個。這些政策與方法，沒有哪一個不是違憲的，是與現代文明 背道而馳的。什麼「堅持主旋律」，「正確輿論導向」，「與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這些讓人聽了都會笑掉大牙的陳腐觀念、笨拙方法，竟然還堂而皇之出現在我 們的電視中，廣播中，報紙上，書刊上，讓人覺得這些都是星外之聲。 其實，我們也用不著這麼大驚小怪，今天中共採取的這些方針、政策，從基 本原則上說，是早就確定了的，只怪我們自己太沒記性。還在一九二八年，當時任 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就提出，任何報紙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參見劉家林《中國新 聞通史》下冊），後來向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這一「工具論」，卻一直是 中共新聞事業恪守不渝的信條。重慶時期他們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談得這麼起勁 ，不是他們背棄了既定的信條，而是因為地位不同，這時怎麼談，炮口都是衝著國 民黨的；即使在延安談，也是打的隔山炮，這也就不難理解，這本《先聲》收錄了 九十一篇文獻，《解放日報》的只有十四篇。難道是延安有了充分的言論自由？非 也。這裡沒有一份民辦報紙，只有黨報，黨報上是沒有言論自由馳騁天地的。紙上 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還是有的，只是千萬不要將它們付諸行動，如果不明事理， 衝破了禁忌，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當年延安整風，那些從北京、上海來到延安的 知識人不知深淺，辦壁報，寫雜文，一時紅紅火火。不曾想到許多人竟因此獲罪， 遭批判、受審查，王實味最後把性命都搭進去了。難怪儲安平當年就這樣說過：「 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 ，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可謂洞 若觀火，一針見血。 內戰既起，民主泡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的勝利，為中國民 主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結束內戰，和平建國，這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呼聲 ，國共兩黨也難於公開違拗。國際上蘇美英等盟國，也都要求中國能和平統一，不 再內戰。但是，最終內戰還是打起來了，內戰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湯。 究竟是誰挑起內戰的？國共兩方面各有說詞，它對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並不重 要。從當前中國民主化的實際意義考慮，就中共的政策方針談點看法還是必要的。 這是因為：（一）當年那場民主運動，儘管有各方面人士參加了，特別是自由知識 分子，可以說是運動實際主力，但是中共卻處於運動的領導地位，它的策略方針影 響著整個運動的走向與成敗；（二）更重要的是中共目前獨領政權，對中國的民主 化有著難於推卸的責任。甚而可以說，中國民主化的遲與早、成與敗，是與中共現 行的方針政策連在一起的。 回顧抗戰以後的歷史，如果中共放棄武裝革命，把與國民黨的鬥爭從戰場轉 移到會場，走議會鬥爭的道路，那今天將會怎樣？別的我不敢說，至少後來不會有 反右，不會有文革浩劫，不會到了世紀末還是一黨獨大的集權專制，民主對中國人 來說，還只是理想中的美景。當然，歷史並沒有像我假設的那樣，但這並不意味著 我的假設沒有根據，抗戰勝利後中共放棄武裝鬥爭，走議會鬥爭的路，不但是必要 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全國人民，無論是淪陷區，還是大後方的普通民眾，都要求和平，反對 內戰。這從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中就能看出。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還 沒有宣佈投降，毛曾向黨內作了一次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的報告，未雨綢繆，先聲奪人，大講了一通蔣介石要發動內戰，我們要針鋒相對， 寸土必爭。「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 志之間，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還有許多人怕打內戰。怕，是 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打了十年，抗戰又打了八年，再打，怎麼得了。」由這個講話 ，可以看出，毛對當時的民聲輿情還是瞭解的，只是他沒有採納順應而已。 二·自由知識分子中不少人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當時還在美國的 胡適，考慮再三，給毛髮了一封電報，希望「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 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 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另一位自由知識分子儲安平在他主編的《客觀》雜 志上，更是就這一問題反覆陳述。「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究竟是走的憲政的的路線 或是革命的路線？易言之，經由軍事的途徑抑或經由政治的途徑？」儲安平說了自 己的想法，也是對中共的希望：「共產黨應當努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民 主，主張軍隊國家化，由種種合法的秩序來限制軍隊為國民黨所利用，提高普及教 育，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才是根本的做法。」（《儲安平文集》下冊第二三頁） 三·最不應當忽視的，是蘇共與斯大林明確向毛澤東提出：中共應放棄武裝 鬥爭，走議會鬥爭的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斯大林給毛髮來一封電報，要毛 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到重慶去談判，說中國如果發生內戰，將是民族的災難。中共 雖然不能說是由蘇共支配的，但蘇共對中共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中共的決策一旦 獲得了蘇共的支持，就有很大的權威性。 四·中共內部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統一的傾向，總是被時下的黨史給忽略了 或掩蓋了。實際上，儘管毛在黨內的權威地位，使他的意見總是處於支配地位，但 不同意見依然存在，只要毛的控制稍有鬆動，就會有充分的表露。所謂「和平民主 新階段」就是典型的事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因勞累過度住進了醫院，由劉少 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這個時期內，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九四六年一 月十日，國共談判雙方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 與《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以毛的名義發表了向 全國全軍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 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均須切實嚴格遵 行」。到了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指示，鄭重宣佈：「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 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 、自衛隊」，「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命令」。可以設 想，這個協定要是能夠執行，中共的部署要是實現，那將會是什麼情形？可是因為 毛的反對，這個「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最終沒有到來，但它卻說明在中共內部主 張和平，反對內戰的傾向不但存在，而且還有相當的力量。 五·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早就搖動了和平統一的風幡。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四和二十日，蔣介石兩次給毛澤東發出電報，邀請他到重慶共商國是：「大戰方 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是亟待解決的，希望 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計」。這就是有名的重慶談判的契端。關於重慶談判，時 下的中共黨史往往說成是蔣的「騙局」，相反，「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 ，這一行動，有力地向中外宣告：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謀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 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一場決定歷史命運的談判竟成了鴻門宴，毛澤東也成 了單刀赴會的孤膽英雄，歷史如此編造，還有什麼真實可言！ 事實則是毛在收到這兩封電報以後，根本就不打算去重慶。他一面回電報敷衍，一 面抓緊調兵遣將，以利擴大地盤，壯大實力。還在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毛就以朱總 司令的名義，先後向「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佈了七道命令，要他們向其附近日 、偽軍送出通牒，限這些日、偽軍投降繳械，宣佈日、偽軍佔領的城鎮要塞，由八 路軍、新四軍實行軍事管制。這些急如星火的命令，是在盟國還沒有拿出受降辦法 ，也沒有向當時的國民政府（這可是中共承認的合法中央政府啊！）請示，因此在 程序上是不合法的，它的意圖與效果也是明擺著的。 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收到蔣的第三封電報的那天，他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 調九個團，連同原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的兵力，限期開赴東北；同時一日數電華中 局，要他們火速發動寧、滬、津、唐等城市的起義，以配合八路軍佔領這些城市（ 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澤東口口聲聲說要防止蔣介石挑起 內戰，我們看到的卻是他在緊密佈置從南到北的軍事行動。可以設想，一旦這些部 署付諸實際，那將是什麼局面？只能是內戰！ 謝天謝地，這樣的局面終於沒有出現。就在這時斯大林的電報來了，明確要 他到重慶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毛接到這份電報，儘管非常反感，十二萬分不情 願，但斯大林的話就是「聖旨」，不敢不聽。正好蔣介石又來了第三封電報，再次 盛情相約，並告之已經備好飛機，去延安迎接。經過這樣三請四邀，毛終於在八月 二十八日到了重慶。國共兩方面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最後簽定了《雙十協定》。 《協定》明確宣佈，雙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 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政 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結束訓 政，實施憲政」，「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到的身體、信仰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 下而上的普選」。惟有關於「解放區民主政權」和「人民軍隊」兩個問題，沒能達 成最終協議，有待繼續談判（參見《重慶談判紀實》）。 《雙十協定》的簽字，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各方面代表、許多團體都 紛紛發表聲明，歡呼《協定》，期盼和平統一的局面即將來臨。可惜這幅宏偉壯麗 的民主畫圖，最終還是被撕碎了，留給歷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我們只能說 《協定》未能兌現，國共雙方都有責任，但國民黨要承擔主要的責任。因為它處在 執政的地位，對推進中國民主運動，擁有相對優越的資源，可是它卻未能承擔這份 歷史責任。它沒有容納異己的雅量，更沒有善待異己的正確策略；它總是用擠壓異 己的生存空間，迷信武力鎮壓，特務暗算，輿論統治這套法西斯手段。結果民主運 動固然被打殺了，他們自己也被從大陸上趕跑了。這倒真正應了毛澤東那句名言： 凡是鎮壓人民的絕沒有好下場！ 那麼毛澤東本人呢？他太迷戀暴力，太鍾情於鬥爭，而且是武裝鬥爭，所謂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成了他無法逃脫的宿命。不然的話，在抗戰勝利以後，他 能審時度勢，領導中共走議會鬥爭的路，那今天中國政治將是什麼樣的局面？當然 ，歷史沒有假設，歷史也沒有輪迴，但歷史可以重演。今天我們後悔中共沒有走上 議會鬥爭的路，已無實際的意義。毛澤東逝世已經二十多年，對他崇尚暴力、傾心 鬥爭的「革命」癖性，毛後的中共領導人，乃至我們整個民族，是否應有切實的反 省？我以為這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中國民主化的厄運：拒斥主流文明 中國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抗日戰爭 勝利以後，中共對世界文明一直採取拒斥的方針。所謂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說就 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原則和制度規範。 我這樣概括世界主流文明，並非「自由化」的爛言。早在半個世紀多以前， 中共就是這麼說的。《先聲》一書中，有關論述英美自由與民主的文字，就有十三 篇之多。讀一讀它們，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華日報》在一篇題為《論英美的民 主精神》的社論中說：「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們對英美民主政治這兩大精華——人民 的平等和自由權利，是不會仇視的，是要讚揚的！這是人類共同的寶貝。若從世界 正義人類地位來說，我們所求的只有希望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實些，更加寬廣些。 」社論最後說：「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 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先聲》第一二三頁 ）。這不是明白無誤地說：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國一定要匯入這一 潮流嗎？ 和以後的仇美辱美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和《新華日報》對美國和美國 的民主讚頌備至。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和羅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戰士」的桂 冠，哈密爾頓、霍布金、潘恩……這些傑出思想家貢獻於人類的，是「真實的民主 精神」，他們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戰士」（《先聲》第一零九—— 一一零頁）。一 點也沒有錯，這些人確是「民主戰士」，他們為人類也確實貢獻了「民主精神」。 只是對他們的這些誇讚出現在中共的文獻中，總讓人感到是個異數。這可不是《新 華日報》的自作聰明，他們秉承的是毛澤東的旨意。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和英美的 參戰，毛就開始對英美「帝國主義」的論斷有了變化，甚而斷言「資本主義時代過 去了」。這種變化到了一九四四年飆升到了頂點。這年七月，美軍觀察組到了延安 。毛曾發表文章，說這「是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稱羅斯福總統是「 英明的領導者」，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最親密的朋友」（參見《毛澤東與莫斯科的 恩恩怨怨》）。他還對這些美國「戰友們」說，中國人「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 ，我們歡迎它」；希望「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 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先聲》第一零一 棗 一零七頁）。 美國民主不單是對美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有普遍的意義。在《新華日報》 一篇慶祝美國國慶的社論中，作者指出：「美國的戰鬥民主主義不但在十八、十九 世紀的獨立戰爭和黑奴解放的戰爭中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紀的反法 西斯戰爭中也產生了它的偉大代表人物」，以羅斯福、華萊士（時任美國副總統） 「為首的進步政治家和將領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與歷史上美國民主不同的是， 「如果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的主要事業是確立民主的美國，他們的活動範圍主 要是在國內；那麼，今天的美國雖然是在國內仍然需要進行極嚴重的鬥爭，這些斗 爭卻是和國際的鬥爭不可須臾分離的——美國已經成了世界的美國。」（參見《先 聲》第一三零頁）這就是不啻是說，美國有義務也有責任領導世界潮流，奔向民主 的目標嗎？ 最耐人尋味的，還是毛對《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講的一席話。他說：「中 共『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計 劃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 ；『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奇怪，既然不要達到 共產主義，又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何必要叫共產黨呢？難怪福爾曼提出了這 樣的疑問。毛的回答則是，共產黨這個名字只是沿襲過去，「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 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先聲》第二八五—— 二八六頁 ）。 我們千萬不用擔心，毛澤東會背棄共產主義信念，投入民主主義的懷抱。有 人把毛這段時間與美的熱乎稱之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結束的時候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九四五年五月底， 在「七大」所作「結論」中就強調蘇聯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領袖」 ，美國已出現了危機，「美國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 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三八三頁）。並且斷言美國 要把中國變成它的「半殖民地」。毛在這時說的還半遮半掩，留有餘地。再過一年 則完全決絕了，那就是他提出有名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美國已是 帝國主義的代表，不可救藥的反動派了。這時中共與美國（當然還有英國）就已經 壁壘森嚴，劃然兩分了。 毛與美國交惡的具體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的，責任也未必完全在毛。從 毛的信念與中共歷史看，選擇倒向蘇聯是自然又是必然的，他也有權這麼做。重要 的是他不該將黨派的利益與世界主流文明對立起來，用自己黨派的原則截斷中國人 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有一種說法，認為二戰以後由於美國政府做了錯誤的選擇， 才把毛與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場。這意思很清楚，中國的閉關鎖國，中國與世界主 流文明的隔絕，責任統統在美國。作這樣的論斷，連起碼的事實也不顧，毛曾向世 界宣佈「一邊倒」，並且武斷地說什麼「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 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這種遇事就把責任推給別人，自己 總是「常有理」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共產黨的蠻橫作風。就算事實果真如此，是 美國封鎖了中國，那也只能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封鎖，政治上封鎖，自由民主的精 神，主流文明的價值，是它封鎖不了的呀！何況按照當權者的說法，，這些恰恰是 帝國主義向我們「滲透」，「腐蝕」我們的精神原子彈。能夠封鎖這些世界主流文 明的，只能是我們自己，是我們那些當權集團的既定政策。直到今天對外開放，國 門雖已大開，它們依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依然沒有改變被 封殺的地位。目前中國的當權集團，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在強調要和國際接軌，趕 上先進，加入世界一體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卻疏離主流文明，對抗主流文明，甚 而挑戰主流文明，這不是太不協調了嗎？ 今年正好是「五四」啟蒙運動八十週年。「五四」兩面大旗，一面是民主， 一面是科學，終究未能在中國飄揚起來。中國現在是獨立國家，經濟與科技也有了 長足的發展，和「五四」時期相比，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 呢？還是毛澤東五十多年前那個論斷：「中國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 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讓我們感到無法理解的是，時間過去已經八十 年了，中國政治民主化還沒有起色，現在的僵化政治制度還被宣佈要它永葆青春。 這不是從「五四」倒退到洋務運動時代嗎？「人惟求新，器惟求舊」，這是中國根 深蒂固的傳統。這種保守哲學、倒退哲學不破除，長此以往，中國將以什麼樣的姿 態矗立於世界文明之列？ 歷史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有種說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我 一直鬧不清楚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是自信？自大？還是自狂？不論它屬於哪一種， 都讓我感到不寒而慄。這使我想起看到過的一份材料。美國《新聞週刊》一九九七 年作過一次民意調查：二十一世紀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何方？回答的結果是 ：國際恐怖主義（32%），國際犯罪和販毒組織（26%），種族仇恨（15%），第四位 就是中國，位居民族國家之首（13%），其次是俄羅斯（4%）和朝鮮（1%）。（參見 《戰略與管理》一九九七年第五期）。我希望這個統計數字反映的是美國人的偏見 或無知，不過希望終究代替不了歷史的趨勢。如果中國還是要堅守現在的集權專制 的政治體制，那確是未來世界可怕的事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完稿 二０００年一月六日修改完畢 北京 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