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答訊紀實 （西安）馬曉明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我被西安市警方傳訊。一處的幹警要求我 說出在此之前我在一些呼籲政治改革的公開信上簽名的情況。我拒絕交待這些「問 題」。我講了我的政治觀點並就此與警方人員急診。他們在傳訊記錄上沒有記下一 個字，五個小時後我被釋放，隨後我就寫了第一篇《答訊紀實》。十個月後，一九 九九年四月十五日，我又被陝西榆林地區子洲縣公安局傳訊，隨作這篇《第二次答 訊紀實》。 一九九八年春天，陝西子洲縣裴家灣鄉12600多名農民向榆林地區中院提出訴 狀，狀告鄉政府弄虛作假，加重農民稅收，並打罵、關押、游鬥農民。此官司一直 打到陝西省高等法院。為此，有關當局把裴家灣鄉視為政治敏感地區。嚴格限制傳 媒到該地區採訪。因此在此之前，已有中央電視台、《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傳媒記 者到此進行了採訪報道。一九九九年三月，陝西省高院對此案作出了判決。九九年 四月，我以個人身份走訪了這個鄉的部分農民，主要瞭解他們對高院判決的反應， 不想這驚動了子洲縣政府及警方。我是四月十四日下午到達裴家灣的。四月十五日 中午一日多，我乘當地客運的機動三輪車離開裴家灣，準備到田莊換乘去西安的長 途客車。三輪車駛出裴家灣十多分鐘，在離裴家灣六七里的地方被子洲縣警方的警 車截住。他們在這裡下手，估計是為了防止在裴家灣下手引起麻煩。四五個穿警服 不穿警服的人員很快出現在車柵後面，當中一個厲聲說：「你們兩個，幹什麼的？ 下來！」（因為跟我一起去裴家灣的，還有一位是自願為我帶路的綏德農民） 我坐在座位上沒有動。只是問他：「你是幹什麼的？有什麼事嗎？」 「我是這裡的派出所所長，我有事情要問你，請你出示身份證。」 「應該您先出示工作證，是您提出要查問我們的。」 「我是這裡的派出所所長，根本不需要出示證件。」 「你是不是所長，我不知道。就算是，也需要出示證件，這是執行公務的規 定。」 僵持了幾分鐘，這位所長看我態度堅決，只好打發人回去取證件，他仍在車 後面監視我們。這時車周圍已有二、三十個看熱鬧的農民，有些交頭接耳地問：這 是怎麼回事？這兩個是什麼人？我乘機說：「我們兩個是路過這裡的人，到裴家灣 瞭解一下農民告狀的事，警察就把我們擋住，不讓我們走。」自稱所長的人馬上大 喊：「這是我的轄區，這裡的人都屬我管，你不要想煽動他們。你進入我的轄區， 我就有權審查你。」 十多分鐘後，工作證取來了，遞給我一看，溫ＸＸ，子洲縣公安局警員…… 。我把證件還給他，說：「有什麼問題，您問吧。」他要求我出示身份證，並詳細 作了登記，把身份證交還我後，要求我下車。三輪車主怕惹事非，怕耽誤生意，也 勸我們下車。我們下車後，溫所長對車輛、車主進行登記，並對車上的另外四位乘 客登記，搜了他們的行李。 溫警官接著要我們上警車，帶走我們。我說他必須出示採取行動的證件：傳 訊證、拘留證或逮捕證。這些證件他都沒有，又打發人回去取。二十分鐘後取來了 傳喚證，我一看就說：「這是個無效證件。」「為什麼無效？」「因為你蓋的章是 裴家灣派出所，簽署人職務是所長，但你的證件不能證明你是所長。」「證件就不 提職務嘛！」「我們證明他是所長還不行嗎？」我說：「你們證明，那誰來證明你 們？證件就是證件，證件不符，我不能接受傳訊。」相持了又有十來分鐘，最後我 讓了步，接過傳訊證，在底下一欄寫上：溫警官的證件不能證明他是所長，但是為 了解決問題，我同意接受傳訊。我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將我倆分別叫上兩輛警車 ，一刻不停地拉到了七八十里外的子洲縣公安局。 樓上樓下，許多工作人員都從辦公室出來，看我們這兩位重要「犯罪嫌疑人 」。稍事休息佈置後，我被帶到二樓治安大隊辦公室，訊問開始了。 首先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民族、黨派、工作單位、單位領導姓名及 其電話、住址、家庭成員、本人簡歷、學歷、有無前科……等等，是我有生以來問 得最詳細的，使我對我的這些情況進行了最詳細的總結。 「知道我們為什麼訊問你嗎？」一位姓蔡的警官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不知道。這也是我想問你們的，為什麼傳訊我？」我回答 「是我們在問你，還是你在問我？」蔡警官語調嚴厲起來。 「我也可以提問，我的問題就是我的回答。」我平靜地說。 「不准隨便到裴家灣採訪，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沒有任何人給我說過這樣的規定。我雖然在陝西電視台工作， 但我早就不做記者、編輯工作了。我去裴家灣，只是以私人身份去瞭解情況，不代 表我所在的媒體，不代表任何媒體。我多次向接受我詢問的聲明這一點。」 「那你為什麼要到裴家灣去？」 「我關心那裡的事情。最近陝西省高院對這個案子作出判決，我主要想瞭解 農民對判決的反應。」 「你接觸了哪些人，提出了哪個些問題？」 「我們先問到拓作忠家，到了他家時，他家已有七八個農民在那，因為昨天 裴鄉灣趕集，各村來趕集的農民順便來問判決的事。這些農民有的還是村代表、鄉 代表。我的主要問題有：農民對高院的判決有什麼反應？各種稅費數目達到什麼程 度？稅費增加的原因是什麼？農民怎麼由上訪發展到上訴的？萬人上訪上訴團人數 是否確實，上訪上訴的經費是如何籌集和管理的？」 「具體有誰，向你說了些什麼？」 「大家都說。九五年是個不和的大災年，旱、洪、雹、凍，幾乎顆粒無收。 但是縣上核定的人均純收入竟達到625元多，其實只有這個數的三分之一。由此造成 九六年各種攤派、稅費加在一起達到人均57元，比九五年增加了一倍多，農民實在 無法承擔。高院的判決對九五年人均純收入的核定數沒有公佈，這不合理不合法。 對幹部打、罵、游鬥、關押農民的行為沒有依法追究，這不公平。文化革命結束二 十多年了，還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使我非常驚異。農民的人權狀況竟是這樣！還有 位過去的村幹部談到選舉中存在的問題：不召開大會，不選舉成立村民選舉小組， 候選人內定，實行流動投票制。有些甚至是監票人為投票人填票，票數不夠時填些 空白票充數。還有的教師和家長反映：學校管理混亂，收費超過規定許多倍，優秀 教師不能發揮作用，有的幹部甚至是空中飛人，根本連面都見不到，占名額、領工 資，調來調去。幹部帶頭違犯計劃生育政策、亂批亂占土地、貪污掃地用、弄虛作 假應付上級檢查、大吃大喝等問題。」 「通過瞭解情況，你認為農民的情況怎麼樣？」 「我認為農民的境況非常悲慘：裴家灣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管轄區域的一 部分，子洲縣的縣名，就是為紀念中共西北創始人李子洲而命名的。一九四七年， 在國民黨軍隊進攻陝北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在裴家灣的兩個村子住過一段時間 。這裡的人民為中共奪取政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僅核准的烈士就有三十六名。沒 想到中共政權現在竟這樣殘暴地對待支援、擁護過他們的人民，這樣橫徵暴斂。我 看到他們許多人穿著不知是什麼年代的舊衣服，穿著質地低廉的衣服，穿著自家做 的鞋，有的鞋前後開著窟窿，蹲在地上，抽著旱煙，向我講述他們的苦衷。我又一 次看到了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和貪污腐敗作風給他們帶來的苦難。難道中共政權就 是為了割百姓的肉而養肥自己人麼？」 「你知道拓作忠的情況嗎？」裴家灣派出所的溫所長問道。他提到的拓作忠 ，是一位退休的鄉幹部，住在裴家灣村，是這次農民上訪團的鄉代表，我們在裴家 灣過一了夜，就住在他家。 「我知道一些，他很坦率地給我介紹了一些他家的情況。」我答道。 「你知道他兒子因犯搶劫殺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正在服刑嗎？」 「我知道，這與農民告狀有什麼關係呢？」 「他與共產黨有刻骨仇恨！」 「我看不出來他對共產黨有什麼特別的仇恨。他兒子犯法與他參加上訪團沒 有必然的聯繫，也不能證明他參加上訪也違法。裴家灣有一萬兩千多農民聯名上訴 ，難道他們都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真如果是刻骨仇恨共產黨，那你們這個黨的性 質就值得考慮了。」 「我們在姜家灣截住你，叫你下車，你為什麼不下？」溫所長又問。 真是哪壺不開他提哪壺。「因為你執行公務沒帶證件，要帶走我們又不出示 傳喚證，我當然不能下車。」我看見我回答他的這個問話時，記錄員沒有記，我就 指著記錄員問：「你怎麼不記呢？」 「我們認為什麼該記就記，什麼不該記就不記。」溫所長大聲喊。 我說：「如果是這樣，這種記錄就不客觀，不能反映談話的真實情況，那它 還能作為什麼依據？要它幹什麼呢？」 「這裡我說了算！是你問我們還是我們問你？！」 「要是這樣，我就拒絕回答你提出的任何問題。」 從這之後約有半小時，我都默不作聲，不管溫所長如何提問，如何解釋，我 都概不回答。後來又進來一位高警官，是公安局的外事股長。他問清了怎麼回事， 圓場地說：「有些問題可記，有些問題可以不記，你一定堅持要記，那就記上吧。 」於是把上面的問題又問了一遍，我又回答了一遍，記錄員一字一字地作了記錄。 我接著對高警官說：「我看見你們大門裡寫著一條大標語：內強素質，外樹形象。 象溫所長這樣的言行、素質不高，有損於你們的形象。為了使我們的談話能更快更 順利地進行，我看還是叫溫所長迴避一下為好。」 高警官顯得尷尬，他只好說：「行了，溫所長，你暫時去處理一下其它問題 。」溫所長無奈地出動了，訊問繼續進行。 「你認為你私自到裴家灣採訪違法不違法？」 「我再一次聲明，我到裴家灣是以個人身份去瞭解情況，不代表任何媒體。 我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法禁止我這樣做？也不知道這樣做犯了什麼法？我有知情權， 有獲取和傳播信息的權利。只要對方願意接受我的採訪，我傳播的信息沒有失實， 我認為就沒有超出法律賦予的權利範圍，就不違法。」 「如果是這樣，我就要告訴你，上邊已經規定，像裴家灣這樣的地方，不准 媒體隨便去採訪，要採訪，必須單位開介紹信，到縣委宣傳部接洽，由宣傳部的人 員引著去。」 傳訊暫時告一段落。讓我在記錄上簽了字，按了手印。仍然不准我離開。負 責記錄的年輕警官私下小聲說：第一次審這樣的案子，作這樣的記錄。你們有文化 、有見識的人到底不一樣。我私下說，其實這不一定需要什麼高深的文化。裴家灣 的農民許多只有小學文化，甚至有的還是文盲，但他們能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 權益，他們的法律意識、民主意識令我吃驚。相反，作為政府執法人員的警察，法 律紀律觀念竟然如此淡薄。我看讓裴家灣的農民來把這些警察換下去，會比這些人 幹得好。 看來，子洲警方已通過電話與西安警方和我們單位聯繫上了，知道了我的基 本情況。姓蔡的警官又走進來，坐在我面前，用右臂支著頭，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要與我非正式地談談。徵得我的同意後，他問： 「你認為共產黨怎麼樣？」 「腐敗透頂。」 「你想推翻共產黨嗎？」 「我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你對共產黨什麼態度？」 「我已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聲明退出中共。我的退黨書是在西安市公安 局一處他們傳訊我時寫的。」 「你們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目的呢？」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我們正式這樣問你，作記錄，你也這樣說嗎？」蔡警官似乎發現了他從未 遇到過的重要情況，認真地問我。 「我也這樣說。」 於是讓記錄員記錄，將上述的話又問了一遍，我又重複了一遍。接著他們又 問：「你參加過『八九』動亂、暴亂沒有？」 「我參加過『八九』民運！」 「什麼『八九』民運？民運兩個字怎麼寫？」 「民主的『民』，運動的『運』」 「『八九』民運的全稱是什麼？」 「全稱是『八九愛國民主運動』。」 「你在『八九』動亂中有過什麼行動？」 「我參加過遊行、捐款、簽名、貼標語，還在我簽發的節目中發過有關的消 息。」 「有過打、砸、搶行為嗎？」 「沒有。我的行為都是和平、理性、有序的。」 「你們當時呼喊的口號是什麼？」 「口號很多，主要的『反對官倒，清除腐敗』，『反對新聞封鎖』。」 「『六四』以後，對你作過什麼處理嗎？」 「黨內警告處分，調離編輯記者崗位。」 「你現在還經常發表文章嗎？」 「發表。」 「都發表給哪些媒體呢？」 「國內外媒體，我都寄發。國內媒體一般不採用。境外的媒體報道得多一些 。這些媒體也採訪我，ＢＢＣ、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法廣等等，只要他們采 訪我，能如實反映我的看法，我都接受採訪，披露事實，發表見解。」 「你現在怎麼看你做的這些事？」 「我沒有錯，我絲毫不後悔。」 第二輪訊問又結束了，又是簽字按手印。他們「暫時保管」了我的記錄本和 照相機，並把我隨身帶的收音機翻來覆去地看，問我有無錄音、發射功能，等他們 確信這只是單一功能的收音機後，將機子還給了我。 十六日凌晨零點二十五分，兩位警官領著我們在公安局旁的一家小旅店裡住 下。他們宣佈我已有行動自由，但不准離開，等待研究處理。有三位警察監視我的 一舉一動。 十六日中午，子洲縣公安局外事股高股長，內保股劉股長要求我寫份書面材 料，把在裴家灣的全部活動經過寫出來。我聲明，如是情況介紹可以，但決不寫什 麼「交代材料」、「悔改書」、「認罪書」。這兩位警官私下不解地勸我：你這麼 大的年紀，這麼好的工作，這麼好的家庭，弄這些事幹什麼？我回答說：「社會存 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任何一個有良知、有勇氣的人都會像我這樣做。 十七日十四點多，我所在單位政治處的幹部和西安警方人員驅車從西安到達 子洲，與我見面。我們與子洲警方告別，我離開被傳訊、被監視居住四十八小時的 子洲公安局。十九日中午，我被直接送回了西安家中。 我可能算是第一個在陝北榆林地區亮相的民運人士。我們的觀點和主張也是 第一次在偏遠閉塞的這個地區伸張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