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知識者的精神家園 ——訪文化革命研究學者宋永毅 亞 衣 一九九九年八月，到中國國內從事學術資料收集工作的旅美中國學者宋永毅 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留，聖誕節前夕又被當局以所謂「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的 罪名正式逮捕；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許多中美學者和政治家的抗議聲浪中 ，中國當局釋放了宋永毅。被關押了半年之久的宋永毅終於回到了他的居住地—— 到處飄揚著懷念未歸親人的黃絲帶的賓州小鎮Carlisle，得以與妻女團聚，此時， 正值中國傳統的春節的前夜。日前，這位歷來嚴守本份，從事獨立學術研究的讀書 人，不顧連日來媒體密集採訪給他的病體帶來的疲勞，接受了本刊記者的採訪。 「我成了卡夫卡荒誕劇中的一個角色」 亞：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來說，精神的自由非常珍貴，我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失去自由一百多天之後，重新獲得自由的您，現在最大的體會和感受是什麼? 宋：我覺得自己現在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更加感覺到學術自由的可貴。我被莫名其妙 地關押了這麼多天，這種事情只有在中世紀黑暗年代才會發生。中共當局對待我就 像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一樣，把人家關起來，強迫人家改變自己的觀點， 在當代這種事情也許只可能在中國發生了。回到美國，說起自由、學術自由，我們 校長使用的語言是「intellectual standard」，就是說這是知識分子標準的自由， 而不是「policeman standard」，不是警察標準的自由，我覺得他說得很好。經歷 了嚴冬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溫暖，我想，既然美國這裡的條件這麼好，就應當在學術 自由的條件下發揮得更好。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處理我這個案件的「領導同志」 曾經建議(不是強迫)我以後不要再搞文革的研究了，當時我跟他們說我要考慮一下 ，「恐怕也不是哪麼快就會放棄的」。現在我想，根本就不要放棄；不僅不要放棄 ，我還要用自己全部的人生去擴大自己的研究，把在這一塊土地上的寶貴的學術自 由發揚廣大，把我的研究進行到底。以前中國有一句口號是「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進行到底」，我現在把這句口號換成「要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進行到底」， 這是我和一大批文革研究者的口號。 亞：可不可以把在中國被捕的經過簡單介紹一下? 宋：去年我到中國去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去中國人民大學開一個社會學方面的國際 學術會議，，這是他們邀請我去的；第二就是為我個人的對文化革命的學術研究去 收集一些原始資料。人大的會議我參加了一下，其餘時間主要是收集供我個人研究 用的材料。我和我的朋友正在編一本文革大字典，是英文版的，需要補充一些地方 上的具體材料，例如當時的紅衛兵小報、傳單等等。我去過內蒙、廣東，主要在北 京和上海。一邊收集材料，一邊遊山玩水，太太和我同行，她主要是去玩的。怎麼 會被捕的呢，那是在八月六日深夜十二點左右，當時我與北大的幾位教授在我居住 的工人體育場賓館聊天，他們也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在我把他們送走之後回到賓 館的時候，在二樓的樓梯口被十個人攔住，他們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要我跟他 們走。據後來安全局的人對我講，他們早就盯上我了。他們將我帶到國家安全局， 先是對我「拘傳」，第二天改成「拘留」，關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到九月 六日改成「監視居住」。十二月二十四日昇級為「正式逮捕」。這天正是聖誕節的 前夜，選在這個時候逮捕我，使得我的美國朋友們非常憤怒。到今年一月二十八日 ，檢察院宣佈對我無罪釋放。(亞：無罪釋放還是免於起訴?)不起訴就是無罪釋放。 中國的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逮捕的人，以前有三個決定方法，一是不起訴，二是免 於起訴，第三是起訴。現在的新刑法已經把免於起訴去掉了，只有不起訴和起訴兩 種決定，起訴理由不足就是無罪，就要釋放。(亞：這是無罪推定的原則，)中國現 在也講無罪推定，這方面畢竟還是有進步。所以按照中國現在的法律我也是無罪的 ，按照法律我還可以申請賠償，北京律師事務所的幾位青年律師還摩拳擦掌表示一 定要為我申訴。 亞：現在可以確定的是，您回到中國的身份是合法的，活動也是合法的，哪麼，當 局抓您的公開理由是什麼，而真正的原因又在哪裡? 宋：表面上的理由開始說我「為海外的機構、人員非法提供國家機密」，後來又說 「為海外的機構、人員非法提供情報」，違反了刑法一百十一條，中共當局對華棣 的判決也是依據這一條。這一條對我說來非常荒謬的。我在關押期間曾經拿了小學 生用的《新華字典》中對「機密」、「情報」的解釋給辦案人員看。我對他們說， 文革中的各種「首長講話」、「五一六通知」、「清華大學大辯論紀要」以及批判 林彪的東西，當時在各種紅衛兵小報和中央及地方的大報上都是公開的，現在中央 黨史文獻出版社也將這些材料公開出版了。如果說這是秘密的話，哪麼在文革中生 活過的全國幾億人民都是間諜了，因為他們都看到這些材料。另外，中央首長的各 種講話當時是在群眾組織印製的小報上發表的，並不是中共中央正式下達的文件， 所以這些內容是否是真，還成問題。再有，即使是中共中央下達的正式文件，在當 時也有不同的密級，有的發到省軍級，有的發到縣團級，有的傳達到黨內，有的傳 達到除開「地富反壞右」的基層群眾，有的公開抄寫成大字報張貼出來，連「地富 反壞右」也知道。而我所找到的文件都是公開傳達到基層群眾的。 毛澤東是最大的洩密者 亞：文化革命本身是毛澤東「和尚打傘」的一個「無法無天」的時期，現在再回過 頭來用所謂國家機密法規處理涉及到當年情境的事件，是否會很滑稽? 宋：就是。文革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十三年了，即使依據現在新的保密法的規定，資 料的保密時間，「秘密」級是十年，「機密」是二十年，「絕密'是三十年，時間都 超過了。如果要往回追溯的話，就要追問毛主席了，或者找清華大學的「井崗山」 和復旦大學的「孫悟空」算帳，不是找我算帳。我把這些道理與辦案人員說了，他 們也不響，對我說，「老宋，你不要恨我們，」搞我是「上面的意思」。 亞：說起中國當局強加在您身上的「洩密」的罪行，我覺得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 看，最早和最厲害犯有洩密罪行從而危害國家利益的首先是共產黨，是共產黨最高 的領導層，比如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還有毛澤東本人。 宋：是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檔案都是他們拋出來的，毛澤東是最大的洩密者，現 在怎麼來怪群眾。我在街上買到的東西中有一份材料是中共中央關於對劉少奇平反 的決定，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文件，《人民日報》也公開刊登過的。這是家喻戶曉的 「秘密文件」。還有當年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印的「廬山會議文選」的傳單，其中 有毛澤東、林彪關於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今天全部已經公開了，在中共中央文獻出 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黨的重要文獻」中都包括進去了。我還感到，現在中國的年 輕人對於文革一無所知，需要加強這一方面的教育。他們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文革 是怎麼回事情。有一個辦案人員說我的材料中有一份機密材料，拿出來一看，原來 是內蒙古呼爾浩特革命造反總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編印的「中央首長關於內蒙問題 的講話」，這個造反總部在傳單上印了「機密材料，不得外傳」幾個字。辦案人員 對我說，「你說沒有國家機密，這不是機密?」把我的牙齒都笑痛了。更要命的是他 們連這個造反組織現在還有沒有都不知道。我告訴他們。當年的造反組織多如牛毛 ，兩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組織，作司令，印發「絕密文件」。我覺得正是因為在中 國當局長期以來不支持對文革的研究，使得年輕人忘卻了這一段不應當忘卻的歷史 。 亞：是不是連辦案人員自己也並不相信您在「洩露國家機密」，哪麼將您拘押的真 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宋：說實話，真正的原因到現在為止我還不清楚。我完全是在一個卡夫卡式的荒誕 劇中間，在一個非常悲劇性的黑色幽默中充當了一個角色。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被 他們搞進去這個荒誕劇中的。我覺得決定將我拘押的人思考問題的路子還是當年文 革的時候搞「三家村」文字獄的態度，完全是以意識形態為依據考慮問題。他們說 我對文革的研究已經危害了國家安全，超越了他們「所容許的度」。當時我反駁說 ，第一，這是學術研究；第二，這是在美國進行的研究。我的觀念是徹底否定文革 ，這與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的決議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細節上與中共中央的決議 有區別，因為我採用的是美國歷史學界的研究方法，美國學者的研究精神就是，即 使總統有事情也要揭發，而中國的傳統是為尊者諱，為賢者忌。我不是這樣的態度 。我還對他們說，江澤民訪問美國的時候在哈佛大學的講話中也說過不同的意識形 態在海外的僑民中是容許的，不能將一種意識形態強加在僑民身上。這裡有三個問 題，第一是，究竟是文革危害了國家的安全，還是對文革的學術研究危害了國家安 全。按照中共中央的統計，文革十年中死傷受衝擊是兩億四千萬人。我的學術研究 傷了什麼人?如果你們說「法輪功」使人走火入魔死了人，要治罪，哪麼有沒有人看 了我的書和文章死掉了?第二，中共中央說要徹底否定文革，哪麼不去看原始材料， 不去徹底研究文革，談得上什麼徹底否定文革?文革是什麼都還沒有搞清楚，怎麼去 否定它?我還問他們有沒有這麼一條法律說研究文革有罪，他們說沒有。我說哪麼你 們國家安全局不是在「直接對抗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對抗三中全會以來的 改革開放嗎?」第三，最重要的是我進行的是學術研究還是政治行動?我有沒有貼過 傳單要推翻黨中央、政府?他們說我計劃成立文革研究會。其實這也是大家隨便說說 的，並沒有成為行動。其實即使成立也不是壞事，在美國成立一個文革研究會，與 中國政府又有什麼關係?(亞：在中國也可以成立研究會)他們說我這不是單純的學術 研究，而是包含有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我跟他們說他們又在製造新的冤假錯案。後 來我瞭解到，這個事件的發生主要起因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一名局長為了向上表 功，自己抓了「大魚」，破獲了「反革命集團」的大案，他們這種思考的方式還是 傳統的「階級鬥爭」的思路。我覺得現在共產黨內的安全機構實在太糊塗，水平也 太差了。我真懷疑他們的智商低下。 某些共產黨人的智商太低 亞：我同意，我與一些朋友說過，共產黨現在的當權者，即使從他們黨的自身利益 來考慮，也實在是太笨了。我歷來對願意充當當權者的智囊的知識者不報太多的敬 意。但是我真的希望現在做共產黨智囊的一些讀書人出點好的主意。有些造關於您 的案件的報導中提到CIA，中共當局是否真的以為您與CIA有關係? 宋：對這些想抓大魚的人來說，能夠抓出一個CIA案件當然是最好的了，但這是胡扯 。關於CIA的事情我早就告訴他們了，我的材料中有我拷貝的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的紅 衛兵小報目錄，其中有一個前言，對這些資料的來源作了說明。我告訴辦案人員， 在文革中間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收集過中國的小報、傳單，想依此瞭解中國發生了 什麼，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後來發現這些小報根本沒有情報價值，就把所 有的小報、傳單送給哈佛大學。 亞：是在當時就沒有情報價值，還是後來失去了情報價值? 宋：當時也沒有情報價值。美國國務院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把這些歷史材料送給哈佛 大學作學術研究用了。這樣哈佛大學才有可能在後來出版三十六大卷中國文革資料 。我跟他們說，這些在冷戰時代就被CIA認為沒有情報價值的材料，你們竟然還認為 是國家機密的罪證，可見你們現在還要回到冷戰時期的心態。認為我對文革的研究 有政治目的，有陰謀，另外想以此殺雞戒猴，警告海外所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 亞：我看到香港媒體上披露的文章，說中共當局主要是因為您揭露過周恩來在文革 中的惡劣表現，所以要加害於您，還指出是李鵬直接插手決定逮捕您的。 宋：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作過一個關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複雜表現 的發言，這可能是形成這個事件的深藏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連在學術會議上的發 言都算「罪證」的話，豈不是太「莫須有」了? 亞：哪麼，在您的案件的處理中究竟有沒有更高層的背景，或者更深的原因? 宋：我覺得沒有。這也就是我比較快被釋放出來的原因。重要的就是沒有證據，一 點證據也沒有，我後來知道國家安全局中有兩派意見，吵得很厲害。有幾個局長主 張立刻釋放我，說是搞錯了，一些專案組成員也表示要向局裡面打報告，說是搞錯 了，我覺得這是一種進步。就是有一個局長叫樊守志，逮捕證都是他簽發的，堅決 要把我逮捕送上法庭，在這種人的心裡，如果一旦說明他搞錯了，他會丟官，什麼 國家利益，只是一種借口，這就是某些中國共產黨人的心態。 學術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亞：您曾經表示，在整個被關押期間身體上沒有受到什麼侵犯，主要是精神上的痛 苦。 宋：是的，我對《紐約時報》說，中國當局沒有在身體上折磨我，而是在精神上。 在一百多天中，他們沒有打過我，在吃和住方面也還是可以的，起初我被關在看守 所的舊樓。監視居住的時候是在一個地下室的招待所中，條件還是可以的，房間裡 面有兩個床，一個我睡，另外一個是值班的人睡。一天三頓飯，每次兩個菜，晚上 有電視看。在我太太被釋放前的一個星期，她每天可以到頤和園去玩，因為那裡離 開頤和園很近，他們對我看管的嚴，對我太太鬆。在第一個月拘留的時候他們不讓 我請律師，請了律師也不讓我見面，後來在三個半月的監視居住中，我大約一月有 一次可以外出買生活用品，我就到新華書店買書回來研究中國的法律。精神上的折 磨主要是，在拘留期間他們用對我的太太的迫害來折磨我。我的太太在這件事情上 與我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中國執法的「新進展」就是抓人連同太太一起抓，他們抓 我的太太的理由只有一條，就是因為她是我太太。經常在審訊我的時候，突然進來 一個人對我說我太太身體不好，非常虛弱，他們想把她早點放出去，要我「合作」 ，實際是威脅我。還有他們常常說的我太太揭發了我什麼事情，這是有意讓我們夫 妻反目，挑撥離間，這也是傳統的做法。我當然都表示不相信。實在拖不下去了， 他們只好將我太太早放出來。 亞：對於您的案件，國內的您的同行，學術界有什麼反應? 宋：我不知道。在監視居住的時候，我也不能跟外界接觸，他們規定了我要在指定 場所活動，連得打電話都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外面也不知道我的情 況，中國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系統。我猜想如果當局將我判了刑，國內的學者也許不 會表示什麼，連國外的學者對中共侵犯學術自由的行為都會感到緊張。不過我堅信 他們不會不站出來說公道話和表示抗議的。 亞：國外的學者對侵犯學術自由的行為特別敏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的 教授說，中共當局這樣對您的處置，「會使得任何從事中國當代問題研究的人感到 危險」。「將使外國學者和在外國大學工作的中國學者無法相信，他們可以到中國 利用開放的信息來源而不會遭受刑法起訴。」記得您在剛剛回到美國的時候對媒體 發表談話時候說到，中國給了您軀體，美國給了您靈魂，這是深思熟慮的觀念還是 有感而發的言辭? 宋：我當時說的是中國給我出生地，美國給我精神。意思是中國是我的出生的地方 ，美國是我的精神家園。我指的就是前面說到的學術自由的精神。在美國的大學中 讀了學位，才體會到學術自由對一個大學教員，對一個知識分子的意義。在美國， 您可以寫一篇與老師觀點完全不同的論文，但是仍然可以得到「A」。可以向學術的 大權威挑戰而不要懼怕被關起來。在學術自由上知識分子寸步不讓，這也就是為什 麼我們學校哪麼多教師支持我。如果沒有學術自由，一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即使有 些國家在政治上還不太民主，但是在學術上還有一定的自由度。美國的六年給了我 學術自由的精神，這種精神使得我在被關押的半年中吃得下飯，睡得好覺。 亞：記得國內八十年代在討論民主自由的時候，有些學者提出的一個觀點就是，對 知識分子來說，自由，學術自由比政治民主更加重要。美國是一個民主政治體制的 國家，但是吸引知識分子的更多的恐怕還是其精神和學術自由的方面 宋：對，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生活在學術自由世界的人對中共當局侵犯學術自由 的行為常常會覺得不可理解，就如到我們學院的書店中去買書的人會擔心出來的時 候被FBI抓起來一樣荒唐可笑。我之所以說中國給了我出生地，美國是我的精神家園 ，就是因為只有在美國才體會到自由的人文精神的可貴，而這種信念時刻在支撐著 我。 小鎮上飄蕩的黃絲帶 亞：您的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官方，包括政府和國會，學校行政當局，還有美國 學術界和一般民眾對您表示了極大的關心與支持。有人喜歡把國會議員看成是政客 ，一般說來也沒錯，但是同時這些議員也是選民的代言人，代表了某種民意。 宋：美國朋友的支持使我太感動了。美國國會的態度是最激烈的，他們表示如果中 國政府不放人，他們就不通過與中國進入WTO有關的議案，賓州的參議員斯帕特是參 議員法制委員會主席，他提出要國會通過一個議案，在我關押期間給予我美國國籍 。我的入籍手續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剩下宣誓，本來是安排在九月份宣誓的。美國 國會代表團在訪問中國的時候就直接向江澤民主席提出盡快釋放我的要求。 亞：您所在的學校、國際學術界對您提供了巨大的聲援。 宋：我們的學校對我非常關心。我需要說明的是，我這次回國是從事個人研究資料 的收集，但是我們學校在媒體上發表的聲明說的說是學校委託我去收集資料的，這 是我們校長為了表示我們學校承擔這一事件的責任。我在狄金森學院(Dickingson College)擔任圖書館學系的技術部主任，同時也是學校教員，教圖書館計算機課程 。我們校長表示，我是受學校委託到中國出差進行學術活動，不管怎樣，在我沒有 回來之前都是在為學校出差，出差就要發工資，如果我被關押十年，我們學校就要 給我發十年工資。我在中國的律師也是學校請的。我們的教務長、校長天天開會， 我太太提出什麼要求，學校一概滿足，要人有人要車有車。這次幫我大忙的是原來 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柯恩，他是大牌教授，免費當我的法律顧問，是他找到了參議 員斯帕特，這個參議員是柯恩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同學。柯恩也是我們學校找的， 我原先根本不認識，我們的教務長與柯恩認識，是私人朋友。學校為營救我，發動 全校教員職工去「通路子」。 亞：還有一般的老百姓。 宋：在我被關押期間，我們學校所有教師學生都為我佩戴黃絲帶。我所居住的小鎮 ，連幼兒園的四五歲的孩子也帶了黃絲帶。學校還專門在電腦網絡上為我建立了一 個網頁，上面有請願書，有五千多人在上面簽名，包括小孩子，他們有的認識我的 女兒，有的知道我在圖書館工作。我回來之後去檢查身體，我的醫生告訴我，我們 居住的這個小鎮的政府印了大量的請願書，放到所有飯店和其他公共場所，讓大家 簽字。我回來之後不知道收到多少鮮花，多少電話，認識的與不認識的人，都歡迎 我回家。我三十年沒有哭過，那天安全局在釋放我的時候請我們全家吃飯，當我知 道了美國人民為我所做的一切的時候，我流淚流了一個晚上。我比較了自己在兩個 國家中的遭遇，我在中國差不多工作二十年，無論是在當工人的時候還在學校從事 教學和學術活動，都是有貢獻的，而中國怎麼樣對待我?整個國外學術界有一百五十 人聯名寫信給江澤民與克林頓，其中許多還是「親中國的」學者呢，他們與中共當 局的關係不錯。但是中共這次的做法使得他們都覺得恐懼，不敢到中國從事學術研 究活動。 亞：有個問題順便問一下，有人說在您的研究領域的華裔學者許多沒有在信上簽名 ，是否是事實? 宋：也有一些華裔學者在這封信為捍衛學術自由的信上簽了名，但很少。 亞：我想在國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會故意去說美國的好話，只是承認面對的事實而 已。以前在國內經常被灌輸的一個觀念是，在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第一， 人情友誼淡薄，而中國如何具有東方的傳統的倫理美德等等，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宋：美國人的真情友誼使我感動得無話可說，我現在已經加入了美國籍，全家馬上 也要加入美國籍。我宣誓成為美國公民後，就是要為美國利益考慮了，不能說話不 算數。自然，我希望美國好，也希望中國好。 亞：說起入籍問題我想請教一下。按照我歷來的理解，知識分子一般崇尚的是愛因 斯坦式的國際公民和世界主義，對他們來說，國籍、邊界、護照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情；但是在來到美國的許多中國知識者，現在紛紛加入美國國籍。您如何看待這個 現象? 宋：就我來說，為什麼加入美國國籍，以前思想上並沒有像今天這樣清楚。我現在 越來越體會到，要學術自由，就要加入美國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中國沒有這 樣一個條件使您得到自由進行學術研究的條件，在那裡隨時可以像中世紀一樣用鐐 銬和徒刑來對付一個嚮往學術自由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你還要作為這 個國家的公民?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當然，我這是比較中國和美國而言，如果我在歐 洲，在法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順便說說，我想您會同意我的觀點，任何一個國 家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美國也不是完美的，充滿錯誤的人類不可能建設出一個完美 無缺的社會。現在看來美國和中國哪個制度更加好一點?即使在中國，恐怕也會有一 大半的人會說美國的制度更好一點吧。許多次在結束對我的審訊之後，審訊人員總 要我談談美國的招生情況，有個辦案人員對我說：「老宋，將來我兒子留學美國要 請您幫幫忙。」他們實際上也嚮往美國。 為了不忘卻的研究 亞：您太太在上一期《北京之春》上發表的為您呼救的文章中提到，您原先是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的，也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專著。可是您現在選擇的課題卻是文革研 究。據我所知，這裡有理念的，也有您個人經歷上的原因。您能不能談一談自己的 經歷? 宋：好。我原籍上海，一九六三年進入了上海中學，六六年初中畢業，正好是文化 革命開始。我參加了當時的造反組織「紅上司」和「炮司」以及上海中學生文化革 命串聯會(簡稱「中串會」)，參加過炮打張春橋的活動。從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 我與本校及復旦附中的一些同學一起組織了讀書會，讀了一些禁書，其中有《斯大 林時代》、《赫魯曉夫主義》等。看了書。我們講了一些不滿文化大革命的話，在 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被整，我被隔離審查三年半，最後的結論是「 嚴重的政治錯誤」，到粉碎「四人幫」後的一九七八年，我被作為「純屬反對四人 幫」而平反。平反後在工廠作過工人，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時候考入上海師範大學 中文系，後來在上海電視大學教書，然後又到上海作家協會做合同制的專業評論家 ，在來美國之前我已經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評論方面的三本書。一九八九年我到美 國，先是讀的東亞研究，在科羅拉多大學，後來到賓州州立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 沒有讀完，當時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到印地安那大學去讀圖書館系，所以我有兩個 碩士學位。後來拿到了匹茲堡大學的教職，在圖書館做中國文獻學者。兩年之後， 一九九七年來到現在的學院工作。我對文革研究是從一九九六年在匹茲堡大學工作 的時候開始的，一開始是編輯《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一書。 亞：一九九七年初您在《北京之春》上發表的這本書的「後記」中提到，編輯這樣 一本書的最初的想法在國內就有了。 宋：是的。前面說的我在文革中的經歷使我深深感到，中國人一定要研究文革這樣 的社會現象，使得罪惡不再重複。在這方面，我也受到猶太人建立二次大戰博物館 的啟發。我總覺得中國缺乏西方民族的反省精神，不會像西德前總理勃蘭特那樣跪 在波蘭的納粹受害者墓前。中國作家巴金早就提出的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想法 ，但是沒有人理睬。由於這些原因，我放棄了原來的研究專業。另外一個因素是， 到了美國，我看到在這裡作中國文革研究的絕大多數研究者是外國人，作為中國人 我感到臉上無光：自己國家的事情要外國人來研究，我還有被稱為民族的「自尊心 」與「自信心」的東西。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我集中力量研究文革，在這 一期間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文化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是中文的，資料性加上 理論性，香港田園書屋出的；另外一本完全是文獻目錄性質的，叫《文化大革命： 目錄索引(1966—1996)》，包括七八種語言，有英文、俄文、日文、中文的，是各 國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的目錄索引，哈佛大學燕京學院出版的。 亞：您是把文革研究與自己的圖書館技術專長結合起來了。從您公開發表的關於文 革文章看，比較多的是介紹了他人在文革中的活動，包括當時的地下讀書運動，各 種異端思潮，是否可以請您談談對文革的一些基本看法?在我們所接觸到的有關論文 中，在這一方面還是有爭議的，比如有人認為文革是應當全盤否定的「十年浩劫」 ，有人則認為其中也有人民的反抗線索，包含「兩種文革」，在時間劃分上，也有 「十年文革」與「三年文革」的不同說法。在回憶遇羅克的文章中您提及遇羅克對 文革的一種基本態度「一眼看穿所謂文化大革命後面的權力鬥爭的實質」，對於人 民群眾在文革中對十七年官僚體制的衝擊，「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對官僚體制的衝擊 ，另一方面又批判了這種衝擊的巨大歷史局限性和為毛澤東等人的利用性。」這也 是您對文革的基本態度? 宋：我對文革的基本看法是，它是一個災難。這一點毫無疑問。文革是一個複雜的 社會現象，其中不能說沒有一點人民的反抗，人民利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進行的不 自覺的反抗。我覺得造反派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總的說來對共產黨是一種衝擊， 對舊機器是一種衝擊，但是不能把它看做是一種自覺的反抗。同時也要看到青年一 代的理論探索，從遇羅克的「出身論」到李一哲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這是 一條可貴的線索。簡單說來，人民的反抗不能說成是自覺的理論性反抗，但是客觀 上起了一個衝擊和動搖傳統的社會主義的作用，比較可貴的是青年一代的理論探討 。 亞：您在關於文革中地下讀書運動的文章中介紹各地讀書運動的情況，其中提到的 上海中學的一些學生的讀書活動是否就是您當時經歷的的情形? 宋：當時的上海中學是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也有一定的影響 。我參加了當時的地下讀書運動，不過，組織這一活動的不止我一個人。存在於全 國的地下讀書運動確實是文革的重要內容。 亞：最後，我想在請您說一說今後研究的打算。 宋：我要繼續做一個學者。但是我的形象也許會有所改變。如果說這一次經歷在那 裡改變了我，哪就是，我除了是一個讀書人，一個「純學者」外，還應當是一個Hu man Rights的活動家，尤其在學術自由方面。(亞：關注人權似乎本來就是知識分子 分內的事情，人權問題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政治問題又怎麼樣，我這個本 來不問政治的讀書人也被糊里糊塗關了半年，要避開政治都避不開。 亞：非常感謝您的支持與合作。我祝您身體早日復元，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取得新 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