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意識形態解構到政治解構 （法國）陳彥 十年後來回顧六四這一震驚世界的慘案，至少有兩個事實引人注意：一是同 各項預言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並沒有垮台；第二是世界和中國都沒有忘記這個 血腥的日子。這兩個事實本身就是一個悲劇的現實，是中華民族在本世紀末還無法 實現民族和解的證據。 本文在此並不準備追究為什麼中共政府在世界共產主義陣營消失之後，仍然 能夠獨立寒秋的原因，因為六四屠殺本身就是為了保持這個政權的生命。本文想就 為什麼人們無法忘記六四屠城和六四對中國社會到底有什麼影響這兩點提出一些看 法。 六四是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轉折 第一個問題似乎很簡單，屠城就是屠城，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夠忘記這種非 人性的罪過。是的，在西方在香港，在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這樣一種在中國文明史 上罕有其匹的慘案是不會輕易在人們的記憶中被磨滅的。然而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 的地方，在一個可以以政治規定來強加思想與言論禁忌的地方，記憶的磨滅與是非 的顛倒仍然是可能的。必須指出，中國大陸的言論空間同改革前相比，已經有了相 當大的擴大。但是這一擴大卻是十分不夠的。這一不夠不僅表現為政治和其他敏感 問題不能討論，更重要的是現有的言論空間沒有任何制度的保證。只要需要，政府 可以在任何時候懲治任何敢於說話敢於揭露惡劣現實的人，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查封 或者撤銷任何言論陣地。 根據六四十週年前後海外及香港、台灣等媒體的報導，今天的大學生對六四 已經知之不多，也有報導記述有北京人到現在也不敢向其兒女講述六四的實情，可 見極權專制的根子仍然堅深，六四流血的恐懼仍然未散。 除去言論禁忌之外，另一個磨滅記憶的重要手段是仍然由共產黨全盤掌握的 極權主義宣傳機器及其這個機器所製造出的一整套解釋體系。君不見六四之後中共 有一套十分精製的關於六四的解釋說詞嗎？這套說詞就是所謂六四是不得已的，鎮 壓可以換來穩定，穩定又是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因而殺人是為了穩定，鎮 壓有利於大局甚至中國這十年來的經濟增長也是得力於這一鎮壓所創造的社會穩定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可能成為真實。這一殺了人還說殺得有理的辯辭雖然橫蠻，但 說多了，發動各種宣傳機器一起說，就可能收到一定成效。我們可以暫時且不論中 國大陸目前有多少人信奉這一解釋，僅僅指出一個事實：即中共自己始終忘不了這 個可怕的日子。每年六四，中國政府都如臨大敵，嚴密防範，今年是大忌，自然更 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甚至不惜引火燒身，利用反美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試問 目前中國有什麼力量可以推翻共產黨？國內民運頭面人物徐文立、王有才去年底已 經鋃當入獄，全國各地的下崗工人雖對社會安寧有威脅但絕非推翻共產黨的政治力 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現政府還如此害怕顯然只能用自信心不足來解釋。這一自信 心不足一方面表現為六四使共產黨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一方面表現為黨的宣傳機器 已經失去效用或者效用不足。 無論是從共產黨合法性的喪失還是從黨的宣傳機器失靈兩方面來說，六四慘 案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六四實乃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大歷史轉折。不過，導 致六四慘案的八九學生運動並非無源之水。十年後再來看這場運動，我以為六四的 轉折意義即在於它既是一場歷史運動的終結又是另一場歷史運動的肇端。 第一場運動是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的意識形態解構時期，第二場運動就是 從一九八九一直到現在仍在繼續的政治解構時期。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也可以稱作新思想啟蒙時期，指從七八 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開始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大討論。這一運動的官方正式稱謂是思 想解放運動，我在此用意識形態形態解構這一概念是要著重指出這一運動的實質性 後果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解體。 八九學運是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結果 從東歐及蘇聯共產主義消亡的歷史來看，共產主義制度大廈崩潰過程中總是 會伴隨著這樣一個解體過程，但這一過程或長或短，或慢或快，或突然降臨，或經 濟充分消化調適而會對整個共產主義制度轉型產生重大的不同影響。在中國，這一 解體的特點是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也不是共產主義制度全盤崩潰過程中的一 個副產品，而是一個由共產主義內開明領導人發動的，由眾多知識分子主動參加的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互動的政治文化運動。這一運動的發起是胡耀邦倡導 的以回到正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而同時運動又貫穿著一條衝破文 革極左路線禁錮的解放思想的主線。如果說中國知識界在運動的發起階段基本上是 同黨內開明派站在同一起跑點上的話，二者很快就分道揚鑣了。跳出思想牢籠的知 識界迅速遵循著思想解放的邏輯走上了尋求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路，而其所作所 為也就成為不折不扣的拆解一直束縛著他們的意識形態枷鎖。 真理標準的討論，人生意義的討論，生產力標準，產權私有化的討論，社會 歷史動力，人道主義的討論，文化熱，新權威主義討論等等，通過這些討論，從哲 學、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瓦解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 將生活的真實、歷史的真實再次呈現於世人。一九八九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正 是這一意識形態解構的邏輯結果，而學生正是這一解除思想禁錮運動的最敏感和最 充分的受惠人。八九學運中學生表現出來的思想獨立性，學運對民主、政治改革的 明確要求都表現出改革開放十年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大學生的思想覺醒，而思想的 覺醒正是卓有成效的思想啟蒙的結果。 當然學生運動所表現出的自發、天真、激進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學生對共產 制度的幻覺。學生要求政治改革，並堅信共產黨可以實行政治改革。一方面表明經 過啟蒙的學生認為只有政治改革才可以使中華民族完成現代化，立於世界之林；另 一方面也表明學生對十年來的改革充滿希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的屠城粉 碎了學生的幻覺。如果說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的和平深刻的思想啟蒙的政治意義 在於解除共產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的話，那麼六四慘案則以悲劇的形式完成了這一持 續十年的在當代共產主義解體史上獨一無二的意識形態解構運動。正是因此，六四 的震撼才是如此持久，六四才是如此無法被遺忘，中共的宣傳機器才是如此難以發 揮效用，而六四的翻案才是如此的艱難。 缺乏政治藍圖的改革 六四之後，中共的改革事業受到重創，一度甚至陷於停頓，但最終為鄧小平 所扭轉。十年來，如僅僅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六四的影響可能被淡化，但從中國社 會整體發展角度，六四實乃是改革的分界線。這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政治解體時 期。 這一政治解構時期有如下向個特點： 第一，「技術性」的經濟改革代替了有全盤設想的改革。從七八年到八九年 ，改革進程雖然艱難，但其方向性十分明確，其間中共有兩次代表大會：一九八二 年的十二大和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十二大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 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尤其是十三大之後，政治改革啟動，黨政分開 提上議事日程。此階段的改革雖有曲折，但卻有一個基本藍圖。八九以後，情況則 大有不同。九二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場經濟，但卻沒有配套的政治設計，相對於十三 大，在政治改革上十四大實際上是倒退的。十五大在政改上更是沒有新意，如果說 有人將中國整個改革進程稱作「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並不確切的話，將之用 於八九以後的改革到是很合適的。九二年鄧小平生南巡之後，中國掀起全民經商大 熱潮，社會道德低落，拜金主義盛行等，正是同這種缺乏政治藍圖指引的社會現實 分不開的。 目前看來，六四鎮壓造成的中國政治合法性的喪失即使沒有堵死政治改革的 通道，至少大大延緩了政治改革的進程。 第二，六四鎮壓催化了一支以在中國建立政治民主的政治反對派的誕生。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同的政治反對力量。五七年的右派，文革 中的異端，七八年的北京之春等等，尤其是七八年的北京西單民主牆曾提出了鮮明 的政治民主口號。但北京之春時的民運人士是民主的先知先覺，是社會上的孤獨的 一群。只有八九民運才喚醒了廣大的中國民眾，使民主的聲音如此家喻戶曉，迴盪 雲天。八九以後，儘管當局鎮壓加強，但始終無法剿滅爭取民主人權的異議力量。 不僅無法剿滅，政治反對力量還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獲得了加強，並在一九九八年 六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之後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同時，九十年代的中國政治反對 力量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抗爭，堅持在「合法」的框架內行動，以共產 黨自己的憲法、法律為鬥爭的防身屏障，以各種溫和的非政治的面目出現，如各地 所謂反腐敗觀察，人權觀察、生態保護組織等等。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政治反對力 量的成熟，一方面表明他們擁有道德力量和政治合法性。如果說，八九學運要求中 共進行體制內政治改革，九十年代的異議人士則呼籲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 知識界的民主共識 第三，中國知識界在本世紀末已就民主達成基本共識：即中國的現代化的實 現取決於能否建立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今天的中國知識界對民主建立的 方式，民主建立的早晚自然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對民主的大方向是不懷疑的。我所 能接觸到的國內知識界的朋友雖有限，但不乏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基於各種原 因，不一定願意或能夠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但都不懷疑中國遲早要走民主的 路。這一道理其實很簡單，中華民族自孫中山先生追求民主以來已有百年的歷史， 各種專制極權的政權形式都已試驗過，如無蘇俄共產主義模式吸引，中國應已建成 民主制度。在如今共產主義退出歷史舞台之時，中國已無其他選擇。自然，在中國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對中國人的智慧的一大考驗。正 是因此，才必須有一個制度化的言論空間使得國人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其聰明才智 ，而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 目前，中國知識界存在著兩大流派。一是自由主義，這是目前基礎最為厚實 ，準備最為充分的一個學派。用國內學者許紀霖的話說，九十年代是自由主義在民 間思想界取得全面勝利的時代。另一學派即新近崛起的所謂「新左派」，他們以西 方新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鼓吹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其中有人主張中國走 一條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這兩派思想路線上雖存在分歧，但對民主的總目標 仍具有共同認同。通過七八到八九年的十年啟蒙，如今的中國知識界，已鮮有專制 主義的市場。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屢用屢靈的整風反右，文革一類的 意識形態批判運動；在八十年代仍然幽靈不散，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 等，九十年代則已絕跡。 第四，市民社會的出現。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最深刻變革應該是一個初具雛 形的市民社會的出現，這個市民社會還正在形成，甚至沒有一個定型的模式，它還 十分脆弱，更沒有制度的保證，但是這個決定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因素業已出現是 沒有疑問的。目前中國經濟已是三分天下，國有、集體、私營各佔三分之一，私營 企業在產值上早已超過國有企業。這一經濟格局為市民社會的生長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最近因包圍中南海而街談巷議的法輪功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市民社會的出現 ，儘管法輪功與其說是中國現代市民社會的顯現不如說是傳統的民間社會的復興。 總起來看，以六四為轉折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十年，既是互相銜接的同一 歷史進程兩個階段，又是有質的區別的不同時期。如果說第一個時期即意識形態解 構時期的歷史任務是解除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合法性的話，第二個時期即政治解構時 期則旨在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 解構的過程同時也是建設。政治解構時期同時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社會、 經濟和文化的重建過程，這一過程毫無疑問將是困難和長期的，但這一過程已經開 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