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雨雨五十年：知識分子與中共 如 慧 據美國之音廣播記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之際，著名學者和新聞界知名人士回顧中國知識 分子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談到知識分子同執政黨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處在轉型 期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說起知識分子在中國50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普林斯頓 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說，5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執政黨關係總是一張一弛，起 伏不定，鬆弛總是短暫的。陳奎德說：「實際上，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時，中國很 多知識分子出了不少力，包括重要民主黨派如民盟，當時和中共聯手，對推翻國民 政府起了不少作用。但是，中共掌握政權後，知識分子和中共的地位開始發生迅速 的轉變。新政權建立起來後，許多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比國民黨統治時面貌一新，非 常心悅誠服，或歡欣鼓舞，要投入新國家的建設，海外很多知識分子也回來，像錢 學森等人，各種各樣重要科學家，各種人才，似乎是可以重新建設新國家了。」 思想改造運動大家都噤若寒蟬 　　但是，陳奎德指出，「解放」初期那個局面只延續了很短一段時間，然後就有 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改造運動出來以後，大家都噤若寒蟬了。根據已經披 露出來的歷史資料，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對新政權一度懷有滿腔熱情和希望的大批 知識分子逐漸都失望了。陳奎德說：「49年進城以後，中共就開展所謂知識分子思 想改造運動，也就是後人稱的洗腦運動。開始要講交心運動，大家還找些理由來解 釋，覺得這是政權的轉換，體系的轉換，思想要改造。批判胡適，批判武訓，批判 紅學專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鎮壓胡風等等，氣壓很低，知 識分子慢慢就不敢說話了。最大打擊之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精 英幾乎都被打到社會底層。然後更嚴重的摧殘是文化革命。文革尤其在前期對知識 分子的摧殘，對文化人的摧殘，使所有的文化人知識分子都遭到很嚴重的迫害。」 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受迫害打擊最多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北京家中接受記者越洋電話訪問的時候說，文革 的結束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分成兩個歷史時期，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和以鄧小平時 代為開端的「後毛時代」。王若水說：「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是受迫害的，遭受 的打擊也最多。在建國初期，的確知識分子很興奮的，很擁護共產黨，對共產黨有 感恩之情，因為共產黨統一了中國，而且取得民族獨立。知識分子都很愛國。因這 一點他們擁護共產黨。共產黨也給了知識分子一些地位，比方說參加政協或負責一 點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實質上是知識分子信任黨，黨並不信任知識分子。這個不信 任主要是指毛澤東。」王若水指出，當時中共最高層領導對知識分子幾乎都不信任 ，只有一個人例外，這個人就是周恩來。王若水說，1956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 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長篇報告，充分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和貢獻，並提 出一些具體措施，要把知識分子作為勞動人民一部分，依靠他們建設。王若水說， 毛澤東當時也支持周恩來的提法，還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所謂「雙百方針」 ，可是到1957年夏天形勢就發生劇變。隨著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 麼？》頓時掀起一場波及全中國知識界和其他各界的反右派運動。 劃定的百萬右派全部打成賤民 　　陳奎德在回顧和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共關係幾次大反覆時表示，每當中國知 識分子遭到中共重大壓制前，都會有一小段關係暫時緩和，政治氣氛比較寬鬆的時 期。1957年反右運動前後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他說：「1956年似乎有一個轉折的時 期，就是毛澤東看到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及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蘇共內部報告，提 到斯大林壓制國內知識分子，壓制黨內各種官員。毛澤東企圖超越斯，他有很大的 雄心或野心。他企圖超越匈牙利事件這種規範，想在中國創造一個既生動活潑又有 紀律的政治局面。他描寫一種非常美好的狀況，作了一個報告。」當時很多聽報告 的知識分子覺得似乎中國的情況確實有點不同。覺得毛澤東好像高瞻遠矚，要把知 識分子的束縛解開，真正自由研究，探討，創造，聽了後很感動。在毛澤東57年初 發表雙百方針時，許多知識分子深受鼓舞，就誠心誠意向黨建言，幫助黨整風。王 若水表示，誰也沒想到57年夏天就開始整肅知識分子了。他指出：「要發動大家提 意見，幫助黨整風，這些知識分子七嘴八舌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越多，毛澤東就不 高興了。」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見不僅沒有使共產黨主要領導者聞過則喜，從善如流 ，相反，大批愛國憂民的人才由於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懲罰。陳奎德說， 毛澤東後來解釋自己何以出爾反爾發動反右運動時，稱其動機是為了引蛇出洞，不 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共強行壓制壓迫下劃的右派(包括內定右派)一共有100來 萬人左右，全部打成賤民，遁入社會底層長達20多年。 文化生活非常貧乏萬馬齊喑 　　專家學者表示，1962年到65年，毛澤東由於「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和經濟大倒 退後退居二線，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比較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收拾殘 局，中國大陸又出現比較寬鬆的氣氛，中共領導層再次試圖肯定知識分子的地位。 王若水表示，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止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在這種缺少創作自由的氣 氛下，像曹禺，巴金，茅盾，老捨等過去有名作家在49年後都寫不出東西了。王若 水說，文革開始後，中國出現文化生活非常貧乏，萬馬齊喑的局面。「1962年周恩 來在廣州和陳毅一起重新肯定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一部分，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想恢復知識分子的地位。後來又受到抵制，毛澤東很快又發動文藝方面的批判， 然後是哲學方面的批判，一直發展到文革。文革有兩個主要打擊對象，一個是所謂 走資派，就是黨內負責官員。第二個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也就是知識分子 的精英。所以，這又是一場知識分子的浩劫。許多著名作家學者都在這場運動中或 迫害致死，或是自殺。文化大革命成為文化大摧殘，文化大破壞，八億人口就看八 個樣板戲。」 　　1976年秋，隨著毛澤東去世和毛澤東親信所謂四人幫倒台，中國進入一個新時 期。東山再起的鄧小平重返權力中心，一時給知識分子帶來新的希望。前人民日報 副總編輯王若水認為，知識分子的處境在那個時候出現一些轉機。王若水在北京說 ：「一直到文革結束，粉碎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然後有78年開始的思想解放運 動。知識分子地位就慢慢逐步提高，有了更多自由。」 鄧小平時代知識分子跟中共關係仍然起伏不定 　　但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說，在鄧小平時代知識分子跟中共關 系仍然起伏不定。他說：「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仍然起伏不定有各種各樣針對知識 分子或說知識分子和共產黨關係起伏不定的運動，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反 對精神污染運動，批白樺，批這個那個知識分子種種運動。所以儘管極力想改善， 包括中共黨內負責人極力想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但是總不能改善，很難改善 ，總是處於一種非常微妙，而且常常相當敵對關係中。」 左傾勢力強大繼續干擾知識分子 　　為什麼呢？王若水認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仍然受到左傾勢力干擾。他 說：「在78年到八十年代初那個時間思想很活躍。知識分子也很興奮，重新覺得共 產黨還是有希望。關鍵問題是左的干擾並沒有去掉，影響勢力仍然不小。1979年黨 中央開了一個理論討論務虛會。」王若水回憶說，在這個有好幾百名知識分子參加 的大型會議上，提出很多改革意見和新思想，包括批判毛澤東和否定文革。同時， 一些青年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表達各種意見，要求平反1976年清明節前 後的天安門事件，許多下鄉知識青年提出返回城市要求。王若水表示，對這種思想 活躍的形勢，中共當局感到恐懼，以為這是黨內黨外遙相呼應，威脅黨的領導地位 。他說：「把他們嚇壞了。非常恐懼，民主牆得到黨內一些自由化知識分子的支持 ，說不定這兩股力量會結合起來。高層非常擔心。 四項基本原則框死知識份子的思想 　　鄧小平在會議中期發表一個著名的講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 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堅持黨的領導。這四項基本原 則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走得太遠了。」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框框出來以 後幾年裡，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總是搖擺不定，先後進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批 白樺的電影「苦戀」，批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等意識形態領域問題。一些知識 分子也被撤職，勸其退黨或開除等形式的整肅。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趙紫陽也是 由於保護知識分子的作法被認為手軟而先後下台。王若水指出，在新聞單位和意識 形態宣傳工作上也加強嚴格控制。 必須要對知識分子重新認識 　　六四以後的共產黨怎樣才能恢復知識分子的信任和希望呢？能不能重新燃起原 來的希望呢？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認為：「這關係到中共自己的決定。我們看 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像印尼最近發生政變，也都是學生出來領導的。這是沒有辦 法的事情。因為只有學生和知識分子才有充分的知識，可以對政治、社會問題提出 一些根本看法。中國共產黨當然是一把抓。黨的一元化領導。而且是絕對的，不許 挑戰的。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共想改頭換面，想走上一條比較合理的現代化路子， 不一定是激烈的、馬上的變化。可是要有局部的變化，或者逐漸的變化的話，也必 須要對知識分子重新認識。」 共產黨政權性質是反智主義政權 　　陳奎德指出，知識分子和中共黨內領導人都曾經抱有改善雙方關係的意願，並 且多次努力，但是都沒能如願。「最基本的原因不在於所謂知識分子政策這些問題 ，而根本在於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性質，它有某種根本性質，叫反智主義(anti-inte llectualism)。作為反智主義政權，要用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步伐來 籠罩一個國家。而在任何國家，知識分子都希望提出自己的見解，有獨立思考能力 ，有創造性見解，是最不統一的、思想最複雜的、最富懷疑精神的一批人，是企圖 為國家引領道路的一批人。因此，必定和一種意識形態籠罩的國家體制發生根本性 衝突和矛盾。儘管知識分子也很努力，想盡量緩和關係。中共官員，包括高級領導 人也屢次談到要和知識分子搞好關係，實行好的知識分子政策。包括毛澤東1956年 的講話，1957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周恩來1962對知識分子政策講話，陳 毅講話等等，都表明這個願望。但是願望總不能實現。應該追溯到有根本的問題存 在，不是願望所能改變的。」 　　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發生了多次要求進步、要求變革的愛國運動，其中 都有知識分子疾呼，吶喊，發出良知的聲音。可是，1949年以後，除了76年清明節 、86年年底和89年6月4號之前的短暫幾個月，在漫長的幾十年裡，當年一些曾經慷 慨陳詞針砭時弊的文人基本上都默默無言了。那麼，國民黨政權時期一些看來錚錚 鐵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在共產黨接管政權以後，不是變得唯唯諾諾，就是碌碌無 為了呢。目前在普林斯頓做研究工作的陳奎德說，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包括知 識分子在內，任何人都要看共產黨這個大老闆的眼色行事。他提到，毛澤東過去對 知識分子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句話什麼意思呢？就是，知識分子你們不過 是「毛」，我共產黨是供給你飯碗的「皮」。你必需依附在這個中共政權的「皮」 上面，你才能夠生存，我不給你飯吃，你就得餓死。 一切生機都捏在共產黨的手裡 　　陳奎德在解釋他的看法時，把共產黨的體制和國民黨的體製作了比較。陳奎德 指出：中共的體制和國民黨的體制的根本不同，在於它是實行公有制。你的一切生 機都捏在共產黨的手裡。原來國民黨當然它也整知識分子。例如你批評國民黨，它 就不給你當官，有時候在報紙上損你一下，甚至有時候派特務暗殺，等等都可能。 但是通常的損失常常就是當不成官，或者不受政權的青睞，但是，你還有其他退路 。你可以當記者，甚至連報紙封了，你都還可以到大學去教書，到中小學去教書， 或者到私人企業去當職員，甚至可以像陶淵明一樣，靠老家的幾畝薄田為生，「不 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底下，你可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切生計都操在它手 裡，你想當陶淵明也沒門。你家的田地已經在土改中被沒收了，你回去就是地主， 只有挨鬥。你要擺個小攤也不可能，那是「資本主義」。總之，你沒有獨立的生計 了。所有的單位都是國家控制起來的，它們是國有企業，公有制的。因此，確實如 果抽掉了那張「皮」，你就完全懸在半空中了，就要餓肚子死掉。 經濟改革知識分子有了一點空間 　　陳奎德認為，在中國長期實行的那種體制下，沒有獨立的地位和生存保障的人 是不能發出聲音的。他表示，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不要對他們過於苛求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目前所面臨的社會環境，陳奎德注意到，經濟改革使得中國的 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而社會和國家逐步地不像以往那樣鐵板一塊了。他表示， 隨著私有制的擴展，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空間，知識分子也可以利用這些空間發揮一 些社會作用了。 陳奎德還談到取得傑出學術成就的兩位學者，一個是堅持獨立思想、自由精 神，在文革期間慘死的陳寅恪，另一個是做了共產黨「御用文人」的郭沫若。他說 ，陳先生是個很特殊的人，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地位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吳宓先生 「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論之」稱他為中國最有學問的。也就是說他成了中國文化 的代表，一句話簡單說來，成了與政權抗爭、對峙的中國文化的象徵。 學界四大無恥郭沫若為首 　　陳奎德說，郭沫若是49年以前所謂左派的學者。當然他學術上也有成就。我們 客觀上不能否認他的成就，尤其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當時胡適也很承認他的有些 成就。但是，郭沫若這個人是典型的表現了中國讀書人中那種唯利是圖、趨炎附勢 這樣一類……我就不想多說了。大家都知道，學界傳有「四大無恥」，就以郭沫若 為首。他這個人有些作法實在是完全喪失了讀書人的任何一點基本品性。例如文革 中間，他說自己一輩子都不寫書了，過去寫的書全部是壞的，要一把火燒掉。他甚 至把毛的任何東西，包括寫的錯字，都吹捧為「無意中又創造了一個簡化字」。然 後，他自己又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把過去自己的學術觀點完全推翻，去迎合 毛的觀點，等等。總之，他在道德品行上已經是很不為人齒的了。 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的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讀書人一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往往都懷有為「王者師」、為 「王者謀」的抱負。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認為，「匡時濟世」的「士大夫精 神」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仍然有所繼承。但是他指出，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的士大 夫有根本的不同。他說，傳統的士大夫是公認的領導社會的人物。今天的知識分子 可以說是已經多元化了，分散在各種領域之內。沒有辦法說是知識分子一定要領導 社會。在西方，知識分子是各行各業，非常多。只有很少數人關心政治問題、社會 問題的。其他的人都在各自的領域內發掘。這是一種多元化的傾向。所以，中國如 果將來也走上現代化的路呢，一定也是這樣一條路。可能就不是由知識分子完全承 擔天下興亡的責任了，或者以天下為己任了。這是一種所謂精英論。英文是elitis m。elitism有被多元化取代的傾向。西方認為知識分子有一個特殊的用法。就是我 們所謂的intellectual。這種知識分子是屬於一種批判性的。他的基本精神是批判 的，不一定是給王者設計，而是代表社會的良心。看到社會上有什麼不公平的事情 ，應該發出聲音來，應該有所批判。但是不一定是取得權力。知識分子的作用是他 的影響力。英文是influence，而不是在權力，不是在power。如果進入了權力中心 ，那就變成非知識分子了。這是現代和古代最大的不同之所在。 現代化：無所忌憚的批評是重要的關鍵 　　余英時表示，鑒於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現行的政治體制，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一 時還不會退出歷史舞台。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政治結構，權力結構是集權的，是一 黨專制的。這種一黨專制在某種形式上是還像古代的王朝皇帝一樣，權力集中在一 個集團的手上。所以這就是說，傳統知識分子的影子還能在現在活躍，就是跟傳統 的制度有關係。 　　現在，中國又重新劃定知識分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強調科教興國。在 這種形勢下，知識分子能不能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 教授認為，從當年的「臭老九」提升為工人階級，這種加冕對於知識分子並不重要 。他希望中國知識分子保持批判精神，而不要作幫閒文人。共產黨所注重的所謂知 識分子是並不是我們說的那種帶有批判性、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而是有一種工具 性的知識分子。工具性的所謂技術官僚或者經濟專家，或者科學建設方面的各種專 家。他們需要的是這種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如果變成技術人員，那就沒有政治意義 ，沒有社會意義，也沒有文化意義。要希望中共社會慢慢走向一個現代化的、合理 的局面呢，恐怕知識分子的聲音要從純技術的層面上升到一種更普遍的、全面的領 域能夠發言，能夠無所忌憚的批評。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知識分子要給自己啟蒙，要有這種覺悟 　　談到中共對付批評的方法，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北京接受記者越洋電 話訪問的時候表示，6.4以後，官方對宣傳工具控制得仍然很嚴。不過，他指出，一 段沉寂之後，現在其他方面的氣氛又比較緩和了。管制得比較嚴的，最嚴格的是新 聞，控制得非常嚴。另外就是電視節目。另外就是有些電影。其他呢，特別在文學 方面，比較松，自由就比較多了。至於在普通言論方面呢，那就更寬。一般只有在 口頭上，現在已經到這個地步，口頭上你議論，你罵誰都可以。隨便你罵，沒有人 報告說你這個反革命。但是，你不能發表，你不能寫成文字去發表。如果寫成文字 發表，那就麻煩了。 　　王若水說，這幾年，深受知識分子歡迎的《東方》、《方法》等一些雜誌先後 停刊，就是因為刊登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言論。王若水指出，共產黨領導層現在 極力想使人們忘掉文革，忘掉6.4，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處於不斷分化的狀態。他表 示，他們當中一部分仍然堅持理想，獨立思考，憂國憂民，但是處境比較艱難。一 部分成了順應黨的意志、聽黨的話的「御用」文人。還有一些人在經濟改革大潮中 下海經商，等等。王若水表示，今天的知識分子需要保持和發揚獨立思考的精神， 而當局就是要摧毀這種精神。他說，一旦摧毀了這種精神，人才也就被摧毀了。王 若水強調，不要指望黨恩賜諸如「百家爭鳴」之類的方針政策，因為政策既然可以 給你，也可以收回。他說，事實上，黨果然就收回了。不久以後就來了一個反右派 。哪有什麼言論自由啊。你反馬列主義就是一條罪狀，就是反革命。所以呢，這種 東西，我的印象，我一直到現在仍然堅持，需要啟蒙，我們仍然需要啟蒙運動，包 括知識分子本身，也要自己給自己啟蒙。要有這種覺悟。 重大考驗：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提出了「科教興國」和「依法治國」的遠大 目標，以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余英時教授指出，「科教興國」這個口號對於知 識分子來說並不陌生。他說，當年蔡元培也曾提出過「科學救國」和「讀書不忘救 亡」。王若水指出，周恩來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從前也提出過類似的口號，但是沒 有受到重視。王若水認為，提倡科教興國，對於技術領域的知識分子當然是大展身 手的好時機，可是在思想領域、社會科學和法治建設與實踐方面也應該有所突破。 他表示，共產黨領導人雖然在建立政權將近50年的時候才提出「依法治國」，但是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然而，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指出，至於能不能促 使共產黨將自己約束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活動，以及能不能把中國建設成人民真正 當家作主、法制健全的現代化社會，將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老百姓在進入下 個世紀的時候面臨的一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