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昭示腐敗惡名之時已到 彰 流 （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初始，當腐敗現象伴隨著經濟生活的活絡開始滋生時， 社會各方面對這個新生的舊事物，就有著相當不同的認識，並幾度發生過頗為激烈 的爭論，至今爭論綿延未絕。撮其要，至少有五種相當典型的、互相對立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對腐敗的產生痛心疾首，並立即將其歸咎於改革開放。更有人再 進一步，將其掛上姓「資」姓「社」之爭，希望籍批判腐敗、娼妓和吸毒等等「死 灰復燃」的社會醜惡現象，將中國重新拉回類似毛澤東時代的那種體制之下。 第二種觀點是把腐敗看作「臭豆腐」（「聞著很臭，吃著很香」），認為腐 敗在政治上是攻破鐵幕專制的利器，在經濟上是輔助市場運行的「潤滑劑」。還有 人致力於為腐敗「正名」，試圖說明腐敗現象本來「聞著也應不臭」。 第三種觀點是「不承認主義」。說「不承認」，倒不是說持這個觀點的人不 承認腐敗現象的存在，而是說它不承認腐敗會是個大問題。這種觀點認為，比起改 革所取得的種種碩果，腐敗現象實在不算什麼，既不會影響人們對改革的評價，也 不會影響人們對改革者的評價。核心的一點是：腐敗既不是對現有體制的威脅，也 是可以在體制內逐步解決的。 第四種觀點或許不能算是真正的觀點，而是一種處事的態度，就是所謂「玩 世不恭」。持這種態度的人或許在腐敗於已不利時大力討之伐之，與此同時又在找 尋一切可能的機會利用現有的腐敗為自己牟利，而不是利用或探索一切可能資源和 機會去剪除腐敗。 最後一種觀點則是，腐敗就是腐敗，聞著很臭，實際也有害，它的實質是一 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或資源，違反社會準則為自己牟利。無論生活在何種「制度 」下，在政治上持什麼見解，宗教上有什麼信仰，經濟上屬於什麼利益集團，一個 人沒有任何堂皇的理由支持腐敗現象；而在行動上，每個人應力避參與腐敗現象， 並在體制內或體制外，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利用一切可能機會抵制、消除腐敗。 筆者將簡要說明，為什麼我僅僅贊同最後一種觀點。 （二） 這裡，我想釐清，為什麼前四種觀點不讓我信服。 第一種觀點在我看來是相當誤人的觀點，因為它實質上在利用人們對某些臭 名遠揚的經濟或社會腐敗現象（如貪污、娼妓和吸毒）的痛恨，去說服他們接受一 個更腐敗的東西——政治上的絕對腐敗。而政治上的絕對腐敗（即獨裁統治）不僅 製造了人類的更大苦難，如個人基本政治、經濟權利的剝奪，且極易導致大規模的 災難爆發（如五十年代麼六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國的大饑荒），更因為這種腐敗本身 構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不平等（例如中國的所謂「三大差別」），最終為未來的 經濟腐敗培育了肥活的土壤，並播好了待萌的種籽。如果人們能認真回首文革期間 此起彼伏之運動的肇因，仔細檢查今日氾濫中國之腐敗現象的根源，那麼，他們對 於一九六三至六五年間所謂「清平盛世」的評價，就不再會像持這種觀點的人所宣 示的那樣美妙。 第二種觀點曾經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小有市場，也在九十年代的海外學人 中一度頗具影響力。在改革初始階段，腐敗確實撼動了專制體制的某些環節，令不 少掌權人士為了一已之私而暫時鬆動了他們的部分權力（而做出所謂「錢權交易」 ），他們得了巨額好處，而某些市場也因此才得以放開。但是，我們應當看清，腐 敗做為「糖衣炮彈」的功效，到此為止。從各國發展的實例看，是市場經濟下發育 的獨立社會力量（特別是中產階級）而不是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促成了社會由專制 向民主，從貧困走向繁榮。須知，在非民主社會，腐敗有可能令使掌權者變本加厲 ，加倍維護已有特權，例如非洲一些市場經濟下獨裁政權的情形；而已進入民主政 體的社會，也可能因「金權政治」的氾濫而使社會品質下降，民主的實質受損，如 近年來台灣和日本的實例。換句話說，市場的開放或可有腐敗伴生，但這不等於市 場開放必然腐敗；健康社會或許無法杜絕腐敗，但至少不應縱容腐敗；市場機制不 應聽任政治權力的任意滲入，而政治運作也不應有幕後金錢的操縱。 第三種觀點的立論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也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一種盲目定論 。在中國大陸全社會的腐敗力量與反腐敗力量激烈較量，正處於此消彼漲、此落彼 起的動態之時，人們根本無法下出一個確實的定論。更重要提，當中國處於一個道 德信仰缺失、經濟制度渙散的過渡形態時，對現實如此結論性的肯定說好聽些是為 了安撫人心而粉飾太平，說難聽些就是因一已之私（無論是心理的或物質的）阻礙 人們的改革行動，並在客觀上縱容著腐敗現象的滋生和擴張。 第四種觀點並不是一種真正的思想，它是一部分人對現實（從社會體制到倫 理道德）失去信心、言行不一的結果，而這種失去信心、唯利是圖的結果反過來會 促成更多人對現實失去信心。又由於第一種觀點不關心體制改革，第二、三種觀點 對腐敗的縱容，第四種觀點的言行不一，使得「反腐敗」淪為裝飾，或僅僅成為權 力鬥爭的工具。 最後一種觀點的倫理意義是，反腐敗是無條件的。唯其如此，才不會使反腐 敗僅僅變成權力再分配的借口，變成一種轉瞬即逝、來去勿勿的雲彩。而它的社會 意義是一個經由改革達致的、健康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能在根本上防止腐敗現象 的氾濫。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法制健全而且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社會，應是也 將會是腐敗現象較少的社會。而這正是改革正當性的基礎之一。 大致上說，第一種觀點盛行於中國大陸的某些「原教旨主義」者中，他們更 樂見到社會和思想的「清潔」、「一致」而不多元、自由；第二種觀點常見於為改 革的積極參與者、出謀劃策者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中，有時，難以判斷他們是真正如 此看，或是僅僅為了「造輿論」；第三種觀點一般是官方（以及官方影響下的學術 界和新聞界）立場的基調，為讀者所熟知；而第四種觀點則是中國基層人士和廣大 百性的主流；持最後一種觀點的人數並不多，但在此次東亞金融風暴之後開始增加 了。 （三） 事實上，在全世界範圍內，對腐敗的寬容度在近年來都在收緊中。包括世界 銀行和國際貨幣資金組織在內的一些機構，也先後改變了它們一向持有的「腐敗潤 滑」論，而與經濟合作開發組織（ＯＥＣＤ）一道致力於國際間反貪機制的建設， 這集中表現在一九九七年，「打擊賄賂外國公共官員大會」的召開。迄今為止，至 少有三十四個國家的立法機構已簽署了這個大會的公約。 在此前後，在許多一度貪污腐敗盛行的國家或地區，那種腐敗者名利兼收的 現象也開始急轉直下。熟悉國際時事的讀者會指出，近年來亞太國家政局的變遷， 主要與各國民意中強烈的反貪訴求有關——「民氣可用」，雖然新的掌權人不一定 就是廉潔者，但下台的卻往往是有腐敗名聲或為腐敗所累者。這中間，有在事變中 倉皇下台的印尼總統蘇哈托，也有在選舉中落敗的印度總理Narasinma Rao和巴基斯 坦總理貝納吉爾·布托，還包括南韓前總統全斗煥和盧太愚的受審及金泳三的到任 收山，以及日本一系列內閣高官的去職。在拉丁美洲，因腐敗問題，先後有巴西總 統和委內瑞拉總統的彈劾和厄瓜多爾總統的辭職，以及墨西哥總統和哥倫比亞總統 的飽受非議和警險過關。此外，在非洲的政變（如原扎伊爾）和歐洲的選舉（如西 班牙）中，反腐敗也在政府高層的變遷中，扮演了至關緊要的角色。 不妨回顧將近十年前的「八九民運」，反腐敗本是運動初期最主要的甚至可 能是唯一的訴求，是「社論」和戒嚴等鎮壓措施，漸次迫使運動改變了性質，但反 腐敗始終是這次民運贏得廣泛民意支持的基礎。「六四」的開槍，為此後國民的「 莫談國事，只撈金錢」的一片昏黑局面，拉開了序幕，而「鄧南巡」在鼓勵經濟回 升之時也等於再次默認甚或讚許了腐敗的「潤滑」之功，一時間，同時希望政治民 主、經濟自由及社會健康的人反而最為灰頭土臉，而受益於腐敗者不僅坐擁其利而 且還成了改革先鋒，滿面生輝。在理論界，也出現了一種淡化中國大陸數十年經濟 積累的條件，淡化企業服務業多少人的勤奮和敬業，淡化外資基於廣大市場與低廉 成本而湧入大陸這樣簡單的經濟規律，而一味高揚一種無秩序、無制約的「自由市 場經濟」的無量作用，並將其與某些經濟增長的數字直接掛鉤，儘管中國其時已面 對著泡沫經濟和發展瓶頸的雙重難關，真實的處境已相當警險。 所幸，東亞金融風暴和世界反腐大勢提供了明確的警訊，而中國民意的主潮 也再次轉向反腐敗。當中國大陸當局開始對政治局委員、省部級「老虎」動刀，開 始斷然解除軍警經商，開始收回銀行權力，開始清理金融秩序之時，人們希望決策 者們的果斷行動已不僅僅是出於純政治考量，而是也在思索這個國家的持續發展和 長治久安。決策者或許還應明白，歷行反貪和平反「六四」是並行不悖的兩道措施 ，可以是政治改革的先聲也是提供社會「穩定」而保障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他們 應當明白，朱熔基推行的改革整頓為什麼能在損及各方不少人短期利益的情況下仍 然獲得民意（以及國際輿論）支持——時者，勢也，當前的中國，正面臨著政治改 革的又一大好時機，而反腐敗則是政治改革的一項昭然訴求。 九八年十月於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