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要以新思維超越「舊軌道」 金 楓 中共時下對台灣當局連篇累牘的攻擊，主要的罪名就是「搞分裂」、「制 造兩個中國」，這對於崇尚「大一統」傳統的人來講，尤其在中國大陸被剝奪了知 情權的十二億人民眼裡，這簡直就是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於是，受中共輿論引導 的有些人慷慨激昂的表決心：願「拋頭顱，灑熱血」去「解放」台灣。其實，這些 高喊「解放」台灣的人，自己卻生活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之下，無論是在社會保障還 是在政治民主方面，本身才需要真正的解放！當見到自己的同胞在愚昧中並發出肆 意扭曲的激情，心裡真有魯迅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痛。 分裂中國的歷史真相 那麼，歷史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的呢？一九一一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 翻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但十年後的一九二一年在蘇 聯領導的第三共產國際扶持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便不斷的展開秘密或公開的顛覆 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此後中共至少有過三次「搞兩個中國」的不光彩記錄。第一 次是在所謂「土地革命」時期的一九三一年，斯大林為了牽制日本在遠東的軍事壓 力，派遣共產國際專人策動中共在江西瑞金公開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直接與國民政府展開分裂中國的軍事戰爭，更為離奇的是，這個斯大林扶植起來 的「國家」赤裸裸的把「保衛蘇聯領土」作為其立國的宗旨，出賣民族利益莫此為 甚。由此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統一領土主權之內開始了「兩個中國」的歷史。 第二次，是中共從江西「長征」到了延安。在一九三五年，利用抗日戰爭 的非常形勢和「西安事變」，建立起「陝甘寧邊區政府」，並且經過新疆等邊境地 區進一步加強與蘇聯的勾結，儘管那時中共軍隊改為國民政府的編制－－「八路軍 」和「新四軍」，但中共黨史和教科書一直稱延安是對抗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 「紅色首都」，在抗戰中中共黨內的一些要求服從國民政府領導的正確意見，卻被 當作「投降主義」遭到批判和整肅；與此同時，中共則又通過潘漢年等渠道與日本 侵略者暗通曲款，共同謀求或協調針對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對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以武裝暴力推翻中華民國在南京的政府，在國民政府遷都 台灣繼續中華民國的國號、憲法，並在其繼續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外交的時候－－也 就是在中華民國仍繼續存在的情況下，中共在北京又建立了一個新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這也是中共第三次搞兩個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北京政府就像現 在的台灣政府一樣：被排斥在聯合國外、只與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國家國家建 立邦交。 歷史無可辯駁的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他自己痛批的「兩個中國」的始作 俑者。面對台灣海峽兩個中國的政治現實，只要中共繼續拒絕民主政治、繼續壓迫 自由人權、繼續目前的所謂「一國兩制」的兩岸政策，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統一，兩 個中國的歷史要延續下去，就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共作為一個現代革命政黨，至今不肯「告別革命」，客觀上無法完成從 一個傳統革命黨到現代執政黨的轉型，江澤民掌權十年後中共仍舊堅持了宣揚「革 命化」的意識形態，革命在大陸仍被宣傳為一個無比神聖和至高無上的概念，而恰 恰是這種「革命」製造了當今世界無數顛覆動亂和國家的分裂。君不見，在共產主 義革命的名義下，德國被分割成東德和西德，朝鮮被分裂為南朝鮮和北朝鮮，越南 也被分成南越和北越，其中受害最深的可能要數中國，先是外蒙古在蘇聯的指染下 從中國分裂出去了，或者說蒙古被分裂成了外蒙古和內蒙古兩部分；繼而是中共在 大陸革命的成功，中華民國遷都台灣使得台灣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同時中共 在大陸執政後又事實上承認了分割或租讓香港、澳門的歷史上的賣國條約…… 所以，中共信奉的革命實際上就是分裂國家的元兇，它不但是製造了兩個 中國，而且是製造了好幾個中國。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共產主義革命幾乎就是現代 分裂的代名詞。中共之堅持革命和堅持一黨專政，無疑就是在製造分裂。事實勝於 雄辯，當人民瞭解了真相以後就會醒悟，他們將作出正確的抉擇，還歷史一個公道 。 中共拒絕政治民主，勢將成為為禍新世紀的源頭 在依靠武裝暴力奪取和鞏固政權的中國大陸，江澤民是第一個沒有經歷過 戰爭的中共當權者，他在鄧小平扶持下登上軍委主席的職位以後，外界普遍有一個 疑問，沒有扛過槍、沒有打過仗，也沒有自己的軍事思想和理論的江澤民，憑什麼 掌控世界上人數最為龐大的一支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 從解放軍在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中的表現、以及這次台海風雲劇變，軍方除了炫 耀先進的武器裝備、在台海之間的挑釁瀕臨「擦槍走火」的邊緣，甚至炮製「萬名 官兵」表決心要「解放台灣」等情形來看，「黨指揮槍」作為毛澤東、鄧小平遺留 的一條建軍原則，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不過正是由於江澤民與軍隊缺少淵源、除了下連隊和營房裝出關心官兵生 活的樣子，或籌劃在建國五十週年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以炫耀自己的權位，並沒 有自己的建軍思想和策略，這反而給「職業軍人」或軍事理論研究專家們提供了一 個新的前所未有的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軍隊的成份有了逐漸的變化，軍人的 文化程度知識結構有了比較大的調整，尤其是各級軍官大多來自各種軍事院校和軍 官學校，有些高級軍官甚至到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接受過培訓，同時，中共軍方還 頻繁與外國軍方進行交流或合作演習、兵役制度和軍官晉陞機制不斷改善，逐漸產 生出一大批職業軍人。他們在軍事技術、軍事裝備、軍事理論等方面的追求更加明 確，專業素養也不斷提高，比如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海灣戰爭之後，現代科技在軍 事戰爭中的作用顯然已經取代了中共高層和軍方的傳統軍事觀念，最近在大陸走紅 的《超限戰》一書，進一步確證了這種趨勢。 《超限戰》的作者喬良和王湘穗是兩個解放軍大校軍官，而且都是生於中 共軍人家庭的「子弟兵」，他們在《超限戰》解釋他們的「超限戰」概念是「超越 一切界線和限度的戰爭」，也就是非戰爭行動都可能是未來戰爭的新的構成因素， 戰爭新模式將「意味著手段無所不備，信息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意味著一切 武器和技術都可以任意疊加；意味著橫亙在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與非軍事兩個世界 間的全部界限統統都要被打破；還意味著已有的許多作戰原則將會被修改，甚至連 戰爭法也需要重新修訂。」 該書分析了給今日世界帶來巨大麻煩和災難的喬治．索羅斯、本．拉丹、 埃斯科瓦爾、麻原彰晃、凱文．米特尼克等人的作為之後指出，「所有新技術能夠 提供的戰爭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會被這些狂熱份子用來進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 擊、網絡攻擊、媒體攻擊或是恐怖襲擊。這些攻擊大都不是軍事行動，但卻完全可 以被視作抑或簡直就等於是強迫它國滿足自己利益訴求的戰爭行為」。作者認為， 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政治國際化、信息資源網絡化、技術換代頻繁化、文明衝突 隱蔽化和非國家組織強勢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便利和麻煩一樣多。發起戰爭的主 體不再僅僅是那些主權國家。 《超限戰》提出了不少以「大」冠之的新概念，如「大安全觀」：它所關 注的絕不止於國防安全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地將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 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統統納入自己的目標區。這是一種把傳統的 領土疆域概念提升為國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觀」；「大戰法」：即一種把 軍事和非軍事兩大領域間所有維度、所有手段組合起來進行戰爭的等等。 這似乎像在展示一個大國軍事理論家的胸懷和氣度，雖然有「大而化之」 、過於「豪放」的嫌疑，但這這些問題的提出和這本書在中國大陸的出版，其本身 就突破了中共的傳統禁忌和禁區，在這方面它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效應可以說是 有異曲同工之妙。書中傳播的一些現代軍事戰略戰術知識確實給人不少新的啟發， 尤其作者將其放在技術性運作的層面進行剖析，進一步突現了軍事戰略和戰術的非 「階級性」本質，這在科索沃戰爭突變和海峽風雲再起之時，即可以被視為中共職 業軍人的一種宣示、對江澤民的軍事諫言（甚至就是期待中南海的垂青成為「江澤 民的軍事思想」）；與此同時，它也可以為各種海內外反對力量所用，用這兩位解 放軍大校的理論來解釋把江澤民和中南海攪得怒火中燒的法輪功，也可以說是一種 反抗中共的「超限戰」。這不但會啟發長久以來不得其門而入的中國民主運動，跳 出傳統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此外，這也將引起國際社會和平理性力量對中共非 理性本質的警惕。 《超限戰》還指出，對於隱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群山下的拉丹和藏在自由 經濟叢林裡的索羅斯，以及潛伏在網絡青紗帳中的電腦黑客來說，任何國界都不存 在，任何疆域都已失效，他們要做的就是，在有規則的領域中肆意破壞，在無規則 的領域裡撒野橫行。這些新型恐怖主義勢力對現存世界秩序構成了從未有過的嚴峻 挑戰，反過來也使我們對既定秩序的合理性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懷疑。或許制伏破壞 規則者與對規則的修改都是必要的。因為任何對規則的破壞都會帶來需要我們認真 應對的新課題。在一個舊的秩序行將消解的時代，佔先機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規則或 是最早適應這一趨勢的人。顯然，在這方面新恐怖主義份子已走在了國際社會的前 頭。對付無視規則的敵人，最佳的戰法肯定只能是突破規則。在這方面，一貫信奉 無所不用其極原則的新老恐怖份子，仍是各國政府最好的老師。 這種公然以恐怖分子為師的言論，對總是以正義自居、並且竭力追求世界 大國地位的中共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如果講它還處在農民造反的時候， 為了達成目的可以不計手段－－如採用類似流氓無賴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 、敵疲我打、敵退我進」之遊擊戰術，但在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第一大」執政 黨，並聲稱要在二十一世紀領導世界的時候，不但暴露了中共的草莽本性，而且預 示著中共只要一天不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中國大陸一天不實行民主，勢將成為為 禍新世紀的源頭。 「超限戰」暴露流氓流氓帝國主義本性 常言道，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中共對內依靠特務警察，對外進行流氓恐嚇 ，如果再倣傚新老恐怖份子採用「超限戰」，無疑就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流氓帝國 主義了。中共的骨幹本來就有流氓無產階級的本性，加上毛澤東「無法無天」的全 能專政，這是它先天性的「流氓」基因；中共說是依靠武裝奪取政權的，實際上按 照《爭鳴》雜誌總編溫（火＋軍）先生的說法，中共同時採用的重要手法還包括特 務政治即統一戰線、製造輿論；中共在執政前主張多黨制的「聯合政府」，但在執 政後就實行一黨專政，……從某種角度來講，中共不就是依靠種種「超限戰」起家 的嗎！ 中美關係恢復之初，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訪問北京時向中共直接提出了包括 人民出入境自由在內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卻不無自得地對卡特說，你們要多少人？ 五百萬？還是一千萬？！……這完全是一種要挾，有人將其稱作是「人口帝國主義 」，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超限戰」的策略呢。而江澤民當局一邊與美國建立「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一邊試圖在國際上建立反美聯盟、在國內煽動反美情緒， 大肆反對所謂的「西化」和「分化」，他的兩面派手法多少也有一些「超限」色彩 。現在，中共一邊默許甚至慫恿北朝鮮、南聯盟、古巴等反西方的極權國家搗亂現 行的國際秩序，一邊想以「負責任的大國」出面斡旋，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 中予取予求創造籌碼。 時下，中共軍隊除了表面上依然聽命於中南海「黨指揮槍」，在執行命令 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與中南海討價還價，他們往往以爭取或維護國家最高利益的名義 ，爭取自己本身的最大利益，如在和平建設時期卻不斷要求增加軍費、改善軍人待 遇；通過創辦《戰略與管理》等言論刊物，參與社會的改革開放事務或意識形態的 爭論；通過走私槍支、政治獻金等非常手段介入美國政治和海峽對岸政治，雖然時 常打亂了江澤民的戰略部署，卻也在客觀上擴大了軍隊對外交問題等高層決策的影 響力，甚至在一定的形勢條件下，因為江澤民沒有鄧小平那種壓得住軍方陣腳的權 威性，中共軍方可以更多的在捅漏子中牟利。這種運用「超限戰」手法謀求自身利 益的情形，將伴隨著大陸社會實現軍隊國家化轉型的整個過程。 據此，《超限戰》到底是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觀念和視角，還是一種變態的 狂妄自大？其實這只是一念之間的差別，這也就是真理與謬誤之間十分關鍵的一步 ，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喬良和王湘穗和中共的職業軍人正搖擺在亦正亦 邪之間。春秋戰國層出不窮的縱橫家，使盡了在當時是屬於「超限戰」的策略，但 他們並不能在根本上改變歷史的走向。常言說，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從以往的經 驗看，最後決定戰爭勝負和國家興衰的，主要看它是否順應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 大勢的「道」、看它擁有的實戰能力，而不取決於是否採用了「超限戰」。 《超限戰》的出版，到底是大陸軍事理論研究的突破性發展、是中共新聞 出版控制的漏網之魚，還是中共對台決策分歧的暴露，抑或要挾國際社會或恐嚇台 灣的一種試探性氣球？最終到底是國際社會在對中共進行了一場「超限戰」後建立 新的世界秩序，還是中共對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進行「超限戰」後徹底瓦解現有的 世界秩序？這些，只要看看該書的描寫和分析，讀者應該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 攻打台灣如果不成功怎麼辦？北京需要回答的問題 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中共開足了宣傳機器的馬力，利用各種手法和管道 傳播將對台灣動武的信息，使台海上空籠罩在一片戰爭恐嚇的烏雲之下，一時間人 心惶惶、股市跌蕩，美中關係全面繃緊，被中共綁上戰車的中華民族，眼看將再一 次陷入大浩劫的陷阱。然而，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代國際社會中，一旦 爆發戰爭，其結局絕不是啟動戰爭者所能一廂情願的，甚至往往會事與願違。 中共的解放軍乃當今世界最龐大的軍隊，並自稱是一支「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的勝利之師，不但擁有現代化的精良裝備，更有核導彈和中子彈，台灣幾乎 就是手到擒來的囊中之物。但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執政以來的半個世紀中，台 灣一天也沒有被「解放」過，從這一實事看，這種說法未免太不實事求是了；其實 ，台灣每年的國防開支長期以來都在大陸之上，以比大陸先進的美式裝備為基本武 裝，一般來說，除了核子戰略武器外，常規武器的優勢在台灣方面，戰略武器的劣 勢也已經有《台灣關係法》、「日美安全條約」等當今世界超級大國的保護傘替補 ，正是這種軍事上的均勢，維持了過去幾十年來的台海和平與穩定，在這種均勢沒 有根本改變之前，誰都無法輕啟戰端。 北京總是強調，海峽兩岸是「中國內政」問題，但是從聯合國歷史上關於 台灣問題的決議案，和如今每年都要遇到的台灣入會提案，證明台灣問題早就是一 個國際問題；在目前國際環境裡更是一個離開美國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在本質上 這是一個北京、台北和華盛頓的三邊問題。就以最近的情形來看，中南海一邊在輿 論宣傳上激烈批評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慫恿台獨」，一邊卻頻繁試探美國的 立場態度、與白宮進行熱線聯繫，爭取美國行政當局對台灣的李登輝總統施加壓力 ，並有意放風說解決這次台海危機的所謂「底限」是：既要懲罰台灣，又不能把美 國拖進戰爭，這說明北京當權者已經開始逐步明白美國在這個三邊關係中舉足輕重 的作用了。 當把海峽危機放在美中台這樣一種「新三國演義」的框架中分析的時候， 人們自然發現，美國和台灣儘管行政當局的負責人會因為換屆或其他原因被更換， 具體的國際政策會也會有調整，但它們的決策機制和行為方式基本上是穩定的、是 可以預期的。相比之下，北京信奉的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唯意志論， 不按牌理出牌已是它行為方式的常態，即便面對兩岸漸行漸遠的嚴酷現實，卻仍然 堅信只要不擇手段，就能實現「統一台灣」的光榮夢想－－雖然中共第三代領導人 比較毛澤東、鄧小平已經趨於理性務實，但它們仍陷在傳統政治運行慣性當中不能 自拔，其決策還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九六年李登輝訪美，中共以試射導彈的軍事演習大舉文攻武嚇，儘管在美 國派出航空母艦後草草收場，但卻被其宣傳為演習達到了嚇阻台獨的目的；在台灣 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後，北京批評台灣當局在台獨的路上越走越遠了，這 在客觀上證明了九六年文攻武嚇的完全失敗。現在「狼來了」式的恐嚇，效果已經 大不如前了，中共手上揮舞的大棒，因為各種因素的牽制尚難落下，但他的窮兵黷 武的形象和滿嘴恐怖恫嚇的言辭，卻成為國際輿論抨擊的焦點，中共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成為世界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公敵」。 對此，我行我素的中南海當權者也許可以毫不在乎，但美國朝野已經明確 而強烈的表示不會坐視不理，且不說台灣可能反擊報復，香港、上海等大陸的重要 城市會遭受與台北同樣的破壞；對於信奉「超限戰」的共軍，台灣和美國的反制手 段也預留了「模糊」的空間，想必也不可能被動的把戰爭局限忍受在對方的「針頭 」、「點穴」之中，倒是有軍事專家認為，美國在吸取韓戰（沒有採納麥克.阿瑟將 軍的建議摧毀中共的東北基地）教訓的基礎上，增加了引發一種旨在根本上解決問 題的「全面戰爭」的危險性。 屆時，中共引以為傲的二十年改革開放成就將要泡湯；中國大陸現代化建 設的國際和平環境不復存在；台灣如果除了軍事反擊外，採用巨大的經濟資源支持 藏獨、疆獨、蒙獨以及各種地方獨立運動，和各種反政府運動；如果北京直接與美 國軍事衝突，引發核戰爭和新世界大戰的危險就大為增加；當共軍在預定的時間無 法達成其目標時、加之社會矛盾和當政者權力鬥爭交集，政府倒台和國體瓦解也並 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所有這一切，都要中共決策者認真思考：到底準備以多大的代 價來攻打台灣？如果達不成目標怎麼辦？…… 美國和台灣可以預期的行為模式，決定了一旦戰爭爆發其結果也有相當的 預期性，而中國大陸不可預期的決策方式，也為其得到的後果增加了不確定性。北 京的決策者務必在動手之前，要回答上述問題，而且不是光聽自己希望的結論，更 需要重視相反的意見和意外情況的發生，屆時就可以發現，回答這樣的問題越多， 就越能夠啟發決策者們的理性精神，就越是可能對兩岸關係採取務實的立場和態度 ，那些「幫倒忙」的戰爭恐嚇烏雲就將隨風而去。 海峽兩岸關係要以新思維超越「舊軌道」 自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來，在各地華人社會，出現了今年五月北京駐南斯 拉夫大使館被炸後，民族主義情緒又一次沸沸揚揚的怪異現象，甚至被形容為出現 了自六四以後又一次華人社區的大分裂，海外華文媒體充斥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恐 慌情緒，其實，中國大陸除了江澤民中南海當局陷入一片手忙腳亂和中共宣傳機器 黨八股式的謾罵攻擊，民間社會對此基本上是相當無奈的。 中南海的忙亂是因為：在對外的國際關係上因為科索沃戰爭和駐南斯拉夫 使館被炸，與美國和西方國家關係跌入了冷戰結束以後的最低時期，中共所煽動的 民族主義情緒引起了全世界的警惕；在內政上，民主黨組黨運動的火星尚未撲滅， 法輪功的柔性抗議示威，又使得中南海進退失據；在黨內，朱熔基訪美之後高層權 力鬥爭又出現了新的動向，甚至一度出現朱熔基辭職下台的傳聞，除了李鵬為首的 保守勢力頻頻發難，曾慶紅擔任組織部長以後，一邊以所謂的「三講」活動大樹江 澤民的「權威」，一邊大肆撤換省市地方大員，開始為中共十六大權力格局布點。 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李登輝的提法不管是出於台灣的政治現實，還是想在兩岸談 判中增加新的籌碼，他的確打亂了中南海本來就亂得一塌糊塗的部署。 中國大陸的雖然有近十三億人民，但組成龐大的天文數字的人們並不是一 個主體，他們沒有獨立意識、沒有公民權利，僅僅只是中共一黨專政統治的「臣民 」而已，真像當年清王朝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把香港租借給英國一樣，號稱是代表 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共，在蘇聯共產黨的壓力下讓外蒙獨立出去了（或者講蒙古被 分裂成外蒙和內蒙），並把大的難以計數的領土奉讓給了蘇聯，這一切根本都沒有 經過大陸人民的同意，甚至於連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都沒有開會討論或通過一個決 議；近年來，大陸老百姓要求日本政府為當年的侵華戰爭進行道歉和賠償、和對於 保衛釣魚島的呼籲請願都遭到了中共的鎮壓，被中共專制壓迫得近乎麻木的億萬人 民根本沒有權利過問這個國家的結構、政體，官方炮製的輿論宣傳根本無法代表無 動於衷的社會民意。 也許是巧合吧，當李登輝發表兩國論談話的時候，江澤民正在從中國獨立 出去的外蒙古訪問，並聲稱要建立兩國的友好關係……。而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 ）的副主席巴赫先生則在美國西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舉辦的「中國政黨政治前 景展望」研討會上明確提出了蒙古獨立與自治的主張。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分分合合是一種歷史常態，關鍵是要順應時代的潮流，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 ，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以人民的福祉為最高利益，分 要就要分得和平理性－－「好離好散」，合也要合得水到渠成、皆大歡喜。 中國原來只是一個黃河邊上的小國家，與今日版圖相比，那簡直就是一個彈丸 之地，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如此廣袤的疆域版圖，期間有無數的分裂和並 吞，充滿了征戰和屠戮的腥風血雨。回首往事，一九四九年台灣如果被中共「解放 」，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台灣奇跡，也沒有台商在大陸開放改革以後的大規模投資， 大陸人民就沒法享受台灣的校園歌曲和精美小吃；展望未來，當中國大陸完成了自 身的社會轉型，真的建成象美國這樣甚至超過美國的民主政治強國，真的使二十一 世紀成為中國人的世紀，還愁台灣不願與你統一嗎，到時候說不定你趕都趕不走它 呢！ 從這個角度看，李登輝的兩國論為兩岸關係增加了一個新的大變數，中國領導 人如果真有大格局，與其利用李登輝的兩國論打壓台灣轉移國內的矛盾和危機，不 如作一冷靜理性的反思，痛下決心，趕快解決自己的問題－－還政於民，與海峽對 岸展開一場和平競賽。最終不管是分還是合，兩岸都是這個地球村的成員，分與合 只是人類進程中某一個特定階段的社會形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類，應該有 智慧有能力超越腥風血雨的傳統「舊思維」與「舊軌道」。當兩岸領導人經過「國 與國」談判，中國和台灣同樣能像歐盟那樣走向統一、走向「天下大同」。 香港應成為新世紀的和平基地 在全世界的華人中，做一個香港人是十分幸運的，他們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中左 右逢源，雖然有人把英國人對這塊土地一個世紀的統治，看做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恥 辱，但卻無法否認這是中國人建設得最好的一塊地方，不但在經濟上發展成亞洲的 四小龍，而且有亞洲最完善的法治環境、有亞洲最發達的新聞自由，九十年代又發 展出了現代的「政黨政治」，在香港人民與北京當局和倫敦當局的共同努力之下， 香港主權在一九九七年實行了和平的移交。 香港人享有的一切，它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和平！雖然，像在日本軍隊的入侵的 時候、在中共策動反英抗爆的歲月裡、直至在主權移交前北京當權者對港英政府和 香港民主派的批判恐嚇時，這種和平也曾遭到破壞或者受到了挑戰，但是長期以來 和平發展一直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主流，為此他不但吸引了海內外的投資家，也成為 大陸人民心嚮往之的地方，不少人歷盡千辛萬苦、拼著性命也要投向香港的懷抱， 以分享那裡充分而且扎扎實實的和平，能夠擁有並享有這種和平，實在是香港人的 福分與驕傲。 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代世界村落中，香港和平已是無法「獨善其身 」的，香港長期以來的和平除了香港人民的努力爭取，也有北京政府與英國及港英 政府之間面對現實的妥協、默契，如今要繼續維持這種和平，除了國際社會的有效 監督和國際條約的制約，就是香港人民必需要以自己的特殊發展經歷，蘊育一種追 求和平的文化精神－－就像追求自由至上一樣追求和平至上，沒有和平就沒有香港 引以為傲的一切，誰反對和平、誰以戰爭相要挾，誰就是香港人民的公敵。因此， 類似中國綠色和平的組織理應在香港發育成長並蓬勃的發展，使得香港成為新世紀 的和平基地，中華民族的和平使者，並在周邊地區和國家積極的促進和發展和平。 比鄰的台灣海峽現在風雲驟起，香港人民擔憂池魚之殃最有效的方法，鮮明的 樹立反戰旗幟，堅決的反對一切戰爭暴力，這應該成為一個原則，當務之急不是站 在任何一方去制肘、恐嚇甚至攻擊另外一方，而是應該積極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幫 助海峽兩岸理性溝通，營造和平氣氛；不管海峽兩岸以什麼樣的理由開啟戰端，也 不管軍事對峙乃至衝突以何種形式進行，都是對現有和平的嚴重破壞，比鄰的香港 都是無法倖免的，這是一切和平的香港人民無法接受的，當此關鍵時刻，香港人民 哪怕是為和平而和平，對於自己的言行、對於媒體的言論、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舉 措，都應該以是否有利於和平來加以鑒別。香港人需要建立一個信念，就是只有當 周邊國家和地區也享有同樣和平的時候，香港的和平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和平。香港 人民如此，真正關心中國前途、關心中華民族興衰的海外華人亦當如此，讓我們一 起來為兩岸和平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