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與中國(下) 胡 平 七、戰爭與和平 讓我們繼續討論和分析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異同。 2.認為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凶殘惡劣者有一條重要的事實根據，那就是 ，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世界大戰，給全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西方國家和共產主義 長期對峙，其間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局部的熱戰，但大體上雙方只是冷戰。 上述事實固然不容否認，但是我以為我們也不應誇大它的意義。 其實，共產主義也具有對外侵略擴張的內在衝動。共產黨以解放全人類為己 任，堅稱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革命」，而且都是輸出武 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文革期間，有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或緬共游 擊隊，他們的行為純係自發，但唯其如此，更證明這種以暴力革命方式「解放全人 類」是共產主義本身的邏輯產物。 世上有很多主義，其信徒若是陷於狂熱，差不多都會產生替天行道、對外武 力擴張的衝動(想一想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不錯，同是對外擴張，共產主義和納 粹還是有區別的。納粹的原則是種族至上，它的對外擴張是征服，是自認高人一等 ，要別人臣服自己。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它把自己的對外擴 張看成是解放，是解除別人的桎梏，讓別國人民獲得自由民主。然而問題在於，共 產主義的對外擴張從理論上講叫解放，在實際上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共產主 義標榜的自由民主實際上是共產黨專制。這一點在東歐看得最清楚。蘇聯紅軍「解 放」東歐，實際上是把共產制度強加給東歐。這種強加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它必須 靠紅軍的坦克才能維持。一旦戈爾巴喬夫宣佈放棄勃烈日涅夫主義，允許東歐各國 走自己的路，東歐各共產政權立刻如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可見，共產黨的「 解放」和納粹的征服其實沒什麼兩樣。 順便講一講輸出革命與輸出民主的區別。輸出民主通常是指輸出即傳播自由 民主理念，不一定是採取武力干涉的手段，但也有憑借武力摧毀別國的不民主制度 ，幫助別國人民在該國建立起民主制度。二戰後，美國以佔領者的身份在西德和日 本建立民主制就是這種輸出民主的例證。記得在五十年代時，中共竭力攻擊美國實 行帝國主義，把日本變成它的殖民地。不少中國人信以為真，很是為日本人憂國憂 民。如今回想起來，能不覺得可笑嗎? 儘管共產國家和納粹、法西斯國家同樣具有對外武力擴張的內在衝動，不過 ，發動世界大戰的畢竟是納粹，是法西斯，而不是共產黨。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 由於主義的性質，不如說是由於地緣政治、軍事力量對比以及其他一些具體條件。 和國土遼闊的蘇聯與中國不同，德國和日本強調其生存空間不足，德國還有凡爾塞 條約之辱，這使得它們的侵略衝動更為強烈。另外，同樣是法西斯，不同的國家的 態度也不盡一致。譬如，意大利捲入二戰就並非完全出於主動，其中也有被德國牽 連的成份在內，而西班牙則始終置身事外。 從軍事方面著眼，法西斯國家(德國、日本)一度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 是他們悍然發動戰爭的本錢。反觀共產大國，如蘇聯、中國，在軍事上從未獲得如 此優勢。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頭號軍事強國，它最早擁有核武 器，最早擁有第二次核打擊力量，最早擁有導彈防衛系統，並且在例如古巴導彈危 機等關鍵時刻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倘若沒有民主國家在軍事上的超強地位，很難相 信兩大陣營的冷戰不會爆發成世界性的熱戰。 八、關於自我改革能力 3.法西斯國家是被從外部武力擊敗的，共產國家基本上是從內部和平演變的 。這是否意味著共產政權具有自我改革能力而法西斯政權不具有這種能力? 未必。法西斯國家也有從內部脫胎換骨和平演變的能力，例如西班牙，在佛 朗哥去世後就走上民主改革之路，其過程甚至比共產國家的轉型還來得更平穩。這 並不奇怪，因為法西斯主義對傳統的破壞不像共產主義那樣徹底。在經濟上，法西 斯主義沒有摧毀私有制，所以前法西斯國家在經濟改革方面至少不像「把魚湯變成 魚」那般困難。在政治上，法西斯主義保留了某些傳統的政治形式，包括意大利， 始終保留了國王，後來正是由國王出面罷免了墨索里尼的相位，以合乎程序的方式 結束了法西斯專政。 從邏輯上講，任何制度的社會都有從內部自我改革的能力或可能性，因為制 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這裡所說的內部，是指社會內部、國家內部，不是僅限於政 權內部、執政黨內部，當然也包括政權內部、執政黨內部；因為一個社會得以和平 地完成制度轉型，通常都是政權內部或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力量與社會的或民間的改 革力量良性互動的結果。 記得當年讀《第三帝國興亡》，我不禁想，如果希特勒不是急於發動戰爭， 或者是在戰爭中克制一點，不急於在東西兩線同時出擊，納粹政權的命運又將如何 ?德國人民的命運又將如何?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更短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是希特 勒發動戰爭的結果。再說，一種極權制度比另一終極權制度維繫的時間略長，完全 可能出於兩種截然相反的原因:或者是它稍好，或者是它更壞。以共產國家的情況而 論，把最早結束共產專制、完成民主轉型的波蘭、匈牙利和至今仍拒絕民主改革、 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古巴、越南和北韓相比，誰能說存在比較長的共產專制就是 比較好的共產專制而不是相反呢? 九、「被遺忘的共產主義」 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加以比較，在西方也是一個熱門話題。我們知道， 法西斯一詞本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1922年給他領導的那場奪權運動取的名字。它 本來只是特指意大利的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政體，後來詞義變寬，也包括德國的納 粹主義、西班牙的長槍黨和日本的軍國主義。本文中的法西斯主義是取其廣義。 在去年一月號的美國《評論》雜誌上，刊出了法國學者貝藏松(Alain Besan con)的文章《被遺忘的共產主義》。文章指出，共產主義和納粹同樣是犯罪，但是 歷史記憶對這兩者卻有輕重之分。西方輿論把納粹視為十惡不赦並對其罪行窮追不 捨，而對共產主義的性質卻眾說紛紜，很有一些人為共產主義進行辯護。另外，對 共產主義犯下的罪行也缺少進一步的深入揭露批評，好像它已經被人們所遺忘。 按照貝藏松的分析，發生共產主義健忘症是由於以下幾種原因:(1)納粹戰敗 後，其罪行被徹底揭露，公眾對此多有瞭解；(2)猶太人堅持不懈，不斷地揭露納粹 迫害猶太人的罪行，承擔了傳承歷史記憶的職責；(3)西方人習慣與把納粹和共產主 義分成右與左的對立兩極；(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結盟共同 抗擊納粹，使得部份西方人失去了對共產主義的批判能力；(5)蘇聯輿論成功地建造 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兩分法，按照這種兩分法，蘇聯是社會主義，西方，甚至 包括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是資本主義；(6)共產專制摧毀了民間社會，消滅 、馴化了思想精英，從而導致了共產社會內部思想能力的喪失，共產國家內部常常 有對本社會的感性的揭露控訴，缺少有理性的剖析批評。(7)對共產主義的健忘加強 了對納粹的記憶，對納粹的記憶加強了對共產主義的健忘。這又和西方的良心發現 有關係，總希望在西方內部找出那個「絕對的惡」的根源。 貝藏松的文章引起強烈反響。美籍匈牙利裔學者何蘭德(Paul Hollander)表 示深有同感。何蘭德抱怨說，納粹早已聲名狼籍，像「蓋世太保」、「衝鋒隊」、 「奧斯維辛」等詞已經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但共產主義的名聲卻沒有那麼臭。布熱 津斯基(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補充道，西方人患上共產主義健忘症還由於 :(1)納粹是公開的反智的和反理性的；(2)共產主義的公開的無神論對西方知識界特 別有吸引力；(3)納粹是公開的、極端的反猶主義者；(4)一些西方人堅稱自己過去 誤信共產主義是出於美好的理想主義，從而為自己開脫。 保加利亞的培特科夫(Vesselin Petkov)指出:在前蘇東各國，許多非共政治 人物都曾經與當局暗通款曲，所以他們不肯推動徹底揭露當局的罪行。至於西方國 家，考慮到轉型一事在相當程度上仍掌控在前共產黨人之手，為了讓轉型得以順利 進行，也不願操之過急地追究舊賬。培特科夫說，納粹是被戰敗被打倒的，前蘇東 各國則是和平轉型，共產黨改弦更張，前共產黨精英還佔據要津，不可能把他們從 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加拿大的舒斯特(Nathan Shuster)不久前剛訪問了俄國，他 發現受訪者們雖然當年大都深受共產專制之害，但現在要為各種事情操心，前程茫 茫，沒精力再去挖掘共產黨當年的罪行。 十、關於共產主義的魅力 在我看來，西方對法西斯主義深惡痛絕，主要是因為世界大戰。事實上，直 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面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 雙重威脅，西方國家一般都是把共產主義的危害與威脅置於法西斯主義之上的。正 是二戰的爆發，才改變了西方對法西斯的態度。西方社會是法西斯對外戰爭的直接 受害者，對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膚之痛，刻骨銘心，而對共產主義的暴行則隔岸觀火 ，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會對共產主義罪行的「遺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響有關。西方 社會有一批左派人物，由於對所在社會不滿，出於「生活在別處」的心理，總希望 能在其他社會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因此容易對共產國家產生一廂情願的幻想 。共產主義一向以啟蒙運動的繼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傳統的繼承者自居，也容易 贏得左派的認同。 這就涉及到共產主義本身的魅力問題了。共產主義許諾在人間建立天堂實現 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義者為之獻身。然而，富於理想主義精神的政 治理論並非只有共產主義這一家，因此，一個曾經投身共產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 主義的召喚為自己辯解，他還必須回答:在當年，為什麼偏偏是共產主義成為他選擇 的獻身對像? 共產主義之所以叫共產主義，是因為它主張「共產」，這是它區別於其他人 間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關鍵之點。自從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基本上就一直是私 產社會。主張共產無異於從根本上顛覆文明，因此，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認定共產主 義是人類文明的大敵而堅決反對之；有趣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也有許多人認定 共產主義是打開一個嶄新世界大門的鑰匙。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 拉圖的共產主義時就指出，由於當今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私產社會中，他們發現這 種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罪惡來源於私產制度本身，以為一旦實行共產 ，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就滿是和睦與情誼。 於是就引出了一個堪稱悖論的結果:正因為以前不曾有過共產社會，所以不少 人容易對共產社會想入非非；越是在共產主義沒有兌現過的地方，共產主義越是顯 得有魅力；一旦兌現，共產主義便信譽掃地，壽終正寢。在本世紀，因為共產主義 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在這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共 產主義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產陣營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戀共產主義的左派們從迷夢中喚醒，但沒過多 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夢之中。近幾年來，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又有 某種小小的回潮。這也難怪，因為「希望」是超事實的。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棄 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幻想，是因為他們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會的現實，不 甘心放棄徹底改造現存的西方社會和創造烏托邦完美社會的理想。如果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不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明天，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倒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的明天，因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本身就已經是「歷史的終結」；我們已經沒有了明 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複——這豈不是太令人掃興了嗎?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撿起共產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問題是，在今天， 共產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有喚起群眾、鼓動風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 很難再是一種政治力量，它幾乎只剩下了所謂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會的 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對的社會之上，從對方的生 命獲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那麼，作為對這種社會的批 判體系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理念也就總是顯得有理，總會對某些人有吸引 力，於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十一、共產主義加法西斯主義 爭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哪一個更凶殘更惡劣，也許很難得出一致的結論 。不過眼下中國的問題是，在共產主義徹底破產之後，中共當局越來越乞靈於法西 斯主義。這種變化開始於「六四」之後。有識之士早就注意到，中國大陸在非共產 主義化的同時，一方面出現了自由化民主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法西斯化的 趨勢。這幾乎是在所難免的。政治害怕真空。既然中共統治者發現共產主義在不可 遏止的後退、萎縮，而它又頑固地拒絕自由民主，它就只好借助於法西斯主義。 單從意識形態來看，今天的中共，已經很少再講「解放全人類」，越來越強 調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口頭上還在講階級，實際上更多的是講民族。同樣是反對 自由民主，過去說它們是「資產階級的」故而必須批判，現在說它們是「西方的」 所以應該拒絕；同樣是堅持一黨專制，過去的理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現在更加上「中國國情」「中國特色」；同樣是打擊異議人士，過去是罵你「反黨 」「反革命」，現在是罵你「漢奸」「賣國賊」；同樣是壓制民間社會剝奪人民權 利，過去是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強調「黨領導一切」，現在更強調「秩序」 ，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如此等等。 我們知道，除開中國，在前蘇聯和東歐的某些地方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在 那裡，某些前共產黨領導人搖身一變，在放棄了共產主義旗號的同時又舉起了極端 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大旗。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共產黨的專制畢竟已不復 存在，由前共產黨脫胎出來的法西斯勢力，有的沒有掌權，有的雖然掌了權，但對 社會的控制還比較有限。這就不像中國。在中國，不是共產黨專制瓦解，法西斯主 義抬頭或取代，而是法西斯給共產黨專政輸血，是共產主義加上法西斯主義。 在講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時，夏伊勒(《第三帝國興亡》作者)告訴我們，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不能和德國的法西斯相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徒有其表，因 為意大利人太老於世故了。夏伊勒的這一批評無疑更適用於中國。在犬儒病大肆流 行的今日中國，首先，是精神掏空、腐敗到家的中共自己，究竟還有多少激情多少 元氣能像模像樣地搞法西斯主義?中共的法西斯化，與其說是深思熟慮的轉向，不如 說是病急亂投醫，撿到籃子裡就是菜。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對它掉以輕心。中 共試圖借用法西斯主義重新強化業已衰敗的共產極權專制，固然不足以對世界文明 造成威脅，但卻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因此，我們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抵制。 十二、清理共產主義並非易事 即便在今天，清理共產主義也並非易事。原因很多，我這裡只講幾點。 首先，是對共產暴政的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充分，這在仍處於一黨專制下的中 國尤其如此，甚至在海外留學生中，一談起中共五十年來的所作所為，許多人仍然 不假思索地重複共產黨宣傳的陳腐謊言。此理甚明，無須多論。 其次，雖然在今天，國人對共產黨犯下的纍纍罪惡並非懵然無知。通過種種 渠道，官方的、非官方的、「合法的」、「非法的」，一般人對共產黨的罪行都已 經具有了一定的瞭解，然而，對一個問題有所瞭解是一回事，由此而形成的整體印 象卻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國人對毛澤東的態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過去幾十年間 ，共產黨用盡一切手段——包括一切感性的手段——在我們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個 無比偉大光輝親切慈祥的美好形象。後來，我們通過讀書、談話和思考等純粹理性 的方式終於瞭解到認識到毛的種種罪惡，但原先那個被刻下的美好形象卻未必能夠 一下子就被克服、被改變。本來，在理智上許多人都知道或應該知道毛是暴君，但 在感情上他們往往對毛恨不起來；許多人既然是感情支配理智，因此，當他感到對 毛恨不起來時，他很可能就會認為毛並不算暴君。就以所謂老三屆為例，這代人本 來是毛澤東暴政下最典型的犧牲品，但提起毛來，不少並非有自虐症的人仍對之崇 拜有加。就像被老奸巨猾者欺騙愚弄的情人，後來已經多少知道自己被欺騙被愚弄 了，當年那份感情卻憑其慣性而還在。這當然和當局始終壓制限制批毛有關。 另外，如眾所知，共產暴政是群眾暴政，它利用和脅迫群眾參與它的犯罪行 為(其實，共產暴政最惡劣的一點就是它對群眾的利用和脅迫)，這就使得我們自己 和那些罪行糾纏不清。因為我們很難否定自己，所以我們也就很難徹底地否定這些 罪行。我們總是傾向於用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來解釋自己當年的行為，因此也就有 意無意地粉飾了那些罪行本身。 再者，國人有一個普遍的認識誤區，用程映虹先生的話講就是:「我們曾經完 全用唯『心』的標準——即只看是否涉及某種抽像而崇高的理念——來定義善；又 完全用唯『物』的標準——即僅憑是否與物或物慾有關——來定義惡。」過去有皇 帝窮奢極欲，致使民生艱難，我們一聽就怒不可遏；毛澤東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 餓死四千萬人，我們卻以為情有可原，是好心辦壞事。共產主義造成的禍害再大也 總能得到辯護，只因為它不是為物慾而是為理念。殊不知，理念的暴政才是天底下 最惡劣的暴政，用自己的一套理念去佔有、去奴役眾人心靈者才是人世間最殘酷的 暴君。這層道理參透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才算徹底了。 80年代的德國，史學界有人提出要研究納粹德國時期的日常生活史，他們認 為只集中於研究納粹的罪行和野蠻會給人們造成一種片面的、被扭曲的圖像。那時 候，大多數德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實還是很正常的，他們平時忙於各種生活瑣事 ，很少捲入政治，很少捲入政權的罪惡，甚至對這些罪惡都不大知情。這派觀點不 消說受到了很多批評。在我看來，上述觀點並不奇怪。在不正常的社會中長期生活 ，人們會對不正常習以為常。譬如納粹迫害猶太人或中共逮捕異議人士，這當然不 是正常社會應有之事，可是許多民眾早已見慣不經，習焉不察。你若向他們問起對 此事的感受，他們或許會說沒什麼感受，因為他們不關心，也覺得此事與己無關， 或者乾脆不知道。再說，不正常的社會也不可能是對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正常 。我相信，就在史稱最黑暗的時代，也並不是沒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因此，恰 恰是生活在不正常時代、不正常社會中的人們自己，反而不容易對自己身處的那個 時代、那個社會有強烈的不正常的感覺。這和我們從旁觀察判斷別的時代別的社會 時大不相同。譬如我們心目中的納粹德國，就主要是由《辛德萊的名單》一類圖像 組成。這種圖像必然是簡單化的的，它當然和我們對自己社會的無限複雜多面的感 受和印象不一樣，所以我們很難相信兩者是一回事。 還有所謂極權主義懷舊病。記得在蘇東巨變方起之際，世人莫不棄共產主義 如敝屣，可是其後不久，由於在轉型過程中遭遇挫折，各地又都發生了對極權主義 的懷舊情緒。於是不少人認為，其實，自由民主並不像原先想的那麼好，共產制度 也不像一度說的那麼壞。應該承認，深受專制之苦的人容易對自由民主抱有過分浪 漫的期待，一旦接觸實際便不免有所失望。但極權主義懷舊病是另一回事。我們知 道，懷舊病的輕重程度和轉型過程中遭遇挫折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轉型 越不順利，人們越容易懷舊。可是，轉型的受挫折程度又分明和先前極權統治的嚴 重程度成正比。這就導致一種奇特的結果:譬如說，正因為蘇聯的極權統治比東歐更 惡劣，因此前蘇聯的轉型更困難，到頭來那裡的人們越容易懷舊，也就是越容易對 先前的極權統治產生某種懷戀。 好在俄國東歐都還是和平轉型，要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亂呢?有道是「亂離人 不如太平犬」，那豈不會更使得一般人懷舊?然而，正是那種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 ，才最可能把社會推向暴力革命或天下大亂的境地。這就是說，越惡劣的專制政權 ——由於它災難性的後遺症——反而越可能在後來被人們懷戀。可惜的是，不少人 恐怕不容易弄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聯。 十三、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評 據聯合國統計，自1995年至今，北朝鮮的大饑荒已經持續了四年多，餓死的 人數高達兩百萬到三百萬。 這事似乎很費解，中國的大饑荒殷鑒不遠，為什麼北朝鮮還要重蹈覆轍?其實 ，這個問題首先該問中共，三十年代斯大林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已經造成了一次 空前的大饑荒，毛澤東為什麼還要明知故犯?過去，共產黨在為自己的錯誤辯護時， 總說那是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無古人，沒有經驗，所以難免走了點彎路。可是 ，各共產國家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這又如何解釋? 從遠處看，你也許會認為，共產黨犯下的錯誤主要是因為真誠地相信教條， 是「理性的過度自負」(哈耶克語)；可是從近處看你不能不發現，共產黨犯的有些 錯誤竟是如此之荒謬，簡直不可理喻。我以為，要深入分析和批評共產主義，我們 有必要去分析和批評共產黨的行為方式，分析和批評支配其行為的政治心理或心態 ，也要分析和批評在共產黨治下的民眾(包括知識分子)的行為特徵與政治心態。 《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作者貝克(Jasper Becker)針對三年大饑荒提 出問題:為什麼很少有饑民造反?就算中國老百姓缺少為自由抗爭的傳統，到了沒飯 吃，活不下去的時候總還是要揭竿而起的。三年大饑荒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為什麼 偏偏沒多少人造反?貝克把厚厚三大卷的《文化革命的起源》(麥克法誇著)認真讀了 一遍，說他還是對文革的起源不知其所以然。貝克搞不懂劉少奇，他不是第二號人 物麼?讓毛澤東步步緊逼，迫害至死，怎麼就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毫不反抗呢?莫 非他真是修養到了家，只知遵從紀律?他難道沒看見這套紀律毛自己早就打破不遵了 嗎?如果是對領袖愚忠，他難道不明白忠於領袖和忠於黨和忠於人民不全是一回事嗎 ?貝克更搞不懂那幫黨的高級幹部們，明知全國都在鬧饑荒，到處都有人在餓死，他 們卻還在那裡鄭重其事地開會，發出一篇篇決議，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就要 在中國實現——「這都是些什麼人啊?」 貝克提出的這些問題，既不算新鮮，也談不上格外深刻。可是，我們是否能 夠給出嚴肅細緻的答案?近些年來,國內出版了不少老幹部的回憶錄，透露了若干以 前罕為人知的內幕消息，但有關當事者的心理心態卻仍是一片空白。嚴重的問題是 ，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如今的江時代，雖然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原有的政治 體制基本沒變，相應的政治心理政治心態也變化很小，只消看一看鎮壓法輪功事件 就夠了。 在中國，對共產制度的感性揭露猶嫌不足，理性的剖析批評就更加貧乏。但 願我這篇文章能引起有識之士對這兩個問題的深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