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國政黨發展的基礎 （香港）鄭宇碩 從一九七八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大概完成了從一個極權型政權轉化 為一個威權型的政權，意思是它不再管束國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中國人民在生活 上因而享有較大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也為國民提供選擇職業、遷徒等自由；但 中國共產黨仍然不能容忍任何對其權力的挑戰，組織反對黨的活動等當然受到鎮壓 。 在可見的將來，只要中共能維持有效的管治，公開組織反對黨從事政治活動 的可能性相當低。目前參與全國人大、政協的各民主黨派擺脫中共的領導，成為真 正獨立自主的政黨的機會亦不高。 有關政黨的定義，有必要在這裡作一些闡釋。根據一般教科書上的定義，政 黨是一群打算贏取政權的人。在較低的層次，政黨是一群打算參與公職選舉的人。 作者認為，現階段中國最有可能演變為政黨就是漸趨獨立自主的群眾組織或其中的 一部分成員和領袖。它們很有可能從中共領導的群眾組織演化為較具獨立性的利益 團體，再進而發展為雛型的政黨，在各級人大、政協等機構作為相對獨立的代表群 體。 最近幾年，中國官方傳媒宣傳的基層民主，主要是指村級的選舉。自一九八 七年開始，六成的村落已經直接選舉村長等村幹部，而大部分的村民委員會亦已有 三屆由直選產生。根據一九七九年人大選舉法縣級及以下的人大代表由直選產生； 在一些地方，候選人遂能擺脫官方的控制或干擾，自行登記成為候選人，讓選民有 真正的選擇。這些選擇經驗，對中國日後民主選舉的發展，自有一定的貢獻。但對 現階段中國政黨的發展，則作用不大。 一般而言，中共基層組織對基層選舉仍然維持很大程度的控制。而基層選舉 的議題，絕大部分都與地方的經濟發展有關。村級及鄉鎮級選舉的選民，一般只要 求選出有能力的領導，為地方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故此村級 及鄉鎮級選舉的獨立候選人，即使向當地的中共黨組織挑戰，也只是憑借本身的聲 望、業績和才幹，一般都沒有計劃組織政黨，或提出全國性的議題。 在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學等院校的民運分子，都曾積極參與縣、區級的人 大代表直選。現在國內大專院校的同學對選舉已熱情不再，但沿海的個體戶、私營 企業主卻崛起成為新一類的候選人。他們一般對民主沒有多大興趣，他們主要是希 望透過當選人大代表來建立種種關係發展生意。同時他們甚至以送禮等手段去爭取 選票。這當然不是中國民主發展的理想模式，但這亦反映社會群體在黨外爭取它們 本身的利益。如果企業家能組織起來，透過選舉等方式依法爭取利益，這很可能是 中國政黨發展的初步基礎。 近年中國各類利益團體亦較為積極地為本身的成員爭取權益。中華全國工商 聯相當活躍地代表著大企業，向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爭取它們的權益。基本上 各地的商會、私營企業主協會、個體工商業者協會等組織都由當地的工商管理局控 制，但在不少沿海城鎮，這些利益團體均能相當自主地運作。 各類利益團體都受到成員的壓力，減少黨的控制，多為成員們謀福利。這些 團體現階段無意與有關的黨政機關對抗，它們嘗試說服黨政領導機關其權力不會削 弱，其控制並未受到挑戰；但要改善黨群關係，黨的角色最好能比較淡出，不要過 份干預群眾組織的日常事務。 工會的角色尤其值得關注。鑒於市場化的改革，黨在企業內的角色受到衝擊 ，而中共亦有意加強對工人的影響力。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共公開要求在三資企 業內建立黨組織和官方的工會組織。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指出，中華全國總工會正積 極代表工人的利益，爭取組織上較大的自主。各級工會的領導人都明白，如果他們 不能為工人爭取權益，他們舉辦的活動就沒有工人參加，他們的工作就難以開展， 最後他們的領導也難保職位了。 由於業務上的需要，各類群眾團體、利益團體和專業團體都有大量地方性 和全國性的會議。這些會議自然是「串連」的好機會，他們彼此之間亦會建立聯繫 。這些發展，對中共在這些團體的領導逐漸形成一種有討價還價能力的抗衡力量。 現時中國差不多每一個城鎮的電台都會提供一些熱線電話節目，讓聽眾申訴 他們的不滿。很多地方政府官員亦會到電台答覆聽眾的投訴和建議。當然，現階段 這些投訴只限於地方政府種種服務的不足。但隨著聽眾期望的提高與電台之間的競 爭，總有一些節目會出現突破，開始討論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等。事實上在一些嚴肅的學術及專業的，有關重要國策的建議和辯論已經出現。這 類刊物有些只供「內部」流傳，但有些亦公開發售。這些發展促使地方及全國性意 見領袖的湧現，這將會為未來政黨發展儲蓄人才。 上述現象顯示出一個公民社會的基礎慢慢地在中國建立起來。一元化的黨領 導在各個環節遭遇到有限度的抗衡，社會上多元化的利益逐漸得到承認，代表著不 同利益的團體爭取本身成員利益的活動逐漸贏得全法性和認受性。表面上，中共領 導著各個群眾組織，但實際上各個群眾組織內部有種種討價還價的活動，有勇於向 組織內黨政領導挑戰的代表。這些活動和代表就各群眾組織向各級人大、政協輸送 代表的過程中自會發揮其影響力。這樣，各級人大、政協可望凝聚有一個能與黨政 領導討價還價和抗衡的代表群體。一九九二年初貴州、浙江兩省的人大就曾拒絕接 受中央提名的省長候選人，其後中央亦只能接受該兩省人大所通過的人選。 近年的政企分家、機構改革，對中共領導的群眾團體也造成了壓力。它們為 了增加收入，抵銷削減預算、壓縮編製的影響，只能擴大規模去辦企業。財政上自 主性增加自然會增強它們與黨政領導的討價還價能力和組織上的相對獨立。 引進政治改革賦予上述的發展以認受性，是中國領導層現階段明智的選擇， 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護主動，控制政治改革的步伐。頑強的對抗只會積累成危 機，使共產政權的權威受到嚴重的挑戰。在可預見的將來，大概中共不會放棄對權 力的壟斷而接受一個多元化的政體，它最多只會提供渠道讓人民宣洩不滿，讓個人 和各類群體去爭取他們的權益，並懲罰不稱職和貪污的幹部。 這些讓步，即使在經濟有可觀的增幅、國民生活有明顯改善的環境底下，也 越來越不能滿足國民的要求。在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生活有顯著的提升，與改革前 比較，人們容易感到滿足。但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一方面經濟發展放緩，另一方面 貪污腐敗的問題極為嚴重，加上城市下崗失業情況惡化，農村實際收入下降，國民 的不滿情緒快速蔓延。今年四月底一萬多名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一事就是一個重 要的警告。 目前中國的政黨發展還缺乏東歐國家在八十年代末的基礎，它們起碼有獨立 的天主教會和波蘭團結工會等組織。要和平地形成有組織的足以和中共政權抗衡的 民間中產階級壯大，讓容許和平政治活動空間得以開拓。這個過程，須要中國經濟 維持一段相當長時期可觀的增長，更須要中國領導層積極引進政治改革和有效地打 擊種種貪污腐敗。 若是中國經濟出現困難，失業情況更趨嚴重，貧富差距擴大，農村貧困惡化 ，政治改革遲遲未見實施，那就很可能再度出現一個「天安門事件」般的局面。比 起十年前，現時中國的資訊發達很多。「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這樣的組織一 出現，示範作用更大，各地類似的組織相信會很快成立響應。面對更大的壓力，中 國領導層會作出讓步，承諾實行政治改革，抑或是準備採取鎮壓的手段呢，那就不 可能預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