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戰略意義 蕭 逐 隨著北約與南聯盟戰事結束，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所引發的中美關係 的停滯與倒退，也將出現新的轉機。接下來要解決最具戰略性的問題是中國加入Ｗ ＴＯ的雙邊談判。儘管在過去的十三年中，中國加入ＷＴＯ的談判歷盡艱辛，而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價高踞不下，儘管中國國企改革困難重重，致使加入ＷＴＯ 的成本讓國內有些行業在短期內有不堪負荷之慮，但是中國必須加入ＷＴＯ，而且 應該抓住時下的機會。中共決策層要拿出這個魄力，就要超越經濟算盤的小帳（當 然談判人員的寸土必爭是必要的），而要著眼於戰略利益的大格局，以及對國際政 經形勢的清醒認識。 從國際大格局思考中國的戰略利益 巴爾幹戰爭的結束把世界帶入了一個新的格局，這就是以美國和西方發達國 家為主導的、輻射力極強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以民主人權為中心價值的政治影響 力。無論從科索沃戰事的政治軍事過程來看，還是從戰後的經濟重建來看，冷戰後 西方強國的戰略整合已經基本完成。不管國內當權者喜歡與否，這一新格局在下一 個世紀的上半葉都很可能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閱讀國內的相關研究，感覺許多學者 對這一點估計不足，而對美國與歐洲矛盾估計偏高，對俄國的實力與走向似有不切 實際的幻想。 不錯，科索沃戰後歐洲大陸國家（德、法、意）勢必在政治經濟以及安全領 域會有更多獨立與美英的傾向及舉措，但經過這一場戰爭，歐洲面臨著相當嚴重的 戰後重建困難以及戰爭遺留問題，故短期內不可能形成與美國抗衡的局面，更何況 雙方政經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力與趨同性。尤其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歐美的戰略 利益與對華政策沒有本質的不同，只有細微末節的異見。至於俄國，很難想像在中 短期內可以擺脫西方附庸的地位，這是實力使然，核武器解決不了經濟發展的問題 ，到頭來俄國還是要依賴西方實現現代化。而西方對付俄國的辦法已經很嫻熟，即 在避免正面衝突的前提下，憑借多渠道、多種政經手段施壓，不怕俄國不就範。北 京有人鼓吹聯俄抗美的戰略，嘴巴上說說可以，如果當真以為可行就是頭腦不清楚 了。 對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認識，應特別要著重中美關係短期與長期問題的區分。 從長遠看，中美兩國關係應無大問題，一方面這是兩國根本利益所決定的；另一方 面從中美關係的歷史看，美國從來沒有要主宰中國或以中國為敵的企圖心，而熟悉 美國政治的人都清楚，美國不可能搞老牌英國殖民主義的那一套以「文明干預」為 借口的「新炮艦政策」，因為美國國內沒有人支持這一套東西。所以無論如何，北 京不應該把對美的挫折感，與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欺辱中國的痛苦經驗劃上等 號。 但短程的中美關係（從現在到未來的五至十年），從人權到貿易，從台海到 安全問題，形勢的確是異常嚴重的。但從這些問題的本質看，其實是中國的崛起所 帶來的反彈效應。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力量的不斷提升，美國乃至西方 國家集團的對華政策勢必做出相應的調整，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國際關 系的邏輯是實力互動，不是意圖互動。所以，我認為中美關係近期的種種問題是暫 時的麻煩，是調適過程中的問題。這裡面有美國與西方對崛起的東方超強的接納調 適，也有中國對自己新角色的自我調適。兩相比較，恐怕中國的自我調適更具有決 定性，即中國如何應對世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世界會如何對待中國。 從這一戰略角度來看，應該說中美的雙邊關係不管多麼坎坷，畢竟還是要維 持要一個避免衝突、相對穩定的基本面之內，而且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決定著這一關 系還要向前發展。單一事件不應該也不可能改變兩國關係的基本面，除非中共領導 層的戰略決策發生偏差，因為如前所述，中美互動的主動權是在中方一邊。只要中 國不主動以美國為敵，並注意化解中國崛起所引發的震撼與緊張，美方的對華戰略 無論怎樣調整都不會從根本上超出由六任總統推行的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 所以中國對美政策最大的挑戰不在其長遠戰略，而在其未來五至十年的崛起 階段，要選擇什麼樣的策略手段從而和平、負責任地進入世界的政經、安全體系。 這當然是人類世界下一個世紀最大的一項工程，其複雜艱巨程度不容低估。如果進 程順利，中國將在二十一世紀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乃至人類文明做出重大貢獻，如 果不順利，則中華民族乃於世界都會長期陷於衝突戰亂之中。 應對挑戰的三個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應從這一戰略高度審慎處理複雜的中美關係，並盡快使自己的戰 略意圖清晰化。首先，中國政府應該拿出魄力來，盡快完成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 從戰略意義上，這將是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最重要的步驟，顯示中國經濟改革 及國際化的決心。其實，國內許多產業部門的憂慮是出於觀念過時之故。一個國家 市場的開放與否是一系列複雜因素決定的，不能說加入了ＷＴＯ中國的市場就門戶 洞開了。日本是ＷＴＯ的成員國，但還是有很多看不見的限制。美國是ＷＴＯ的成 員國，但還保留著單方面的超級301的手段。而對國內市場讓於外人的憂慮也有過分 誇張之虞。美國曾經下很大功夫打開在日本的汽車市場，從外交壓力到大手筆投資 汽車經銷網絡，但收效甚微，現在則改以乾脆收購日本汽車工業的股權來進軍日本 。世界經濟一體化後，更多的是資本重組運動，所以對於中國來說管好金融這一塊 及利益，遠比花心思保護沒有效率的國內企業更重要。 第二，中國應該擱置台灣問題十年或更長，避免在崛起的重要關口解決統一 問題。也就是說，解決台灣問題應該是崛起後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應強求在崛起的 過程中必須解決。其實，留台灣在外面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參照，無論從經濟體制還 是從激勵機制來看，對中國並沒有什麼害處。況且，台灣又不是航空母艦，是開不 到美國、日本去的。只要台灣沒有宣佈獨立的意願，中國就不應該以武力相威脅而 應轉入促進全面交流的軌道。兩岸只要保持住未來統一於一個中國的模糊空間，現 階段完全可以繞開談不攏的政治議題，而展開全方位合作。因為，從大戰略來講， 保障中國的崛起是全局性的問題，而台灣則是全局中的局部問題。 第三，中國應該堅定、有序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所謂堅定是目標的清晰不 可動搖，即向國人與全世界宣示中國將順應世界潮流走民主化的道路。所謂有序是 政治體制的改革即要保持穩定、分階段實施，又不能停頓下來。民主化並不是美國 化，可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把分權制衡、選舉、監督的機制引入現有的體制，逐 漸完善擴大，同時全力保障人權。中國現在強調依法治國，但如果沒有民主和人權 作為核心內容，是走不出體制困境的，更遑論能順利崛起為超強國家且為世界所善 意接納了。 過去幾年中美關係的大幅度起落反映出美國對華政策的不清晰、不確實、不 連貫，但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也是美國對華政策即將大幅調整的陣痛期與前奏表現 。民主國家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凝聚共識，往往費時費力且曲折多變，但一旦形成 ，則有持久的定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於西方眼中非敵非友的灰色地帶 。但在巴爾幹戰後的新形勢下，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方針已經沒有太大的發揮空 間了。因為，中國的崛起所引發的震撼與緊張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中國只有審 時度勢及時調整對外戰略，方可避免與西方的一場新冷戰，從而實現政經社會的全 面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