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12688的足跡 (西安) 馬曉明 12688，不是個抽像的數字，它代表著12688名無畏抗爭、渴求公正的農民， 它是陝西子州縣裴家灣狀告鄉政府的原告人數。 提起中國的民主事業，許多人就會悲觀地直搖頭，認為中國人太落後，民主 意識太差，特別是農民，他們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愚昧落後，「懂個民主 是啥？」在這樣素質的人口群體佔大多數的國家搞民主，可能嗎？非亂不可！然而 ，就是這12688名農民，就是生活在偏遠貧窮的黃土山溝裡的農民，敢於聯名上訴， 狀告鄉政府橫徵暴斂，欺壓百姓的行徑。他們能夠用法律為武器，維護自己的基本 權益，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向世人顯示了他們的覺悟，也對 強加給他們的誣蔑不實之詞給予了最具說明力的答覆。 「不告不行了」 裴家灣位於陝西子州縣的南部，地處陝北無定河的一條支流——淮寧河的流 域中部，屬於黃土高原溝壑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繁。農業實行聯產承包 責任制後，這裡的農民才逐漸告別了吃糠咽菜的生活，初步實現溫飽。 一九九六年裴家灣鄉的農民感到這一年的稅收特別重，不但農業稅明顯增加 ，而且農林特產稅、工商稅、零散稅等名目的稅款也分攤到每個人頭上，人均繳稅 達到五十七元，是前一年繳稅額的三倍多。接國家規定，稅費的徵收額應以前一年 人均純收入為基數，不能超過這個基數的百分之五。而一九九五年裴家灣是個大災 年，農作物幾乎絕收，可九六年的稅收怎麼攤下這麼多？而且鄉幹部收稅時不給農 民任何收據，農民一時錢不湊手或稍有解釋，就被罰款、被搬走被褥傢俱，甚至被 扣上「抗稅」的帽子，被打、被銬、被抓、被游鬥、被關押。 農民們不堪如此重負和欺壓，議論紛紛，一些農民，特別是曾任過隊、村干 部的農民找來了中共中央、國家的有關文件看，發現縣、鄉的徵稅不符合黨和國家 的政策，一是縣上核定的九五年人均純收入是612.29元，完全是虛報的數字；二是 在縣上下達徵收項目和數額後，鄉政府不能搭車加碼，多攤超收；三是農林特產稅 、工商稅、計劃生育費等，只能在涉及這些稅費的農民中徵收，不能平攤。至於干 部在徵收中的打、罵、銬、打等行徑，明顯違法。 於是，一些農民和退休幹部，就把中共中央文件和國家的有關規定用大字報 的形式張貼出去，用磁帶錄音廣播出去，有的人還利用集市用電喇叭向種植主的農 民宣講。一九九七年年初，臘月十六日，農民代表拓富兵、武崗明到西安走訪了省 農業廳，反映了情況，提出了問題，找到了有關方面的政策規定。省農業廳電話通 知榆林地區行署，叫地區處理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地區沒有動靜。正月裡，農民 代表就上訪榆林地區行署。在這前後的六個多月時間裡，農民代表到中央、省、地 區、縣上訪要求處理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跑了有五六十次。中共中央和陝西省的 領導也就此問題作了批示，省、地區也派了四次工作組「解決問題」，結論是農民 反映的問題「查無實據」，問題推來推去，一點都沒有得到解決。「上訪沒有一點 作用，那我們就上訴，試著打官司看看。」嘴說破，腳磨破的農民在萬般無奈的情 況下，只好走法律訴訟的道路。 「地區、省上一個樣！」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萬多農民聯名，一紙狀子，告到了榆林地區中級人民法 院。一九九八年三月，榆林地區中院作出判決：撤銷裴家灣鄉政府多徵收的農村特 產稅、農田水利襝費、夏秋糧補差加收款共88983元，多收款額如數退還農民，駁回 原告的其它訴訟請求。裴家灣農民不服，認為鄉政府違法徵收的稅費達529599元， 而中院判決只撤銷了其中的六分之一；一審對裴家灣鄉一九九五年人均純收入不作 結論，致使鄉政府超比例徵收的稅費未得到退還。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農民們 又上訴到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 出判決：將裴家灣鄉政府應退還給農民的款額增加到194348元；子州縣農經站統計 發佈的一九九五年裴家灣鄉農民人均純收入，符合當年收入的實際，應予維持；裴 家灣鄉農民的其它訴訟請求，不屬本案審查範圍，依法應予駁回。 面對陝西省高院的判決，裴家灣的農民議論紛紛，多數表示不服：縣上發佈 的一九九五年人均純收入比農民的實際情況多出兩三倍，不合理的稅費主要是從這 個數據上產生的，省高院維持這個數據，就是將非法攤派變為合法。另外像工商稅 、農林特產稅、零散稅怎麼能向農民平攤呢？納稅人抗稅，要受法紀制裁，那不依 法徵稅，應不應該受到懲處？收稅時野蠻打、罵、銬、關農民的幹部，沒有受到法 律制裁，受害的農民沒有得到賠償，這比國民黨甭兒（壞）！高院沒有按法律和中 央的文件精神判，在大的、關鍵的問題上維護了縣、鄉政府的錯誤，在小的事情上 ，賠償了一點農民的經濟損失。省法院沒有公正的判決！不少農民氣憤地說：「退 錢還是退老百姓的錢？貪官污吏有好爸爸、好爺爺，他們的利益一點都傷不著：」 「榆林地區沒晴天，省上也沒晴天！」「官官相護，刀子都砍不進去！」「我們還 要上訴，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最高法院！」 裴家灣12688位農民下一步怎麼辦？他們經過廣泛討論後，會給我們作出回答 的。 成功的幾個原因 農民們的訴訟要求雖然在主要方面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判決，但是，通過法 律訴訟，取得了一些通過上訪得不到的成果，而且從和平、理性地抗爭，維護自身 權益的角度看，是成功的。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嚴密、認真、細緻的宣傳組織工作。上萬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維護自己 的權益，絕非一件容易的事。從開始的街談巷議，到隨後的串連宣傳，農民中的帶 頭人和積極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查找中央文件，上訪咨詢中央政策，到有關 部門瞭解各項稅費的數額，光抄寫中央減負文件的大字報，就用去三百多張紙，最 多的一次用了十斤多漿糊。開始是在集市宣講時設立登記簿，由支持上訪的農民自 願簽名按手印，隨後在全鄉四十五個村中由支持上訪的農民們選舉出村代表，再由 各村的村代表選舉出十三位鄉代表。由上訪轉為法律起訴後，為核實原告人數，又 印發了統一的原告冊，下發到四十五個村，參加上訴的村民都對戶主姓名、配偶姓 名、子女人數、合計人數、戶主身份證號碼逐項填寫，每人簽字按了手印。這樣統 計下來，全鄉參加上訴的農民共2743戶，12688人。（全鄉的總人口有18000多人） 農民們還在鄉代表中選出了六位法定代表。時任鄉長的張百利說：「農民上告是少 數別有用心的人運動了多數人。」還有的幹部說：「萬人上訴人數不確實，是個吉 祥數字。」但這個認真登記核實的數字卻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裴家灣鄉農民上訪上訴是不是形成了一個組織呢？一位鄉代表說：「我們認 為實質是一個組織，是一個在反腐減負鬥爭中自然形成的組織，可以稱這個組織為 『反腐減負上訪團』。它對政府起監督作用。不這樣不行了麼，不這樣組織起來反 對亂收費、亂攤派不行了嘛」。據介紹，鄉代表們有分工，有負責宣傳的，有負責 籌款的，還有負責資金保管出納的等等。農民們為上訪打官司，捐款、貸款有1100 0多元。 二、理性的抗爭。萬名農民打官司，走法律抗爭的道路，他們要在訴訟中站 得住腳，必須取得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這就迫使農民們拋棄感情用事、簡 單魯莽的舊習慣，不得不整理出條理分明的依據來。參加上訪團的農民，甚至一些 村代表、鄉代表都承認，開始他們對國家的規定、有關的法律、關鍵的問題並不完 清楚，只知道是違法亂紀，但究竟違犯了哪條法、哪條紀？如何違犯的？說不完全 ，說不具體。在義務提供法律支援的幾位律師的幫助下，上訪的農民在這些問題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法律上訴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一九九五年的人均純收入到底是多少？因為 大部分稅費的徵收額都是以人均純收入為基數的。子州縣農經站「定的」數字是61 2.29元。農民們覺得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差得太大。這一年是個大災年，連續226天 沒有下過透雨，六月天糞還在地裡堆著。入伏後下了場保□雨，趕緊搶種，緊接著 又來了幾場大暴雨，洪水把莊稼都推了。加上冷子（冰雹）打，霜凍來得早，全年 幾乎絕收。縣上給地區、省上批報告，說明裴家灣等幾個鄉「數災並發」，要求減 免稅收，怎麼稅費竟還長了兩倍多？這麼個年頭，哪來的600多元的人均純收入：但 人均純收入具體是多少，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數字來，這成為農民起訴的主要問題。 鄉政府為了證明612.29元人均純收入的準確性，讓各村的幹部聯名出具了證明，並 說：「蓋個章就行了，出了事政府負責。」而上訪團卻沒有採取這樣簡單的辦法。 他們在律師的幫助下，印製了詳細的收入支出調查表，分發給上訪團的所有農民。 接受調查的農民如實認真地對收支的四十六個項目逐一填寫。經過這樣的調查統計 ，裴家灣鄉農民一九九五年的人均純收入僅為190元，不足政府發佈數字的三分之一 。這樣統計出的數字 ，是農民反抗濫徵稅無可辯駁的依據，也是衡量法院判決是否 公正合法的無可辯駁的依據。 通過調查瞭解，農民們還發現了以下多攤重征，加碼超收的事實： 農業稅：縣政府以人均純收入612.29元為依據下達任務74606元，鄉政府在此 數字上又加收112363元； 農林特產稅：縣政府下達71500元，鄉政府又重複徵收20000元； 教育附加費：縣政府下達105800元，鄉政府多征了25709元； 計劃生育統籌金：縣政府下達19428元，鄉政府多征20597元； 民兵訓練費：縣政府下達8949元，鄉政府多征了2289元； 農田水利襝費：縣政府下達83100元，鄉政府多片了47439元； 鄉政府所收夏秋糧差價153025元，公路建設勤工代金所收146934元，全部違 法。 以上各項合計529599元，農民們要求撤銷，已收部分應予退還。農民們並要 求8000元的訟訴損害賠償。 由於政策明，事實清，並逐步掌握了法律知識，農民們在狀告鄉政府時就有 理有據，氣足膽壯，被上訴人顯得理屈詞窮。政府幹部使用慣用的打壓手段，上訪 團的農民不為利誘所動，不為恐嚇所阻，沒有還之以暴力，根本不吃他們那一套。 事實證明，農民們用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過程，就是一個增長法律知識，提高法律 意識的過程。 三、堅定的信心和勇氣。千百年來，政府官吏被視作百姓的父母官，父命子 從，似乎天經地義。特別是沿襲幾十年以黨代法，以權壓法的惡習，子州縣、裴家 灣鄉的幹部並不比其它地方的幹部溫和。書記、鄉長就是法，書記、鄉長就是江澤 民。稍不順從，就動用行政執法權力，「打、罵、銬、關、抄家、游鬥各種辦法都 用盡了」。「農民見了鄉幹部都躲，渾身發抖，有的精神失常。」那為什麼還敢簽 字劃押，還有勇氣與其「父母官」對簿公堂呢？一是「實在沒辦法，不告不行了。 官逼民反。」二是農民們還認為有法律在，有不合法的事實在。「我們佔理」。榆 林地區法院判決不公，到省上告；省上判決不公，我們再告到北京，就是最高法院 判決不公，我們贏不了，我們也要呼喊一下。 農民代表把中央文件抄寫成大字報，在集市上張貼，鄉幹部指責說：「這種 大字報的形式違法，是擾亂安定團結。」派人把大字報撕掉。他們撕，農民們就換 個地方貼，他們覆蓋，農民們就反覆貼。農民上訪團組織宣講中央文件，縣公安局 認為「這是反動組織，是少數人鬧事。」農民們爭辯說：「我們是學習中央文件。 」這位公安局長竟說：「學文件也要批准！」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共子州縣委書記 親自帶著人到裴家灣鄉抓「帶頭鬧事的人」，鄉代表拓作忠挺身而出說：「我們老 區人民，連蔣介石都不怕，還怕你們這些腐敗分子嗎？」當時因為有新聞單位對裴 家灣萬名農民告狀的事進行了報道，農民才沒有被抓。農民們向榆林地區中級法院 提出法律訴訟後，中院將萬人簽字的名冊交給了被告——裴家灣鄉政府，要求鄉政 府「核實名單」。鄉政府和派出所藉機對農民進行恐嚇威脅，但絕大多數農民自願 表示繼續參加「上訪團」。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有三位外國記者走訪了裴家灣 鄉的農民，他們走後榆林地區派公安局、安全局、外事辦人員到裴家灣查了三天， 找了十多個人談話，威脅說：「外國人來裴家灣鄉是非法的，接觸外國人也是非法 的。律師接觸外國人，是特務漢奸，你們現在與特務漢奸打交道了！」農民上訪團 的代表們毫不畏懼，他們回答說：「要說這些北京來的外國記者是特務，那可是江 澤民主席留在北京的。你們（指榆林公安局的官員）把你們的話寫下，按上手印， 我們到北京去告江澤民收留特務！」還有位農民代表說：「我們不能跟外國人說話 ？那江澤民怎麼天天跟外國人說話呢？」此事不了了之。 縣公安局政委曾責問說：「你們上訪團是誰批的？誰是團長？誰是政委？」 農代表回答民：「政委是江澤民，團長是李鵬（時任國務院總理），是程安東（陝 西省省長）批的！」一九九八年底，裴家灣鄉改為鎮。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省高院作 出判決後，鎮長張振力提出農民上訪團的作用已經完成，應該解散。農民上訪團回 答說：「我們不解散。我們是反腐敗，監督政府的。政府不腐敗，我們就不存在。 在政府腐敗的情況下，我們就長期存在。」 四、媒體的報道和社會各界的支持。裴家灣萬名農民狀告鄉政府的事件發生 後，國內外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這一方面使這一事件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引起更 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反應；另一方面，在中國媒體受中共政權嚴 密控制的情況下，媒體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共及其政府的態度，媒體的報道 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有行政表態的意義，因而給農民們以直接的鼓舞，使被告更加處 於不利的境地。特別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份，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欄目記者到裴 家灣進行了四天的採訪，隨後播出了四十五分鐘的節目——《從窯洞走上法庭》， 對裴家灣農民上訪上訴的原因，進行了較為客觀的報道，產生的社會影響非常大。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加拿大亞洲電視台的兩位記者和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 的一位記者到裴家灣農民家進行了半天採訪，連外國人都沒有見過的農民，沒想到 他們的行動竟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引來了國外記者，很感動也很受鼓舞。到裴家 灣採訪並報道的還有中國的新華社、《法制日報》、《陝西日報》、《檢察日報》 、《經濟日報》、陝西電視台等。農民們稱到裴家灣深入採訪，公正報道的記者是 他們的「娘家人」。 善良的人們總是心心相連的。裴家灣的一位農民代表在北京一家複印部打印 上訪材料，打字小姐打著打著哭了起來，她為裴家灣農民的悲慘遭遇而悲傷，這次 的打印費她堅決表示不收了。農民們宣傳有關減負的法律和中央政策，需要大量的 紅紙，裴家灣一家賣紅紙的店主就免費提供。榆林市經濟律師事務所的三位律師， 主動提出免費為裴家灣的農民提供法律支援。他們先後到裴家灣調查瞭解了八人次 ，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拒絕煙酒招待，老鄉們要招待他們吃頓餃子，被他們謝絕 。事隔多日後，老鄉們說到這些，還都情不自禁地哭了。 子州縣有二十二個鄉，有十二個鄉的農民到裴家灣來表示對農民上訴的主持 ，並學習經驗，在這十二個鄉也展開了反對橫徵暴斂、貪污腐敗的鬥爭。子州附近 綏德、米脂、定邊、清澗、延安、延川的農民代表也紛紛到裴家灣向上訪團的農民 表示慰問和支持，交流經驗。還有遠至湖南、河北、四川、天津、福建的農民來信 或來人向裴家灣農民的鬥爭精神表示敬佩，並詢問鬥爭的經驗。 社會腐敗把人們聚集到一志，貪官污吏把受害者團結到了一起。 農民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當然，農民有其認識的局限性，下面就是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農民負擔這麼重的原因是什麼呢？農民們有的說貪污腐敗，有的說鄉政府人 員太多，按編制只有二十三人，實際上現有五十七個幹部，還不包括勤雜人員。越 是直接與農民打交道的幹部，農民越恨，尤其是縣、鄉兩級。農民們認為：「上邊 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邊的人把事辦兒了！」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壓在他們身上的， 是從中央到鄉的六七級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不要說這些機構人員的貪污揮霍，就 是這些機構簡單地運轉、維持，這些人員的生活消費就是一筆巨大的費用，這些都 是需要從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最低層的勞動人員負擔的。因此，精簡機構，裁撤冗 員與征治腐敗同樣重要緊迫的社會課題。 司法是否公正呢？上訪一點都不解決問題。農民開始就是被迫地從嘗試的心 情訴諸法律的。法律訴訟好一點，還能退給農民一點錢。但重要的問題不審、不判 甚至維持錯誤的結論。官司打到哪一級、發現哪一級「沒有青天」，還是權大於法 ，百姓得不到公道。法律還是聽命於權力，維護了權力。那官司打到北京會怎麼樣 呢？那只有讓事實來說話了，事實會教育人的。 對於任意攤派，欺壓百姓。農民們都認為社會風氣壞了，幹部傷風壞了，「 有看法沒辦法，以後還是這樣。」相當一部分人留戀毛澤東時代的幹部作風和社會 風氣，沒有人能認識到一黨專制的政治根源。農民上訪上訴已經表明他們部分認識 到了自己的基本權利，有的也明確地認識到了他們與高級官員具有平等的權利，但 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人權」這個鮮明的字眼，更不可能說明人權的全部內涵。 由此，我想到我們大多數民運人士的失誤。民眾反腐敗，反侵害的鬥爭已經 烽煙四起，如火如荼，而我們相當多的人只拘泥於小圈子裡的活動，與民眾脫節。 為什麼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會上去呢？更奇怪的是，幾乎每個民運人士都表示， 要做實事，要聯繫廣大民眾。希望不要再繼續這樣下去了。否則，圈子越搞越小， 路子越走越窄，對民主運動不會起多大的作用。 裴家灣的農民，已經從行動上遠遠走到我們前頭去了，我們應該多關注我們 身邊發生的此類事情。在中外歷史上，在過地數次農民以暴力反抗壓搾欺侮的記載 。而裴家灣的一萬多農民在專制體制的重壓下，沒有沿襲傳統的暴力反抗，而是把 鐵銑橛頭換成了筆桿子和狀子，採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訴諸法律，這在中國歷史 上是沒有過的，這個方式上的變化，不能不說是裴家灣農民表現出的中國農民向文 明方面的轉化。這也不能不看作是中央農民以至社會整體的明顯進步。其社會影響 和意義，遠遠超出案件本身，歷史將記載下中國農民的這一劃時代轉變。 萬名農民告官，不但對農民自身提出掌握法律、運用法律的新課題，而且向 專制政權及其控制下的司法機構發出了挑戰；是加速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依法公 正審判，以理性、法治、和平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呢？還是有法不依、官官相護、 將社會矛盾掩蓋激化呢？矛盾如果掩蓋和激化，就有可能演變為野蠻、暴力的衝突 。我想，絕大多數人是不願看到後一種情況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