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館事件餘波 ——兼答鄧郎 胡 平 「使館被炸事件與中美關係危機」一文(見上期《北京之春》)發表後，引起 熱烈反應。支持贊成者甚多，也有一些人提出異議。校友鄧郎寄來一篇商榷文章， 其論點論據都很有代表性，理當認真回應，其溫厚理性態度，更令人相敬相惜。鄧 郎文章的重點自然是對使館事件的不同評判，順便還提到了別的幾個問題，我這裡 不妨先從這幾個問題入手，進一步展開我的論述。 1、關於霸權與反霸 鄧郎說，一黨獨大是專制，一國獨大就是霸權。我以為這種說法不準確。 以日本為例，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但日本是民主不是獨裁。所謂一黨獨大 ，實際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和平競爭，因而有真正的反對黨，但在某一時期內 還沒有一個反對黨足夠強大；一種是用暴力禁止競爭，從而使得真正的反對黨根本 不可能產生。前者仍是自由民主，後者才是獨裁專制。 再有，所謂分權制衡，嚴格地說，不是說用兩個或三個權力去代替一個權力 ，而是把一個權力分成不同性質的兩個或三個。三權分立不是要建立三個政府，而 是把最高權力分成立法、執法(即行政)和司法三部份。如果一個國家竟然有三個總 統，那不是分權是分裂，不是民主是內戰。 另外，國際問題不同於國內問題。當今，人類還沒有實現大同，地球上還沒 有世界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維持國際間正義的和平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它 和世界上只有一個超級強國還是有兩個或多個超級強國並無直接關係。有時候，由 於存在著兩個或多個強國，可能形成一種均勢下的和平。有時則相反，正因為存在 著兩強或多強，反而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不就是這樣打起來的嗎?在美 蘇兩強並存的幾十年間雖然沒有發生世界性的大戰，但局部戰爭仍是層出不窮。其 中，流血最多的兩次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恰恰是植根於兩強對峙的背 景。相比之下，冷戰結束後的這十年，戰爭還要少一些、小一些。我承認，一國獨 大不是什麼理想局面，多個強國並存或許更為理想，但應是多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或 聯盟(譬如說，歐盟的產生就是一件好事)，起碼別是反民主的國家。以美國為首的 民主國家在國際關係上固然有很多問題，但若是出現一個反自由反民主的超級強國 或集團與之對峙，只怕這天下更不公正更不太平。那不是又全面退回到冷戰時代了 嗎?過去半個世紀的冷戰沒有爆發熱戰已是僥倖，再來一輪冷戰呢? 說到反霸，別以為高喊反霸就必定是好事。文革期間，毛澤東反對美蘇兩霸 主宰世界，以「不稱霸」為口號到處扶植對抗美蘇的力量，其結果又如何呢?紅色高 棉就是在中共支持下才奪得柬埔寨政權的，戰爭中的流血犧牲不說，掌權後只幾年 工夫就殺死了100萬-200萬柬埔寨人(其中，40萬華人被殺掉18萬)。另外，反美反蘇 的口號落實到國內政策，那就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旗幟下，清除掉黨 內多少還有點理性有點務實的大小當權者，壓制下任何一種關心民生疾苦追求自由 民主的聲音，從而把整個國家帶入一切善良的人們事先絕對想像不到的黑暗與恐怖 。 一種勢力獨大必然導致霸權，這種觀點在事實上和在邏輯上都有很多問題。 在中國，漢人一族獨大，那是否意味著中國必定是漢人霸權呢?照此邏輯，其他民族 唯有獨立，但獨立也不行，例如在獨立的西藏，豈不是又成了藏人的霸權?可見，要 解決霸權問題，關鍵是要大力提倡人權。不能搞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或階級至上 ，政黨至上，只能是人權至上。 2、關於新聞自由 鄧郎寫到:「這次美國輿論界的表現，讓我著實領受了一番新聞自由的教育。 」言下之意，是批評美國的新聞自由為欺人之談。我不能贊同這種批評。什麼是新 聞自由?那就是每個人都有傳佈新聞的自由，政府無權查禁和迫害。就在這段期間內 ，我們看到有各種新聞自由傳佈，包括親中共的大小媒體，包括中共自己直接掌握 的大小媒體，都能在美國境內公開而合法的自由傳佈，沒聽說有誰遭到查禁或迫害 。這樣的新聞自由難道不是實實在在的嗎? 我推想鄧郎在這裡是用詞不確。他實際上要批評的不是美國新聞不自由，而 是批評美國的主要媒體在報道新聞時不客觀不公正，譬如說刻意渲染某一類新聞， 淡化或隱瞞另一類新聞。這個問題可從兩方面看。首先，許多西方媒體都標榜客觀 公正原則，在報道重大新聞時一般都注意到兼顧正反兩種立場。我們從美國的電視 上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群眾如何地支持米洛塞維奇，在美國的塞族人如何地抗議北約 。中國大使館被炸的畫面我們也是首先從美國電視上看到的，還有中國民眾的反美 示威。一位寫《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被邀請在美國公共電視台侃侃而談。就 在南國接受北約條件，克林頓宣佈勝利之日，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不贊成此次干 預行動的美國人仍然不少。凡此種種，多多少少總還體現出某種客觀性和公正性。 其次，我相信，在每一次重大事件面前，總會有人對某些媒體的報道感到不 滿——我就常常感到不滿，總會有人認為某些媒體對某一方面的新聞和意見沒有給 予足夠的表達。但正如前面所說，這與新聞自由原則無關，你不能說這就叫新聞不 自由。另外，你對某些媒體不滿意，你可以找別的媒體嘛，如果你對現有的媒體都 不滿意，你可以自己辦一家嘛。新聞的客觀公正，一方面是靠每個媒體自製自律， 另一方面更是靠大家相互競爭，彼此補充。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在一個人人都有 權發佈新聞的地方，縱然沒有一個人堅持客觀公正，但千千萬萬個主觀和片面相加 ，就能給民眾提供一個相當客觀相當公正的圖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斷 言自由社會有客觀公正的新聞。 真的，那些抱怨自由社會的媒體不客觀不公正的人(譬如《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的作者們)，你們自己為什麼不辦媒體呢?我就從來不要求人民日報刊登我的文章 ，從來不要求中央電視台邀請我發表講話。我只是要求當局允許我們創辦自己的傳 播媒體。我是說，當我們自己辦起媒體時，你政府不要勞神費力地來查禁來鎮壓就 行了。我堅信，只要中國實現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事實就可以戰勝謊言，真理就 可以戰勝謬誤。為什麼你們這樣沒信心呢? 批評自由社會裡的大眾傳媒不客觀不公正的朋友，通常總是把矛頭指向傳媒 ，或者是指向支持傳媒的資本家或政府。這多半是找錯了對象，要批評你就該批評 大眾。因為在有競爭的情況下，正是大眾愛看什麼不愛看什麼，才決定了媒體的影 響力，從而決定了媒體的命運。人性有其固有的弱點，所以大眾傳媒的品質總是難 以令人滿意；但人性也有不可泯滅的美德，有求真求善之心，所以，在自由社會中 人們獲得客觀公正的新聞的可能性要遠遠超過專制社會。這一點總是無可置疑。 3、再論使館被炸不是美國政府行為 以上，我附帶地對鄧郎文章中順便提出的幾個觀點略加橙清。以下，讓我們 回到彼此爭議的焦點上來。 鄧郎是這樣總結我的觀點的。他說:「胡文的基本邏輯是，中國駐南使館是被 誤炸的，事件的性質是偶然而非蓄意，不能認定是美國政府的行為，所以根本不必 大驚小怪，更無理由怒火中燒反應過度，儘管中國的示威者們作出了那樣激烈的反 應，但是他們的抗議態度是否誠懇卻大須質疑。胡平先生用以支持誤炸說的主要論 據是:美國和北約沒有攻擊中國的動機。」 嚴格地說，鄧郎對我觀點的概括並不準確。使館為何被炸，有過很多說法。 有人說是錯用了過時的舊地圖，有人說是一小撮陰謀家蓄意挑起事端，有人說是中 使館偷偷地做了不該做的事(幫助南國政府發送電訊或窩藏米洛塞維奇)，等等。我 對這些說法通通未置可否。我只是作出了一個否定性判斷:這件事不是美國政府的行 為。所謂誤炸，所謂意外，當然也是對美國政府而言。有最新消息，說使館不是意 外誤炸，是因為使館進行頻繁的電子活動，故美國軍方的某些負責具體操作的人員 作出決定將其當做軍事目標予以攻擊。其實，這種說法早在事發後第三天就在流傳 ，也曾披露於某些媒體。和上述其他說法一樣，它們都表明此事並非美國政府的行 為，因而它對美國政府而言仍然可以叫做誤炸或意外，因為美國政府並沒有下令轟 炸中國大使館，美國政府並沒有蓄意對中國挑釁。 網上一位朋友在讀了我上篇文章後很表支持，他正確地指出，我那篇文章的 要點在於提醒人們「誰代表美國政府?誰代表美國?」這個問題清楚了，整個事件的 性質就清楚了。有朋友對我說，你不該在事件真相還沒弄清楚前就匆匆表態。然而 ，我的表態與此無關。我沒有表態說事情是什麼，我只是表態說事情不是什麼。直 到今天，我仍然不能肯定使館被炸的具體內情，我只能肯定它並非美國政府所為。 我得出這一否定性結論是基於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一般性理解。這是簡單的常識，不 需要什麼深奧的學理和什麼特殊的訊息。不錯，我講到過美國和北約沒有攻擊中國 的動機，但那並非支持我作出上述否定性判斷的論據。因為二者並無邏輯關聯。正 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所說，我們很可以推測共和黨有除掉肯尼迪的動機，但我們仍然 相信肯尼迪遇刺不是共和黨的行為。 我一再強調，要把個人行為、小陰謀集團行為，和政府行為、國家行為區別 開來。在上篇文章裡我寫到，也許由於中國人在專制下生活得太久了，所以分不清 陰謀與政治的區別。後來一想，恐怕也不盡然，從我們過去的經驗看，照說我們應 該是非常理解這種區別的。套用過去的術語，好比有某些共產黨幹部，利用手中的 某種職權，背著黨中央和廣大革命群眾做出了某件錯誤行為，或者是在黨中央和廣 大革命群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做出了某件錯誤行為，難道我們就該歸罪於黨中央 ，歸罪於革命群眾嗎?難道我們就要去反黨反革命嗎? 鄧郎承認，如果不把政府行為和政府裡可能有的一小撮陰謀份子的行為相區 分，那就有可能導致幾個別有用心之徒在一夜之間改變世局的荒誕結果。但是，鄧 郎又提醒我們說，不幸的是，在歷史上，有很多重大變故恰恰就是讓個別陰謀份子 給造成的。我要說的是，在今天，在核時代的今天，對於核大國，人們再也犯不起 這樣的錯誤! 這正是當年美蘇首腦間設立電話熱線的原因。假如兩個核大國的政府 並不想彼此開戰從而把全人類帶入毀滅的深淵，那麼，他們就一定要避免讓少數陰 謀份子或魯莽之徒把大家捲入一場他們本來並不想捲入的戰爭中去。 鄧郎說，如果這件事不是美國政府的行為，「那麼理所當然就應該迅速作出 調查，交出責任人」。這話不錯。事實上，我們都看到，在事發之後，美國政府就 公開認錯道歉。用大陸人習慣的用語，這就是給事件定了性，接下來的事——調查 處理以及善後等等，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正像我們要求平反六四，就是要求當局 承認六四殺人是嚴重錯誤。只要當局明確認錯，調查處理及善後事宜自然也就提上 了日程。由於種種原因，調查未必能迅速得出結論，此事既然牽涉政府內部的運作 ，其間還可能會有政治上的干擾，處理善後方案也未必能令各方滿意，人們還可以 據理力爭。我並不是說只要認錯就算萬事大吉，但正如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 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有了及時的認錯，這就為以後的事情鋪平了道路。這個 道理共產黨太明白了，要不，它怎麼在很多事過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還 不肯認錯呢? 4、中共當局錯在何處? 在使館事件上，中共當局的錯誤在於，從一開始，它就清楚地知道這件事不 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蓄意挑釁，但是出於顯而易見的政治原因，它卻堅稱此事是美 國政府的蓄意行為。 有跡象表明，中共當局已經在悄悄地改變說法，對先前的錯誤多少有所糾正 。據5月23日北美《世界日報》和5月24日北美《明報》報道，中共外長唐家旋說， 中國對外關係不因使館事件而大幅調整，中美關係會受影響，但整體上也不會變化 。 請注意唐家旋的這番講話，它實際上已經表明，中共並不認為使館事件是美 國政府對中國的蓄意挑釁。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共認為使館事件確係美國政府對中 國的蓄意挑釁，那麼，它就應該從原則上改變其對美政策。如果中共認為使館事件 是不是意外還有待考查，那麼，它就不應該在考查清楚之前便預先宣佈對美政策不 變。換句話，只有當中共承認使館事件是意外——雖然是何種意外(是技術性事故還 是陰謀集團行為或具體操作人員的擅自行動或其他)還不清楚——而非美國政府的蓄 意挑釁，它才能本著我們早在5月8日就提出的原則——意外事件就當意外事件處理 ，不因此而改變原有關係——做出此一宣示。6月11日，錢其琛副總理更明確表示， 中國的外交政策沒有變。中國無意與美國對抗。從邏輯上講，你不和別人對抗是和 別人不和你對抗常常是互為前提的。可見，錢其琛也認為美國政府並沒有對中國蓄 意挑釁。 我們一再指出，對使館被炸事件，關鍵是要確定此一行為是不是美國政府行 為，是不是代表美國政府。這層道理，中共其實很明白。眼下便有一例。5月27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要求「美方目前的政府明確地反對(考克斯)報告」。我們 知道，考克斯報告是美國眾議院調查委員會主席考克斯提交的一份正式報告，照說 是有官方性質的，但中共外交部完全懂得，只要「美方目前的政府」即克林頓政府 沒有表態，那麼它就還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另外，中共駐美大使李肇星在批評 考克斯報告時，說這個報告「是由於美國一些人」抱持冷戰心態，把中國當敵人。 在這裡，李肇星批評的是「美國一些人」，而不是批評美國政府，可見他也懂得這 個報告，起碼是到目前為止，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5、關於國家尊嚴 正像我們先前預料的那樣，中共當局似乎已經在準備接受美方以意外事件的 名義作出的善後方案。可見，我們認為使館事件不是美國政府行為的看法是正確的 。 也許有人會說，不，這是出於無奈。中共當局明知美國政府在蓄意挑釁，奈 何現在實力不如人，沒本錢採取應有的強硬措施，只好委曲求全，忍辱負重。 這種說法未免太離奇了。照這樣講，中國的國家尊嚴又在哪裡?也許你會說， 因為中國弱，所以講不起尊嚴。錯了，尊嚴，雖是泛指一切，但尤其是指相對的弱 者；好比英勇，好比英雄主義。托馬斯.曼曾說:除了「弱者」的英雄主義之外，我 不知道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英雄主義。所謂英勇，通常總是指面對比你更強大的敵 人，武松打虎是英勇，孫悟空打虎就不算英勇。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其軍事力量 雄居世界前五位的國家，竟然不能在國際上挺直腰幹，堅持尊嚴，這樣的政府不打 倒不推翻還等什麼?中國政府沒有對美宣戰，這還可以用「實力不如人」來解釋；可 是，中國政府也沒有下令斷絕邦交，沒有下令斷絕經濟往來，甚至沒有降低外交規 格，甚至沒有下令召回大使，這又怎麼都能用「實力不如人」來解釋呢?就算你不敢 熱戰也總敢冷戰吧，就算你認為斷絕經濟往來太不上算，召回大使一類行動總是可 以做的吧，否則你這個政府還有何面目立於世上，有何面目向國人交代?我一向對中 共當局評價不高，但若說它窩囊怯懦愚蠢顢頇到如此地步，我相信還不至於。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共當局知道使館事件不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 蓄意挑釁。我要再次重申的是，這事它從一開始就知道。 6、還是不結束語 說到參加反美示威的那部份群眾，顯然，他們是受到中共當局的誤導。他們 誤以為美國政府在對中國蓄意挑釁，「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才怒火中 燒。但只怕也不盡然。如前所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最懂得要把少數共產黨幹部的胡 作非為和英明的黨中央、和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相區分的，絕不因為看到有共產 黨幹部作壞事就迫不及待地把矛頭直指黨中央直指黨直指政府，為什麼同樣的思維 習慣換個對象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呢?要說蓄意殺害無辜的中國人，克林頓的嫌疑大還 是毛澤東的嫌疑大，這不是明擺著的嗎?為什麼在示威隊伍裡只見到「克林頓殺人犯 」的標語漫畫，從沒見過在國內有任何一次示威遊行有人打出「毛澤東殺人犯」的 標語漫畫?相反，在這次遊行中，我們倒是還見到了「毛主席萬歲」一類標語。這中 間奧妙何在?這中間真有什麼常人想不通的奧妙嗎? 至於說到示威者的真誠，沒有人比我更希望他們真誠。如果他們果真如此地 關心中國的命運，關心同胞的生命，關心人間的正義，即便他們一度被誤導，那份 真誠也是十分寶貴的。因為那意味著，一旦他們認識到真實，認識到真理，他們必 定會作出另外的行動。真誠就是真誠，它不容許雙重標準，你對三個人的生命充滿 高尚的同情，你就不能不對三千人的生命、三千萬人的生命充滿同樣的同情，如果 還不是千倍、千萬倍同情的話。 事到如今，我們先前耽心的情況都已經顯露無遺。中美關係嚴重倒退，黨內 開明派陷於困境，民間要求改革開放自由民主的呼聲更是遭到嚴厲打壓。連有親共 傾向的北美《明報》(6月12日)也報道說，「在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熱浪高漲之下， 左傾保守思想近期在中國大陸迅速回潮，並且攀升至近十年來的高峰」——這中間 也有他們《明報》的一份「功勞」。中國又一次遭遇危機。它將給中國帶來新的危 險還是新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思考如何行動。整個事態還在 發展變化之中，行文至此，只得打住，還是不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