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正面後果 龔小夏 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對於中國的變化，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發展有 著什麼樣的正面後果？那場運動已經過去十週年了，可是到現在，對這樣一個根本 性的問題，卻還是沒有一個受到普遍接受的定論。 當然，沒有定論並不等於沒有說法。說法總是有的。最常見的說法是：八九 年的運動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認識到了共產黨政權的殘酷本質；還有一種說 法：八九年的示威運動向政府顯示了人民的威力，因而也促進了這個政權的變化。 然而，這兩種說法似乎都缺乏事實作根據。如果說，八九運動以及六四鎮壓 使人民認識清楚政府殘酷的本質的話，那麼這種認識並沒有在過去十年中表現出來 。況且，共產黨統治中國半個世紀，八九年的六四鎮壓儘管血腥，但絕對不是共產 黨殺人記錄中最壞的一次。如果鮮血能夠擦亮人民眼睛的話，那麼在共產黨鎮壓的 血海中生活過幾十年的人民，應該早在六四之前很久便將那個政權的本質給看透了 。而說人民在八九年向政府顯示了威力，則不如說政府向人民顯示了威力。證據在 於，六四之後，示威不是越來越多，而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銷聲匿跡；政府從 八九年學會的，與其說是向人民讓步，不如說是堅決不向示威者讓步，因為政府從 八九年的運動中已經看到，一旦讓步會有什麼樣的後果。而最近海外新聞媒體的調 查也表明，普通人民，包括大學生，對八九年的運動和六四屠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也越來越冷淡。這種狀況向我們揭示，人民從八九年的運動中學到的，更多是對政 治參與，包括對抗議運動的參與，持冷淡觀望的態度。 事實上，許多當年八九民運的積極參加者，對運動是否有積極正面的後果也 早就產生了懷疑。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就是這種懷疑情緒的集中體現 。不少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在公開或私下表示，八九年的運動直接導致了中 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自化由的倒退。在八九年之後，不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 大為縮減，而且普通人民在共產黨壓制反抗、鼓勵發財的國策之下，爭取政治民主 日益下降。也就是說，八九年的運動不但沒有動搖，甚至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鞏固 了共產黨的統治。 哪麼，是否八九年的運動在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中，的確完全沒有正面的意 義呢？ 對一場歷史事件作出評價，尤其是作出有價值取向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評價者的出發點是什麼。如果評價八九年運動的出發點，是看這場運動是否產 生了立竿見影的革命性後果，是否在轉眼之間為中國人在政治上帶來了更多的自由 空間，那麼答案恐怕無法不是否定的。然而，如果我們從更長遠、更廣闊的歷史角 度來考慮，那麼八九年運動的後果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又會非常不一樣。 要討論八九年的抗議運動對共產黨的統治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我們首先要弄 清楚共產黨的統治有什麼樣的特點，更具體地說，就是共產黨之所以能長期維持統 治的制度性支柱是什麼。 在一九八九年的「蘇東波」之後，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已經被全世界普遍公認 是一種專制制度。但是，這種產生於二十世紀的專制制度，和傳統的專制制度有著 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共產黨的專制是一種「參與性的專制」。它不像 傳統的專制制度一樣，對人民的政治參與實行全面的壓制；相反，它鼓勵人民去參 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共產黨的專制，是「人民」的專制--正如毛澤東當初說過的一 樣，共產黨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從各種方式的政治迫害，到大規模的以人 民的生命財產為代價的社會實驗，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並且有絕大多數人民的參與 來進行的。 不能將人民的普遍參與簡單地歸結為共產黨強迫的結果，儘管強迫是其中重 要的因素。在一定的時期內，許多人，甚至大多數人，都是心甘情願甚至興高采烈 地去參與「人民民主專政」的。這種參與也不完全是共產黨政治宣傳與政治教育的 結果，因為宣傳與教育的作用畢竟有限。西方學術界對共產黨社會長期的研究揭示 ，共產黨在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賴於共產黨的「國家」對 「社會」的吞併。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的政府將本來由民間社會所擔負的功能都 包攬了起來，從而將本來是由納稅人供養的政府變成了為人民提供衣食住行的「上 帝」--政府為人民安排工作，給人民分配糧食，向人民提供醫療以及其它社會服務 ，等等，這也就是當初中國人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由來。當然，加 上政治高壓與宣傳，黨提供這些「恩情」的資源全部是來自於對人民的財產的剝奪 這一基本事實，就經常被人們忘記了。 這種被稱為「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政治體制，導致了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 系的根本改變。在任何類型的傳統社會，哪怕是專制型的傳統社會裡，民間社會都 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例如中國古代的皇權不謂不大，但是政府官員也不過是設到 縣一級，亦即所謂「七品芝麻官」。縣以下的社會基本自治。而在共產黨的統治之 下，「社會」對於「國家」不再具有任何獨立性，不再有任何獨立的功能，國家， 或者說政府，則可以完全凌駕於社會之上，按照它的意願而為所欲為。所以，在共 產黨所創立的社會制度或是垮台，或是逐漸消亡的過程中，重新建立民間社會或曰 公民社會，成為東西方知識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 回到八九年中國抗議運動上，七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 經濟生活的獨立傾向，開始從基礎上改變著極權主義的社會模式，國家對社會的控 製出現了越來越深的裂痕。然而，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特別是在人民的頭腦中， 這種裂痕在八九年還不明顯，以至於八九年抗議運動無論是運動的起因還是參與的 方式，都還深深地帶著極權主義社會群眾性政治參與的痕跡。最根本的一條，在於 對大批參與者來說，「國家」與「社會」之間還不存在明確的分野。或者說，作為 示威者的人民，多數人並沒有認識清楚他們與作為統治者的政府之間，有一條明顯 的「我們」與「他們」的分界線。政府是「我們」的政府，領導人是「我們」的領 導，甚至軍隊也是「我們人民」的軍隊。正是因為這樣，學生們才會覺得把自己餓 到一定程度政府一定會讓步；市民們才會覺得遊行的場面一旦大了，政府的領導人 便一定會出面來和平處理　不少人在痛罵李鵬的同時會說：「當初周總理在處理群 眾運動的時候多有魄力！」；示威者在荷槍實彈的士兵打死人之後才相信「人民的 軍隊」的確有向「人民」開槍的可能。 「六四」慘劇對於中國人來說，最正面的意義便在於，槍聲一響，共產黨政 權花了幾十年時間來建立的「參與性專制」或曰「群眾專政」模式在頃刻之內土崩 瓦解。在人民與政府對峙了七個星期之後，政府用武裝的暴力對人民再次確立了它 的統治地位。然而，這次統治地位的確立，是以共產黨政府同人民的決裂為代價的 。不僅在人民的眼中，政府不再是「我們」的政府，而且在政府那裡，也不敢象過 去一樣，隨意發動「群眾運動」來耍著人民玩兒了。借用共產黨一句通行的政治術 語，便是這回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總算是「理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我們」 與「他們」之間終於出現了清楚的鴻溝。 同毛澤東時代相比，「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府，對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已經 失去了興趣。這個政府寧可將群眾推得離政治遠遠的，也不願意社會上總是有一批 滿懷熱忱、隨時準備投身政治運動的人。於是政府對人民說：發財去吧！中國共產 黨政權的政治控制方式從所謂「主動性的壓迫」轉變為「被動性的壓迫」。也就是 說，它從一部無時不刻地將群眾保持在「運動」狀態、不斷地以政治理由來吞噬無 辜人民的絞肉機，變成今天這輛為應付那些敢於公開向它挑戰的人而疲於奔命的「 救火車」，「六四」是個關鍵的轉折點。 而「六四」之後人民對政治的冷淡，同樣是這關係「理順」的結果。人民對 政府不再抱有當初的幻想--政府已經不能再向人民隱瞞諸如政府是凌駕於人民之上 的權力機構，軍隊是政府的暴力機器這類基本的政治常識。人民將權力鬥爭的政治 留給政府，他們不會再為某個領導人逝世之類的消息而激動。他們越來越多地象其 它安定平和的社會的人民一定，投入到找工作、買房子、扶養後代之類的日常事務 中去。而如今在這些事務中，國家已經越來越只能扮演一個配角了。 也許，在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動盪之後，正常的中國社會正在「六四」的廢墟 上開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