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與大陸政治改革 蘇紹智 八九民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它在六四被中共 殘酷鎮壓，又是當代世界史上所罕見。中共政權雖在維持自身權力的意義上是獲得 了勝利，但是其合理性（Legitimacy）的喪失，對再起的民主運動的擔心，使她對 六四的陰影揮之不去。每逢是日，簡直是風聲鶴起，草木皆兵，防而又防。廣大群 眾在高壓之下，難以行動，但「衷心藏之，無日忘之。」 從歷史看，凡為良知良識所不能忍受之事，人類的良知良識總有一天會把它 改正過來。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匈牙利的一九五六年事件、中共一九七六年的天安 門四五事件，莫不如此。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自不能例外。 茲著重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改革開放來對八九民運的形成和六四慘案的 發生及其影響與教訓。 八九民運起因的制度分析 中國在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前的政治體制，是斯大林主義及其社會主義模式與 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的中國式的黨國體制。在毛澤東的高度極權主義控 制下，難以有重大的反抗運動。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即迅速被壓制。 文化大革命以後，特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 導層認識到中共面臨著一場嚴重的危機。但是他們認為可以從體制內進行改革，在 維護基本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通過自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來保持原 有的社會主義體制。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又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企圖把 改革開放置於中共的領導和控制之下。 鄧小平既然要改革開放，就不能不首先在經濟上鬆綁，適當下放權力。經濟 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中共計劃體制的解體，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大幅度地削 弱，對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明顯下降。與此同時，毛澤東時代那種共產黨國家常見 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鬆；作為主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階級鬥爭和相應的馬 列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等意識形態也被擱置。鄧小平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 上是要求中共不要再用政治框框去干預經濟和社會問題。這樣，不僅對輿論、媒體 在某些方面的控制，有所鬆動，對民眾的社會活動的干預也有所減少。這就是說， 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打破了極權主義全面控制的堅冰。 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以及中共對意識形態控制 力的衰弱。所謂三信危機，即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對中共的信任危機乃是文 化大革命的產物。人民飽受了文革的災難，再聯繫到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的浩 劫，改革開放又使人們打開了眼界，致廣大群眾深感在經濟上，在民主、法治、人 權上都大大落後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接觸了世界的先進思潮，率先起 而突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獨尊，並進而尋求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對於西方 思想的湧入與挑戰，中共的教條主義顯得蒼白無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喪失了 其合理性（Legitimacy），因而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中共失去了對社會意識形 態的領導權和控制權。 二、新的公共空間和新的政治行動者的出現。隨著意識形態空間的開放，出 現了新的公共空間，逐漸形成民間社會的雛形，並且出現新的政治行動者，有些由 黨和政府控制的機構也處於國家控制的邊緣。在八十年代中比較著名的有中國社會 科學院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政治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國務院的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所等。還有一些名義上的掛靠政府的單位，實際上去有相當獨立性的各 種學會和研究會也相繼出現。並且隨著私營企業的增加和官方企業自主權的擴大， 經濟獨立自主，不少帶有「民間化」色彩的社團和報紙也出現了，如北京的「四通 」研究所，陳子明主持的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北京經團聯主辦的《經濟學週報》 ，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等。一些官方團體，如朱厚澤當權時的總工會，也爭取 社團相對的獨立性。相應地，遂有新的政治行動者，即「民間化」的知識分子出現 。他們是獨立思考而不依附於中共作政治傳聲筒的知識分子，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 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齡層。這些人就是被中共所指責的「異見人士」或「自由 化分子」。他們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擴大。 三、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中共一向標榜團結一致，不承認有派別的存在。 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始終存在著不同派別，但是 ，在中共歷史上，不同派別只有在被主流派擊潰之後，才被承認。如毛澤東所說的 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改革派與保守派不但公開出現，而且 有時鬥爭得相當激烈。鄧小平則在兩派間玩弄平衡術。 改革開放後，以上三種情況的出現不僅有其必然性，而且是好事，打破了僵 化的馬列主義的一統天下和共產黨統治的鐵板一塊。如果中共繼續降壓（decompre ssion），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憲政主義，厲行法治，嚴格執先憲法中保護公民自由 和權利的條款，可以邁出民主化、自由化的新階段的第一步。但是，由於四項基本 原則的約束，政治改革欲進還休，大大落後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滯後，致原先專 制特權，一言黨、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這些弊病與經濟體製出現的市場 化相結合，形成權力的資本化，致貪污腐化盛行，特權者得勝官倒、盜竊國家財產 ，發財致富。而廣大群眾趨於貧困。特別是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闖價格關」，使 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社會貧富懸殊，引起群眾強烈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以胡耀邦逝世為契機，爆發了由學生為先導的群眾運動，運 動本來不過是哀悼胡耀邦逝世，由於中共當局的官僚主義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眾 ，群眾的不滿情緒迅速升級，發展成為爭民主、自由、人權，反官倒、反特權的政 治運動。 六四慘案的政治體制分析 鄧小平為六四慘案的罪魁禍首，不僅僅因為他在六月四日下令對天安門以坦 克、軍隊和實彈清場，還在於四月二十五日輕率地、錯誤地宣稱學生運動「是一場 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 主義制度。」 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中共最高領導人向來是「一言黨」，人民對其「指示 」只能遵命，不能更改。鄧小平這個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成為整個運動過程中鬥爭 的焦點，終於使中共和學生各走極端，陷於全贏全輸的零和遊戲。 作為八九民運的先導和主體的學生運動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後期雖組織起 來，並不健全），標榜獨立性、理想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缺乏戰略策略和 表達的政治考慮。他們有充分理由堅決反對鄧小平給學生運動的定性，改變這個定 性是他們與政府對話的一個重要要求。 在中共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情況下，最高領導人的意識就是決定，何況鄧 小平是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絕無反顧的強人。 黨內的改革派，以趙紫陽為首試圖緩和一下這個定性，與學生妥協，並暗示 與學生全作以對抗黨內的保守派。但學生強調獨立性，不為黨內任何派別所利用， 不與合作，致改革派陷於被動。 黨內保守派攻擊趙紫陽的妥協態度是違反黨的紀律，背叛鄧小平，甚至是分 裂黨。並在黨與學生對話略有鬆動時採取刺激學生的辦法使矛盾升級，不惜以武力 解決以謀求最後擊敗改革派。 學生為主導的民運與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糾纏在一起，終於導致學生與中共各 走極端，以中共的血腥鎮壓告終。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專制獨裁體制，十年改革 又處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局面。 八九運動既非「動亂」，又非「反革命暴亂」，學生的口號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並沒有推翻中共政權的要求，只是自發的抗議運動。學生在氣憤或危 急時提出過激的口號，並不說明民運已轉為推翻政權的革命。我在分析八九民運的 特點後，曾指出八九民運在性質上說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動」。這種運動的典型 是印度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地面對的雖是英帝國主義者，卻是具有 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不但未被武裝鎮壓，而且幾經協商和鬥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八九民運卻遭到殘暴的武裝鎮壓，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實行的一黨專政，亦即 黨的領導層，乃至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專政。它當然不能容忍社會提出異議，尤其是 出現抗議性的群眾運動。同時由於中共黨的領導體制的傳統，黨內沒有民主，也不 容黨內異議，是以趙紫陽的和解意圖也被認為是分裂黨而趙本人亦被罷黜。改革雖 歷十年，但由於政治改革停滯，此種狀況沒有根本的改變；民間社會雖開始出現， 但未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六四慘案給人們最根本的教訓就是必須進行政治改革， 直到取消一黨專政，中國才有前途。 八九民運雖然遭到六四慘案而失敗，但是它的民主和正義的震撼卻是強大的 。中共喪失了它的合理性（Legitimacy），人們更進一步認識到一黨專政的極權統 治的危害性。目前，在中共高壓之下，人民雖難以行動，甚至難以呼籲，但是政治 體制改革的要求，對民主化和憲政改革的呼喚始終深植於人民群眾的胸中，於無聲 處聽驚雷。春雷終將震動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