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中的朝野關係 ——在紀念波蘭園桌會議十週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戴 晴 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表面上是平靜的。 「黨／國」與社會的對立雖然已經存在，尚不如今天這樣緊張。鄧小平（th e Red Emperor）之下黨內兩派的鬥爭，卻已經箭在弦上。 就在這時，比較開明的前總書記——他在黨內紛爭中遭到除名——胡耀邦突 然去世。他的死成了打破表面平靜，成為民眾發洩普遍不滿，希望改革快速推進的 契機。 這時候，五十五名波蘭園桌會議代表剛剛達成協議正籌備第一個「通過民主 產生的非共產黨政府」。中國黨內的兩派注意到了事態的發展；正掌權的改革派希 望局面得以控制，他們的對手，控制軍隊的頑固派，則暗暗希望事情鬧大讓他們下 台。 那年的春天，可以說，相當多的中國民眾對共產黨統治依舊有一定信賴，對 共產黨的改革依舊懷著一線希望。改革與開放的確給普通人帶來一些可見的利益， 但是，由於對自己的合法性信心不足的共產黨，改革中依舊堅持嚴格控制輿論和陳 詞濫調灌輸，失去了與民眾溝通，取得民眾對改革的理解的機會。 四月十五日，學生們走上街頭。在後來的七個星期裡，中國民主化的努力， 走完了動員——激進化——兩極——流血衝突——重新壓制一系列過程。十年緩慢 改革為中國民間爭得的有限空間，在軍車的呼嘯聲中喪失殆盡。而接下來的以「討 好軍方、壓制自由派」為特色的「市場化改革」（market orintation reform）， 直接導致了今天的腐敗與社會不公正。 那麼，在這七個星期裡，究竟有沒有可能通過協商而將局面控制住，從而使 得中國的改革向有利於自由民主方向轉化？ 答案是「有。還不止一次。」 第一階段： 四月十五日到二十六日，最初的十天，當時趙負責處理學生事務，當局態度 是前所未有的克制。如果事情結束在這裡，就民眾向極權制度求得空間而言，可以 說取得一定成就。 第二階段：趙偶然出訪。 強硬派乘機按照自己方式處置：就是那個充滿共產黨恫嚇與說教的「４－２ ６」社論。 一方面被這類改革中已經有點陌生了的語調進所激怒；另一方面，容易地得 到的「街頭上的權力」及在人群中的安全感；再加上北京市民的喝彩和世界傳媒的 關注，學生再度強硬起來。這就是「４－２７」（十五萬學生，一百萬市民，海外 留學生）大遊行。這一回，從學生方面而言：是有秩序的，要求也是溫和的。政府 方面：沒有鎮壓。 四月二十九日，統戰部的官員主動邀請「自由派份子」開會，肯定「學生的 愛國精神」及「黨所經受了的民主考驗」——改革派認為自己所主張的溫和的措施 取得了成功。學生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就，因為他們要求的「自己的報紙」獲得了當 局認可。這是可以成為邁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重要的一步，可惜他們沒有明 白這一點，沒有將它以文字形式鞏固下來。 第三階段：趙回北京 學生要求再度升級，提出「對話」，並且「直播」。這意味著當局對學生組 織的承認。而自發的學生組織的合法化，意味著「國家／社會關係根本變化的開端 」，是改革進展的極大的一步，再當時中國的條件下，改革派無法作到。 趙冒極大風險，在他認為可能的領域作出回應。一時他所作的兩次否定強硬 派的講話：一是對於「５－４」遊行仍然堅持不鎮壓，同時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盡量 回應： １）「反腐敗、反官倒」——「幹部子弟不許經商，從我的兒子查起。」 ２）「新聞自由」——同意新聞界提出「新聞法」出台程序；同意著名「自 由派」言論公開發表。 由於當局所採取這樣的態度，學生宣佈停止罷課（除了兩所大學），社會秩 序基本恢復。 第四階段： 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解釋，為什麼在這樣的局面下學生反而使事態再 度升級，而且使用極端手段——絕食。 從十三日到十七日，激進派領袖堅持當局不可能接受的條件，以年輕的生命 作賭注，絕不退讓。最後，到了五月十七日，絕食的第五天，趙——其實也是鄧小 平——作出最後努力，代表政治局五常委，提出了可以作出的退讓。學生不作反應 。 五月十八日，最強硬派李鵬出面闡述政府可能的讓步，學生竟以更加強硬甚 至無禮的態度予以回擊。更有甚者，這樣的當口，著名的、享有「自由派領頭人物 」聲望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知道他們是受了錯誤信息的推動——發表了一篇措 辭最強烈的宣言：「打倒個人獨裁，結束老人統治。」 保守派有足夠「無可再讓」的理由，當局決定採取嚴厲手段——戒嚴。 第五階段： 從戒嚴到最後的武裝鎮壓，有將近兩周時間，示威者本有多次機會撤離—— 雖然沒有取得大成就，但也沒有大損失，體面也尚能維持。但運動實際上已經失控 。眾多的組織在這時成立，有些學生和工人組織甚至打算以「團結」為自己命名。 激進的領袖在揣度當局意向、籌劃自己未來的同時，只以高度感情化的講話，對繼 續留在廣場上的人火上澆油。 到六月二日，當鄧樸方的代表盡最後的努力勸說「主動撤離」，他將盡量說 明他的父親避免使用武力，竟也未能奏效。 到六月三日，坦克開進廣場，溫和的參與者出面與清場部隊達成不要限時無 條件撤離的「城下之盟」，運動的領袖們得到幫助逃離。 這是「中國二十世紀政治史上最悲慘的一天」。 如果十年前北京的抗議運動不是突發的，而是像波蘭那樣有了長年的、持續 不斷的低抗活動和組織，瓦文薩、米奇尼克和庫龍那樣的領袖人物，本可以在上面 說的任何一個關鍵時刻達成對中國的自由化有利的協議。但實際情況是，與東歐國 家不同，中國不曾經歷過民主；也沒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傳統。在過去四十年內，不 但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私有制才剛剛恢復，中國從來沒有過「團結工會」式的組 織；中國的工人們沒有要求勞工改革的歷史和政治鬥爭的經驗；中國的知識分子群 體不曾有過對共產黨的離心運動；中國沒有類似波蘭天主教會的組織；黨／國從來 不允許任何脫離它的控制的社會集團存在。 八九年春天，由於先有了「運動」而匆匆拼湊起來的「組織」，實際處於剛 剛從「黨／國」控制模式下脫胎出來的無序狀態（一七九）。而它的後來佔據了領 導地位的領袖，只是一些視革命為節日的勇敢份子。他們對自由、民主、現代化的 理解極為有限，不僅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限制，也受到他們自身成長經歷的限制。 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沒有捷徑可循。「六四」鎮壓所造成的「黨／國」與被壓 制的社會的對立，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主要危機。波蘭的經驗告訴中國人，民主化 只有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和解與協調實現，而國家與社會的協調，又只有堅韌的努力 、競爭、對話、談判、威脅和反威脅的漫長過程而取得。 中國的瓦解共產黨主義的圓桌會議會出現在哪一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