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初見達賴喇嘛 司馬璐 我於一九六零年四月在印度見到了達賴喇嘛，距離達賴從西藏逃出大約一年 。當時在西藏人民中，在印度人民中，在舉世傳播的媒介中，達賴喇嘛是一位神， 他也很少接見訪客。中共一份內部材料中說：司馬璐於一九六零年接受印度那拉揚 邀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所謂「西藏問題及反對亞非殖民主義會議進行反華活動。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黨史研究資料」）。本來早 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也有另一個「亞非反殖民主義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 亦稱萬隆會議，印度也是發起人之一，中共由周恩來率領的代表團參加會議。當時 亞非會議的公報中說，他們的目標是，爭取民族主權，反殖民主義鬥爭，世界和平 和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合作等為討論內容。 我在一九六零年參加的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亞非會議（ＡＦＲＯ—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和一九五五年周恩來先生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 ，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唯一主要的區別是，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提出的反殖民主 義是以老牌帝國主義為對象，由於中共代表團的阻撓，不敢提出以蘇聯為代表的社 會帝國主義；而在五年後我們在新德里舉行的亞非會議則通過反對新老殖民主義， 承認一切種族平等，維護民族獨立，爭取正義與和平，由於這一會議的醞釀過程， 是在一九五九年，中共對西藏進行血腥鎮壓期間，當時亞非各國的輿論對中共的民 族沙文主義政策非常憤怒，同時也對達賴喇嘛的逃亡充滿同情與敬意，因此會議中 就討論了西藏問題。 假如說，因為我們當時這個會議討論了反對新老殖民主義和西藏問題，中共 便認為反對新殖民主義就是反對中共，反共就等於「反華」，這叫「對號入座」， 把「新殖民主義」這頂帽子，中共自己戴在頭上了。 這次會議中，出現過印度代表團和巴基斯坦代表團的火爆場面，出現過指責 印度的克什米兒政策，出現過錫蘭（斯里蘭卡）代表團指責印度支持該國的反對派 。印度是這次會議的東主國，如果按照中共的邏輯，印度豈不是把亞非各國的客人 請上門來「反印」？所以，在這次會議上，亞非各國乃至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批評 中共處理西藏問題的政策，怎能稱得上「反華」的罪名呢？ 中共可能又有一個說法，萬隆會議是周恩來以「中國外交部長」的身份參加 的，這次在新德里舉行的亞非會議，幾個香港文化人怎麼可以代表中國呢？ 當時經過的情況是：這個會議是由印度的反對黨（ＢＨＡＲＡＴＩＹＡ Ｊ ＡＮＴＡ ＰＡＲ印度人民黨）領袖那拉揚發起的，所以，會議的性質並不代表任 何一個國家官方的意見，也不是由任何一個國家的官方指派代表。那拉揚考慮到， 中共當局堅決抵制這個會議，邀請台灣代表又為印度總理尼赫魯反對，也難獲得印 度政府的簽證，最後就由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中推選了幾位，其中包括： 張國興（香港亞洲出版社社長）；徐訐（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周鯨文（時 代批評社社長）；卜少夫（新聞天地社社長）；李秋生（香港時報總編輯）；司馬 璐（自聯出版社社長，展望雜誌主編）。 我們這幾個人，除了李秋生，卜少夫二位較為接近國民黨以外，其餘的人，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張國興英文好，作為我們的發言人。我記得，當時我們在 該會表達了以下的意見： 一、民族的糾紛在民主國家通過和平漸進的道路解決。 二、蘇聯已成為世界上最殘暴的新殖民主義國家。 三、「中共」與「中國」必須分開，中共不代表中國，若干亞非國家代表把 中共對西藏的迫害糊塗地指責中國人民，並非事實，有欠公道。 我們香港的朋友表達了上述立場後，獲得了與會亞非代表的一致讚揚。 我們還特別表達了我的一點個人意見，我說：「我反對漢人的大漢族主義， 承認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實現民族自決的權利。」我的這個觀點和我的香港朋友當時 並不一致，但是迄今我仍然是這個看法。 這次會議中通過了設立「亞非理事會」常設機構。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香港出版的《展望》雜誌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高度評價 這個亞非會議。我說：「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在世界民族運動史，在亞非人民斗 爭史上，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印度的新德里舉行了亞非西藏會 議。」 會後我們一行人驅車遊覽，四月間在香港還是春天，在印度已經是炎日當頭 的盛暑了，我們在途中見到許多莊嚴而又輝煌的的廟宇，我們見到成群印度人在恆 河水裡沐浴，我們車行到喜馬拉雅山邊，山的那一邊就是中國，我們拜訪達賴，當 時他住在一座古老而又十分現代的城市中，這是一個離德裡不遠的山城莫梭瑞（Ｍ ＵＳＳＢＯＲＩＥ） 達賴喇嘛的出現，我們每個人都為之一怔，想不到他是這麼年輕，當年二十 四歲吧。他走過來和我們一一握手，親切，禮貌，好像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種族分 別，他和我們互贈禮物哈達，回答我們問題時從容冷靜，智慧清析，他的國際知識 的豐富，頗令我們驚訝。我一生見過政治人物很多，一個二十五歲的政治和宗教領 袖，有此氣度，魅力和修養者，還不多見。 我們親眼見到在印度城鄉中，印度人聽到達賴喇嘛的名字，立刻雙手合十表 示敬意。當時達賴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受尊崇的精神領袖。 一九六零年我初訪達賴喇嘛以後，到現在已經三十七年過去了。三十七年以 來，達賴奮鬥不息，令我十分敬佩。 在那次印度之旅中，我接觸過的西藏朋友，至今印象很深，一位是達賴的哥 哥嘉樂頓珠，他過去在南京時代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他的太太朱丹也是南京人。 我們香港的朋友曾經作過他們的客人，他們都說漢語，我們的體驗，彼此簡直象家 人一樣。 另一位是達拉朋措扎西（ＭＲ. ＴＡＫＬＯ），我和他真有緣分，第一次見 面在印度，我後來聽說他當時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長；第二次見面在美國，在 華盛頓的一個研討會中，他當時是達賴駐英國的全權代表；第三次是不久前在倫敦 ，他說他已退休，他的夫人接任他的職務，現已去台灣工作。他的前任夫人是達賴 喇嘛的姐姐。 我對西藏朋友的整體印象是，覺得他們一般的政治水平相當高，在那幾乎與 外界隔絕的「世界屋頂」，西藏人確令人感到神秘。他們憑修練？憑知識？還是幽 幽的高原中能產生更多的靈感？ 最後，簡單地談一談我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中國雖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是比較一般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民族流 血衝突是比較少的。特別是漢族與藏族之間，在中共建政以前，多數的時間是比較 融合的，這可能與漢族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思想，藏族的主流文化是佛教，儒家與佛 教都崇尚仁義與博愛寬容有關，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很大。我個人雖然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對於藏傳佛學的高僧一向尊敬。我認為，西藏有獨立的民族文化，宗教， 風俗，習慣，甚至有自己的民族服裝，民族藝術，西藏人民有權選擇自治或獨立。 假如中國能夠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和平統一，包括西藏在內建立一個民族平等的民 主中國，這當然更是我所樂於見到的，假使有那麼一天，我個人願意提名達賴競選 民主中國的總統。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