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年代裡不尋常的「常識」 ——讀《遇羅克：遺作與回憶》 宋永毅 自遇羅克的《出身論》面世至今，整整三十二年過去了，悄然流逝的歲月無 意中墊高了我們反顧歷史的支點以致不少理論家們黯然感歎：原來遇羅克為之獻上 他年僅二十七歲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識而已。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任何一種「常 識」之所以能成為今日的常識，大多經歷巨大的歷史陣痛。尤其當常識違背了當權 者集團的私利或身處反常歲月之中，超前認定它們是常識的先驅者，常常會付出流 血的代價。為布魯諾和伽利略所堅持的「日心說」，恐怕今天只有神經失常者才會 認為是異端邪說了。但在三百年前，他們一人為之被燒死於羅馬的火刑中，另一人 則被判監禁多年。如果說科學上的常識總具有相對的超脫性，那麼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內的常識卻可能與每個社會集團的社會利益密切相連。懂得了這一點，便不難 明白為「天賦人權」這一常識——這一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不同各族、膚色、性別 、出身的人類為自身的平等權益而進行的鬥爭，先驅者們所付的代價尤為慘重，廢 除種族奴役和種族歧視，應當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人文常識。但美利堅民族為之獻出 了他們最優秀的總統（林肯）和最優秀的牧師（馬丁·路德·金），並為之進行了 一場歷時五年的內戰。廢除等級特權，也應當是今天看來淺顯的人文常識，但法蘭 西民族為之進行一場充滿了血與火的革命。縱觀世界的人權理論史，自公元前五九 四年的「梭倫立法」（Solon Legislation)到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 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人類已為之奮鬥了近一千五百年，犧牲了 多少優秀的兒女，而這一常識在當今世界的實現卻仍遠不完美…… 作這一如是觀，便不難懂得遇羅克的《出身論》的不尋常之處，以及為什麼 它會激起那麼大的支持或反對的社會振蕩。《出身論》的核心是「平等」兩字，即 為專制制度下的賤民們（黑七類子女們）爭取政治權利的平等。《出身論》等一系 列論文認為：由於十七年中錯誤的「階級路線」，在中國已形成了一個種與「美國 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性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社會性的歧視制 度——出身歧視（《出身論》）。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實際上已在十七年中 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且即便在工廠農村，也同樣在提升，工作分配，經 濟待遇，乃至選舉與被選舉權上得不到平等的權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筆鋒還不露 聲色地進一步揭示了統治者進行出身歧視的真正目的：「把群眾分成三六九等，把 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這樣，中 共當局為了自充「上帝」而製造「魔鬼」的神話，為了牢固地統治人民，進而把人 民分裂，並進一步設置集體仇恨傾注面——成分與出身不好的人的險惡用心便昭示 於天下了。 一種真實的常識的提出，常常是對另一種虛假的「常識」的顛覆。由於長期 以中共對歷史上人文主義思想資源的封鎖與批判，又由於他們蠱惑人心的「革命宣 傳」，專政高壓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等級專制的思想根基，無論既得利益者還是被 害者的多數都已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視「階級路線」或血統論為「常識」，而遇羅 克卻敢孤身一人大聲喊「不」！他不僅給既得利益者們以當頭棒喝，更給受害者送 去了覺醒和反抗的思想開口，在那段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歲月中，遇羅克的《出身論 》完全無愧為一份黑暗王國中催人驚醒的人權宣言書，而這也正是當權者最不能容 忍之處，年僅二十七歲的遇羅克正為此祭上了自己的鮮血與生命。由於《出身論》 是在與血統論的論戰中發展起來的理論，對血統論的鼓吹者那批狂熱的大多為幹部 子弟的老紅衛兵批判，必然使遇羅克的筆鋒涉及到反特權這一敏感課題。從而使《 出身論》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對和批判中共黨內特權階層的文章 。在遇羅克看來：十七年的官僚體制使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和他們的子女成了「物 質上的特權階層」和「精神上的特權階層」（《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一 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各族壓迫就是階 級壓迫。」遇羅克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在表現面 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羅克充分肯定 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對血統論的瓦解作用，並指出血統論完全是中共當局企圖使「 新中國也形成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談鴻溝》），這樣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 國真可謂驚視駭聽，而它又非常接近現代民主主義的人權思想。 在任何一種看似淺顯的常識下，都不難發現不尋常的文化，知識和理論的深 基，先驅者的寶貴之處不僅在於他提出常識的勇敢，更在於他能發現常識的慧眼。 和當時一般的年輕人只讀報紙和「老三篇」之類的東西完全不同，遇羅克有幸在他 失學的數年內仍在社會大學裡學習，系統地讀了大量西方人文哲學著作，從古希臘 的柏拉圖到十九世紀的黑格爾從蘇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學到盧梭的人權平等思想 ，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他都下過苦功夫鑽研，這些都培養了他對文革的獨 立思考精神和對已變成現代迷信的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在文革所有異端思潮的倡導 者中遇羅克恐怕是極少數的除馬克思主義外還具有濃厚的西方民主主義理論修養的 一個。儘管遇羅克一直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文章中深邃的西方現代的人 權之光仍是耀眼閃亮的。 正式發表於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出身論》曾一紙風行中國，不僅京城紙貴， 三萬多份《中學文革報》一銷而空，而且廣泛流傳轉抄於新疆，雲貴這樣的邊陲遠 鄉，如此寬廣的傳播度和認同性固然與這一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有關，但也從側面說 明瞭遇羅克的批判一開始便具有徹底的反體制性和廣泛的人民性。文革中具有異端 思想或倡導異端思潮者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如張志新、史雲峰，他們的異端 思想主要和中共上層的派系鬥爭息息相關，他們大都同情文革中被清洗的劉少奇等 人而反對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也正因為他們注目於上層鬥爭，他們的思想在文革 中從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他們的名字在文革後的平反運動中才家喻戶曉。第二類 如楊曦光、朱成昭。他們都曾很深地捲入過造反運動和兩派鬥爭，但他們或抓住深 化了毛澤東在運動初期關於國家體制民主化的許諾，或在狂熱後的靜思中覺察到毛 林之流的險惡。因而，他們倡導的異端思潮有一定的流傳性和群眾性，但又帶著群 眾運動或左或右的印跡，他們的思想的成熟和昇華，常常是在受迫害以後。遇羅克 則屬於與眾不同的第三類，他從不注目於上層的權力鬥爭，更有意識地不捲入低層 的派性鬥爭。例如，在寫《出身論》時，遇羅克為自己起了一個「北京家庭出身問 題研究小組」的筆名，在回答別人這一筆名源起時他說：「我不喜歡什麼戰鬥隊之 類浮而不實的名字，我希望這筆名能啟發億萬個家庭，希望每個家庭都能認真研究 一下家庭出身問題」。在整個文革中，遇羅克自始至終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從沒 有沾上任何派別與派性的邊。 遇羅克還從一開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堅決反對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 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製造輿論，遇羅克寫 了《論「清」官非「官」》（一萬六千多字）、《人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 元同志商榷》（一萬五千餘字）和《從〈海瑞罷官〉說到歷史遺產繼承》（一萬四 千字）等論文投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文匯報》等，對姚文元進行全 面反駁。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他 寄給《文匯報》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壓縮，排在四版最下角發表，題 目被改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在這篇文章裡，他點名批判了姚 文元的謬論，他在日記裡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 言，足以使朋友們讀了振奮，……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 我公開責備吳□不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 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爾曹身與名俱滅』，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當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終於降臨，我們整個民族的行為與思想都陷入混亂之際，遇羅克 卻自始至終保持著清醒，他首先堅決反對現代迷信，甲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的日 記中，他就批判了陳伯達不該用吹捧封建統治者的話來吹捧毛澤東。在五月四日的 日記中寫道：「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 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遇羅克還一眼看穿所謂文化大革命 幕後的權力鬥爭實質，他在六月四日日記中針對狂熱的民眾寫道：「熱情帶有極大 的盲目性……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他尤其反對毛澤東及 其追隨者煽動青少年斗老師，破四舊等反文化的野蠻行為。他在六月十七日日記中 寫道：「小牌坊小學四年級的一個老師自殺了，小學生衝動起來，連校長也給打了 。小學生是沒有分析能力的，這種盲動，真像新市委所云：『是可愛的』嗎？歐洲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兒童也從家裡跑出來東征去了，結果呢？被商人賣給薩拉森做 奴隸去了。」八月二十三日他又寫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樣子。各種紙條貼滿 牆壁，門面號全砸了……還有人揚言，要燒北京圖書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 好一個焚書坑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對於人民群眾在文革中對十七年官僚體制 的衝擊，遇羅克持冷靜的分析態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對官僚體制的衝擊，另一方 面他又批判了這種衝擊的巨大歷史局限性和為毛澤東等人的利用性。在八月三日的 日記中他寫道：「下班參加一車間聲討宋志鑫的大會……我對他養尊處優，以空頭 政治來刁難人，為一己私利服務是恨入骨髓，但我決不同意群眾言不由衷的質問： 『你為什麼刪改八條？為什麼不讓我們學毛著？為什麼不接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 機？』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過。」無論從遇羅克的《出身論》對現代 種姓制度的挑戰，還是他對「批判《海瑞罷官》」，「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個人迷信以及群眾性的暴力政治（破四舊，斗幹部等）的尖銳批判，都可以看 到他體制批判的理性，徹底性和文化底蘊。遇羅克在當時所到達的思想深度和他的 非同小可的勇敢，已不是一種可輕易到達的「常識」，相反是很少有人可與他比肩 的。 如果說「知識分子應當是社會批判的良心」這一命題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常 識的話，遇羅克在那個黑暗年代的所作所為正是一個中國知識者的楷模。可巨大的 歷史諷刺是：在如磐夜氣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三、四十年代便聲名顯赫的文壇 世匠或科學大家，而是遇羅克——一個只有高中學歷，年僅二十餘歲的學徒工，以 遇羅克的年齡，學歷和身份充當「社會批判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的角色，而且承擔 得如此出色，實在是瘋狂年代中歷史反常和遇羅克個人的不同尋常。然而，對中國 知識分子來說，這卻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嘲弄，而且是一種良心的拷問：儘管他們有 傲人的學歷和複雜的專業知識，但他是否缺乏分辨簡單是非的常識，和提出並堅持 這種常識的勇氣？如果一個知識者缺乏這種最基本的常識，他是否算得上是一個有 社會良心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不僅對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即使對今天的中國知識分 子都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 在中國古漢語中，「常識」之「常」作為形容詞意為「持之以恆，經久不息 」，作為運動則通「嘗」。「嘗」者，嘗試也，沒有勇敢的嘗試，缺乏持之以恆的 努力，任何真理都不會成為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常識。從這一意義上說探索常識的發 韌者，捍衛常識傳播者，才是歷史不尋常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