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負遇羅克 劉賓雁 每當想起遇羅克，在他的身影後面，總是見到一片灰暗的天空。他生命的最 後十年，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就是在這片天空下渡過的。 中國歷史中有無比這更黑暗的十年？我看沒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把 一百三十多萬個家庭推進深淵，接踵而來的便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的和人民公社 化，把幾億農民變成農奴。繼之，便是奪走四千餘萬條生命的人造大饑荒。這一切 都發生在短短的五年之內。所有的中國人都經歷過這三大事件——如果不是本人、 至少自己無辜的同事、親友中有人被打成右派。如果不能確定中國究竟有多少死於 饑荒，至少自己也餓過肚子，甚至患過浮腫。然而這又是中國最沉寂的十年，聽不 到憤怒的呼喊，聽不到質疑或控訴。一九五九年共和國十年大慶，歡呼震天，北京 的八大獻禮工程，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等巍然聳立，沒有多少人想到那是在餓 殍的屍骨上建成的。 在中國人本性中的弱點之外，毛澤東的政治魔術起了重大作用。他能夠根據 他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製造「階級鬥爭」的神話，並把它變為現實，成為中國人 一牽手一投足都會碰到的物質力量。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剛剛宣告，「急風驟雨式的 階級鬥爭」已成為過去，（說這話，其實也是為了製造一個騙局，「引蛇出洞」） ，四個月後便發動了一場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反右派運動後期， 他不無得意地宣告他把一場「匈牙利反革命暴亂」化整為零，各個擊破了，這又是 謊言。不但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中國根本不存在發生布達佩斯人民反對獨裁製度起 義的可能性，其後四十年的任何時期，中國也沒有出現過這種可能。在他一九五八 年和一九五九年又闖下大禍，不得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底的七千人的大會上對大躍 進造成大饑荒的罪過做了幾次檢討後，又像一九五六年那樣，中國的政治氣氛有所 鬆弛。允許黨內幹部講話（「出氣」）給一九五九年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乎 所有人平了反。那年夏天，像遇羅克一樣「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第一次有可能 考入高等院校，但是不出幾個月，毛澤東便又祭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 旗；又說起匈牙利，認為中國作家協會有可能變成一九五六年那個最早發動對共產 黨批評的布達佩斯知識分子的「裴多菲俱樂部」！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別出心裁地 要製造一種不同於斯大林時代的恐怖，把政敵殺掉，發明了一個「帽子」，讓那些 「分子」們繼續活在人們中間，走來走去，做「反面教員」；但絕不僅僅是作為「 過去犯過錯誤的人」，而是作為賤民，作為政治上精神上虐待的對象。 這是極其殘忍的一著，只有毛澤東那樣的虐待狂才發明得出來。但是中國人 接受了這個現實，並成為這個現實的一個部分。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去虐待那些 載著各種「帽子」的分子及其夫、妻和子女。但是在心理上他自己經把自己擺在那 個地位，從而自然對那些人另眼看待，在感情上「劃清界限」，而只要有一個什麼 運動一來，「黨的需要」和個人安全或上升的需要便會合為一體，驅使一些人披掛 上陣，如狼似虎地撲向現成的靶子身邊的「階級敵人」及其子女。 從表面上看去，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的中國活像一潭死水。毛澤東的權威 繼續上升，階級鬥爭的弦繃得越來越緊。一九六三年城市裡的人能吃上飽飯了。反 修防修鬥爭中國似乎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些中國人便從肚子到民族虛榮心上都 得到了一些滿足。你會感到一種壓抑，一種停滯和沉悶，卻看不到一絲希望的陽光 。想不到，希望卻在你最難想到的地方萌發了。 那就是遇羅克和以他為代表的第天在「出身壓死人」的感覺下喘息的一代人 。毛澤東把階級鬥爭推到荒謬的極端，首先忍無可忍的便是承載著這人為的階級斗 爭重擔的那些人的子女。毛澤東親手製造出他的死敵。父輩們已然解除了武裝，難 有鬥志。他們的子女卻不甘於在賤民境地中了此一生。他在「出身論」中寫道：「 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 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毛澤東奪走了他們的一切，卻無法奪走他們作為人的那種 公平感和自尊心。並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能夠象遇羅克那樣明確而痛切地覺察到 自己的賤民地位。 於是他便開始思考了。六十年代處在遇羅克那種既非幹部又不是學生地位的 人，要求找到一本西方思想家的作品並非易事。然而他卻找到了，一本又一本，從 柏拉圖到黑格爾讀西方哲學，讀馬克思原著。盧梭的人權和平等觀照亮了中國被壓 迫等的命運，馬克思給了他分析和批判的武器，他在比較了毛澤東選集的新、舊版 本後對一同坐牢的張郎郎說：「他們在理論上非常混亂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要 使人民有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戰勝他們而這唯一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 」 他頭腦清醒，冷眼旁觀，卻時常難以抵制親自動手改造這個社會的慾望。他 在《出身論》之後要去完成的是《工資論》，就是企圖改變國有企業中不合理的分 配製度。同時，他又不能不對周圍荒唐可笑的事物投過嘲弄的眼光。一九六四年至 六五年間，為了「反修」的需要，幫助出現了一些幹部子女浪子回頭的地方戲。「 怎麼幫助呢……在一個傾盆大雨的晚上，帶他到烈士陵園前，宣讀一份血書，於是 霹靂一聲，這個青年就翻然醒悟了。」 人們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稱作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發出的中國第一部人 權宣言。它同時又是在毛澤東的絕對神權威懾著幾億中國生靈之時，中國人發出的 第一篇革命檄文。在《出身論》中，遇羅克以種種論據一層層剝開「血統論」的反 動和荒謬，只能把話說到不好的出身並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變壞，卻不能說這種 出身帶來的壓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為叛逆。他甚至還必須用毛澤東本人的論 點去批判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造成的「血統論」。但是他實際上卻又比批判毛澤 東走和更遠，向全國受壓迫者發出了革命的號召。在《出身論》的結尾處，他寫道 ：「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反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 ，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由誰來解放呢？被壓迫者必須自己 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有膽小鬼才等待別人的恩賜， 而革命從來依靠的就是鬥爭！」 同二十年後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九學生們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吶喊相 比，遇羅克的呼喚不是抽像的口號，而是基於他對於六十年代中國現實的觀察和體 驗。六十年代初期，中國大學生和社會青年中又一次出現了質疑毛澤東路線、重新 認識中國現實和為中國尋找一條新出路的浪潮。一九六四年在高等院校中發動的又 一場不公開的反右派運動，把一大批人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教」，卻未能 熄滅這一異端思潮。遇羅克無疑是一感到文化大革命將為中國的被壓迫者提供一個 前所未有的良機，才發出他的號召，並第一個投入了與毛澤東的意志相反的一場真 正的革命，又成為第一個殉道者。最後一批同道，則是在「萬惡的四人幫」倒台之 後，於一九七七年五月被秘密處決的五十幾位烈士，其中一位是華東師範大學數學 系的高材生王申酉，他完成了遇羅克未完的一項工作：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 全面批判了毛澤東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及其實踐。 在悼念遇羅克的時候，我們將沉浸在遇羅克偶然有靈將會為我們共享的一個 悲哀。在拋棄毛澤東的同時，在拋棄毛澤東曾用以欺騙中國人的偽理想主義、偽英 雄主義和偽革命精神的同時，中國人也拋棄了革命，拋棄了一切真正的崇高與美好 。真理不必追求，只須順手拈采西方時髦的貨色。於是一九八九年規模空前的天安 門運動，理論、思想和戰略居然缺席。十年之後，當年的風雲人物居然仍然不肯去 思索那場一九四九年之後唯一有可能成功的運動何以會導致中國民主力量全軍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