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字報到互聯網 ——觀察中國大陸民間人士突破言論禁錮的不懈努力 漳 流 新聞檢查與言論禁錮是專制國家一大政治特徵，或許是比當權者的產生形式 更為重要的政治特徵（民主選舉同樣可以產生專制政權，如納粹德國），從這點看 ，中國大陸的政權仍然屬於不折不扣的專制體制。因為舉凡書籍、刊物、報紙、廣 播電台和電視台始終全部為官方所牢牢控制。迄今為止，只有若干時裝、時尚方面 的雜誌算是有「中外合資」，可稱例外。同時，由於民間力量在集會、結社與示威 的權利也在事實上被嚴格限制，不同的聲音在中國想以「一傳十、十傳百」的速度 擴散仍相當困難。 僅管如此，如果認為當局可以因此完全打壓、封鎖不同思想，恐怕連今日的 掌權者自己也不相信。試想當年在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時代，尚有一批青年知識分子 自馬列著作、《參考消息》、《譯文》雜誌或躲過劫難的家庭藏書中領會並發展起 與官方不同的見解，並在同齡人間輾轉傳遞這些見解，則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所帶 來的巨大社會變化，就使得檢查與禁錮在理論上越發荒謬，在實際上也更加更加難 以實現。這裡，筆者僅就民間力量在體制外突破禁錮的一些努力，做一點個人見證 和評價。 大字報：體制外的第一種傳播形式 雖然，十年「文革」時的「大民主」已被歷史證明是中共高層政治鬥爭催生 下的產物，但這種虛假「民主」所採取的一個主要形式－－大字報－－本身，倒的 確是一個可以自由傳達訊息的工具。事實上大字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到「文革 」結束時分，民間唯一一件可能不為官方所完全有效專控的輿論工具（儘管層層控 制，包括思想上的洗腦，使此種自由空間非常有限）。我以為在「信息時代」宇宙 空間有，它存在的意義，不應低估。 一方面在「文革中」，因為大字報的出現，一大批人（特別是幹部和知識分 子）被誣陷、中傷，輕的名譽掃地，隱私全無，重的則痛遭批鬥，甚至家破人亡， 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運行體系也陷入空前的混亂；但在另一方面，被毛澤東借來 為己所用的「大字報」因在形式本身上的特點（即可匿名發表，可繞過官方登記、 無時空限制）而難於被完全控制，從而潛在具備了自由傳播的某些實質特徵，並有 可能在某些時刻突破專制者的禁錮。正如筆者本人和許許多多同時代人所眼見，在 「文革」的初期，大字報可以說幾乎全部被用來作為奪權或洩憤的工具，但逐漸地 ，「不同的聲音」開始出現，乃至於風行。毛本人或「四人幫」等大概未曾料到，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話其實也適用於他們，還是在「文革」中期，質疑「中 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澤東的大字報就時有所聞，而到了「四五」前後的 北京，群眾大字報的火力更有轉向，乃至開始非難「四人幫」以至置疑毛澤東。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我的中學時代最後一年，剛剛鎮壓完「四五」事件的「 四人幫」等，對群眾嘲諷甚至怒罵他們的大字報頗為惱火，下文件務必及時撕毀這 類大字報並在有可能時「斬斷黑手」，並明令每個單位都要按定額張貼出某數量的 大字報，表示對他們的效忠，利用群眾運動者此時發現，縱火終究是可以引火燒身 的。 「文革」結束後不久，大字報曾經相對自由地生長了一段時間，而鄧小平也 多少借用了大字報中某些呼籲他出山的民意，將此與他在上層鬥爭使出的果決鐵腕 相結合，一舉取代了根基不深的華國鋒，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這位權術方略上僅 次於毛澤東的政治強人，經歷了多少年的「群眾運動」，深諳「水能載舟，也能覆 舟」的道理，知道大字報此時可以擁他上台，來日也可以哄他下台。可惜的是，「 鄧大人」的對策不是「順水推舟」，而是「抽刀斷水」，至為強硬地封殺了大字報 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公眾輿論形式，令一度進入佳境的、以大字報為主要載體的北京 「西單民主牆」很快夭折，而大字報在內的「四大自由」也很快被判為「極左」產 物而宣佈為非法。這之後，大字報除了在一次民主競選和數次「學潮」期間略露身 影外，再未大規模出現在中國社會。如果不是鄧在此同時又堅定主導了經濟領域的 改革開放，此人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本可能是萬馬齊？，甚於文革結束時的一片極 端黑暗。 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歷史並沒有給專制者一個全面封殺公眾輿論的 絕好時機，就在專制者為去掉大字報而舒心之時，複印機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 回應著新技術革命的步伐，悄悄進入中國的機關和廠礦，進入中國的社會生活，並 為迅速傳遞不同聲音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在此之前，靠文字複製－－傳播「地 下」聲音，主要靠手抄和「油印」－－只有過來人才知道的初級手段）。 我很清楚地記得，在那一時期，只要是一篇文章（或一個人的演講稿）被批 判，它立刻就會被複印成幾十上百份，快速流傳於世而不必留下抄寫筆跡等線索。 複印時代的來臨，使得自秦始皇起靠燒書毀版來滅絕不同聲音的舉措，變得愚不可 及，也為經濟搞活必然帶來政治變革的觀點，做了一個肯定的註腳。 一九八五年，當我在中國科大研究生院讀書之時，科大學生受到副校長方勵 之教授思想的影響，走向社會，興起了一波蔓延至全國高校的學潮。不久，中共中 央處理方教授的文件下達而收繳他的文選（由中國科大學生會編印）也是相關的一 個步驟。就在各高校與研究所奉命「上繳」文集之時，這些地方的複印機在馬不停 蹄的複印，不久，我所在的研究生院的上千研究生幾乎人手一冊，廣為流傳，甚至 其它有關出版物，如《北大學生報》上關於方教授的生平介紹，也同時複印，裝訂 起來，做為參考。 事實上，自從中國進入複印、翻版時代後，所謂出版物「收繳」、「銷毀」 的措施，已轉化成為一種表示當權者態度的符號，或原出版者受罰的標誌（當局這 一套大致上還可算以經濟－－法制手段達到政治目的），而與該出版物在人群中能 否實際杜絕不甚相干。在許多例子中，一部書因被「禁」而越發熱門起來。人們的 逆反心理和先進技術的結合，再加上市場機制的運作，使得中國大陸當局遭遇到毛 澤東時代不曾有過的新聞管制上的大難題。同時，由於近些年來中國政治環境和社 會心理的重大變遷，則類似秦始皇「焚書坑儒」或文革時抄、槍、批、斗、口誅筆 伐那樣以極端手段對待「異端作者」的時代，也是難以在今日重演了。 傳真機：傳播真實訊息 傳真機在中國大陸的出現，也是八十代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大「新生事物」。 記得大約是在八八年，我在北京大學留學生公寓「芍園」與一個模樣精明的東德學 生的談話。他提到對傳真機在中國社會開發擴展的驚異，並告訴我在蘇聯和其它東 歐國家，傳真機是被嚴格管制的，偌大的蘇聯國家科學院，也僅有區區數台而已， 他甚至據此預期了中國與蘇聯不同的未來。 此後不久，這位東德留學生的「預言」應驗了：很少收到「傳真」，也很少 瞭解外邊世界的蘇聯一夕瓦解，而較多知道外部新聞的中國，則在「六四」的極端 事件後開始「漸變」轉型－－期間的邏輯關係，自然又比這位學生的推演，來的復 雜。 「六四」後不久，海外學生曾經發起規模不小的「傳真」運動，意欲突破中 共當局在報紙、電視和廣播上的新聞封鎖，將真這的訊息告訴國內不明真相的各界 人士，許多學生盡量利用可能的機會，向國內的傳真號碼發送圖像和文字，宣講學 生被鎮壓的慘痛事實。這場運動的效果如何，筆者難以判斷。但有一點是清楚的， 就是當局被迫改換了許多單位的傳真號碼，並嚴格控制傳真機的登記，這對於一個 正在竭力爭取與國外合作，爭取外資並全力擴大對外出口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自 我傷害，其中的「苦衷」，想來可知。而且，在交通（飛機、火車、汽車）和通訊 （電話）以及攝影如此發達的今天，即使沒有複印機和傳真機，事實的真相也最終 難於完全被遮蓋起來。不久，在「鄧南巡」之後的又一次開放熱潮中，傳真機再次 獲得機會，湧入千家萬戶，重新扮演起聯繫中外的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當局或許也 越發明白，封鎖消息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有代價的。 今天，雖然我手中沒有確切的名單，但我有把握說，幾乎所有合資企業，涉 外行業，重要黨政機關和科研院校（所），都有傳真機，從效果上講，這是一部突 破新聞封鎖的強大訊息網，就如同複印機強力驅散「焚書」噩夢一樣，傳真機也極 大地化解了新聞封鎖，使報紙、電視和廣播上的封鎖流於形式，徒增笑柄，這一點 ，在互聯網出現後就更加確定無疑。 電子郵件和互聯網（中國大陸也譯作「因特網」）的走向民間，還應拜「冷 戰」結束之賜。電子郵件在九十年代左右開始從高校電腦科系走向其它院系而互聯 網絡則在九三年左右在民間展露頭角，並在此之後以驚人的速度走向世界各個角落 ，它的奇跡一般的成長甚至是微軟公司的大老闆比爾·蓋茨也未能料。 互聯網對經濟、貿易的深遠影響姑且不論，它對於資訊傳播的革命性影響， 在歷史上將只有造紙－印刷帶來的革命可以比擬。一九九八年間，美國總統性醜聞 案的報告（所謂「斯塔爾」報告）以創記錄的形式首先在網上公佈，象徵著一個資 訊新紀元的開始，較之傳統平面印刷品，互聯網更能有效地傳播、複製、表現，而 且有極強的互動功能是報章雜誌和複印機、傳真機、電話機和攝影機的絕妙結合， 更令人稱絕的是互聯網還發揮出了「大字報」的功能，即上述可匿名發表、可繞過 登記、無時空限制特性，使得新聞專制者的胸口上，如同高懸一把致命的電子利刃 。如果說，信息社會的到來將必然導致社會生活變化的話，互聯網是其中最生動的 一例。 在電腦以強熱走向中國社會，大陸的電子郵箱戶數躍入百萬級並將持續猛增 的時候，我不知道當局怎樣看待新聞管制和封鎖。迄今為止，就中國大陸封殺敏感 址並試圖以「林海」事件殺雞儆猴來看，新聞管制／封鎖的努力還在延續。但是， 從純技術的角度說這種努力確實是徒勞的，只能給自己的形象打上負分。每一位讀 者都不妨試試，在網上找一份展示大陸社會現實的消息，有何等容易，而向他們傳 播自己的見解又是多麼輕而易舉！現在看來，真正將大字報送入歷史博物館的將不 是政治上的專制，而是新技術革命帶來的「電子大字報」。我們不去討論這樣一個 時代所可能帶來的弊端（如色情氾濫或隱私受侵），我們且拭目相看，一個專制國 家的政體，將怎樣在這樣的信息浪濤中長存？ 這些天，我時常收到一位朋友發來的電子郵件，內容多是中國大陸貪官污吏 的故事以及人們為此編寫的民謠，如「第一種人是公僕，吃喝玩樂享清福」和「紀 念王寶森」之類。我知道我在中國大陸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朋友也在收閱，我猜想 說不定監管輿論的官員或許也在收閱。我不知道官員們將怎樣處理這些讀者，我只 知道即使是在極端的「文革」時期，看大字報也沒有什麼罪。那麼，封殺這個電子 郵箱通路？或通知眾人不要讀該來源郵件？我想不出這樣做有什麼效果。 結束語： 我不否認中國官方或許有自己封鎖新聞的一方道理，如「穩定」、如「掃黃 」……至少這些可以成為某種有用的借口。但當今的現實是，封鎖新聞正在失去真 正的意義。更加上，當年的「焚書坑儒」並未挽救秦朝的覆滅（所謂「坑灰未冷山 東亂」是也），則念電子信息暢流的年代，則新聞封鎖的意義究竟何在？反而是新 聞的曝光有可能形成對濫用權力者的約束，而給社會增加免疫力，有助於社會穩定 ，也有不可磨滅的功效？ 本來，一個個人或一個群體考慮自身利益無可厚非，問題是這種考慮必須明 智：要兼顧他人與全社會的利益，要考慮自身的長遠利益，要考慮維護自身利益的 手段和效果。我以為，多少瞭解到世界大勢的中共現領導人，應當審時度勢，因勢 利導地實現一個國家從新聞封鎖向新聞開放的轉變（這種轉變，現在已有一點苗頭 ），並至少從不以言治罪做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至今未象俄國 那樣接收「全盤西化」，恰恰和他們多少瞭解掌握一些西方社會的資訊有關，這有 點同斯塔爾報告的讀者最終還是大多不買這位獨立檢查官的帳相類似，新聞的自由 並不是西方特定社會制度的一個專利，而是人類文明的普遍訴求，也未見是社會「 動亂」的必然原因（倒是新聞封鎖最終倒致信息「決堤」時，有可能引發激流）。 僅呈此文，供關心中國的各界人士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