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運動在回歸後的發展和問題 凌 鋒 香港回歸以後，基本法象緊箍咒一樣限死了民主的步伐。表現在： 一、立法會六十個議席中，到公元二零零七年也只能有三十席是直選議席， 也就是不超過半數，以後如何發展，要由特區政府決定。特區政府由保守的董建華 控制，民主派議員在議會中要達到半數議席非常困難，因此不但全面直選可能是幻 想，連再擴大直選議席恐怕也相當困難。 二、提交立法會的任何議案，必須由會內的兩個小組先通過，其中一個小組 是功能組別小組，由保守的工商界所把持，任何有利於民主發展和草根階層利益的 動議幾乎就無法通過。 但也正是這些限制，引起市民的不滿，加上董建華和特區政府處理金融危機 等事件上無能的表現，因此在九八年五月的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中，雖然當局 對民主派施加了種種限制，但民主派仍然取得良好的戰果，民主黨維持了立法會中 第一大黨的地位。 但是，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在基本法以外，還對民主派步步進逼。除了 在回歸初期廢除了一些人權條例、勞工條例，也製造了新的特權條例等等。最近還 做了兩件事：其一是以機構重複為理由開展「殺局」行動，取消了市政局和區城市 政局，將部分功能併入政府行政架構裡的市政總署。市政局和區城市政局由民選產 生，它們的被取消，使民選議員失去了一個活動的舞台，顯然旨在打壓民主派的發 展，對民主派的經費收入也是一個打擊。 此外，董建華又提出在區議會裡增加委任議席。理由是給那些想為市民服務 但又不願參加選舉的人士予機會。這當然是歪理，因為權力在董建華手裡，他只會 委任他的人到區議會，而民主派人士則不會有接受委任的機會。這一切，都是要削 弱民主派在區議會的影響力。 這些行為都是明顯的在開歷史倒車，香港的民主派雖然進行了抗爭，但可以 說沒有什麼效果。民主派處於挨打的地位而無法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難免使民主派 內部也出現了「民主派向何處去？」的問題。 香港民主派最大的一個政黨民主黨不久前選舉領導班子，就出現了紛爭，有 人說是路線鬥爭，有人說是派系鬥爭，但不論怎麼說，都反映了有相當一部分黨員 對領導層的不滿。 選舉前夕，做基層工作的部分黨員推出從事工會工作的劉千石競選副主席。 劉開始答應，但到選舉當日，他又推辭，結果還是選上，原來的副主席張炳良落選 。但在他一再堅辭之下，民主黨準備重選副主席。 劉千石開始接受後來又推辭的理由是說因為這項行動已經令高層重視基層的 呼聲，既然目的已達，就不必再去爭副主席的位了。可是另一種說法是他想出去另 組工黨。對此他也沒有明確否認。 有這個想法並不出奇。因為民主黨是跨階層的政黨，雖然主要是代表草根階 層，但也兼顧中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在議會表決時，劉千石在投票上會和他們有分 歧。民主黨原來的正副主席李柱銘、楊森、張炳良都是專業人士，特別是張炳良以 論政為主，欠缺基層經驗。但這次爆發出來的內爭其實有更深刻的原因在內，也就 是在回歸後民主黨，當然也是整個民主派該如何為自己定位的問題。 如上所說， 在北京和特區政府步步進逼下，民主派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亟 需高層拿出對策。然而上層在回歸後傾向議會路線，減少街頭抗爭，大概是擔心觸 怒中方，被認為是破壞社會穩定。但在議會裡的活動被封殺的情況下，上層偏重的 議會路線由於顯得軟弱無力而難免引起基層黨員的不滿。 這實際上也涉及到對北京的態度，因為董建華和特區政府所做的，也是迎合 秉承北京的旨意。回歸前北京對民主派採取封殺的態度，因為他們支持彭定康的政 治改革。如今英國人走了，北京不用再以民族大義來大殺三方了，因此有些人以為 北京會給民主派一條生路，對他們進行統戰，藉以感化台灣。所以九七年回歸後的 第一個國慶由特區政府舉行的慶祝晚宴中，民主黨高層大批出動，去了十一個人。 這有點像受「招安」的味道。最近台灣的三合一選舉，民主黨好些人去觀戰，難得 也爭取到李登輝的單獨接見，但民主黨的一些要員不是看看台灣的民主經驗對目前 他們在香港的處境有何啟示，卻去同李登輝爭論對日本應該如何取態，回香港後又 發表支持「一個中國」的聲明，被認為在討好北京當局，起碼也是分不清事物的輕 重緩急。但是北京和特區政府也並沒有因此對民主黨就客氣一些，因為，「民主」 始終是專制政權的死敵。在九八年的選舉中，董建華很明顯地站在親共人士那一邊 ，最近的「殺局」和企圖增加委任議員，矛頭也明確指向以民主黨為主的民主派身 上。民主黨高層對北京示好的態度也引起基層黨員的不滿。 從香港的「港情」來說，民主黨作為一個最大政黨，有其跨階層的必要。這 是因為：第一，經濟發達的香港，中產階級人數眾多，不爭取他們就難以在社會上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第二，由中產階級組成的管理階層和專業人士對香港經濟的發 展有特殊的貢獻，只有他們的支持，民主黨才能在香港起重要的作用；第三，香港 的中產階級多由知識分子組成，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念比 較濃厚，因此也是抗衡中共專制統治及其對香港潛移默化的重要力量。 在中共，穩定壓倒一切的影響下，香港原來的工會運動不能正常發展，草根 階層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尤其回歸後中共公然依靠大資本家，推行「商人治 港」，而且是「大資本家治港」的路線，打工階層原來的一些權益更被剝奪，親共 的工會組織立場暖昧，在這情況下民主派是應該加強工會運動的時候，而目前香港 經濟蕭條，社會上瀰漫減薪浪潮，因此民主派內的工會活動家採取比黨的路線更加 激進一些的取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分裂」出去另組工黨，或同代表多一些草 根利益的「前線」合併，也不是什麼壞事，因為在理念上相同點總多過分歧點，而 在分歧上也非對抗性的，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但是民主黨內在路線問題上取得妥協，只是解決問題的很小一部分，對如何 擺脫目前的困境並無大作用。因為即使加強了街頭抗爭，參加的群眾仍是有限。別 看在民意調查中特區政府如何不得人心，但真要上街抗爭，仍有各種顧慮和阻力， 有求穩怕打者，有心灰意冷者，有害怕報復者等等。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有 民族的劣根性，有過去英國殖民統治下奴化教育和政治冷感的影響，更有中共長期 教化和目前威脅利誘、分化瓦解的各種招式，香港現在的居民好多是中共統治大陸 後跑來的，這方面的影響更不可忽視。 正如，「前線」召集人劉慧卿所說的：「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 」作為一個政黨的責任，就是面對這種狀況，要分析研究該怎麼解決，提升自己的 政策和策略水準，把群眾發動起來，無疑這是十分艱巨的工作。香港民主派在和平 環境下成長並沒有真正受過白色恐怖的考驗，也還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困難，因此要 發展到「成熟」也還有一段路要走，這正是磨煉的時候。 此外，目前香港的媒體也相當自律，加上有的已被中資收購，對民主派的活 動已經少報道或不報道，使民主派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減弱，這也增加了民主派活動 的困難。 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有點「西方民主」的地方，對內地有示範的影響作用。 如果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打壓下逐漸衰退或變形，無疑是個重大的 損失，希望海內外的華人對此給予應有的支持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