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世紀的曙光 ——記「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研討會 本刊記者 新年伊始，各路英才聚集一堂探討中國民主化的諸多問題，似乎已經成為海 外民運的一個新傳統。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八年初，在美國紐約相繼召開了中國民 主運動前途討論會及「一國兩制」與中國前途討論會；今年舉行的研討會題目則是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由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 和《北京之春》編輯部聯合舉辦的這次會議在美國紐約喜來登飯店會議廳舉行。來 自世界各地的中國民運人士和學者、專家八十餘人參加了會議，加上旁聽民眾，有 一百六十多人到會。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轉型中，中 國民主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大會分成「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理論探索」、「關於民 主運動的形勢與任務的分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情勢的研究」、「兩岸互動對 大陸民主化的影響」、「民族主義與民主」、「中國民主運動的道路選擇」六個單 元展開討論。《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於大海和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 京生在會議首日向大會致歡迎詞和開幕詞。《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天安門一代 」園桌會議召集人王丹、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民主中國陣線主席齊墨、民 陣理事萬潤南、民聯陣—自民黨總幹事林樵清、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陳破空、紐 約華人團結同盟顧問劉國凱、《北京之春》編委薛偉、陳奎德和全美「學自聯」理 事會主席黃慈萍女士分別主持了各個單元的主題演講和大會發言討論。香港傳訊電 視台、自由亞洲電台、《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明報》等媒體記者採訪了 會議。 魏京生：一位長者深情地對我說要用好「魏京生」的名字，海外民運也要用好「海 外民運」這個名字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會議開始，在全體到會者為「六四」死難烈士默哀之 後，於大海代表《北京之春》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對前來參加會議的人士致歡 迎詞。他表示感到很榮幸的是幾位中國民主運動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和領袖前來參加 會議，其中有「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中國民運的先知先覺者魏京生，還有八 九民運傑出的領袖，北京大學的驕傲王丹，最近從國內來的民運領袖劉念春、徐水 良以及很多民運組織的負責人。於大海特別提到《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先生 的到會，並對《世界日報》對民運的長期支持表示特別的感謝。於大海指出，儘管 最近幾年民運的發展不夠快，內部有不少問題，但是民運的大目標是對的，民運這 個觀念是現代化的，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也正是因為這樣，它才值得我們大家去努 力。民運的發展不快，正好說明我們在海外組織民運活動，包括舉行這個研討會才 特別有意義。中國是一個有十二億口的大國，真正能夠願意打著民主的旗幟和發出 民主的呼聲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存在這樣一個呼聲，其價值才顯得特別高。於大海 認為參加民運很光榮，可以說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魏京生在開幕詞中說，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機會難得。這次會議的題目是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最近這些年大家談論二十一世紀非常多，說二十一世紀的 世紀科技怎麼發展，人們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現代化，多麼美好等等，但是很多談論 不是那麼落到實地，而是非常高飄。中國人一百多年來受著各種各樣的苦難，現在 面臨的形勢就是自己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共產黨已經執政快五十年了，給中國人民 帶來了無數災難，中國大多數的人在考慮如何擺脫這些災難。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的一點就是應當討論中國人如何擺脫一百年來的困境，最終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政治 體制。魏京生表示，稱他「先知先覺」有點誇張，因為二十年前就有很多中國人已 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中國的各種問題之所以沒有辦法解決，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負責任的政府，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去選擇和監督這樣一個政府，這是中國人最根 本的問題。魏京生指出最近國內又有很多朋友被捕，鎮壓的空氣非常濃，在這種形 勢下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象很多國家一樣，用和平的手段一步一步從那種專制的鎮 壓下面走出來，慢慢地建立一個初步的民主制度。魏京生強調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 需要很多基本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一批民主的鬥士，不怕死不怕犧牲，堅決 地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在大陸有一批民主鬥士，從七九年很少人參加到八九年有無 數的人參加民運。第二個條件是要有一個明智的當政集團來回應民運，也就是說它 願意逐漸地改變、改革這個制度，使這個制度變成一個完全的民主制度。在台灣可 以說國民黨李登輝集團做得是很不錯的，台灣不流血地在很短的時間走向了民主。 在大陸，我們目前還看不到這種前途，雖然共產黨裡頭大部分人內心是傾向民主的 ，也不喜歡共產黨現在的這種專制的政治，但是要說他們在共產黨裡已經形成了一 個集團，能跟民主派互相合作，目前還暫時看不到。第三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是國際 社會的壓力，輿論形成的一個環境會迫使這個國家不得不走向民主化，這也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國人過去受共產黨的教育比較多，總是喜歡講外因、內因，把 外部環境看得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從歷史上看，從現實中看，國際社會的壓力和國 際環境有時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所以現在民主運動來就有海外和海內兩個重要的 工作。在中國國內，我們要動員更多的老百姓，包括團結共產黨內部那些傾向民主 的人士，來推動國內逐漸發展的民主運動。在海外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創造或者 推動一種國際氣氛，形成一種國際壓力來促使國內的變化，這兩方面的工作目前是 不能令人滿意的。在國內由於殘酷的鎮壓，大部分的朋友還在監獄裡面，民運的一 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營救那些在監獄裡的朋友。在外面的工作雖然也一步一步地在 開展，逐漸搞得轟轟烈烈，但是落後於普通老百姓的希望。最近幾年西方國家都在 撤退，停止譴責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檢討過去幾年的錯誤，回顧成績、經 驗，這樣才能對得起國內十二億老百姓的希望，才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逐漸尋找 和創建起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魏京生相信，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以中國人的勤勞，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肯定能夠把中國建設得比美國還要好。 美國《世界日報》副董事長馬克任在談到民運的發展與中國大陸前途的時候 表示，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他經常寫社論支持民運，現在仍然要向在座的民運 領袖致敬。他表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人類共同的奮鬥目標是民主、自由，也是中 國的目標。海內外民運已經發揮了先導作用，民主鬥士肩負著救國救民的歷史使命 。馬克任告誡民運人士不要做「親痛仇快」的事，大家既然目標、理念一致，何必 要樹立山頭？馬克任建議海外民運組織學習當年孫中山的精神，在僑界爭取支持。 現在雖然傳統僑社也被中共滲透、分化，但許多僑社的反共立場沒有改變。只要民 運好好表現，僑界仍會大力支持民運，何況現在僑界的經濟實力比孫中山當年要強 得多。舊金山灣區矽谷民主促進會的易志熹也就「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海外民運組 織」發表了系統的意見。易志熹從武昌起義時孫中山先生在美國募款的事情談起， 指出與海外僑團及基層群眾建立良好關係是海外民運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實際 上恰恰被很多人所忽略。鑒於海外民運所面臨的兩個大的難題，第一個是人力、財 力資源有限，第二是目標不能在短期內達成，所以就要求我們加強合作與提高效率 ，就像小型的公司在商業上發展一樣；同時要求我們建立好的群眾基礎和理論基礎 ，在公眾面前形成良好的形象。民聯陣—自民黨理事王涵萬講的題目是「民運人士 回國的意義」。王涵萬列舉事實說明，回台北，回台灣的中國人過著自由自在的生 活，找到了中國人應該有的人性尊嚴；而有些民運朋友回大陸卻遭到拘捕、扣押、 判刑，這是民主政治的中國與一黨專政的中國的區別。他認為，「回國」應該是人 民的最基本的權利，更是關心自己國家發展的人的責言旁貸的一項義務。權利是可 以自動放棄，但不可以被剝奪，對自己國家的義務絕對要堅持到底。所以「爭取回 國」、「闖關回國」成為「熱愛自己國家，反對專制政府」的一項神聖的歷史義務 。民運朋友爭取回國的權利，盡中國人應有的義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民運朋友必 須相信中國的民主將要到來，這是國家致富致強的唯一道路，「回國」本身也是為 了建立一個民主中國的的。他認為，海外的民運朋友只有回國才可能使民主的理論 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才可能堅信民主早日到來。 王丹：作為政治反對派要拿出具體治國綱領。我們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是希望 中國有一個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有一些正面的、建設性的東西提出來。 作為「天安門一代」園桌會議的召集人，王丹在發言中指出，就中國目前的 基本情況看，一兩年之間出現大問題的可能性現在還看不到，還沒有很大問題發生 的預兆和跡象。但是中國目前總體經濟狀況的中期風險係數則比較大，所以在五年 之間內可能有一些問題會發生，如果這些問題出來了，那麼我們海外民主運動和國 內民主運動就應該有一個因應。所以我們應該在這種問題發生之前，就有一些因應 性的對策。我們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是希望中國有一個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 總得有一些具體的東西提出來，而不能只是去批評，只是去攻擊。批評壞的東西， 只是一個方面，還得要有一些正面的、建設性的東西拿出來。比如對國有企業的虧 損問題、鄉村民主選舉問題、就業問題，我們作為政治反對派都要拿出具體的東西 來。王丹希望無論在海外，在國內，有人來做這些建設性的工作，對於中國每一個 新的社會問題拿出具體的對應性的政策。這樣，一旦在中國真的發生重大變化的時 候，我們就有一個具體的治國提綱及時提出來。 七九民運的參加者劉國凱在回答民運的治國方略時候專題談論了社會民主主 義的問題。他詳細闡述了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不同根源，社會民主主義的歷 史發展，包括理念上的兩次飛躍，社會民主主義在當代歐洲的成就。劉國凱強調了 中國民主運動研究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大現實意義。他指出，中國民運肯定要要終結 、推翻中共的一黨專政，那麼終結了以後，推翻了以後怎麼做?民運力量要能夠治理 這個國家，就要依靠社會民主主義的遺產。劉國凱還強調社會民主主義跟馬克思主 義的一個重要分歧就是通過和平道路來取得政權，而不是堅持暴力革命。中國民主 運動的老戰士徐水良也就「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來的發展戰略」發表了意見。 徐水良認為，只要觀察歷史上專制國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尤其是不久前共產黨一黨 專制國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就可以對未來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有個大概的估計。歷 史的具體道路非常不同，人能作出自主選擇。將中國的「六四」和蘇聯的「八一九 」比較，中國的群眾基礎及諸多方面的有利條件遠超過蘇聯及俄羅斯，葉利欽總統 對蘇聯的合法性也不如趙紫陽先生對中國的合法性，可是，中國的八九民運挫敗了 ，而俄羅斯的民主卻勝利了。在這裡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葉利欽勇敢地向全國發出 號召，並走上街頭阻擋坦克。他如果象中國改革派領導人那樣不敢進行抵抗，那麼 ，俄羅斯的民主也必敗無疑。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有多種選擇。毛澤東那樣打游 擊，建立根據地的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此外還有台灣道路、俄羅斯道路、匈牙利 道路、羅馬尼亞道路、印度尼西亞道路和菲律賓人民革命式的道路等。中國如果以 突發事件來實現民主，非常可能是一場盛大慶典式的革命。這種革命的三個條件是 政府非常孤立，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痛恨；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內部，對獨裁者也普 遍不滿；為使盛大慶典不致成為無序暴亂，必須有一種可以替代獨裁者的領導力量 。徐水良還指出，由於共產黨極端專制的特點，那種先搞反對派組織，再開始反對 專制的行動在開始階段是不現實的。中國這種情況到九八年民主黨事件才有所改觀 。 胡平說：二十世紀後期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時至今 日，連中共領導人自己也不相信他們的制度可以長期維持，更談不上把這種制度還 當做歷史的方向和人類的未來。 胡平在以「二十世紀與共產主義」為題目的演講中認為，二十世紀後期最重 大的事件，莫過於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雖然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還沒 有結束，但它已是強弩之末，名存實亡。時至今日，連中共領導人自己也不相信他 們的制度可以長期維持，更談不上把這種制度還當做歷史的方向和人類的未來。在 意識形態領域裡當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出現之後，自由主義遭到前所未有的嚴峻 挑戰。胡平表示，就算我們承認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但是我們沒有、也不可能 對此有擔保。共產主義的興衰史告訴我們，人們是怎樣為了在人間建立天堂而實際 上造成地獄。世界不可能太好，但完全有可能太壞。面對未來，我們不敢一味樂觀 。當人們由於嫌棄舊社會不完美而擁抱新社會，再拋棄新社會重新回到明知不完美 的舊社會，那不只是簡單地拋棄一種社會模式，換上另一種社會模式，那同時也意 味著拋棄了對完美社會的追求，意味著拋棄了關於完美社會的理想。胡平表示，共 產主義的死亡意味著一切完美社會理想的死亡。 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剛剛從國內出來的劉念春抱病在會議上介紹了國內民 運的形勢，他指出，中共的統治是大陸的不安定之源。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的根本 的一個區別是專制導致了腐敗。八九民運的最響亮的口號是反對腐敗，而現在中共 官僚集團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政權。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政治改革的時候 ，但是中共反對政治改革，鎮壓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劉念春指出，最高權力不 受制約的中共政權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在這個非理性政權的統治下，中國成了一 個沒有點燃引信的火藥桶，隨時都會爆炸。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楊建利在報 告中從分析中共統治下秩序的建立與瓦解過程入手，討論了中國的政治變革與憲政 民主的確立。楊建利指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團，自從從鄧小平手中接 過大權後，一直試圖在「穩定、發展、改革」三者中建立起聯繫和平衡，並把此當 作駕馭十三億中國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治國大略。然而，這三者之間並不是在任何 情況下都必然存在著良性的因果鏈條，其中的互動關係的性質，要看其背後的政治 、經濟制度和社會現狀而定。改革之所以要必要，是因為舊的「全權式公有制」走 進了死胡同。舊的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共靠槍桿子剝奪私有財產完成的，雖然殘酷恐 怖，但是操作簡單。二十年前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某個方面來講，是舊體系建立過程 的逆過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把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年所積留的名義上屬 於每一個公民的公有生產資料分到私人手中。分的過程永遠比搶的過程複雜，涉及 到合理不合理的問題。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 逐步引進對主導這一過程的中共政權進行監督和制約的言論和民意機制，就可以使 改革的過程大致公平合理。然而，中共並沒有這樣做，改革整個過程基本上是中共 一黨專政的權力操作的，而這個權力又沒有制約，所有的癥結都出在這裡。楊建利 表示，中共的權力在惡性循環中不斷惡質化：權力維持秩序——權力膨脹——權力 腐敗——權力維持秩序……，這個惡性循環運轉越久，中共作為整體對政治改革就 越沒有信心，這個惡性循環的鏈條會最終斷掉，引起秩序的瓦解。中國的民主運動 應該以如何在這個時期能夠把中國引向憲政民主而不是恢復專製作為基點來思考和 制定工作內容。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陳破空對中國大陸停滯的改革與蔓延的腐敗 作了相當詳實的剖析。他從新上任的中共新總理朱熔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 計劃受到挫折說起，列舉了大量的數字說明中國經濟的停滯。在政府機構精簡上， 因為官僚抵制和人員難以安排，精簡的人員又被安排到各部委其他單位；在住房改 革方面，由於效益不一和貧富不均，很快激發起新的社會矛盾；金融改革，由於廣 信、中農信等信託投資公司發生一系列倒閉事件，以及銀行呆帳壞帳高居不下，不 得不將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停下整頓。國企改革的成績，則完全是負數。朱熔基所 謂「三年內完成國營企業的改革」，猶如夢話。國營企業的蕭條，加劇了城市職工 的下崗失業。陳破空指出，國營企業的長期虧損，責任完全在於中國政府。改革開 放已經二十年，共產黨仍然不願放棄對國營企業的絕對控制。如果中共領導層繼續 堅持這一僵化思維，哪麼要維持現狀都力所不及。朱熔基本人經濟改革計劃的屢屢 受挫，恰恰反映了現行中國政治、經濟體制與其經濟改革計劃的尖銳矛盾。 著名政論家凌鋒評述了香港民主運動在回歸後的發展。他指出，香港回歸以 後，「基本法」象緊箍咒一樣限死了民主的步伐。而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在基 本法以外，還對民主派步步進逼。除了在回歸初期廢除了一些人權條例、勞工條例 ，也製造了新的特權條例。最近以機構重複為理由取消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市 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由民選產生，它們的被取消，使民選議員失去了一個活動舞台， 旨在打壓民主派的發展，是明顯的開歷史倒車，香港的民主派雖然進行了抗爭，但 處於挨打的地位而無法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在北京和特區政府步步進逼下，民主派 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凌鋒認為香港是中國大陸唯有點「西方民主」的地方，對內 地有示範的影響作用。如果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打壓下逐漸衰退或 變形，無疑是個重大的損失。 原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自由撰稿人張偉國就「大陸新 聞自由的未來」作了發言。他從北京當局在鎮壓民主黨之前所進行的一列打壓新聞 界的行動說起，指明這些做法同「六四」鎮壓的手法一樣，是「動手前先關燈」。 中共當局拘捕施濱海，驅逐周勁恆都是這樣的行為。不過，張偉國指出，國際互聯 網路能夠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現在海外電子刊物已從《華夏文摘》時代進入了《 大參考》時代，林海案給《大參考》做了一個大廣告，使國內普通民眾注意到《大 參考》的存在。而《大參考》的信息密集程度也已能滿足讀者的需求。在大陸，也 有電子刊物《文化叢書》在文化方面起啟蒙作用。張偉國說，國際對華廣播在網上 現在也開始設立網址，並計劃將ＢＢＣ、ＶＯＡ、ＲＦＡ聯成一個網址，便於聽見 查尋。據中共官方統計，現在中國大約有二百萬人在看國際網路新聞，足見網路技 術對新聞自由的貢獻，網路信息最能體現民主精神，可以滿足人們發表一切見解的 需要，要善於充分利用。 中國民主陣線理事萬潤南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中產階級」為題對國內的社 會狀況發表了意見。他指出首先要界定中國「中產階級」的概念。有人認為中產階 級是與官僚勾結而發財的大款，從而說中產階級採取與現在政權合作態度，這是以 偏慨全的說法，不公平。萬潤南說他本人就是先富起來的，但從未與共產黨合作， 而八九年向天安門廣場運送支援物資的大多是北京的個體戶。中國中產階級作為是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上先富起來的人，他們首先在經濟上擺脫了中共的統治，在 政治上也就有了自己獨立的目標。他認為任何政治運動都要有物質的經濟的基礎， 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反對派運動背後的支持者就是台灣的商人。辦報刊，搞組織 都要錢。如果民主運動把在改革中富起來或者中產階級都看成是專制統治的支持力 量，民運的前景就會非常暗淡。萬潤南還指出，在重建一個秩序的過程中，中產階 級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個問題上，楊建利表示了在基本事實的判斷上與萬潤南 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現在中國富起來的人，很有錢的人，與權力結合的不是少數， 而是多數。權錢的結合正是中國內部緊張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對於中產階級在民主 轉型時期的作用雖然在西方已經有定論，但是這只是從長期說來是對的，而在中期 和短期，西方的定論應用到中國現狀並不適合。在中國富起來的人的金錢來源正是 與權力的結合，這些人的利益驅使他們靠攏中共的極權制度。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 民主化的動力問題，依靠誰的問題，楊建利認為中產階級並不可靠。 蘇嘉宏指出，在台灣選舉的頻率非常高，高到了民眾與政治人物「不勝其煩」的程 度。但是大家還欣然接受，因為對民主政治來說，沒有比選舉更好的辦法。 台灣高雄市兩岸關係研究學會理事長蘇嘉宏首先就「台灣大選對大陸的影響 」發表了演講。蘇嘉宏指出在台灣，選舉的頻率非常高，高到了民眾與政治人物「 不勝其煩」的程度。但是大家還欣然接受，因為對民主政治來說，沒有比選舉更好 的辦法。蘇嘉宏在發言中詳細闡述了「新台灣人論」。他認為在台灣這次「三合一 」選舉中，李登輝所提出的「新台灣人論」起到了掌握台灣社會裡「堅持走中間溫 和的改革路線」的主流意識之作用。「新台灣人論」為國民黨的勝選創造了激發共 識的觸媒作用，馬英九的勝選和立委席次得以過半可以說是李登輝「新台灣人論」 戰略指導下的一次勝利。蘇嘉宏還指出，「新台灣人論」是「中華民國情結」的另 一種表達方式，也是既有現狀的一項總括式的提法，不是新的東西。「新台灣人論 」至少包括了在「國家認同」層次上，「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獨』是 沒有意義的」；在「政體選擇」層次上，「中華民主繼續走民主化、自由化的道路 ！」；在「兩岸關係」層次上，將「民主」與「統一」掛在一起，「希望中國大陸 也能加速民主化，以有助於國家的統一」。蘇嘉宏表示，未來中國大陸如何認真面 對有「中華民國情結」的「新台灣人」，不斷地自我完善並重建文化中國的認同， 才是有利於國家統一的實在作法。 《自由時報》「民主論壇」主編、台灣民進黨顧問洪哲勝發言的題目是「台 灣民主運動經驗談」。他表明自己的主旨是介紹台灣的民主運動的經驗作為中國民 主運動的借鑒，而台灣民主運動的一些毛病也可以讓中國民主運動去主動避免。洪 哲勝就「群眾運動」、「國際工作」、「國內(島內)工作」、和「內部批評」四個 方面闡述了台灣民主運動的經驗。他認為台灣民主運動在當年在海外有堅強的群眾 支持，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缺少群眾基礎。民運組織應當把海外真誠堅持反共的傳 統僑社作為基本的群眾基礎。鑒於中國民主運動與國內的聯繫要比當年台灣海外民 主運動與島內的聯繫有更好的基礎，洪哲勝認為中國民運可以利用海外的自由條件 做的更好好幾百倍。洪哲勝還就台灣民主運動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九年的秘密反 抗活動以及所遭受的鎮壓列出了一個表格，他認為，密謀組織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影 響與密謀運動所遭受的損失不成比例。他主張中國民主運動應當在大陸建立公開的 哪怕是溫和的組織，而不是依靠密謀組織活動。 在大會討論和自由發言中，魏京生介紹了訪問台灣期間與李登輝總統見面的 情況。他指出，雖然他與李登輝總統在一些政治見解上不盡相同，但是應當充分肯 定李登輝是在兢兢業業為台灣兩千多萬人民維護利益的，為了推進台灣民主化進程 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魏京生還說，李登輝對大陸的民主化進程非常關心，瞭解那裡 的情況，中國民主化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途，也關係到周邊國家地區的前途，對此 李登輝先生非常明確。哈佛大學博士，自由撰稿人顧為群對當年民進黨如何參加省 議會選舉，如何組織和爭取選民，以及國民黨是怎樣容許民進黨參與競選的歷史表 示興趣。也有聽眾指出，兩蔣時代的台灣與中共的獨裁統治畢竟還不一樣。在蔣介 石、蔣經國主政的中華民國時期，在容許民間社團和民間報刊的存在上，要遠遠優 於共產黨。在關於秘密活動的作用上，萬潤南對洪哲勝的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應當有不同的角色，悲壯的秘密活動會造成對統治者的 強烈的震撼，迫使統治者接受某些開放政策。魏京生在回答一些聽眾提問的時候表 示，他的反對台獨的態度在台灣是有名的，問題在於要承認台灣人民有選擇自己前 途的權利。魏京生呼籲大家要學會對待別人的寬容態度。 達瓦才仁認為：和談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出路。劇烈的民族衝突對雙方都不利， 尤其對西藏人不利。達賴將堅定不移引導西藏走向民主制度。 來自波士頓的自由撰稿人徐明旭在題為「西藏獨立運動與中國民主」的發言 中介紹了西藏問題為什麼會變為國際政治熱點的原因。他指出美國在尼克松總統一 九七二年訪華後，中美攜手反蘇，美國撤消了對藏獨運動的支持，直到一九七九年 才允許達賴私自訪問美國。而在一九八七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 權，又邀請達賴到國會演講「五點和平計劃」，從此美國國會年年通過決議，譴責 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一九九二年通過決議說「大西藏」是「被佔領的國家」，從人 權問題上升到主權問題，公開號召分裂中國。徐明旭認為美國某些政治勢力分裂中 國不僅僅為了反共，搞垮中共，把中國人民從共產黨暴政中解放出來，享受人權， 而是為了對付中華民族的崛起。徐明旭依據著名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 國際秩序的重建》的分析為理由，認為在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後，世界上的衝突的 原因從意識形態的衝突變成了文明的衝突，而中國的經濟起飛對西方的支配地位與 公認價值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崛起必將引起全球性的文明之間的戰爭。美國某些勢 力不僅把中共視為西方的敵人，而且把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視為敵人。西方為了保 衛西方白人世界霸權，鬚髮動反對黃種人的中華民族的聖戰，藏獨運動就是打擊分 裂中國的有力工具。這裡的關鍵不是反共，而是種族主義。對西方支持達賴能否分 裂中國這個問題，徐明旭的回答是，西方支持達賴與藏獨的本意是分裂中國，結果 適得其反，十二億漢人不會聽任西藏獨立和中國解體。徐明旭以一九九七年中國學 生學者華僑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為例，說明西方越支持藏獨，漢族精英越反感，越 擁護中共，中共統治越鞏固中國越不會分裂。「六四」大屠殺後，中共的意識形態 徹底破產，中共靠的就是民族主義。所以，西方對達賴與藏獨的支持恰恰起到了刺 激漢族民族主義，增強中共愛國主義的號召力的作用。徐明旭還認為在西藏問題上 民運陷入兩難的境地。民運要反對藏獨，就會失去西方支持；如果支持藏獨，就會 失去中國人民與海內中國人的支持。 來自印度的藏族同胞，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也就「二十 一世紀的西藏問題」發表了意見。達瓦才仁指出儘管達賴喇嘛極力尋求和談解決西 藏問題，但由於中共口口聲聲願意，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的實質性的行動，因此，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西藏問題拖延到二十一世紀是肯定了的。達瓦才仁在報告中對 中共統治西藏四十年的歷史作了簡單的回顧，指出漢藏兩民族從歷史上的互相尊重 變為相互歧視，中共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對兩個民族的關係造成了巨 大的破壞。他列舉事實說明了在漢藏民族之間存在的民族歧視和不平等，指出在西 藏的中國人對藏人普遍歧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出路與展望未來 上，達瓦才仁覺有一些問題必須澄清：西藏民族有沒有自決的權利，只要標榜現代 自由人權觀念的人，都無法否認西藏民族擁有不可轉移的自決權利。在這個前提下 討論西藏問題就會有成果，因為承認這一權利，同時表達希望西藏不予分離的願望 ，考慮怎樣可以使西藏留下而不會分裂，這才是考慮問題的正確的思路。達瓦才仁 認為和談解決是最佳出路，中共統治者將與西藏的和談看作他們高壓政策的失敗， 看作向西藏人示弱的表示，這不是從民族利益出發。中共的拖延不能解決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有更大的後遺症。劇烈的民族衝突對雙方都不利 ，尤其對西藏人不利。達賴將堅定不移引導西藏走向民主制度。 一直關注西藏問題且對此深有研究的魏京生也緊接著就「我們的民族政策」 為題發表了看法。魏京生首先對達瓦才仁的發言態度表示尊敬，他認為達瓦才仁提 出了許多值得大家驚醒的問題。魏京生認為歷史上的西藏擁有主權，但不是一個獨 立的國家；西藏與清朝為了各自的利益試圖聯合。本來友好的漢族與藏族的關係之 所以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的關鍵是中共對藏族和漢族老百姓的大屠殺。魏京 生表示不贊成西藏獨立，因為這不現實，對藏族人民沒有好處，但是要承認與尊重 西藏人民有選擇民族前途的權利。他希望漢族與藏族同胞團結起來，為創造新的中 國民主制度而努力。在新制度下，民族問題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了。魏京生還指出 ，在美國雖然有一些極端的勢力，支持西藏獨立，但是美國政府的態度一直比較現 實，從來沒有支持過西藏獨立，與達賴接受的「真正高度自治」的設想比較接近。 因為涉及到敏感的民族問題的話題，在大會討論和自由發言中發言者非常踴 躍。許多漢藏朋友都發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見。齊墨示，「民族自決權」在中共二大 文件中就承認，如果民運組織連得這一點也不肯定，有人會說連中共也不如了。胡 平在發言中指出，在聯合國的章程中一方面肯定民族自決權，另外又強調主權國家 不容分裂，這種看來是衝突的規定表明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原則本來就是衝突的。就 權利來說，有些權利只涉及個人，而有些權利的行使就要涉及到他人的權利。有人 將民族自決權比喻成離婚權，即使離婚只涉及兩個人，還要有法官的裁決。自決權 與一般人權不是一回事；在西方民族國家，民族自決問題尚且如此兩難，何況在一 些非民主國家。光憑民族自決權解決民族問題是不充分的。楊建利認為這個邏輯難 題好比「怎樣用投票方式解決怎樣投票」的問題。魏京生則指出我們現在討論的不 是法律問題而是正義問題，所以不能說民族自決權不是人權，而自決權的行使也不 一定會導致分裂。 倪育賢認為：一九九八年的國內公開組黨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是對中共一黨專制的 公開挑戰和直接衝擊；但由於中共的鎮壓，公開組黨被事實證明是失敗和不成功的 ，負責任的反對派必須嚴肅地總結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 民陣主席齊墨在「從東歐民運看中國民運的問題」中著重談了從原東德秘密 警察檔案得出的幾點看法。他提出，共產黨極權主義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是經過過從 群眾到幹部（包括軍、警、特）而實現的。原來東德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秘密特工人 員一百三十萬人，差不多佔人口的十分之一。東西德合併之後，國家安全部留下了 大量檔案。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特工人員大量滲透到異議人士的活動 之中。連得有不少異議人士本身也暗中在為國安部工作。柏林牆倒塌後，很多原來 的異議人士成為不同的政黨領導人，但不久，他們當年給國安部的報告一一爆光， 於是身敗名裂。齊墨認為，在中國民運中肯定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值得人們深思。 來自法國的蔡崇國在發言中著重論述了海外民運和國內民運的關係。蔡崇國指 出，中國有一個五千多萬人的海外華人世界，它有特定的文化心理環境，這個環境 與中國大陸是不一樣的。海外民運組織和個人不能以海外的條件和文化環境去替國 內的民運人士和組織對外發言。國內人士應怎麼幹，組黨與否，公開與否，提出什 麼綱領，在這些問題上海外民運應當嚴格尊重國內人士的意見，更不能將海外民運 的矛盾引入國內，甚至企圖使得國內的民運服務於海外民運，服務於海外民運的內 鬥。蔡崇國不同意海外民運組織與國內的民運組織和個人發生公開的組織關係，不 同意海外的民運組織與個人公開宣稱是國內獨立組織「分部」或代理，因為這會給 國內的組織和個人帶來更大、更直接的危險。比如在海外的文化與自由的環境裡， 鼓吹暴力推翻一黨專制是很自然的，但如果這樣的朋友同公開宣佈自己是國內某組 織的海外代理，就會給國內的朋友帶來不好的後果。蔡崇國贊同國內一部分民運朋 友進行公開的政治活動，甚至組織政黨，而海外民運與國內民運的組織、財務關係 則應該是秘密的。 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在大會發言中對國內組黨問題發表了幾點意見。 他認為一九九八年發生的國內公開組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事件，是對中共一黨 專制的公開挑戰和直接衝擊，組黨運動代表了一個正確的方向，顯示了一個新的政 治反對派的政治組織正在產生。它證明中國的民主力量已具有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統 一行動的能力，彰顯了大陸民運人士，為衝破黨禁不怕犧牲，勇於鬥爭的精神，所 以說組織運動方向應該肯定，精神值得歌頌。但必須承認，由於中共的嚴厲鎮壓， 這一波組黨運動遭到了挫折，公開組黨被事實證明失敗的，不成功的，一個負責任 的反對派必須嚴肅地總結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不能強調了中共鎮壓就不承認自 己的失誤。倪育賢說，公開組織合法反對派政黨這條策略路線在中共極權專制統治 這個基本政治現實下，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是中國民主運動在政治上幼稚和不成 熟的表現，也是對中共專制政權本身認識不清的一種反映。公開組成合法反對政黨 在理論上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悖論，因為中共極權專制是一個從法律到政治現實都不 允許反對力量存在的架構，把組黨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讓步上本身就是一種幻 想。公開組黨提出了機會主義主義組黨方針，提出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承認中共政 權的合法性，承認中共法律的權威，這三個承認就為組黨運動埋下了被合法地鎮壓 的禍根，而且，徹底地動搖模糊了民主派的基本立場。他認為，公開組織合法反對 黨的錯誤策略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國內民運主力幾乎被一網打盡，民主運動面臨生 存危機。 民聯陣—自民黨監事陸耘的發言就王策博士回國上書談起，認為王策是一個 和平民主改革的鼓吹者，為推動中國民主運動，上書中共而進入中國大陸被捕。王 策為了在中國逐步實現民主，甘冒風險，自入牢獄，為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人 士樹立了典範。王策冒險回國，是要直接投入到國內的民主運動中去，如果不同國 內民運結合，海外民運是沒有前途的。海外民運在如何同國內民運結合，在中國民 主化進程的具體策略和運作上有許多不同見解。王策先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非常 堅定，但他希望嘗試在中國以溫和漸進的民主改革起步，達到徹底的變革目標。王 策的「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的改革案」將如何在中國推動民主化這一嚴肅課題擺在 了大家面前。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否有實行漸進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王策認識 這種可能性存在，我們也以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或許只是時機未到而已。 在美國從事醫生職業的官平非在大會發言中提出了「關於民主運動建立流亡 政府的建議」官平非建議海外的、也包括中國國內的民運機構、組織、政黨及一些 民運人士個人，聯合社會各界及相關人物，在海外共同組建一個代表中國和全體中 國人民的民主政治實體，同中共的一黨專制政權實行對等、對立，進行分庭抗禮的 鬥爭，使中國早日結束一黨專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這個實體將召開代表大會選 出代表，討論和制定該實體的綱領、目標、對內對外方針、政策，制定和通過民主 憲法等等。它的鬥爭方式包括要求和展開同中共政權的平等對話、政治談判、協商 等。官平非認為，好比對病人的病症要看得準，對於中共政權我們也要看得準。長 期以來，許多人對它有幻想，希望它能識大體，順潮流，主動開放幾大禁，實行徹 底的政治改革，逐漸地由專制政治演變為民主政治。時至今日得到的結果卻是江澤 民把所有反對中共及其政權的海內外民主力量劃為「敵對勢力」，最近還決定放緩 經濟改革步伐，集中對付「敵對勢力」，可見中共為堅持和維護其一黨專政的體制 不惜一切代價和不擇任何手段。官平非指出，對中共的專制大家用過請願、絕食、 示威、抗議、組黨甚至回國「公車上書」等方式，費時、費神、費工。他主張換換 方式方法，就是建議在海外組建一個中國民主運動的政治實體，或者說是政治流亡 政府，來提升民運的地位，同中共平起平坐，至於實體的名稱，適不適合叫「流亡 政府」，由大家商定。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從對中國小說《紅樓夢》中的主要 人物的分析著手，指出政治人物在權力慾、手腕上的表現和虛偽性。他希望民運人 士都能夠做一個有血有肉有人格魅力的人。 會議最後，學自聯代表黃慈萍女士就「學自聯」的角色定位作了發言。她著 重介紹了「學自聯」的基本工作，指出「學自聯」的一項工作目標是平反「六四」 ，把各校的捐款集中起來，設立「六四基金會」，專門分發給「六四」死難者家屬 。學自聯」的兩個宗旨是為全美學者、學生服務；充當美中交流橋樑。學自聯曾推 動美國政府制訂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還把各項海外捐款送進中國國內，幫助洪災 災民以及「希望工程」，建造公共圖書館。黃慈萍說「學自聯」是一個草根性的組 織，而非民運組織，有人想把它納入中共領事館的領導之下，成為所謂的「合法組 織」，這種企圖沒有成功。 經過了充分的討論和自由發言，大會在一片熱烈的鼓掌聲中結束，與會者對 會議的成功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