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丁子霖的寧靜樂章 ——瑞士首都伯爾尼代領獎散記 茉 莉 議會大廈裡一片靜穆。 節奏緩慢的大提琴聲如訴如泣，那是巴赫傳統的大提 琴無伴奏組曲。 演奏者是 1997年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大提琴首獎得主……祖籍台灣的瑞士音 樂家楊文信。1998年 11月 7日，在瑞士伯爾尼兩年一度的頒發「自由人權獎」的莊 嚴儀式上，這位年輕的音樂家把他最心愛的樂章獻給第一位獲得此獎的中國人…… 丁子霖女士。 回顧丁子霖走過的道路 坐在議會大廈裡聆聽巴赫音樂的聽眾，大都是瑞士首都伯爾尼市的市民。在 這個不尋常的星期六，他們穿戴整齊、彬彬有禮地參加這個由「瑞士自由人權基金 會」舉辦的頒獎儀式，向一位不能親自前來領獎的中國女性致以他們最高的敬意。 這些瑞士首都人也大都是這個民間基金會的捐助者。在這個處處飄揚著紅地 白十字國旗（國際紅十字會的象徵）的國家，它的人民經常以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 精神，超越國籍、種族和文化去幫助一切需要幫助的人；它的田園詩般的美麗國土 ，曾經溫暖地擁抱過許多翻越阿爾卑斯山雪峰前來尋求庇護的受難者；它的兩首國 歌之一「祖國請你召喚」，歌頌的是為自由獻身的英雄。今天，享有高度的自由和 尊嚴的瑞士人，也絕沒有忘記在爭取自由和人權的道路上艱難跋涉的他國人民。 「瑞士自由人權基金會」的主席……羅蒂·雅克比太太首先致辭。她宣佈此 次獲獎者的名字，並介紹該基金會歷年來的工作。 德國教授瓦格納從德國海德堡遠道而來，他在頒獎儀式上熱情洋溢地用德語 向瑞士人民介紹丁子霖的事跡。私下裡，坦率的瓦格納教授不諱言，說只有像丁子 霖這樣的令他真心佩服的中國人獲獎，他才會百忙中專程從異地趕來致辭。 熟悉中國歷史文化的瓦格納教授，在其致辭中以他犀利的語言，深刻地批判 中國專制者侵犯人權的傳統。他談到中國雖然是一個因其悠久歷史而自豪的國家， 但對於它的人民來說，歷史卻是一些有關災難的回憶。他談到中國的無道暴君草菅 人命、濫殺無辜，對他們來說，犧牲平民百姓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特別提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和所謂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一針見血地指出，那個紀念碑之所以紀念那些無名的集體英雄，是因為他們以自己 的生命幫助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和保持政權。除此之外，死於其他原因的人則根本 不值得紀念。 然後，他滿懷深情地談到丁子霖的搜集「六四」死難者名單的工作……她面 臨難以想像的沉重壓力、百折不撓地搜集一群不是英雄的犧牲者的名單，他回顧丁 子霖所走過的漫長道路……由一個母親爭取生者對死者的悼念的權利，到發表兩個 人權宣言。他認為，丁子霖和蔣培坤所起草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社會公 正與公民權利宣言」，是他們對中國社會作出的非常成熟和異常重要的貢獻。 時間無法抹掉血寫的歷史 由於不能自由地進出國門的緣故，丁子霖女士不能親自前來瑞士領獎。她委 托我作為她的代表赴瑞士參加頒獎儀式。 我只用簡單的幾句中文向瑞士人民致以謝意。接著由一位著名的瑞士女演員 用德語宣讀丁子霖的獲獎致辭和我的書面發言。 丁子霖女士在她的獲獎致辭裡告訴瑞士人民，「六四」受難者為討回本來屬 於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的親屬也為了同樣的目的繼續付 出代價。她說： 「這都是我們自願做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永遠不能成為自由人類 中受人尊重的一員。」 在由瑞士女演員宣讀的獲獎致辭中，丁子霖的女士向瑞士人民介紹她在今年 年初才尋找到的一位死難學生的情況。這位叫做吳國鋒的「六四」死難者，生前是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和丁子霖夫婦原來同在一所大學，然而， 為了尋找他的下落，丁子霖和她的朋友們卻花了整整 8年的時間。尋訪「六四」受 難者的工作之艱難，可見一斑。 四張好不容易寄出來的照片告訴人民那歷史上發生的悲慘一瞬：一個生氣勃 勃的小伙子……品學兼優的學生、一家三代的指望，就在那一刻成了一具佈滿彈痕 和刀痕的令人慘不忍睹的屍體。 在靜默哀悼之後，瑞士人民把他們最熱烈的掌聲和鮮花獻給丁子霖。 我手捧鮮花站在大廳中間，聆聽舒緩深沉的大提琴再次奏起。生活有時就是 如此令人心碎……我，一個幸運地享受著親子之樂的母親，在丁子霖和其他受難者 的母親飲淚啜泣、並被嚴密監視，其人道捐款被扣壓的時候，卻在代他們接受榮譽 和祝賀、鮮花和掌聲。 還記得「六四」入獄的最初幾天，我曾經兩次試圖自殺。我不要活，因為我 不知道：在那樣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後，我們這樣曾經對人性深具信心的人是否還有 理由活下去？ 然而我終於被迫活下來了，懷著一個幸福母親負疚的心債活下來了。也許， 這一天證明了我活下來的一個意義……對那些不幸的母親負起責任，向犯罪的野蠻 的殺人政權發出控訴和聲討。 十五個中國人不肯出席 令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深感恥辱的，不僅是中國政府所犯下的血腥罪惡，還有 一些中國人的冷漠。 瑞士「自由人權基金會」在為丁子霖舉行頒獎儀式之前，曾經把邀請書寄給 在伯爾尼大學工作和就學的十五個中國人。 這些熱情關懷中國受害者的瑞士人，始終沒有得到那十五個受邀請者的一絲 回音……彷彿中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什麼「六四」，彷彿丁子霖們的救援受難者的 事業與那些中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們害怕什麼呢？」瑞士人不解地問。 也許他們害怕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會怪罪他們，也許他們害怕回國探親被拒。 然而可能的是，中國大使館什麼也沒有說，他們自己就預先作出了一副屈膝下跪的 姿態。 在「六四」過去九年多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曾經為之熱情參與憤怒抗議的海 外中國人，學會了向強權屈膝下跪這種時髦的健身操。在「不問政治」等種種 借口 之下，他們把別人的不幸和苦難視為與自己無關，從而縱容和認同了中國法西斯的 罪行。 信奉實用主義的中國人，會斤斤計較個人功利得失的中國人，他們從來不曾 計較：在這張充滿人道關懷的神聖的邀請書面前，他們喪失的是中國人的尊嚴、中 國人的志氣！他們對瑞士人邀請的集體拒絕，使中華民族在世人眼裡淪為一個不義 的冷漠民族！ 瑞士「自由人權基金會」的一位朋友在頒獎儀式過後的晚宴上，很客氣地對 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年輕人來到西方，他們非常 聰明好學，接受了許多先進的現代科技知識，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似乎對現代 人權和民主理念不感興趣。」 我無言以答。我不能在這些老外面前說，不尊重人權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 ，因為我們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並非都這樣冷漠。好久，我囁嚅著文不對題地說，我 甚至不能保證我自己的兒子……一個理工科成績優異、決心改變家庭清貧面貌的兒 子，將來會對人權和民主理念有很大興趣。 知識分子是為人類苦難受傷的靈魂 由此想到這些年來的一些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人們責備當代中國知識 分子在強權面前的怯懦自私、靈魂扭曲，責備他們今天的阿時附勢和玩世不恭的犬 儒主義。 然而，被人們責備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否真的應該被稱為「知識分子」 呢？ 其實「知識分子」這個詞，有一個詞源性的來歷。這是有著深厚人文主義傳 統的俄羅斯民族奉獻給人類的一個有特定意義的詞。在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的 定義裡，「知識分子」這個詞是由於這樣一句話而產生的。 當十八世紀的的俄國作家拉吉捨夫在他的旅行記裡寫道： 「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 就在這一瞬間，俄羅斯知識分子就誕生了。因此，這個叫做「知識分子」的 名詞，它注定與人類的道義責任相連。如果不肩負起他人苦難的道義責任，讀書再 多、再有知識和技能的人，也不能稱作「知識分子」。 北京那寬廣的長安街，它以它的寬廣為罪惡提供了場所，卻沒有為發生在那 裡的悲劇灑下一滴淚水。然而作為一個人，對無辜受害者的悲劇的冷漠，就是對人 性的背叛。 真正的人性，決不認可所謂的經濟發展就能抹掉無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決 不認可所謂的社會進步就能掩蓋強權所製造的不義。 難道這種真正的人性，我只能從高舉紅十字旗的瑞士人身上看到？難道我們 中國的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即使到了自由的海外，也沒有半點膽量從專制者 的威嚴與引誘中，將自己超脫成獨立的有尊嚴有人性的人？ 當我從瑞士帶著「中國人不義」的恥辱歸來，我告訴一些朋友我心中的傷痛 ，馬上有好幾個中國人表示，他們將跟著我再次去瑞士，自費前去參加那裡將要舉 辦的「紀念六四十週年」的活動。讓高尚的瑞士人看看，我們中國人並非全都是精 神上的劣等人種。 從瑞士回來，我再三告誡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只努力學習西方科技，而放棄 對人的生命價值和權利、尊嚴的關懷，那麼你只能成為一個能幹的奴隸……技術和 金錢的奴隸。 金錢可以用來為別人做點什麼 在音樂聲中開始，又在音樂聲中結束的頒獎儀式，其主持人羅蒂·雅克比太 太……瑞士「自由人權基金會」的主席，本人就是一個傑出的音樂家。五十年代， 年輕的羅蒂曾經在維也納等音樂之都舉辦過鋼琴獨奏音樂會，如今，已屆年邁的她 仍然在自己家裡教授學鋼琴的學生。 一九七二年，羅蒂·雅克比太太獲得一筆遺產。她對她的朋友說，這筆金錢 對於無衣食之憂的她來說似乎太多了一點，或許，她可以用這筆錢為別人做一點什 麼。在朋友們的建議和協助下，羅蒂·雅克比太太領頭創立了這個經國家機構批准 的具民間性質的基金會，旨在支持世界上一切為自由和人權奮鬥的人們。 一九七三年，這個爭取到伯爾尼人民熱情捐助的民間基金會首次頒獎。二十 五年來，這個獎已經頒發了十四次。獲獎者來自世界各地，其中有反納粹的哲學家 、前蘇聯的政治犯、反軍人獨裁的尼加拉瓜民主派人士、和哈維爾共同戰鬥的捷克 異議分子、 反種族歧視的南非律師和冒著波士尼亞戰火搜集受難者資料的英雄。 這些獲獎者在獲此獎之初大都藉藉無名，而在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自由和人 權鬥士，有的後來甚至任到聯合國秘書長的高職。在茫茫人海裡發現這樣一些若隱 若現的星星，是這個民間基金會的成員們不太輕鬆的工作。他們每年都必須搜集和 閱讀世界各地的大量個人資料，並求助各個人權組織、懂得各種語言的翻譯和專業 人士，來鑒別真正的質地高貴的金 子。 丁子霖大姐成為 98年此獎得主，就是他們努力克服語言障礙瞭解中國，並經 過長久討論的結果。 最令這個基金會的七個主要成員驕傲和自豪的，是他們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 之先，在 1988年時就把他們的獎勵獻給來自西藏的流亡者……達賴喇嘛，這證明了 他們選擇獲獎人的過人眼力。在達賴喇嘛尚未為世界所知曉時，作出這個決定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基金會內部因此分裂。一個羅蒂·雅克比太太的老朋友、基金會主 要成員，是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國會官員。此人堅決反對把這個獎授予達賴喇嘛 ，而大多數基金會成員在深入瞭解達賴喇嘛之後，堅持認為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經過激烈的爭執，那個國會官員只得離開基金會，同時也離開了伯爾尼，老朋友的 友誼因此破裂。這之後，中共直接向瑞士政府抗議，並要求瑞士政府制止那次頒獎 。而瑞士政府只是這麼簡單地回復中國人：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此次丁子霖大姐獲獎，中國政府不再像十年前那樣愚蠢地插手和抗議了，因 為他們已經清楚地知道，這些正直的瑞士人不會在任何威脅之下屈服。 聖潔的哈達衷心的祝福 在大提琴餘音繞樑的大廳裡，我見到了代表台灣人民前來祝賀丁子霖獲獎的 台灣朋友，也見到了代表達賴喇嘛的西藏朋友。 達賴喇嘛的代表……一個在六十年代流亡藏人最困難的時候，被瑞士家庭收 養的藏族孤兒，把一條銀白的、閃爍著絲質光芒的哈達披在我的肩上，這是達賴喇 嘛獻給丁子霖和所有「六四」受難者親屬的最衷心的祝福。 頒獎儀式結束時，一個個瑞士朋友向我走來，他們依次和我相擁告別，並以 美好的言辭祝福丁子霖。一個瑞士婦女告訴我說，她的女兒……一個中學生，在學 校裡搜集了不少有關丁子霖所從事的人權活動的資料，他們都很為丁子霖的事跡所 感動，所以全家決定，在這個星期六一起前來參加頒獎儀式。 那個可愛的瑞士少女今年 17歲，正好是那年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倒在血泊裡 的年齡。 1998年 11月瑞士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