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訪台的反思 龍應台 魏京生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來到台灣。原則上他來觀察台灣民主 運作的情況，具體的任務卻是為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尋求財力和人力的支持。半年前 ，他曾經說「台灣方面若有誠意與海外大陸民運團體合作，我們肯定會去，否則， 去了沒有意義。」今天他來了，是不是表示「台灣方面有誠意與海外大陸民運團體 合作？」魏京生是目前唯一的中國人，而且是一介中國平民，在西方世界不但受到 各國政府的禮遇也得到民間社會的尊重，但是在台灣，一個與他同文同種同根生的 國家，他會得到什麼樣的待遇？ 魏京生在美國已經遇見許多台灣人教訓他「台灣人是台灣人，中國人是中國 人」，所以大概不至於幻想他今天的來訪，台灣人會像西方人一樣熱烈地擁抱他； 但是他是否預料到台灣人對他冷淡的程度？他又是否能理解這份冷淡背後的歷史成 因？ 媒體對魏京生的來訪沒有任何興奮，他要來訪的消息幾乎不成消息。當李登 輝接見他時，報導會稍稍炒熱一下，但真正的主角是李登輝，不是魏京生。對魏京 生表示了一點興趣的專欄作家想說的只是：「魏京生，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台灣 人在民主上的成就比你大多了。你來台灣學習學習吧！」主要政黨的領導人都會和 他見面，但是在每一個和他握手拍照的政治人物心目中，魏京生多半只是一隻棋子 、一張牌。譬如說，他是李登輝的「民主牌」；在民進黨的棋盤裡，他又是另一個 玩法。而社會大眾，包括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在「台灣意識」的籠罩下，對魏京生 和魏京生所代表的意義，只覺得事不關己。六四的屠殺、長江的水災、魏京生的十 八年牢獄，對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來說，越來越「只是別國的事情罷了」。印尼也有 屠殺，孟加拉也有水災，政治犯哪國沒有，十八年牢獄又怎麼樣。 我們或許可以對魏京生解釋：台灣人仍舊在釋放積壓已久的對中國的兩重反 感；一重反感來自從前由蔣家政權操縱的政治與文化壓抑－現在的台灣人體認到， 濁水溪雖然沒有長江的源遠流長，但對台灣居民而言顯然比長江還重要。另一重反 感來自眼前共產黨政權的武力威脅－它像緊掐著脖子的一隻手，不讓台灣人成為正 常的國際公民。從前的蔣家和眼前的共產黨，不管邏輯上和歷史上說不說得通，都 代表了「中國」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在台灣半個世紀的歷史裡，又離不開壓制 和威脅。因為對中國反感，所以對中國冷感，拒絕關心，拒絕瞭解，這也是很自然 的反應吧。 確實是自然的反應，但是以最不自然的行為表現出來。首先就是現實問題。 假定中國確實是台灣生存上最大的敵人，那麼瞭解敵人，最深刻地瞭解敵人，是不 是生存的必要條件？兩岸隔閡五十年，重新接觸以來，彼此對對方充滿誤解和無知 。在蔣家時代，我們所認識的中國用一句「萬惡的共匪」就可以總結；後蔣家時代 ，我們則厭惡地根本不想認識中國。對共產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的真實歷史、 它的社會組成、它的文化性格、它的權力結構，它此刻正在發生的政治上和文化上 的深層變化，我們究竟瞭解多少？當然，中國對台灣可能更是無知，但問題是，中 國對台灣無知，還是中國；台灣對中國無知－後果，我們承受得起嗎？ 台灣人對大陸的民主發展沒有興趣的程度，更令人難解。魏京生說，「在整 個中國都還沒有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你想單獨保持一塊地方很好，很安全，好像不 太可能。」他指出的是一個我們極不喜歡但無法反駁的冰冷的現實。台灣民主唯一 的保障是中國本身轉變成一個開放自由的體制，否則台灣人永遠生活在強權的陰影 之下。對大陸民主沒有興趣？這樣的短視，台灣承受得起嗎？ 用「中國」這個詞，有一萬個迫不得已。誰說蔣家的國民黨代表中國？誰說 毛澤東的共產黨代表中國？兩個歷史不滿百的政治黨派－通常由一小撮權力野心家 控制，就代表了一個綿延三千年的人類古文明？所謂對「中國」反感，是對中國的 「什麼」反感呢？若是對中國文化反感－那一個時期、那一個地區、那一個思想流 派的文化？若是對中國政治反感－抽像的政治思想？還是具體的政治現實？那一家 的政治思想，那一個階段的政治現實，政治現實裡的那一個特定情況？如果說蔣家 專制代表中國，那麼西班牙法朗哥或者莫索裡尼法西斯是什麼呢？如果說中共獨裁 代表中國，那麼蘇聯的史達林和高棉的波帕又是什麼呢？若是對中國這個具體的國 家反感－是對它的國家機器，還是對它一併夾在機器裡頭旋轉的「人」？ 如果說，一百年充滿掙扎的台灣史教了我們什麼東西，我想我們至少學會了 懷疑，懷疑任何經過簡化處理的「真理」而試圖去認識事情的複雜性、多元性。我 們付出了多少沾了血的學費才發現，中共不只是「萬惡的共匪」，它確實曾有理想 主義的濃度，而日本不只是可恨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它的殖民同時是現代化的 催化劑。認識了政治和文化的複雜性之後，我們才可能成為一個有包容性的民主社 會，怎麼會一轉身就去簡化「中國」這個概念呢？只因為它是我們眼前的「敵人」 ？為嬰兒洗完澡之後要倒掉濁水，但是我們把濁水倒掉，不會把嬰兒也一併倒掉。 如果現在為了政治正確的「台灣優先」論，就把層次極複雜、內容極多樣的「中國 」簡化成一個獨裁惡霸，那麼我們豈不是在重複我們所曾經反抗的前人的錯誤？在 所謂認同的問題上，台灣人當然盡飛以決定把「中國」倒掉，但是哪一部分是濁水 ，哪一部分是嬰兒，總得先誠誠實實地搞清楚吧？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探討究竟魏京生對今天的台灣人有什麼意義。他的來 訪，可以引出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冷靜思索的問題來。第一個，中國就是中共嗎？只 要面對魏京生，我們就不能把國家機器與中國對的起來。在共產黨的國家機器下， 有無數被碾得血肉模糊的人，有無數奮身反抗的人，甚至也有許多操作著機器卻又 努力不讓機器害人的共產黨員。當我們把中國簡化成中共而不加區分地對之一概敵 視或漠視，我們首先就對不起那些受難的人。 第二個，魏京生可以測出在台灣的民主制度裡面有多少實在的人道價值。現 在高居廟堂之上的許多政治人物，不是當年勇敢的異議份子嗎？他們的政治信譽和 資本不是建立在他們對正義和人權的追求、對強權和獨裁的反抗上嗎？而我們所引 以為傲的所謂「台灣經驗」、「民主奇跡」，不就是以對被壓迫的「個人」的關懷 作為基礎嗎？政治人物對被關了十八年的異議份子魏京生不感興趣，是不是意味著 ，對正義和人權的追求只是取得權力的捷徑，權力到手之後，就不再用得著這些口 號？ 我們的社會對魏京生的可能冷淡，是不是意味著，台灣人只關心台灣人的人 權、台灣人的正義？如果對人道的關懷狹隘到這個程度，台灣人有什麼資格談世界 公民、國際視野？不，許多人說，台灣人也關心蒙古的孤兒、印尼的華僑、伊索比 亞的饑民；只不過因為「中共」太惡霸了，使台灣人無法對大陸付出關心。那麼問 題就在於：我們只看見「國」而不看見「人」，受苦的「人」，這是不是諷刺了自 己津津樂道的「民主奇跡」，背叛了自己曾經追求過的理想？畢竟民主不只是選舉 制度而已，它更是一種內涵和素養－對「人」怎麼對待，才是民主的實質。我們自 己不久前才從「國」的捆綁中掙脫出來，面對中國，卻對其中「人」的痛苦沒有同 情和理解－甚至比西方人還少，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如果為了台灣意識的建立和深化，我們就得阻礙、扭曲一種自然而正常的對 中國「人」的關愛，台灣意識很可能已經從本來油然而生的族群感情硬化成一種意 識形態－五十年了，我們對意識形態的陷阱還不夠認識嗎？健返的台灣意識應該使 我們更自信；因為自信而更包容、更開闊、更寬厚。如果台灣意識反而使台灣人更 自閉、自戀、自大－只看見自己的成就，其實是極小的成就，而看不見他人的痛苦 ，那豈不是一個病態的台灣意識？ 第三個，魏京生是不是英雄？他當然是的。全世界都記得八九年那個穿白襯 衫的年輕人，擋在一列坦克車前面；那個人的一剎那是魏京生的十八年。在一個威 嚇利誘的體制裡，多少人為虎作倀，多少人同流合污，多少人出賣背叛；魏京生用 生命來堅持：在最黑暗的世界裡還得有是非的界線。 問題是，或許是一種對從前威權政治的反撲－威權政治總是製造大量的假英 雄－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嘲笑英雄的時代裡；社會好不容易承認一個英雄，為的只是 要看他倒下的那一刻，來證明這個世界沒有不被拆穿的英雄。魏京生的腳才踏上美 國，人們已經預測：他完了。他會露出他的無知、他的無能、他的所有人格上的弱 點，他會腐化，漸漸地被攻擊，最後被拋棄。一年來，中國人對他的攻訐果然沒有 斷過。 魏京生是個英雄，因為他「威武不能屈」比我們大多數人堅強，但是除此之 外，他很可能有許多缺點：十八年關在牢裡，不可能吸收知識，所以他的見解必定 有限；他是個工人，學問基礎必定較淺薄；他不曾出過國，對國際認識可能有所偏 頗；他對抗強權意志堅毅，表示同時他很可能是個不容易受別人影響或聽取意見的 人□□但是誰說他不能有缺點？英雄不是完人，如果這個世界有所謂完人。奇怪的 是人們一方面不相信有真正的英雄，一方面卻又對英雄抱著完全虛妄的對待完人的 期待。當這些虛妄的期待落空時，他們迫不及待地說：看呀，又一個假的英雄！ 魏京生已經是一個真的英雄。他已經付出了十八年的生命；你和我，誰還有 權利對他要求什麼？批評他的人自己又付出了多少？台灣是一個自認為懷有理想的 社會，一個懷有理想的社會是不是可能正面地對待英雄？譬如魏京生，我們為什麼 不說：他也許見解有限，學問不足，對國際不夠認識，對台灣不夠瞭解；他也許剛 愎自用，他也許將來會腐化，但是，他才從十八年的監牢裡出來，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成長，讓他豐富。或許幾年之後，他不僅只是一個有道德力量的異議份子，他 竟也是一個有領袖氣魄、有遠見有能力的大政治家。等到他真正「腐化」了再裁判 他並不遲，但是，先給也一個機會。 尤其是對奴役與自由有切身體驗的台灣社會，為什麼不能給魏京生最大的道 義上的支持和鼓舞，僅僅是因為，我們也曾被奴役過，而且還有被奴役的可能？ 中共對我們最大的威脅，不是武力的，而是心理和精神的。時時處於對抗、 競爭、自衛、防範的緊張狀態中，我們不但可能扭曲自己的中國觀、世界觀，也可 能扭曲自己的人格，使我們困在種種新的對抗性質的意識形態中糾纏不清，越糾纏 視野越窄，使我們看不見我們出發時所追求的最根本的價值：尊重那有血有肉的人 。以色列的猶太人被廣大的阿拉伯「強敵」所包圍，所以是有名的精神上戴著防毒 面具的民族。台灣人不能容許自己陷入這種深淵。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魏 京生來到台灣。他不是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大陸人、北京人、本國人或外國 人、台灣人或非台灣人，他是「人」，一個飽受國家機器摧殘而努力想避免別人受 到同樣摧殘的受苦的「人」、勇敢的「人」，值得我們以溫暖、以真情對待的「人 」。這樣的溫暖，這樣的真情，台灣社會其實豐富得很。 更何況，不要忘記，在一八九八年，正好一百年前，陳少白奉「流亡民運人 士」孫中山之命來到台灣，籌款、尋求合作，成立台灣興中會。新的中國在十四年 後成立。誰知道，也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魏京生訪台，將來也是歷史的一段。 歡迎你，魏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