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勁恆被驅逐看中共 金 楓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安全人員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查抄了《明鏡週刊》駐北京 的辦事處，並對西德《明鏡週刊》原來駐北京的記者周勁恆進行了四個小時的審訊 ，結果宣稱周勁恆竊取了中共大量的「國家機密」，限令他四十八小時內離境。這 自然完全是中共精心策劃的一個事件，透過表面「莫須有」的「欲加之罪」，周勁 恆被驅逐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中共驅逐德國記者的真正原因 說起來也許人們並不相信，就是因為周勁恆不但是中國頭號異議人士魏京生 的朋友，而且還寫了一本《魏京生前傳》（中譯本由台灣捷幼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 月出版，聯經出版社發行）。周勁恆的德文原名叫Jurgen Kremb－－魏京生習慣叫 他「岳庚」－－一九五七年生於萊茵河畔的路德維希港，畢業於柏林自由大學，八 十年代初留學台灣，八五年與台灣女子周素禧結婚，現有兩個孩子。周勁恆從一九 九0年開始擔任《明鏡週刊》駐北京的特派記者，負責報道中國大陸、台灣及周邊國 家的新聞，在北京工作期間，他對中國的異議人士的處境有極為深刻的瞭解，尤其 是與魏京生、王丹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當一九九四年魏京生再度入獄以後，周勁恆在魏京生的弟弟魏曉濤、妹妹魏 玲和魏珊珊、及許多朋友不畏強權高壓的幫助下開始撰寫《魏京生前傳》。中共當 局在得知這一信息後，不僅對周勁恆及其家人實行了電話竊聽，他的朋友和採訪對 象也不時遭到中共安全人員的威脅和跟蹤監控，中共外交部也曾多次威脅要驅逐他 出境。周勁恆認為「這是一種長期的精神虐待」。一九九七年，當周勁恆與魏曉濤 去安徽巢湖魏京生老家實地採訪時，被中共安全人員在旅館「拘禁」了兩天，直到 當時的德國外長金克爾出面斡旋，才得以重獲自由。去年九月，《魏京生前傳》德 文版上市前夕，周勁恆又遭受中共安全部門傳訊四個小時。 周勁恆坦陳，他寫這本書的過程十分艱難。「與魏京生相關的所有資料，在 中國都遭到安全單位的嚴格檢查而沒收，成為政治禁忌」。周勁恆「成千上百個鐘 頭與人訪談，企圖勾勒出魏京生的生活。然而為了保護大多數仍居住在中國的受訪 者，」他「往往得秘密進行。」這也就是中共指控的所謂「竊取國家機密」。不過 ，周勁恆感到，比起安全部阻撓他的採訪調查，這些問題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周勁恆在描寫曾是中共高幹的魏京生父親－－魏梓林的時候，有一段精彩的 分析「幹部等級對個人的政治前途更具意義，因為等級決定了能看資料的多寡。每 一等級的長官會控制下級幹部的文書資料和外國訊息，而一般小老百姓根本毫無資 訊可言。這樣的層層控制是為了確保幹部的政治生命，因為資訊獲得越廣泛的人， 越知道下一步政治運動清算的方向，也越能及早確定射擊位置，先推別人下水，保 護自己。」這其實也是中共設定「國家機密」的本質。 在今年九月出版的《魏京生前傳》中文版中，周勁恆寫道「現在中共官員還 是不斷找碴，想盡辦法要將我驅逐出境，不讓我繼續採訪。」結果不幸被周勁恆言 中，即便周勁恆在今年七月已經被《明鏡週刊》派調到新加坡，主管該刊東南亞的 辦事處以後，中共當局還是選擇周勁恆十一月到北京出差之機，演了一出驅逐周勁 恆的鬧劇。由此可見，周勁恆已經成了中共的眼中釘－－不實行報復就不足以平息 其心中的怨憤；中共選擇周勁恆事實上已經離開北京以後再宣佈驅逐他，原本想討 個便宜，結果卻弄巧成拙，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同聲譴責和抗議。同時，這個也從一 個側面證明，北京當局對如今活躍在國際舞台上的魏京生，已經懼怕到無法容忍的 地步。 在周勁恆眼裡，魏京生當然是中國最重要的民主人士，將來有一天他可能也 會像波瀾的工人運動領袖瓦文沙、捷克總統哈維爾、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邁著相 同的步伐前進」，所以他決定寫這本書，為的是不要讓魏京生「平白消失在歷史中 」。這自然是一種「傾向」，這與宣稱客觀報道的新聞記者立場來說，也許是一種 矛盾。不過魏京生在給這本傳記寫的序言中「讚揚周（勁恆）先生有明顯愛憎的， 有傾向性的寫法。」在他看來「沒有傾向就是沒有原則」，魏京生強調「我們要改 變中國人的命運，非改變那種無是無非的混世哲學不可」，「我們都不想做奴隸， 但我們也得先改掉做奴隸時養成的惡習」。 魏京生評論周勁恆被驅逐事件 周勁恆不但寫過《魏京生前傳》，而且也是魏京生的朋友，就此筆者與美國 之音記者海濤一起，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學院的辦公室，請在此任訪問學者的魏 京生發表了對周勁恆被驅逐事件的看法。 首先，魏京生對周勁恆的為人有相當高的評價，魏京生說周勁恆對中國老百 姓特別熱愛，他希望中國有一個好的前途。魏京生回憶自己是九三年被假釋出獄後 與周勁恆先生結識的。「假釋的時候，他和所有北京的好幾百外國記者圍在我們家 門口，等了一個禮拜，晝夜盯著，當然，那一下我認識了很多新聞界的朋友，其中 包括周勁恆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中國人，他自己是德國人），以後我們就有比較 好的交往，很快就成為朋友了，因為他非常直率，而且很有學問，能看得出問題， 包括在北京的王丹和其他的一些學生如翟偉民等，都是周勁恆他們一家人的朋友， 都是經常到他那裡去的。我認識他以後，當然我弟弟我妹妹，都成了朋友了。」 不過，魏京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第二次被捕前夜他們見得最後一面，「在 我家已經被警察包圍，武警從街口就開始堵人的時候，這個時候我打電話約他來， 見最後一面。其實我們打電話約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這時別的記者都不 敢來，只有他還帶著老婆帶著孩子，開著車來了。在路口時還被警察扣了，弄了半 天，最後七繞八拐還是進來了。所以，他實現自己想法的勇氣，可能比一般的新聞 媒體的記者都要大得多。他說，我這次來就是朋友，我不代表明鏡週刊，如果出什 麼問題明鏡週刊要害怕的話，那是它的事，因為咱們是朋友，我非得來看看你到底 有什麼危險。那時候滿街都是警察，包括我們家門口都站著警察，他仍然膽子很大 帶著老婆孩子一起來看我。這個鏡頭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在最困難的時候，支持 我們中國人的，這種人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以後，周勁恆一直在採取積極的措施幫助營救魏京生，也包括幫助北京的一 些持不同意見的學生、學者和市民，幫助他們往外在新聞界作宣傳。魏京生還強調 周勁恆「很注意調查中國的真實情況，包括九五年，那時我已經被扣了，他和我弟 弟一塊到我家鄉安徽巢縣農村去，瞭解我的思想發展情況，因為我插隊的時候在那 裡呆了兩年多，這對我的思想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周想實地看看『老魏下鄉 的時候到底在農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結果到那裡看看被警察扣了押回北京。」 周後來寫了一本《魏京生前傳》，向歐洲各界人士介紹魏京生的成長和思想發展。 所以，共產黨早就討厭周勁恆，採取了好多措施來對付他，在共產黨在乎和 德國關係的時候－－利用德國政府來說服歐洲國家支持共產黨的外交政策，所以不 敢對周勁恆怎麼樣，每年都把他叫到外交部去警告十幾次。這一回，周勁恆實際上 已經到了新加坡了，最近寫作報道也比較少，因為他搬到新加坡後正忙著在那裡搬 家落戶、建立當地的新關係等，他已經不是駐北京的記者，不過就是後面接班的人 還沒有來，北京的記者站有些事情還需要他照應處理，所以他幾乎每個月跑一趟北 京，共產黨就利用這個機會，在他到了北京後把他扣起來，這很顯然是對他的栽贓 陷害。 魏京生認為中共驅逐周勁恆的「理由是非常的勉強」，竊取國家機密，是共 產黨製造輿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最典型的一個借口，從斯大林、毛澤東 、鄧小平，現在到江澤民，沒有什麼例外，都是用這種莫須有的借口來對付別人。 中共故意搞這麼一個行動，魏京生坦陳「這個事跟我也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 的意義不僅是針對周勁恆一個人的，而設針對所有的外國記者，給你們看，如果你 們太關心中國的情況，報道中國的真實的情況，就這麼處理。」中共此時懲罰周勁 恆，顯然是一種對所有外國媒體的威懾行動。共產黨是殺雞嚇猴。 魏京生提出新聞交流的「對等措施」 過去周在寫各種很激烈的報道時，它倒沒敢抓他，與魏小濤一起去安徽也沒 有被驅逐，中共選擇現在的這個時機，魏京生眼裡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在一年以 來拚命在叫喊要跟共產黨合作－－戰略合作夥伴，在很多方面向共產黨「委屈求全 」，不再執行西方人民的價值觀念，所以共產黨才有膽量不怕破壞他們的外交關係 ，來懲罰這些西方記者。之所以選擇周勁恆，一個重要理由是現在德國的政局改變 了，德國的比較主持正義的左派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和綠黨上台了，而且外交部長費 捨爾是綠黨的，他是態度很鮮明的支持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自己 的人權，這是綠黨一個非常鮮明的立場。所以此舉也是警告德國政府，並以此來幫 助德國政府內替共產黨說話的人。 到了海外以後，在大量的接觸了西方媒體後，魏京生親身體會到，中共不但 壓迫自己國家的人權，而且已經把手伸到了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嚴重的干涉西方國 家的言論自由。為此，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對策：西方國家的政府應該理直氣 壯的保護自己記者的權利，你如果在北京的記者被北京政府控制不能說真話的話， 那麼你們的言論自由至少有一部分是虛假的。所以應該採取對等的措施：北京驅逐 一個西方記者，西方國家就從北京駐其國家最重要的記者開始驅除，驅除的數量相 等，北京不給美國的學者發籤證，那美國就不給中國的學者和新聞單位發籤證。 有消息人士透露，這個方法其實西方國家在暗地裡已經使用過了，如「六四 」事件後中共驅逐了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裴新和霍普勤，當時美國有關當局立即向 北京發出警告：也將驅逐北京駐美國的記者，迫於壓力，中共不得不在半年內重新 又同意美國之音派記者常駐北京。 一九九四年在舊金山的國際華語廣播會議上，筆者曾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 文部主任吳葆璋介紹，為了向北京派駐記者，該台向中共申請了多次都沒有結果， 最後是法國外交部在獲悉了這一情況後，主動向中共傳遞了一個信息，如果法國國 際廣播電台派駐記者的申請再不獲批准，將採取對等措施－－法國也將不同意中國 有關媒體的記者常駐巴黎，為此中共不得不最後妥協。因此，西方國家政府採取積 極的行動努力保護自己的新聞記者，乃是到目前為止對抗中共迫害記者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 即便北京在經濟上空前發展以後，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面目出現，它依然不 得不在乎國際社會的反映，尤其是它更在乎西方國家有可能採取一致行動的壓力， 所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一口咬定周勁恆被驅逐是孤立事件，不影響其他記者和國際 關係，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這次，德國政府不但明確的表達了抗議立場，聲明周 勁恆被驅逐事件無疑將影響兩國關係，美國政府也適時的表達了關注和對中共行為 的批評。德國政府領導人後來還會見了周勁恆，這對周勁恆和他的同行都是一種勉 勵和支持，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德國外長費捨爾頂住北京的壓力，會見了魏京生。 所惜的是，在巨大市場利益的誘惑之下，在所謂「戰略夥伴」的合作聲中， 受到隨著冷戰結束而逐漸抬頭的「綏靖主義」思潮的果挾，西方國家的政府在與中 共的新聞交流中，似乎並沒有能夠堅守住這個對等的原則，以致接連發生西方記者 遭迫害事件。有人提出，長此以往，西方常駐北京的記者，以後要把他們的辦公室 乾脆就設到該國駐北京的大使館內，以尋求有效和及時的保障。也有人建議，成立 一個「中國記者法律後援會」對於在中國工作的任何記者，提供法律救援，不過作 為第一步，可以先清理一下近年來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中外記者的案例。魏京生提出 了一個富有啟發的倡議，邀請所有被中共拒絕入境或驅逐出境的學者、記者，舉行 一個國際研討會，共同研究在當今新時期的環境條件下，破解中共迫害記者招式的 有效對策。 北京對海外記者「充分利用和嚴格控制」 北京以莫須有的罪名驅逐周勁恆，引起了外國駐京記者的恐慌，同時也遭到 了國際輿論的抗議譴責。自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放棄封 閉鎖國的政策，逐步允許西方國家的記者進入中國採訪報道，並可以建立常設辦事 處，逐漸揭開了蒙在中國大地的神秘面紗，目前在北京常駐的西方記者已經多達三 百多位，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讓世界瞭解了中國，讓中國瞭解了世界」， 這對促進中國的開放和現代化，作出了別人無法取代的貢獻。 然而，由於北京堅持一黨專政，堅持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控制的政策，繼 續把新聞媒體當作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因此一直對西方媒體和他們的記者採取其慣 用的充分利用和嚴格控制的「兩手策略。」眾所周知，在歷史上，中共起家一是靠 「槍桿子」－－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二是靠「筆桿子」－－製造、影響和控制輿論，不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 等，第一、二代的領導人早年親自辦報刊、印傳單，與斯諾等西方記者建立良好的 私人關係，玩弄媒體輿論於掌股之間，就是目前在台上的當權派江澤民，不也是靠 在「六四」開槍前就率先鎮壓《世界經濟導報》發跡的嗎！可以說，在今天的世界 上任何一個政黨和政府，幾乎都沒有中共更善於製造、影響和利用新聞媒體的了。 中共對於西方新聞媒體的現實「利用」是，借助西方有影響的媒體作改善其 形象的「公關」，這一點在「六四」後幾年的時間裡表現得尤為突出。然而更為重 要的是，中共也借「新聞交流和開放」，派出了大批帶有特別使命的人員，以「新 聞記者」的名義到西方國家，廣泛的展開搜集情報活動，甚至於利用在所在國家保 護言論自由的法律制度，大量辦起報刊、電台、電視台、出版社等各種形式的新聞 媒體，直接介入和影響所在國家的輿論和政治。在這裡，中共實際上已經是一種「 雙重利用」，即利用了自己黨政不分、正常的新聞媒體與情報機構混淆的一元化體 制，同時也利用了西方對言論自由保護的空間，而且是以前一種利用為基礎，導致 在後一種利用的效用成倍的擴大。 在控制的一面是，中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採取「有罪推定」的 邏輯，把每一個常駐中國或到中國大陸暫時採訪旅行的海外記者，都當作是「間諜 」，對所有海外記者，不但在申請過程中有種種嚴格的限制－－不但簽證時間上有 諸多限制，如只通常只給一個星期、一個月、六個月或一年不等，在你去申請延續 簽證的時候，中共自然就多了一個控制你的機會，如八九年被中共驅逐的美聯社記 者潘愛文，現在作為《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被派往北京常駐，但是北京只給他半年 的簽證。更有甚者，北京顯然早就有一個拒絕給海外記者簽證的黑名單，如果做一 個統計就不難發現，眼下被拒絕進入中國大陸的海外新聞從業人員人數已經相當可 觀；就是到了出入境的時候，中共海關對他們也常常是格外的「關照」；在他們實 際工作中也作出了許許多多的限制性規範，如要到某地、採訪某人，都要事前得到 批准，而且還要派安全人員採取跟蹤、竊聽、傳訊、拘禁、扣壓採訪資料，直至驅 逐出境等迫害性的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中共也常常對其不喜歡的西方記者進行騷 擾、刁難，如《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伍潔芳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在出 生以後長達近半年的時間裡，竟無法獲得中共的簽證。 在這裡，如同魏京生指出的那樣，中共不但壓迫自己國家的人權，事實上已 經把手伸到了西方民主國家，通過控制西方媒體的記者，影響了西方國家人民的知 情權，實際上嚴重的干涉了西方國家的的內政和言論自由。很顯然，中共在「中體 西用」的思想指導下，讓西方媒體到中國常駐，只是要報道北京認為對他有利的東 西，而一旦西方記者按照新聞自由原則，真正獨立的進行採訪報道，就有遭到「竊 取國家機密」等罪名迫害的危險，最近一個時期來，境外記者從劉青彥、李福鍾、 中津幸久到周勁恆，就連續遭到了類似的迫害。 縱觀最近被北京迫害的海外記者案例，有一個值得人們警覺現象：劈除中共 誣陷這些記者的罪名，我們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這些記者都採訪過國內的異議人 士人權活動家民運組織，或者與之建立了經常聯絡的關係。在今天中共壟斷大陸新 聞資源的現實環境中，無論是人權運動、反對派運動，還是最近的組黨運動或者西 藏、新疆等地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運動，它們往往主要是通過西方媒體來突破中共 的控制和壓迫，在國內外進行宣傳動員和聯絡整合工作的，只要有媒體能夠如實的 報道這些信息，客觀上就是對中共專制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同時對中國大陸反 抗運動本身，不但可以繼續得到國際上越來越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而且就是國內 散佈在各地的星火，成為燎原之勢的可能性也變得越來越大了。在這方面，靠「六 四」鎮壓起家的江澤民等中南海統治集團，一直把堅持新聞自由的西方媒體，當作 八九年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的罪魁禍首。如今當中共無法有效控制國內紛起雲湧的抗 議運動的時候，把境外記者與抗議運動區隔開來，就是中共迫害周勁恆等境外記者 的一個主要原因。 最近一個時期來，在中共領導人的主要外事活動告一段落後，國內連續發生 了審判林海案件、大規模搜捕參與民主黨組黨活動的人士、對新聞出版界進行整頓 （出版《交鋒》、《政治中國》等書的「今日中國出版社」負責人等遭到整肅）， 目前又傳出將由李鵬主導制定中國的「新聞法」，李鵬還對德國《商報》記者公開 發表禁止組黨活動的談話……，如果把周勁恆被驅逐事件放在這種背景上觀察，我 們可以發現，對正在走出谷底的在國內民運，將其與國際媒體、海外記者嚴格的區 隔開來，似成了中共的當務之急。 北京當局在十月初簽訂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現在它不但無法 保障公約規定的中國人民的公民基本權利，甚至肆無忌憚的侵犯起外國記者的權益 和干涉西方的新聞自由來了。在在顯示了中共與國際社會要求它實行民主改革、保 障基本人權的壓力虛與委蛇，而從中牟利、沾沾自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中共自認 為經濟實力增強、擺脫了「六四」以後那種四面楚歌似的困境以後，對於國際社會 和輿論的壓力，轉而採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也就是它對於西方西方新聞自由和民 主法治更具有進攻性和破壞性。 北京青年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套用《國際歌》的歌詞說，團結起來到明 天，「INTERNET」就一定要實現。與此相同，面對中共一黨專政對新聞的利用、控 制和迫害，全世界一切爭取新聞自由的人士應該團結起來，群策群力，共謀良策， 有效制止中共對新聞記者的迫害，推進中國新聞自由的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