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隨筆 張偉國 台灣政商界大老、「特命全權大使」辜振甫訪問大陸，再次把世界媒體的焦點集 中到了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上面。不過人們在慶幸辜振甫與大陸方面的汪道涵達成 四點共識的同時，也不能就此忘記，前幾年北京當局對台灣採取的試射飛彈等大規 模軍事演習、中斷談判交流、對台灣民主選舉的總統李登輝先生及被稱作自己同胞 的台灣人民，進行了一場震驚世界和前所未有的「文功武嚇」。不管是把結束過去 幾年兩岸關係僵局的舉動，說成是「破冰」還是「融冰」，都要搞清楚這個「冰」 是怎麼結起來的，對結冰富有責任的一方不作出公開的道歉之前，任何對話談判都 會失去正義的基礎，事實上也不可能健康，更無法長久鞏固。 一、冀望兩岸關係的實質突破 今天，辜振甫、汪道涵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的恢復談判，固然證明和平統一的 潮流不可阻擋，同時也顯然證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中共前些年對台灣「文 功武嚇」政策的徹底失敗。 早在辜振甫動身前往上海之前，全台灣上下各個黨派團體、各個社會階層，通過 新聞媒體或舉辦研討會、民意調查，甚至遊行示威等各種形式的活動，對與大陸關 系發展及即將進行的辜汪會談，積極而充分的表達了的意見，這再一次證明了台灣 政治制度的民主，辜振甫的大陸之行不僅代表了台灣執政黨領導人的意志，而且要 全面的代表台灣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不論與汪道涵最後談出什麼結果，辜振甫回台 灣後除了向李登輝和國民黨中常委報告外，更要向立法委員們報告，要表示向台灣 人民負責。 相比之下，中南海當局的對台政策，無論是毛澤東的「要解放台灣」，還是鄧小 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現在江澤民的所謂「江八點」，都是實行一黨專 政的統治集團少數人的意志，甚至是個別領導人拍腦袋決定的。汪道涵在與辜振甫 會談前，用不著向全國人大代表徵詢意見，也看不到聽不見大陸的人民群眾在新聞 媒體上對這一問題表達自己的獨立意見，甚至被共產黨當作花瓶的所謂民主黨派都 沒有機會在此問題上亮一亮相，老百姓對台灣問題十分冷漠，幾乎只有中南海一頭 熱。最後不管會談的結果如何，汪道涵只要向江澤民等少數中南海當權者負責。 從另一個角度看，大陸人民對兩岸關係表達意見的權利，事實上完全被剝奪了。 對台關係和其他政治外交事務的政治決策權一樣，全部被號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共 產黨當權者所壟斷，對於普通百姓和知識分子來講這是極為敏感甚至碰不得的禁區 。不管是「對」還是「錯」，這種決策用不著向人民負責，甚至象前幾年那樣，大 規模的動用軍隊和試射導彈，威脅到亞洲地區和平，導致美國派出兩艏航空母艦這 樣嚴重的後果，……「文功武嚇」政策已經被實踐證明失敗了，但因為它是中共一 黨專政、極權政治的產物，現在仍看不出誰來對此承擔責任，而且也用不著向台灣 人民和國際社會說一聲道歉。 中共已經簽署了兩個聯合國人權公約，這中間規定了各種充分公民權利，其中自 然包括大陸人民可以自由的表達對兩岸關係的看法意見，對中共的錯誤政策「說不 」並追究責任，成立關注兩岸關係問題的組織團體等各種權利。如何行使這種權利 ，海峽對岸的人民已經作出了示範。包括異議人士在內的大陸各界層人民，在推動 組黨運動和實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同時，眼下如何把握兩岸關係的這一切入點，突破 這類「敏感問題」的禁區，也是應該給予充分重視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當局對內實行專制壓迫的同時，也在積極利用台灣民主政治 ，如通過接待許歷農、林洋港、梁肅戎等下野政治家，及新黨和民進黨等反對派政 黨和團體，不斷對台灣社會進行分化。對此，台灣朝野也應該採取積極的對策，如 也可以邀請中共下台的政治家如華國鋒、趙紫陽、喬石、萬里、鮑彤等，和異議人 士、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最近在組黨運動中的活躍人士及各個民主黨派，前去台 灣參訪，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溝通，把握這一契機，不但將了北京一軍，而且也有 助於把台灣提出讓大陸分享他們的民主經驗落到了實處。 兩岸關係，牽涉到整個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前景，對此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利表 達自己的意見，只有到廣大的大陸人民也能向台灣人民一樣自由的表達自己意見、 充分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兩岸關係才可能發生實質意義上的突破。 二、給台灣民主統一中國的諫言 辜振甫先生訪問大陸，不但在行程上安排上與克林頓的訪華路線接近，在內容上 也有重合之處，不過，同樣的內容，大陸當權者從克林頓那裡聽到還可以說國情不 同，當從辜振甫嘴裡說出來的時候，江澤民就缺少了招架的理由。而辜振甫恰恰在 這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角色位置，長袖善舞，表現出色。他不但在表明台灣立場時 態度明確立場堅定，有不失禮節和風度，他還正式向大陸領導人面對面的提出了「 民主化」才是兩岸統一的途徑，並提出願意讓大陸人民來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這 體現了台灣方面在兩岸關係中反守為攻的一著妙棋，就像搶佔了一個戰略制高點。 無論是江澤民回應－－大陸人多，直接選舉產生中央政府，目前仍有困難；還是錢 其琛表示－－以民主化完成統一的想法不切合實際，在民主化問題上，北京當權者 顯然都落到了辜先生的下風。 長期以來，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以其強大的意識形態機器是向人民群眾宣傳灌 輸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思想，儘管其中不乏扭曲走樣甚至被偷梁換柱，如毛澤東 在文革中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也被冠以「四大民主」，一度還寫進 了憲法。民主觀念幾乎是已經被「神化」了，在大陸老百姓心目中有其特殊的「法 統」地位。儘管世人都知道中共實行的是極權專制統治，但它還是要打人民民主的 旗幟，不敢公然的否定民主，如他們將自己的極權專政就稱為「人民民主專政」。 隨著二十年的開放、大陸普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民主化早已不再是西方資 產階級的專利品，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也日益覺醒，自由知識分子、民運分子、人 權活動家、中共體制內的開明人士，在追求民主化的進程中更是不屈不饒，前赴後 繼。近來民間頻頻傳出的組黨呼聲，中共當局不得不簽署聯合國兩個重要公約…… ，這些事實都證明，以民主化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在大陸上下都已有廣泛的現實基 礎，而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當權派如果一味地抗拒民主化，不但會失去民意基礎，加 劇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最終還將遭到大陸人民的唾棄。 現在的問題是，台灣方面究竟具體準備怎樣讓大陸人民分享其民主經驗？當筆者 以此詢問貼近台灣政壇核心的一位要人時，他說並不知曉有什麼具體的方案，甚至 台灣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可以運作的「大陸政策」，他本人就負責一個專門與大陸有 密切關係的部門，但是從來不見有人給他下達具體的指示，在實際工作中全憑他個 人的感覺，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聽到他的這一番表白，真令人吃驚，感覺已經實 行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台灣，似乎在與實行獨裁統治的龐大的中共集團，打一場原始 落後且非常被動的「游擊戰」、「遭遇戰」、「麻雀戰」，難免有台灣民主化「紅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擔憂。 現在活躍在歐美國際舞台上的魏京生先生曾不無遺憾的向筆者表示，當他與一些 國際政治家接觸的時候，他們對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感到相當的不解，無論台灣 是想統一還是最後要獨立，無論是從民主理念出發還是從現實政治著眼，幾乎沒有 比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更好的選擇。而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象支持俄國、支持東歐 的反對派運動，或象支持昂山素姬那樣來支持中國的民運，除了中國民運本身確實 有其存在的問題以外，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目前生活在台灣的 中國人，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會去盡這種職責。由此，中國民主運動陷入了目前這 種前後不著、捉襟見肘的窘況。有人甚至抱怨，如果沒有台灣的存在，海外民運也 許可能獲得更多的和更有效的國際支持。 這種情緒是有其背景的，當某些民運人士公開聲稱如何獲得台灣資助的同時，台 灣由於立法院的質疑或其他的種種原因，支持海外和大陸民主運動的資源卻是在連 年大幅削減，與中共凌厲攻勢相比，台灣在國際輿論上的「守勢」，也像它在外交 關係上的狀態相似，呈現出不斷的萎縮，這種趨勢甚至還有進一步擴散和蔓延的跡 象。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台灣一方面實行了民主化，並且強調要用民主化來實 行中國的統一，一方面卻出現了對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支持不斷減少的現象。 台灣的資源如何運用，說到底，必須由台灣人民按照他們的意願通過法定的程序 ，自主的作出抉擇，這是他們的權利，旁人無須說三道四；但同時台灣人民和台灣 的政治家們也得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這就是權利義務的一致性。而集思廣益、 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也是台灣多元民主生態應有的題中之意。台灣現在不但要在戰 略上高舉民主化的旗幟，更需要在戰術上予以具體的落實，即不但要談判時口頭上 講民主化，更需要採取具體行動去推動大陸的民主化。 哈佛大學的一位大陸學者強調，大陸人民對民主化的堅定信念，海內外民運人士 對民主化的堅持不懈的追求，讓大陸人民分享台灣民主經驗，不應該只是一種口號 或理想，早已經是一個不爭的政治現實，因此現在更需要行動！比如，台灣是否可 以考慮，如果用現在爭取外交空間經費的十分之一，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 支持海外流亡人士組織一個「流亡政府」，將來由四個政府（海峽兩岸的政府，加 上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議人士組成的流亡政府）一起來談統一 ，難道不比現在台灣與北京單打獨鬥要強些嘛？ 我相信，中國的民主運動要靠天助、人助，但更要靠自助的。但是，台灣民主化 支持大陸民運的悖論、魏京生的意見、哈佛大陸學者的看法，如果也是可以給人啟 發的話，倒也不失為給台灣方面如何具體落實民主統一中國的諫言。不管台灣最後 做什麼選擇，也不管台灣是從民主理念出發，還是從現實策略著眼，增加給予中國 民主運動的支持，對台灣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大好事。 三、袁斌的動機值得深思 辜振甫結束大陸訪問回到台灣不久，也就是在兩岸關係看上去開始逐漸回溫的時 候，十月二十八日，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905航班也緊跟著辜振甫飛到了台灣，立即 給兩岸關係一個新的現實的考驗。與過去許多中國大陸飛機被劫持到台灣的情形不 同，這次的被成為劫持者的袁斌，本身就是這架飛機的機長。與新華社對劫機者身 份報道吞吞吐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華人輿論的反映是相當有震撼性的。 中國大陸社會裡，在航空公司工作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職業，而有資格擔任一個飛 機航班的機長，通常來講就意味著享有比較優厚的經濟利益和高於普通人的政治地 位，尤其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是中國民航系統中的「王牌」，並承包每次中共當權者 出國訪問專機的任務，據袁斌本人的說法，他也經常飛國際航線，換句話說，他也 經常有「出國」的機會，而且他這次駕駛的CA950航班也是飛往緬甸仰光的「國際航 班」。對袁斌來講，要離開中國並不難，為什麼他要作出這麼大的「犧牲」，採取 「劫機」這種下策呢？他並沒有說自己是為了追求民主、嚮往自由這種「遠大目標 」，他只是用樸實的語言解釋是「由於我在國內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對待。」 據報道，由於中國民航系統的腐敗，駕駛員、空服員都有人事背景，因公司制度 不健全，原本按規定配發給袁斌的住房，竟平白被取銷，對此他甚感不滿，他多次 向公司申訴，都沒有回應，才於日前和妻子徐梅商議劫機。據袁斌向台灣司法方面 供稱，「劫機」到台灣前，先從北京飛到太原，「示威性」地飛遍半個中國大陸， 就是要給中共民航單位難看，雖然途經的每個機場塔台都以無線電勸他，但並未動 搖他離開大陸的堅定決心。 從目前已有的信息來看，袁斌是用「劫機」的形式對中 國大陸社會「不公平」的腐敗現象，表示自己的「示威性」抗議。袁斌劫機的動機 和理由非常值得人們深思，由此，也可以證明中國大陸的腐敗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 大陸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在八十年代主要是意識形態的禁條，到 了九十年代主要是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既得利益格局，及發生在現實政治框架中日 益嚴重的有失「公正」的全面腐敗。尤其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用自由主義的話語 ，為目前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既得利益者進行「合法化論證」，對權貴資本進行合理 化論證，主張讓公共資產的看守者「監守自盜」－－完成私有化過程。袁斌現在以 他自己的行動，給這種氾濫成災的不公平腐敗、以及為其塗脂抹粉的理論敲響了喪 鍾！ 人們或許都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張學良將軍以要求抗日為由，實行兵諫－－劫持 國民政府的委員長蔣介石，這一震驚世界的「西安事件」，終於使得共產黨擺脫了 山窮水盡的困境，成為國共兩黨此衰彼興的一個歷史轉折點。設想一下，如果袁斌 今天將江澤民出國訪問的專機劫持到台灣去了，也許可以提前實現李登輝與江澤民 的見面，迫於環境壓力，江澤民甚至也許不得不與李登輝簽訂一個協議－－允諾在 中國大陸實行開放黨禁和報禁的民主政治改革，並在放棄武力有國際監督保障的條 件下展開兩岸和談。 今天，袁斌以他自己駕駛飛機來台灣，而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劫機」，所以對 他是否構成「劫機罪」尚有待法律專家進一步研究、認定。如果袁斌或者他的同事 ，把江澤民的專機開到台灣去了，並產生了把兩岸的民主統一推進到一個新階段的 效果的話，那就不是「犯罪」，而是一種「義舉」，雖然可能不會給他一頂「義士 」的桂冠，但他卻有可能成為一個「新時代的張學良」嘍。 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在袁斌的劫機事件裡，同樣可以得到豐富的啟示：社會的 不公平可以令袁斌作出鋌而走險的選擇，這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潛能 ，現階段應該做一些扎扎實實的工作，深入社會各個階層，喚醒人民群眾對周圍一 切不公平現象的反抗，惟其如此，民運才會不脫離群眾、不遠離實際。在兩岸關係 維持現狀的相當一段時間裡，袁斌這樣的事件似乎不可能僅僅是最後一個。 時隔半個多世紀以後，歷史似乎還準備給中國人開一個玩笑：難道江澤民和中南 海的當權者一定要等到發生類似自己的座機被劫持到台灣去的事件以後，才讓渡自 己的既得利益真正的反一反腐敗？才進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才答應實現兩岸的民主 統一？如果社會的發展，希望只存在於這樣一種歷史的偶然性當中，中國也未免太 可悲了。 四、台灣的一著「險招」 現在北京在對台灣關係問題上，顯然在採取一種兩手策略，而且兩手都很硬，一 方面用所謂的「一個中國」在宣傳、名分、理念上緊緊套住台灣，向台商誘之以巨 大的經濟利益，逐漸逼迫其坐上談判桌，另一方面是用各種手段破壞台灣與現有邦 交國家的關係，甚至逼迫美國克林頓在訪華期間宣佈所謂的「新三不」（不與台灣 建立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甚至就在 邀請辜振甫訪問大陸的同時，中共依然在毫不留情地增加全面打壓台灣國際生存空 間的力度。 國家，是指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確定部分（領土）、經由法律組織起來並且擁有自 己政府的人（相對固定的人民）的聯合，而且作為一個實體要求同某些其他類似國 家進行交往。在現實當中，一個社會是否被看作為一個國家，取決於其他現存國家 的普遍承認。台灣現在早就它擁有一個獨立國家的所有要件，因此不管你是否承認 ，它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家在國際法上的法律後果是法律人格，獨立 和平等。獨立意味著不受任何他國之法律控制和支配。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來，台灣作為事實上主權國家的存在，卻被無端的剝奪了他理 應享有的國際法律後果。現今中國大陸，由於它是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 之其正在崛起的經濟影響力，雖然對台灣中華民國的政治框架及其域內管轄權影響 有限，但它有條件和能力不斷增加打壓台灣外交空間的力度，台灣不但被驅逐出聯 合國和其他重要的國際組織，而且承認台灣的邦交國家也一個個被中共挖走。兩岸 為爭奪這些台灣的邦交國家，鉚足了勁，撒了大把的金錢，呈現日益白日化的境地 。 長此以往，就自然會危及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存在的基礎，如果台灣的邦交國 家被北京全部「挖光」，就意味這台灣失去了國際承認，它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被抽去了一塊至關重要的基石－－其國家要素也就不完全了，那個時候中共自然可 以更加肆無忌憚的欺侮台灣了。因此保住現有的邦交國家關係，事關台灣台灣作為 主權獨立國家存亡與安危，從這個角度看，台灣近年奮力推展務實外交的舉措是可 以理解，也是值得同情的。 目前，台灣在抗衡北京的打壓方面，總體表現還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政治民 主化方面的進步，也使台灣在國際社會贏得了新的資源。但事物總有兩面性，台灣 同時也要警惕，不能孤芳自賞、偏安一隅、故步自封，千萬不能忘記大敵當前－－ 中共一黨專政獨裁這個龐然大物亡台灣之心未死，分分秒秒都可以發生兵臨城下的 局面。常言道「置之死地而後生」，面對北京的兩手策略，台灣除了堅守現有的政 策，在積極推進務實外交、向大陸展現堅持民主統一中國的誠意和善意、採取切實 的措施讓大陸人民來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的同時，也要積極謀求在兩岸關係中掌握 主動權，有一著「險招」也不妨可以早作預備： 台灣在作了種種努力仍不能「感動」大陸放棄打壓台灣國家空間的時候，可以明 確的告訴北京，如果台灣目前擁有的邦交國家再被它挖走一個，如果繼續阻止台灣 參加國際組織，如果再不宣佈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可以限定一個具體的時間）， 台灣就會為自己是否宣佈獨立及其前途，組織全民進行公投。 這也是被中共逼到最後的孤注一擲，當然現在看是一著「險招」，這一招先是可 以備而不用，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北京現在最擔心台灣宣佈獨立， 這種舉措就應可以起到威懾其打壓台灣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的程度是與北京擔心 台獨的程度成正比的。可以預見的是，台灣一旦起用這一「險招」，應該不難扭轉 在國際上被圍追堵截的被動局面，甚至還有「一招就靈」的效果也難說，關鍵是時 機和分寸要拿捏得準。國際關係不可能是一廂情願和漫天要價的，它應該是互惠和 互利的，也必須是經過討價還價來實現的。不管是日本還是其他國家，包括台灣自 身，要抗衡北京的壓力，在謀略上現在尤其需要以退為進！ 五、日本如何拆解中共壓力 封殺台灣現在已經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戰略，它不但被作為與美國交往 的核心問題，而且也硬要將其當作與近鄰日本雙邊關係的一個關鍵。在安排江澤民 即將訪日的過程中，不時有消息傳來，北京強烈要求日本政府領導人倣傚克林頓， 在江澤民訪日的聯合聲明中，重申所謂的「新三不」。 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在北京當權者的眼中，日本的外交政策總是跟 著美國亦步亦趨，尤其是身受亞洲金融風暴創傷，日本目前在經濟上正有求於中國 ，所以克林頓在上海發表了「新三不」政策的講話，日本首先小淵也必須如法炮製 。當這個要求遭到拒絕的時候，中方便以今年發生洪水災情為托辭，不定期的推遲 了江澤民的訪日行程，這在中國過去的外交活動當中，是十分罕見的。目前，江澤 民的訪日行程雖然正式確定並已經公諸於世，但對日本方面對是否要象克林頓一樣 申明「新三不」，雙方正在展開激烈的討價還價。 其實中共忘記了，前兩年，在中國大陸流行的「中國可以說不」的思潮，正是抄 襲日本的，在「可以說不」這一點上，日本可是中共的老師啊。二戰之後，日本在 美國的幫助下成為了現代化世界經濟強國，為了擺脫戰敗的陰影，並躋身世界政治 強國之林，多年前日本開始對美國說不。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六四」事件發 生後，美國領導西方國家實行了對北京當局的嚴厲制裁，可是日本偏不聽美國的指 揮，以自己在中國的巨大經濟利益為由，繼續維持者與北京的正常關係，敢於向美 國說不的日本，似乎不至於不敢對中國說不吧。 不過值得省思的是，正是「六四」後日本的那種政策，成了中國最終突破西方制 裁的第一個缺口，幫助了現在敢於壓迫日本的中南海當權者擺脫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更早，還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侵華戰爭，也為共產黨坐大搶到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貢 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毛澤東曾為此當面想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謝意）。 現在中共不但不知恩圖報，反而是上下其手左右開弓，對處於困境中的日本當局從 這個角度講，大有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嫌疑。日本當局現在遭受北京的巨大壓力 ，從報應循環的角度講，也可以說是養虎遺患、自食其果。 此外，日本還和台灣有著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不但因為現任總統李登輝曾在日 本求學深造，日本還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台灣的宗主國，日本文化為此在台灣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除去目前台日高度密切的雙邊關係，更重要的是台灣還是日美安全條 約的保護對象。這些因素，自然會影響到日本對與中國交往時採取的態度。中共一 再壓迫日本要求小淵宣佈「新三不」同克林頓調門保持一致，但中共似乎忘記了老 祖宗的信條：「己所毋欲，毋施於人」，強權壓力雖然有可能得逞於一時，但最終 是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個時候日本只要退一步，就足以頂住中共的攻勢、化解北京的壓力：日本完全 可以提出承諾「新三不」的要價，即日本可以像美國一樣做很多事情，如邀請台灣 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日、日本也可以向台灣出售防禦武器、日本國會也可以通 過一個「台灣關係法」、日本領導人可以在日本會見達賴喇嘛和魏京生、日本可以 撥出巨資幫助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和民運人權組織……，惟其如此，日本在對中國 政策上不是和美國完全保持了一致嗎！難道這是北京所樂意看到得嗎？這就叫「以 其人之道，還之於其人之身」。 六、毛澤東倡導「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近讀台灣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的李銳著作《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李銳 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後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秘書，在廬山會 議後經歷了二十年的坎坷磨難，深諳中共的政治運作與權威領袖的個人稟性。在李 銳的筆下，我們看到了毛澤東的另外一面，他的思想、行為表明青年的他是一個徹 頭徹尾的「民運人士」，而且有些觀念上甚至比現今的民運人士都還要「先進」。 一九二0年，毛澤東在長沙倡導湖南自治運動，他認為當時中國還未象蘇聯十月革 命那樣具備全國性革命的條件，因此提出，中國目前應先做打基礎的工作，各地革 命力量應該努力推動民主運動、文化運動、學生運動和工農群眾運動，以壯大革命 力量。千里之行，始於硅步；萬丈高樓從地起，什麼事情不是一開始便可成功，便 見大效，便可爭取到多數群眾的。只要大家堅決地、耐心地從近及遠、從小到大做 去，不因目前人數少而動搖，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起來的。他認為中國的事，目 前既不能從全國、總處下手，就從地方、分處下手。他讚賞楊唱濟說的「不謀之總 謀之散，不謀之上謀之下，不謀之己謀之人。」毛說，謀之總、謀之上、謀之己是 中國幾千年來的老辦法；現在應當倒過來，先從分處、從基礎、從發動人民群眾著 手。 從那年的九月三日到十月七日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毛連續在湖南《大公報》上發 表了十多篇文章，主要談的是，湖南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實現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 他自己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 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同北 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他還提出「建立湖南 共和國」的主張，他坦誠「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 毛當時撰文對全國政局發表看法：「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最好 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行省、三特區、 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 當時毛澤東還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寫過一篇兩千字的文章，題目 就是《反對統一》，文章開頭就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中 國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個建在沙堵（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 有基礎。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 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麼去了？一點沒 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推究原因，吃 虧就在『中國』兩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 反對統一。」「我是極端反對和議的，我以為和議是一個頂大的危險，我的理由， 不是段祺瑞的統一。也不是章太炎、孫洪伊的法律論，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 中國，其手段變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復合，進一層則為 各省自決自治。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法子，好多人業已明白了。這是 這次南北戰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國「統一」了，各省又要受這種「統一」的 約束。「中國人看上不看下，務虛不務實的老癖要大大發作。」「我覺得中國現在 的徵象，竟如清末一樣，國人對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壞。我看此際尚 未壞到極處，我們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壞度，卻盡可不必替它減少壞度。我們最好采 不理主義。」「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 政治。」（P418－421） 關於湖南自治運動，毛當時一共寫了二十一篇文章和書信。他的這些話，大多是 今天的中國民運人士都不敢講的，或者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至少是沒有公開講出 來的，雖然今天的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中國大陸和西藏的關係、新疆和內蒙的獨立 運動都迫在眉睫，儘管民運組織和人士也在這個問題上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甚至 還有互相間的溝通交流，但比較起來，還是缺了青年毛澤東的某些精神和思想。同 樣，台灣的當政者也不敢向他的對手－－江澤民，積極推銷中共創始人的青年時期 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主張，自然而然的就陷入了有獨立之實而無獨立之名的困境。 究竟是那時的毛澤東過於率直真誠年輕幼稚，還是現代的民運人士在世事的變遷 中變得圓滑世故成熟老到了呢？仰或是台灣方面的創造性的思想已被現代的務實精 神所掩沒？……其實統一還是分離並不是問題的根本，關鍵是人民要有自主的權利 並由人民來作出選擇。現在有學者把黑格爾的早年與晚年加以區分，也有研究馬克 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也提出了青年馬克思的概念，一般來說，他們的思想理論中青年 時期更多一些真理的火花。李銳把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加以對照研究，使人們清楚 的看到毛澤東從青年時倡導「湖南獨立」到老年時「一定要解放台灣」，他領導的 中共怎麼樣從追求自由民主走向其反面的「異化」悲劇。這個悲劇不失為今天中國 和民運人士的一面鏡子，也應該給台灣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