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黨運動不應忽略的兩個盲點 張偉國 自王有才等浙江民運人士利用克林頓訪華之際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事件發生 以來，到最近聯合國人權專員馬麗魯賓遜夫人訪華，連續發生山東、武漢、東北、 京、滬等地的民運人士向當局提出要求組黨的申請……，在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裡 ，竟然這麼多民運人士在不同的地區裡提出相似的組黨申請，可以說中國大陸的一 場「組黨運動」已然萌芽，並在不久就被提上議事日程。一時間，海外輿論和民運 人士樂觀的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持續不斷的壓力和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作用下， 開始了開放黨禁的政治體制改革。 到底怎麼認識這場將要登場的「組黨運動」？ 有人將其解釋為江澤民的權力鞏固之後，為了爭取自己的歷史地位而採取的 一種政治改革動作，或者說是中國社會持續二十年的開放改革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的一個必然結果；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見解未免過於一廂情願，從中國共產黨堅持 一黨專政的本質來看，目前尚不存在足以逼使中共採取開放黨禁壓力。 比較接近實際的解釋，從積極的層面看，也許是國內外的壓力發生了影響、 中共為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政治權力國際公約正在進行的探索性準備，或者是中共內 部主張政治改革的民主力量開始發生作用，或者是中共正式開始學習採用法律手段 來對付民運人士；從消極的角度去觀察，中共內部由於尚未形成統一意見之前的「 疏忽」，或以往的歷史經驗表明當局此舉或許就是「引蛇出洞」陽謀的現代版，這 只是等待下一步中共認為合適的時機一網打盡作鋪墊。 幾年前上海民運人士李國濤等申請組織人權協會被抓並被判處勞教，劉念春 等參與組織勞動同盟的民運人士紛紛被捕，像劉念春甚至勞教期滿仍繼續遭受關押 ，前不久還有組織獨立工會或保障下崗工人權益組織的人士不斷遭受迫害的報道， 相比之下，王有才被逮後沒有入罪反而暫時獲釋、除了跨地區串聯的長春民運人士 唐元雋遭到拘禁，北京任畹町、上海姚振憲、山東的謝萬軍和其他多名被拘傳的民 運人士相繼被拘傳，旋即又獲釋，簡直成了一出鬧劇。 與此同時，提出組黨申請的民運人士，甚至從有些地方當局的官員那裡得知 一些結社的具體條件，如要報備章程、成員人數、經費、負責人簡歷等，眼下中國 大陸提出組黨的申請越來越多，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中國 社會的這種變化已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不管中共是出於何種動機，也不管是自覺的 還是不自覺的，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這種變化，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令投身組黨 運動的有志者可以有所作為的。 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結社自由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警惕，中國國內的新聞媒體對民運人士連續不斷地提出 組黨申請，到目前為此還是沒有任何報道，實際上是對處於萌芽中的組黨運動採取 傳統的新聞封鎖手段。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後抓了在上 海從事電腦網絡工作的林海、《中央日報》應邀赴新疆採訪的台灣記者李福鍾、美 國ABC 在北京的特約記者劉青燕，以及北京《中國經濟時報》編輯施濱海，最近又 驅逐了日本《讀賣新聞》特派記者中津幸久……，這一連串的迫害新聞工作者的事 件，不但與被有些人誤解的中共可能「容忍」組黨申請的表演極不協調，凸顯了中 共一貫侵犯人權、鉗制輿論的本質，令「江澤民的權力鞏固之後，為了爭取自己的 歷史地位而採取政治改革動作」，或者說「是中共為加入國際公約進行準備」等等 之類的托辭無法自圓其說。 組黨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是要看是否有人民群眾參與支持的社會基礎，而要 做到這一點，從歷史上的和國內外的組黨運動經驗教訓來看－－都離不開新聞自由 ，也就是說沒有新聞自由，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結社自由和組黨運動，正是從這個意 義上講，在沒有新聞自由的現實情況下，中共有一天如果「真」的批准中國民主黨 成立，那也只不過是增加了一個現有的「民主黨派」，對於執政的中共來說，充其 量只是多了一個花瓶而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陳子明、王軍濤與香港文匯報副總編程翔、駐北京辦 事處主任劉銳紹和筆者與當時學生對話團的負責人項小吉、童屹及中國政法大學的 憲法學者陳小平一起在北京飯店有過一次討論，記得當時談到，如果學生與政府對 話時，政府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兩個學生提出的要求中只能滿足其中一項時，學 生該如何取捨？開始同學們堅持結社自由優先－－確認學生獨立組織的合法性，後 來經過互相的交流切磋，才形成了初步的共識：沒有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就爭取不 到，即使中共可能從權宜之計考慮暫時允諾學生組織有某種合法地位，但等到共產 黨認為時機合適的時候，那種組織要被取締也是易如反掌的。 當然，爭取新聞自由和推動結社自由是並行不悖的，並不是說一定要等到新 聞自由實現之後才來展開組黨運動，儘管它們兩者之間也有相輔相成之處，但人們 在醞釀或推進組黨運動的同時，千萬不能忽略對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絲毫的 鬆懈，任何投身組黨運動的人和觀察中國大陸政局的人，都不能忽略這一點。 王有才等公開宣佈籌組中國民主黨，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對中共的一黨 專政空前的公開挑戰，而且把矛頭直指中共極權獨裁的要害，從已經獲得的反響看 ，其轟動效應是不容置疑的的，不但國內民運紛起響應，海外各界也分頭行動，不 但在輿論上進行聲援，並且也有組織和個人在經濟或其他方面展開了援助行動，… …一時間，近年來處於低谷狀態的中國民主運動，出現了一個十分難得的小高潮。 然而，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能僅僅滿足於追求這種轟動效應，更加需要一種實 質意義上的突破或推進。衝破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固然需要超凡的勇氣和獻身精神 ，但是，如果事前沒有紮實的準備、周詳的計劃，就一哄而起，難免有失之「盲動 」之虞；反之，如果對此反應不夠敏銳，當斷不斷，也可能錯失千載難逢的良機。 不過目前令人擔憂的現狀是以前者為主。 推進結社自由：高處著眼，從低處著手 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是非常嚴峻的，中共執政將近半個世紀，雖然在開放改 革以後社會活動空間有所增加，其一黨專政的嚴密程度也是眾所周知的，對於任何 結社自由憲法權利的追求，除了勇往直前的獻身精神和勇氣外，在整個運作過程中 也迫切需要注意策略技巧的運用。 王有才等宣佈組建民主黨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他們的海內外同志和朋友也 給予了正面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在把握時機方面是否恰到好處？有人認為王有才的 舉動違反了部分民運人士「廣交友，緩結社」的共識，對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的形勢 是否已經到了組建反對黨的階段，人們顯然存在著不同的判斷。現在既然組黨的旗 幟已經打出來了，而且在客觀上也為拓展中國大陸的政治空間創造了條件（如山東 、武漢的民政部門所透露的中共關於結社的四項條件），眼下的當務之急除了繼續 支持聲援籌建民主黨的各種行動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對已有的空間條件要善於「用 足用活」。 海內外民運人士和組織，與其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組建民主黨的活動中來， 何不乘著現有的時機，在更加廣泛的範圍裡推動各種類型的結社活動，如把下崗工 人聯合起來成立保障工人權益的組織；在進入城市工作的盲流人口中建立何種維護 其自身利益的組織；在各類企業中成立獨立工會；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成立免受 官方控制的各類組織；在農村建立農民自己的組織；甚至在現有的准官方的社團組 織中培育其獨立意識和喚醒其團體利益，以及積極發展跨地區跨行（專）業組織之 間的橫向聯繫與合作，以尋求對現有體制的新的突破點，等等。從事這樣的一些活 動，相對而言比組建反對黨的難度要低一些，同時也更加貼近社會基層貼近人民群 眾，當這些組織發達到相當程度以後，也為建立各種反對黨建立奠定了一個堅實的 社會基礎。 換句話來講，結社自由運動的範圍非常廣闊，組建反對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雖然它是結社自由的一個核心標誌，但爭取的過程也往往倍加艱辛，不可能一步 到位。面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現實政治環境，有識之士和各個民運組織需要在戰略上 「從高處著眼」－－確定建立反對黨建設民主政治的明確目標；在戰術上「從低處 著手」－－要先難後易，循序漸進，從一黨專政最薄弱的環節突破，廣泛發展組建 反對黨的社會基礎，實際上也就是為民主黨的建立成功創造廣闊的「根據地」。 中國大陸社會在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長期毒化之下，屢次群眾運動留下的後遺 症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一哄而起」，中共半個世紀執政在這方面的缺失是非常明顯 的，這方面的教訓是所有從事結社自由的活動人士需要借鑒和警惕的，尤其是在目 前階段要切忌一哄而起的組建反對黨！如果海內外民主運動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在 組建民主黨的活動中，擺出一個與中共決一雌雄的架式，至少在策略上是有欠成熟 的，這不但有可能使組建反對黨運動脫離社會、脫離人民，客觀上也把所有反對力 量給集中暴露出來了，如同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了一個籃子裡，極大的增加了為中 共一網打盡的風險。 現代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多元社會的政治，「結社自由」，除了組建反對 黨，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可以做也需要做，王有才等國內民運人士組建民主黨的行 動，拓展了現實政治的光譜，客觀上為其他各種類型的結社活動爭取到新的社會政 治空間，如果說，組建民主黨之類的反對黨對於中共的一黨專政是具有突破性的試 探，那麼更加廣泛的結社自由運動就是對民主政治具有建設性的積累。此時如果能 夠善用這些條件和各種資源，從各個階層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扎扎實實地推進各種各 樣的結社活動，就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組建反對黨的行動將在中國大陸獲得實 質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