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星還是災星(四)：行 甄 士 托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的福，五十年代後全世界多數人遠行時多是以現代交通 工具代步，並且越來越先進和完善。在中國也不例外。到一九七六年錢路機車、汽 車、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數量、公路和航空里程人數及各種交通工具的客運量均比 三十年代多（民用航空客運量至１９７０年止只１９６５、６７年曾分別達到二十 七萬人和三十一萬人，其他年份沒有超過１９４９年２７萬人水平，１９７０年後 才增加較多的數量），交通工具完善程度也非３０年代情況所能比。但鐵路人均裡 程數１９３６—３７年為０.０４８米，至毛死時的１９７６年鐵路人均里程數才０ .０４９米，比四十年前人均數僅多０.００１米！問題自然不僅僅在這裡，因為從 「行」的硬件看，總體上七十年代的中國比三十年代的中國好多了。然而在三十年 代，中國大陸絕大多數人，除了戰亂，可以自由行走和自由遷徙，不存在因政治原 因和其他體制因素引起的人為限制較遠行走。而在毛澤東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中卻是 因體制因素引致全民無遷徙自由可言和多數人「行不得」！除了經濟原因外，問題 主要出在嚴格的戶籍制、「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和各類的票證供 應上。下面分析一下經濟因素以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無遷徙自由和「行不得」的情 況。 在毛澤東統治的晚期，全世界採用嚴格戶籍制的只有北朝鮮、中非的貝寧和 中國大陸。嚴格的戶籍制度抵制了人類流動的天性和活力。毛統治時一個農業戶口 除了招工和上學，把農民牢牢地釘在黃土地上。在那個時代，由農業戶口轉到非農 業戶口是天大的恩賜，農民沒有特許離開黃土地去幹其他工作是不可思議的。由於 絕大部分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和只能從事農業勞動，所以在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 現代意義下的各類經濟現代化活動和市場經濟自然不會存在和建立，中國永遠處於 沒有開發的農業國。毛澤東同陳永貴一樣「農民不修地咋呀？吃啥？」，井蛙之見 ，不足為訓。要想使中國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首要條件之一是國內各類勞動力能 獲得自由流動。在中國，主要問題就是怎樣解決農村勞動力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人民幾乎沒有遷徙的自由。占中國８０％以上的農村人口，作 較遠距離的遠行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較遠的旅行至少應滿足二個條件：住和吃 。即使遠行，絕大部分人在旅途就有住的旅館問題。在毛澤東統治時住旅館必須出 示證件和登記，但當時農民無任何證件可以證明自己身份，農民想外出遠行，就需 經生產隊開證明到大隊轉證明，有的還需要到公社甚至縣裡開證明。這個證明內容 無非是證明某某人是何方人士，出外幹什麼。雖然內容簡單，但任何一級都可以以 任何借口予以拒絕，諸如生產忙呀，階級鬥爭需要呀，等等。沒有這個證明，你旅 館住不了，只能露宿野外，也就成為「盲流」。當時農民不發糧票，出外總不能背 著糧食旅行，並且買任何食物都需糧票，沒有糧票幾乎寸步難行。所以一般開了證 明再拿著糧食和證明去換糧票，換全國能用、或是全省通用，或是市、縣內用，視 情況而定。自然，有門道的人，自己弄到糧票則另論。所以出外住和吃的問題是操 在有關方面，你想省麻煩就不要走；你要走，還需看有關方面准不准（這是就有錢 外出的農民而言，沒有錢自然行不得）。另外，在全國不包括右派、資本家等，一 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被當局定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共有２０００多萬人， 這部分人及其直系眷屬到七十年代初、中期大約不會少於一億左右（五十年代初， 不包括被定為反、壞家庭人口，全國地富家庭人口占農村人口９.４１％）。四類分 子是專政對象，自然是「行不得」，還禍及他們的子女、近親屬，他們被作為準專 政對象，也是「三思而後行」。儘管比他老子情況好些，但稍有些動作，就是階級 鬥爭新動向。也就是這一億左右人口，在那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中，是難得一「 行」的，屬於（四類分子本身）和接近於（四類分子直系親屬）不許亂說亂動的一 小撮。此外城鎮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右派、資本家等各類控制和內控的入「另冊」的 賤民，也不是能隨便行走的。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因沒有工作證，外出同樣 要開證明，證明自己身份和外出理由。可以說，除了文化革命初期的大串連，在毛 澤東統治時期的大部分年月中，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民和部分城鎮居民，其「行 」的自由是多多少少都受到限制，其中大約有１０％左右的人口基本上無「行」的 自由。這是國內「行」。至於國際的「行」，佔大陸人口９９.９９％以上是無法想 象的，除了持公務護照出國外，私人持有護照出國是少之又少，幾近於零。因而從 全國看，儘管交通工具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有所改善，但由於毛澤東的極權統 治，全國多數人民由於種種非經濟原因卻是「行」不得的。 其次，全國大多數人民處於絕對貧困化中，回想一下，在毛統治時有幾人能 花錢旅遊、遠行？例如佔人口８０％以上的中國大陸農民，如表１.４所示，每人年 雜項支出在毛澤東統治時人均僅在５.７７—１１.０１元間。這幾元錢裡年人均最 多有１—２元是花費在旅途中的費用。當時１００公里左右的公路汽車費大約需１ .５—２元，這就是說，出外不吃不喝，人均乘車活動半徑也只能在五十公里範圍內 。所以，對多數人而言，出外乘車在經濟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何能旅遊？只在城近 郊區和較富裕地區的農村有較多的以自行車代步旅行（城市居民用自行車較普遍） 。因此，如果不考慮「文化革命」初的大串聯和毛澤東統治時特產「盲流」，對大 多數中國人而言，隨著世界科技的進步，「行」的工具雖然有所改善，但從總體上 看，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毛澤東統治時與三十年代中期對比，多數人或是「行 不得」（從這一點上說，可「行」的環境和條件反而比三十年代中期差多了），或 是還靠兩條腿或自行車走路！ 三、案例和結論 我們把上述（一）、（二）點的結果和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人民生活基本指 標編成表１.２１。表中沒有編進「行」的數據，這一方面我沒有「行」的數據指標 ，另一方面在毛澤東統治時許多人沒有「行」的自由，無法用量來表示，只能是描 述性的說明。下面對表１.２１作些說明。 １、表１.２１中空白處為沒有查到或無法較精確估計的數據。表中數據邊有 ★號，指該數據僅是估計值。 ２、食品消費支出、年居住消費支出、年衣著消費支出百分比是指各類消費 在生活消費結構中所佔百分比。該數據因沒有三十年代中期數據，毛澤東統治時數 據也不全，這裡用表１.１１、１.３、１.４中數據，所以表中１９３６年的城鎮居 民數據只是中國勞工的，城鎮居民生活平均水平應比之高。另外，我們在前文已指 出，１９６２，６３年，農民食品費用百分比較低是因為食物短缺和專制制度在特 殊情況下運作的結果，它不是恩格爾係數的反映。因此，表中不採用這兩年數據。 ３、１９６３年左右魚、肉、蛋的全國人均年消費值是農民肉、蛋消費量加 上全國人均魚消費量得出，即假定當時的城鎮居民的肉、蛋消費平均值同農村一樣 ，可以肯定這個假定是偏低的。自然，城鎮居民消費值估計也是偏低的。 ４、毛澤東統治時的糧食人均值是全國人均產量（原糧）的平均值，表中所 有糧食數據都是原糧，稻穀、小麥原糧１００斤折成７０斤大米、麵粉。 ５、１９５０年後各年家禽、蛋的人均消費平均值沒有找到，所以全國人均 魚、肉、蛋的消費量是在《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９４》第２５７頁上所列的部分年 份數字中挑選。很顯然，１９６２年不會是毛澤東統治時魚、肉、蛋消費最低值， １９６０年比之會更低。所有表中數據來源不全的都有此問題。 ６、至於毛澤東統治時農民、城鎮居民（實際是城市職工家庭）魚、肉蛋消 費水平，因資料限制我們只能用表１.１１、１.１３中所列的幾個年份。因表１.１ ３三個年份是連續且差別不大的，所以我們只取一個數據。估計是毛統治時的較高 值。 ７、表中用１９７８年數據的，均因缺１９７６年數據。 ８、表中１９８５年所有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９４》第２２５ —２８８頁。 ９、布消費全國人均值是用表１.１４中數字，因農民、城鎮居民消費布的資 料少，只取一個較高的值，最低值缺。至８０年代後，布的供應較為充分，且有大 量成衣在市場出現，居民直接購布相對就少了許多，反映在全國人均布消費量很大 ，人均１１.５５米，但表中農民、城鎮居民布直接消費卻不多。 １０、毛澤東統治時每欄中一般有二個數據，分別是我所能找到和估計得出 的毛澤東統治時該項數據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括號中數字是該值的年份。 表１.２１中國大陸１９６３年左右、毛澤東統治時期、１９８５年 人民生活若干基本指標的比較 由於條件限制，在資料不全情況下根據上文編表１.２１，歡迎知情讀者以歷 史事實批評、指正、補充。人民基本物質生活中，「行」方面，在毛澤東統治時許 多人是「行不得」的，沒有「行」的自由。其他物質生活衣、食、住方面，從上表 我們看到，毛澤東統治時比１９３６年左右差了許多。本世紀三十年代中，中國人 民在外患內憂情況下，國事多艱，經濟生活剛起步，儘管如此，從表１.２１可以看 到，那時全體國民平均生活還能有粗茶淡飯，溫飽尚能維持生活。當時是市場經濟 ，抗戰前人民各類生活必需品不發放任何票證進行限量供應而市場物價卻相對穩定 ，這說明當時物資基本上能滿足人民需求的。而毛澤東在「和平」狀態下統治整二 十七年，許多人卻是過著溫飽成問題的日子。由於經濟持續惡化，人民生活更為下 降，生活物資供應極為緊張。城鎮居民各類生活物資供應票證越發越多，城鎮居民 出外購物需帶一大摞票證，有的發了證也無法供應。浙江衢州曾發五厘油票。五厘 是什麼概念？僅０.２５克。精確計量達到稱金銀的水平，可見當時物資的缺乏。各 地農村農民只發佈票等極少票證（城近郊區農民發放票證種類比其他農村的農民多 些），幾乎無生活物品可供。數字顯示人民基本生活平均水平在毛澤東統治的大多 數年份中，只及三十年代中期的２／３—４／５間，有的年份只及一半，至１９７ ８年統計，有超過２.５億人口，佔全國大陸農村人口３１％以上的人民是生活在「 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住不檔風雨」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中。無疑地１９７ ６年情況比之更嚴重。可以這麼說，在毛澤東統治時，富的變窮了，窮的更窮了， 只會瞪紅眼睛搞內鬥。中國的改革不是來自知識分子的良知或是某些精英的設想， 而是被飢餓逼迫出來的。農村的改革首先就是為了解決飢餓問題。現存中國革命博 物館的，安徽鳳陽縣小岡生產隊社員於１９７８年冬為了解決飢餓問題，不再拿碗 當乞丐而進行包產到戶，各個戶主用手印蓋的嚴守包產到戶秘密的保證書就是一明 證。改革初期流傳甚廣的兩句民謠，四川的「要吃糧，找紫陽」，安徽的「要吃米 ，找萬里」，就是形象的說明當時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農民的饑寒的生活狀 況和所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正是順應民情和經濟發展潮流，改 革開放，使７８年後中國經濟得到較大發展。毛澤東統治的結果，全國人民僅僅是 要求滿足生存的首要條件：餵飽肚子都無法達到，許多人欲求一溫飽成為奢侈，遑 論其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毛澤東本人也非常清楚這一情況。我們不說他批示的 各地向中共中央反映的各類材料，單就他自己五服內親人和他家鄉鄉親對他本人反 映的事實和毛自己說的話就明顯表明這一點。下面舉些案例。 毛澤榮、毛澤連與毛澤東共曾祖父（第四代，末出五服，毛澤東掌權時內親 堂弟僅此兩人）。毛澤榮多次進京見到毛澤東。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榮與一位親 戚進京，在毛澤東的飯桌上，毛澤榮說：「三哥回韶山，我們餐餐搞紅燒肉給你吃 」。毛澤東說：「那好！那好！」「你們經常能吃到紅燒肉嗎？」毛澤榮回答：「 莫說吃肉，好多人家飯都沒得吃！」他談到去年秋，中央來了文件，為保證工業化 的需要，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除每人每天一斤定量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對莊 稼漢來說，一天一斤哪能夠吃？眼下春季青黃不接，韶山有４０％的人沒有飯吃。 １９６０年９月毛澤榮進京對毛說到社隊幹部虛報產量，又不科學種田。為多插一 季稻，強令社員正月下種，結果爛了禾種，便砍社員口糧。還盲目下令密植，造成 減產。誰提意見就給誰扣上「反黨反紅旗」的大帽子。還講到隊裡大割「資本主義 尾巴」，社員的家禽家畜被全部沒收（這些，始作俑者，毛澤東自己—引者）。最 後講，「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毛 澤東問：「現在口糧怎麼分？」「小孩三兩，大人一斤」（上段內容見劉建國等「 毛澤榮兩次進京告狀」《黨的文獻》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下面是作者文熱心在《毛澤東與故鄉》（１９９１年 警官教育出版社 第 １９１—１９４，１７６—１７７）所描述的： 「…李敏在１９７２年回韶山時，就對毛澤連說過這樣一件事：七十年代初 ，毛澤東重病在身，一天，李敏前往探望父親。毛澤東躺在病榻上，將李敏喚到跟 前，語重心長地說：『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只好請你們做了，家鄉還有兩個叔叔連 飯都吃不飽，你們要經常回去看看。』…帶著父親的囑托，李敏於１９７７年回到 韶山，專程來到毛澤連的陋室，看望叔叔，送給１００元錢。當李敏看到毛澤連的 家景後，才深深地懂得了父親最後的囑托…」。這裡作者沒有描寫：「…這座農舍 所處的地方叫東茅塘，當年毛澤東的爺爺也在這裡住過，以後才搬到上屋場去的… 「…這座農舍夠簡陋的了，已經剝落的土牆，凹凸不平的階基，雜草叢生的 禾坪；室內火塘的樑上已被油煙、柴煙熏得黑乎乎的；那個裝碗的木櫃、那個放茶 壺的長桌都已暴出了青筋，顯然是二三十年代的遺物。主人毛澤連，大約有１.８０ 米的個子。精瘦而黧黑的臉膛、老得有點駝背，一隻幾乎失明的眼睛。我找到他時 ，他正在菜園裡侍弄著蔬菜，老藍色的襯衫後背上已被汗水淋得水浸浸的。 這棟房子的模樣和它的主人的形象構成了一幅『清貧圖』。 可是毛澤連被人戲稱為『皇親國戚』呀！」。 作者對韶山區有如下描寫：韶山全區農業學大寨典型——韶光大隊裡有的生 產隊「社員出工一天，竟要倒貼６分錢，他們念著毛澤東語錄，每逢年終結帳一次 ，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 「…人們年復一年盼趙公元帥，但在年終總是一片哀聲。全區自大革命以來 倖存的老革命、烈士家屬以及殘廢人等上千號，每到年底，一個個手拿白紙版先湧 入區裡，要求救濟…今年冬天領一床被子或一件棉衣。到明年開春又把它賣掉，換 得一斗半升，又可再渡幾日。…」 另一個作者趙志超《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１９９２年 湖南文藝出版 社）第十八章「１９５９韶山之行」裡有如下幾段描寫： 「毛繼生插話說：『我們韶山原來是一身一口，七擔二鬥，每擔折合１２５ 斤谷，才勉強滿足口糧要求，每年要９２５斤糧，現在當然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要 求』…這時，…鄒長衛…敲著飯缽向主席『訴屈』來了。老遠就聽得到他的聲音『 飯缽叮噹響，餐餐吃四兩（老稱四兩實為二點五兩），做事沒有力，全都懶洋洋。 』 「毛澤東望著他精瘦的身子和憔悴、蠟黃的臉，頓時神情嚴肅起來。他用詢 問的口氣對鄒長衛說：『現在還有三、四兩，總比過去吃百家飯（指乞討）好吧？ …』 「鄒長衛收起了飯缽，不吱聲了。 「有人說：『韶山過去糧食比較足，山上種玉米、種紅薯、種經濟作物，可 現在不種了，為什麼不種了？讓農民餓肚子！』又有人說：『農民糧食不夠，還要 交各種各樣的『糧』，徵糧、購糧、愛國糧…剩下的就不多了，好多人連飯都吃不 上！基層幹部卻瞎指揮橫扮蠻，不交糧或交不起，就打人罵人。主席，要是您不回 ，我們都快餓死了』。 「解放也有十年了，家鄉父老百姓依舊是衣衫破舊，一臉菜色，…毛澤東心 情沉重。席間那彷彿許久未沾葷腥的飢渴和饕餮，還依然浮現在他的眼前，家鄉父 老『公共食堂真遭孽』之類的話依然縈繞在他的耳邊。」 我在這裡大段抄錄了吹毛、捧毛的文章、書籍所披露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 說明： １、毛澤東１９４９—７６年開始統治中國２７年間，毛的家鄉人民生活依 舊，甚至比以前還差得多。以前非荒年可吃飽，而現在不少年份是處於填不飽肚子 狀態，包括毛在世的兩個內親堂弟。而韶山享有國家特殊資助、貸款和照顧。當時 韶山人用的農業機械是國內最好最新式的。農業科技有專家幫助，農田水利建設、 電力排灌站等等，別人沒有的他們都有，都是國家幫助建成，但在那個時代，韶山 人許多年份還吃返銷糧！ ２、儘管１９７２年初毛重病時尚有良心發現而交代李敏照顧她的兩個叔叔 ，但病好後，乃無任何行動。毛當時至少掌握有不少的稿費，儘管這個稿費是不義 之財（據１９９５年中共中央黨校三單位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 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毛選前四卷毛自己執筆的僅十二篇，別人寫的經毛改 的有十三篇，其餘１３０多篇是別人執筆起草的。包括《矛盾論》、《實踐論》全 為別人作品。大概正因此，毛的稿費大部分沒有給繼承人而進了國庫）。我們可以 粗略估計一下，僅１９６６—７６年不計，機關、大學、企業等附屬的印刷廠正式 印刷出版的「毛選」四卷有８.４億套，毛的「詩抄」四億冊（以成本價一套二元計 ，毛就浪費了人民二十億左右的錢，以至於在文革中紙張、紙漿進口中佔第二位， 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時考卷無紙便從「毛選」印紙中拿出來用）。如以一套（毛選 ）或一冊（詩抄）一分錢稿費，即有千萬元以上。即以國家級出版社給的稿費，至 少也在百萬元以上。又不，他絕不會動不動就說從他的稿費裡支出多少元做什麼用 。而江青一次就可從毛處拿走三萬元。但對於吃飯都成問題的毛澤連堂弟，按作者 文熱心所說，１９５８年後就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資助，以至於毛澤連的大兒子六一 年考上了高中因無錢而輟學（據趙志超書所說，六十年代後每月政府給毛澤東兩堂 弟各二十元補助，７０—８０年代又增加到三十元）。自己有大筆稿費，五服內侄 兒卻因缺錢輟學（六五年前，至少也應有幾十萬元稿費），上不起高中，在世時五 服內僅有兩堂弟家，卻吃不飽。毛死前幾年，親生孩子和老婆都難得一見。這種品 德的人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恐怕比天方夜譚的神話故事還來得遙遠！《天安 門》製片人卡瑪（Ｃａｒｍａ Ｈｉｔｏｎ）說「很多想幹大事的人要為人類設計 未來，如果他不關心身邊的人，我不會接受他的設計，因為他為我設計的未來可能 會很可怕」。 ３、不少毛澤東研究者稱毛澤東因有「烏托邦」思想，理想主義，好心辦壞 事，不是自身道德品質問題。我則認為是權和名迷心竅，良心已被狗吃了（讀者可 以看郭金榮寫的《毛澤東晚年生活》一書中毛與其紅顏知已孟錦雲等看香港電影《 雲中落繡鞋》後的議論和關於《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的看法，就可以知毛的陰暗的 心理）。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末—５９年中從各地匯報材料、函電和視察所見以及 １９５９年夏回韶山時所看到、聽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有的地方已餓 死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日「對一封反映安徽靈壁縣災情的來信的批語」，該縣 部分地區已餓死５００多人），故鄉百姓處於半飢餓狀態，詛咒公共食堂。而且在 故鄉同鄉親座談中，毛非常清楚在大躍進期間基層幹部用強逼命令推行各種運動、 虛報產量及種種做假事情和打人罵人才征來糧。但作為決策者，他並不是改弦易轍 ，而在隨後的「廬山會議」上，為維護自己「神」的地位，權、名、利，明知錯了 ，置全國人民生死於不顧，蓄意隱瞞事實真相（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說：「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生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我去瞭解，實際只增 產百分之十六。我又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 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瞭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過這個事 …」。事實是毛澤東談過且瞭解到鄉親們三餐難以為計），文過飾非，大批彭德懷 ，大放厥詞。「無非頭髮夾子、菜、蛋不夠，有的買不到」。唱高調、講昏話，繼 續壓下面「假、大、空」，以證明自己一慣正確。在常委會上胡說什麼「放衛星好 ，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那來真？有假衛星 ，才有真衛星」（這就是大躍進時《人民日報》放了許多假衛星卻從沒有更正、認 錯的所在，假源來自毛澤東）。對食堂大唱讚歌，躍進再躍進，終於躍進入歷史上 最大餓死人事件。這不正是證明李志綏醫生所寫的毛「十分殘酷無情」。或許毛澤 東有時會像演員一樣表演一下關心人民，關心周圍人，裝作心情沉重的樣子，那只 是為了政治鬥爭或生活中某種需要而進行的表演。這從上面所說和他為抹殺他自己 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及主要因他的原因造成經濟崩潰狀態，卻整肅中央中與他意見稍 有不同且恢復了經濟狀況的國內外敵人，以國要變色，人民要受「二茬罪、二遍苦 」等子虛烏有的東西來嚇唬人，搞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推進更深的災 難就可看出。這些等等，哪裡有一點理想主義、良心的影子？中國人民從中得到什 麼利益？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數理學科的知識近於零，對經濟問題是白癡（所以在 大煉鋼鐵時想當然地要求在不到一年時間內要把全國鋼鐵產量乾脆翻翻的瞎指揮） ，每次參與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是破壞國家經濟建設。耍嘴皮的整實幹的，「假、 大、空」、無窮無盡的運動和內爭、內鬥是毛澤東統治時的最大特色。直到毛死前 ，他還在叫囂批判「唯生產力」論。１９６４年，他對李敦白等說過：「對我來說 ，革命永遠存在，即使是在一萬年後。要不然，像我們這樣的人該做些什麼呢？我 們全都失業了」。這裡「革命」的詞義應是破壞，要不他就失業了。從他取得政權 後，不是因戰爭結束與民生息，建設國家。他沒有教人民怎麼生產，安居樂業，只 是教人們相互間瞪著眼睛人整人、惡鬥，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搞破壞。如此治國 ，古今中外歷史僅見。對此，據說朱德在臨終前幾天（１０７６年７月２日上午） 對去看他的李先念說：「一個偉大的創舉—搞社會主義可以不抓生產，天天斗呀斗 。生產為什麼不能抓？這是什麼主義？什麼人的指示？是馬克思主義？我沒聽說過 。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搞成這付樣子，還稱鶯歌燕舞，這筆帳怎麼算？先念，要堅 定些，歷史會作出判決的。我沉默太久了，這是種內疚」。確實的，歷史必定會對 毛澤東作出判決的，「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連周恩來在病危時（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對去看他的鄧小平、葉劍英、李德生也說：「至今我還 不理解，搞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要搞生產了嗎？不要搞科技、教育了嗎？不要搞現 代化了嗎？我們怎麼能把力量、精力都用在批判整個世界上？劍英，我是否唯心？ 」 上面我們舉的是毛澤東家鄉人民一些社會生活情況。１９８０—８１年，有 人在江西興國毛澤東原來在井崗山時期作調查的地方調查過，當地人民生活水平各 方面都不如井崗山時毛澤東調查水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８日的《人民日報》頭版 高鴻賓等寫的《貧困，我們向你宣戰》一文中有如下的描寫： 「八十年代初，一位黨的高級幹部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沂蒙山。 貧脊的土地，破陋的土房，赤身裸體的娃娃，衣衫襤褸的姑娘…３０多年幾 乎未變的貧困景象撲入眼簾，令老人潸然淚下。他痛心地說：『我們愧對養育、支 持了革命的家鄉…』 類似的場景，在類似沂蒙的延安、井崗山、大別山…也出現過。這些為革命 流過血的土地，在革命勝利數十年後仍然一片貧瘠，這怎麼能不叫人揪心扯腸呢！ 」 作者指出，當年共產黨革命地方無一不是幾十年貧困不變。而這不變多數指 的是與抗戰和內戰時的中國大陸人民生活比較，與我這裡所說的三十年代期間人民 生活狀況又差一截。全國其他地方無不如此，從首富地區蘇杭到「乞丐之鄉」安徽 鳳陽。請讀者注意，我這裡所說的是全國人民生活平均狀況，至於個別的例子不在 我們討論範圍，因為任何事物都有特例，那不能代表全體。 對於上面資料，或許有人會提出，在毛澤東統治時糧食生產和各類物質都比 三十年代增加，只是人口增加太多平均起來就不多。這一理由，表面看來看起來有 那麼一點點道理，仔細一分析，就不是那麼回事。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在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人並不是沒有生產活動空間，無法進行創造性的勞動。而是 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採取各種方法阻礙、窒息人們進行各項創造性的活動和正常 的教育、學習和勞動生活，從知識分子的各類科研活動到各行各業的創造社會財富 的正常勞動。不間斷的運動和為鞏固自己統治地位而生造出來的各類階級鬥爭「理 論」，無時無刻不在人們頭上懸把刀，在人民中製造分裂、內爭、人整人以利於他 統治。而人民二十多年用血和汗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多被他以國家名義搜括走，為 他的權、名、利和在國內外為他樹碑立傳所揮霍和浪費……。茬茬都是破壞國民經 濟和人民的生產、科技活動，破壞人民團結、奮鬥建設國家，是中華民族敗類。其 結果，每人的勞動生產率並不是隨著世界科技飛速進步而提高，反而是下降了，人 民生活越來越差。不說日本等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例子，就以同文同種的台 灣、香港和毛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發展就可以證明並不是人口問題造成國人貧困不 堪（更何況人口問題也是毛一手造成的）。８０—９５年代乃是中國大陸人口絕對 數增長最多的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人口１５００萬左右，但中國大陸人民平均生活 品質改變之多有目共睹，前面表中數據就是證明。貧困人口由七八年的二億伍千萬 左右降到現在五千萬左右，不到總人口的５％。 其次，有人或許會認為，中國在毛澤東統治時搞得國窮民貧不只是他個人責 任。此說一些中共當年負責人自己也如是說。本人認為，非也。從四九年毛統治大 陸始，毛澤東就是以封建時代的皇帝和幫會的幫主自居，其時勢已造成。共產黨專 全國人民的政，毛澤東則專了共產黨的政。毛澤東統治時的社會主義，名義上財產 是國有，實際上是毛的是為是，毛的非為非，全國財產供毛胡來。中共的高級幹部 沒有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九十九是以毛皇帝的臣下自居。這無論是許世友的生時忠於 毛澤東的保證，還是陶鑄在被毛澤東整得快要死時還帶著「名臣錄」以「古代直節 忠臣自比」，以及周恩來事事謹小慎微侍候毛澤東和林彪很長時間內從心裡就反對 、討厭毛的所作所為卻處處高喊擁護毛澤東。中國大陸任何大的事，沒有毛的點頭 ，無一能幹成（請看「毛選」中「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 文件的批評」）。中共高層領導，多數人在中共統治大陸後，都想在經濟建設中有 所作為，建設國家。毛澤東自己未嘗不想露一手。問題出在毛個人品質極為惡劣， 整天琢磨的是搞陰謀詭計整人，保權保名，如何當世界領袖和「神賢帝王」。順我 者昌，逆我者亡。功為已，過諉人。對經濟瞎指揮，搞砸了，又不管。別人干，他 又是批評，又是責罵，誇誇其談，不著邊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毛澤東在世時所唱 的任何高調、所描述的「天堂」對人民生活哪一點有實惠？哪一些是事實而不是謊 言？人民生活稍有改善，它就折騰。而絕大多數的臣下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官帽只能 違心地隨著毛的指揮棒轉，多成兩面人。正如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一書所 說：「在『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鋼鐵紀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 途徑，是腑首貼耳，唯命是從。在一片頌揚聲中，所有的生機都被斫喪了，違背良 心的言論，違背良心的行動，成為準則。而更糟的是，唯有這種辦法，才能保住自 己的位置，進而一步步爬上去」，「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只有一直違背自己的 良心，才能在中國生存下去」。這不就是金庸在《天龍八部》中描寫丁春秋的星宿 派的德行。下面幾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 １、１９５６年春，周恩來認為１９５６、５７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期間 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是冒進，他認為，只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反對冒進，「要 敢於抗大流」。１９５６年４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１９ ５６年基建預算二十億，受到與會者反對。周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會造成物資供應 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最後仍堅持自己意見，就宣佈 散會。會後，周又找毛談，說他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人民日報 》還有反冒進的社論。後來毛在幾次中央會議上點名批評周反冒進的言行後，周曾 在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請大家考慮他是否繼續擔任總理職務。從 此後周繼續任總理唯毛澤東指揮棒轉，對於比５６年冒進大得多的比例失調「大躍 進」是大氣也不敢出，「文化革命」中更是毛的好幫手，長達二十年時間中，他的 良心不清楚跑到哪兒去。即使這樣周還擔憂死後相片被人打××。臨死前，他是「 胸前佩有毛澤東像章，枕邊放的是毛澤東詩詞」，「病危時從昏迷中醒來，撫摸毛 澤東的像章或詩詞。」 ２、對於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在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日記中寫下 「我７月１４日寫給毛主席的信，７月１６日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會同志，至７月 ２２日，各小組經過六天的討論，對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個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 也只有一個同志。其餘發言的大多數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還有一部分同志，還沒有 發表意見。」在毛澤東７月２３日批彭講話後，幾乎全體跟著毛，為了保住烏紗帽 ，不顧事實胡說八道，大批特批彭。李銳為此感歎地寫道：「我想，這是中央委員 會，這是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 後來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人更是成為行屍走獸，毛放一個屁，沒有哪一個敢說是臭 的。毛想把劉少奇打成內奸、叛徒，對此中央全會上有不同意見的僅陳少敏一人。 所以李醫生說，毛對他說過（１９６１年夏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 裡，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的都是行屍走肉」。我想，好人是有，都被毛趕盡 殺絕，剩下的只是唯唯諾諾的或不得不違心地以兩面人存在下去待機而動。 從１９５０—７６年，除毛澤東外，絕大多數的中共上層幹部有許多雖然非 市場經濟建國方略但都有比毛高明的經濟建設措施和想法（雖然速度慢），但都被 不通人性的毛或是批判，或是一一打入冷宮。改革開放中種種「新事物」，都是中 國民眾從下而上由想改變民眾自身「一窮二白」面貌而出現的。這一要求，從五十 年代初到現代「慶父」—毛澤東死去時一直沒有停止過。許多中共領導人，除毛澤 東外，在不同時期中也表示贊同和提倡。這從五十年代初期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 義制度到批鄧子恢對合作化的態度和六十年代批「包產到戶」，以至於「文革」中 稍微多搞些經濟建設就被冠以「唯生產力論」而進行批判就可以知道。連林彪、陳 迫達等都被冠以「唯生產力論」。除了保權和想當世界領袖外，毛在經濟建設上無 能卻又逞能，不願意看到別人比自己高明，對人民生活冷漠無情是毛與其他中共負 責人之間存在巨大矛盾的主要因素。以鄧小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 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來衡量，毛澤東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可以想像，一個不致力於生產的國家，天 天耍嘴皮，搞內鬥，搞破壞，怎麼有可能實現上述三點？ 應當指出的是，為毛辯護者稱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 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科學技術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國際地 位提高，打開中美關係等等。這種看法簡直是無知和荒唐的。的確，１９７６年的 中國大陸比１９４９年時多了一些工廠、企業。這正如一個人從來沒有土地財產， 市價１００元錢可以買到一畝地，他擁有１萬元錢可以買１００畝地，但他用這１ 萬元只買了一畝地你不去說那人敗了家，一萬元在他手裡只剩１００元。卻說那個 人的家族在他手裡置了一畝地產。不說為毛的世界領袖慾望所作的浪費、如種種援 外、支援「世界革命運動」、花錢買對毛的稱頌和國內的各種有形浪費。單就毛澤 東搞的大躍進和文革，中國人民有形經濟損失即達當時幣值６２００億人民幣，它 比毛澤東統治期間的基本建設總投資還多（不計土地價值，５８—５９年時，鞍鋼 一些工程師就指出，大煉鋼鐵中的損失、浪費和虧空的財政補貼可以買幾個鞍鋼） 。至於無形的損失：如對經濟平衡、生態環境、科學技術、教育、文明等的破壞， 以及人才的摧殘、殘殺生靈等等，何止一個６千多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 暢其流」這幾句話，在毛統治時不但毫無影子，倒是其反面的現象處處可見。佔有 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智力資源被他浪費掉，佔人口很大部分民眾是文盲、半文盲（ 須知，近幾十年，技術和知識已成為人類主要財富來源，人類正面臨第三次產業革 命）。二十七年來，多少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被毛澤東以「交學費」一句話毀掉。 毛這個敗家子竟被人吹為功臣？至於一些國防科學技術成就，大多是１９５０年前 培養的人才又在美國、蘇聯等國深造、並且對核彈的樣品都清楚的人搞出來。毛有 何功何德？恰恰是毛對知識分子的仇視、打擊、逼害才使中國大陸整體科學技術在 １９７６年時比世界水平至少落後２０—３０年以上，並形成斷層，經濟上大大落 後世界水平。以「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我國的發展水平，從１９５２—８１年間 ，每年遞減０.３％。至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使得拿著中國私人護照都難得獲得別國 簽證。而中美關係的恢復竟是毛功勞更是奇談。誰都知道，１９４９—５０年美國 就想拉關係建交，是毛一邊倒政策導致中美２０—３０年敵對關係，只是在蘇聯的 核彈威脅下又去親美國。過去親蘇仇美，後來親美仇蘇，這是哪家的外交突破？縱 觀毛統治時的所作所為，他的施政，不是以國家、人民利益為第一位，而是以他的 權、名、利，以他個人的心理滿足和意願為標準。內政外交政策不說百分之百，也 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錯的，更有不少政策是倒行逆施。正因為這個錯，國勢積弱 ，弱國無外交，耍耍嘴皮可以，動真的就不行，只能傍個大款，前期是蘇聯，後來 是美國。主權國家收回殖民地在全世界倒數第一，台灣無法統一，台獨甚囂塵上， 美國可以對中國指手劃腳，釣魚台列島日本所實際控制，周邊領海、領土不少為別 國所實際佔有，等等。讀者可以想像，只因毛澤東的胡來，中共大陸國民人均產值 僅為台灣、香港的一增（需知，１９４９年時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是處 於同一水平上，１９６０年時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與中國大陸相當）。既然說今天中 國在世界上發一句話，哪個國家不需掂一掂？那麼為何華人還需離鄉背井，九死一 生逃渡到世界各國謀生？ 毛統治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全面抗戰前，１９８５年大陸人民生活才與１ ９３６年左右相當。這是誰的罪過？第一是日本侵略者，第二是毛澤東。近一世紀 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難以計數，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由日本侵略 生下的怪胎－－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扼殺了中國現代化。毛澤東的極權統治，吞 噬、窒息人們的自由和創造力，摧殘社會生產力和中華民族的科學、技術、文明等 等，已為歷史進程所否定，總有一天，全國人民會把毛拿出來進行鞭屍的。 這裡順便說一下歷史事實是很有意思的，《東方紅》原曲是流傳在晉西北的 情歌，陝北榆林地區佳縣一位小學教師填了「東方紅，太陽升…」（１９４５年後 又有所小更動），１９４２年由陝西佳縣佳蘆鎮張家莊李有源唱出來。而就在１９ ４２年８月，《解放日報》報道一炸雷擊死延安地區延川縣代縣長李彩榮並在南門 外開追悼會，消息在人群密集的新市場傳開並議論紛紛，「其中一個趕集的農民在 群眾中罵道：『雷公怎麼不把毛澤東劈死』」，這個農民被抓後瞭解到是因為徵糧 太重，農民負擔不起，民生難繼，憤而罵出。可見當時人們對大救星是多麼「熱愛 」，愛到巴不得毛被雷劈死。實際上，陝甘寧邊區，人口最多時才２００萬人，土 地貧瘠，外援進不來，根本無法養活大批的軍政人員。雖然１９４１年年底在朱德 倡導下開展「生產自救」運動，使情況有所緩和。但毛重視的是大力發展部隊，且 當時３５９旅主要是種植鴉片弄錢，換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糧食、日用品短缺得多 ，內外又封鎖，對農民只能竭澤而漁。貧苦農民雖然減了一些租（中農則無影響） ，但稅賦加重，加上徵糧，農民負擔極其繁重。只是抗戰時期，人民怨恨少些，怎 麼可能像東方紅歌詞所唱的那樣歌頌「大救星」，那只是毛所造的政治輿論而已。 自從發生了「雷劈」事件，徵糧任務從二十萬石減為十八萬石，緩和一下。直到６ 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大量知青去延安地區插隊，還目睹延安地區多數鄉村還是屬 於溫飽沒有解決的貧困地區，許多農村女孩還無褲穿。一些插隊的中共「革干」「 革軍」子女利用和上層關係向中央反映，才引起上層的注意，而有那麼一點點改善 。這一事實說明，所謂把毛吹為大救星之類，是馬屁文人加上宣傳需要而弄出來的 神話（有些為毛澤東作傳的傳記作者還在重複這種神話）。這個神話唱到毛澤東見 閻王去，張家莊人還是窮得光屁股。直到１９９３—９４年，該村人均收入還只１ ９４元（當時中國北方小麥收購每斤０.５元，人均收入不到４００斤小麥），窮得 叮噹響，村裡６０多名孩子擠在四孔窯洞裡上複式班，九四年靠全國捐獻２６萬元 建起一個希望小學。 本來在抗日戰爭和內戰結束後進行和平建設，人民生活可以很快恢復到戰前 水平。但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毛澤東統治二十七年中，是否幾乎家家都家貧如洗？ 家中有什麼傢俱和積蓄？是否基本上是缺吃少穿，一室難求？在高壓下，毛用謊言 來掩蓋事實，報「喜」不報憂（所以毛說「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 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天天唸唸有詞，毛是人民「救星」，在毛領導中國 前「舊社會」多痛苦。在毛澤東統治時，多少事被毛搞成「假作真來真亦假」，這 就是毛重視輿論、統一輿論，不容許別人批判的原因所在。上面我們用歷史事實粉 碎了毛澤東之流的謊言，說明了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人民人均物質生活水平遠低 於抗戰前人均物質生活水平。可以這麼說，全體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從抗戰前基本上 是溫飽狀態變成缺吃少穿、衣食有虞的狀況。因此，在我們不討論毛澤東統治時種 種暴政和失策，單就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讀者自己就可以判斷毛澤東是中 國人民的救星還是災星？至於毛澤東統治期間對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宗 教、中華文明、自由、民主、社會生活等等摧殘、破壞以及在取得政權前、抗戰中 的所作所為，將來在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