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 ——評徐文立的良性互動說 倪育賢 徐文立先生是長期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民主戰士，並因此受到中共政權的 深重迫害。對徐文立的歷史功績，筆者與許多民運朋友一樣，是十分尊重的，也正 是出於這分尊重，筆者特別重視徐文立先生關於民主運動的立場和觀點，並不端冒 昧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與徐文立先生商榷。 最近，徐文立先生以答記者問的方式，發表了題為「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 對策與戰略」一文。徐文立先生在文中明確宣稱，「由於中國共產黨基本結構的改 變，民運應當與共產黨構成朝野良性互動的關係」，「以緩解中國社會的政治危機 ，並到達雙勝雙贏的目標」。徐文立先生在文中給我們展現了一幅相當誘人的社會 和諧、朝野攜手合作建立民主新秩序的美妙藍圖。 運動的目標是制約一切的 徐文立先生為了給他的良性互動論找到歷史根據，重複一個被改良派知識分 子販賣了千百遍的神話，他說「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 過程中，早期共產黨很多人都是一些熱血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也抱著美好的願望， 也追求民主自由，但是後來卻走上了一條專制獨裁的道路，這同他們選擇暴力革命 這樣一條道路是分不開的。」 對早期共產黨人的血都是熱的這一點，筆者並無異議。但斷言早期共產黨追 求的是民主自由，這就大謬不然了。中共從它成立之始，就宣佈自己是蘇俄布爾什 維克主義的忠實信徒，聲稱要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國家機器，以建立無產階 級專政的蘇維埃社會。根據列寧的經典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不 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所以，共產黨從它一開始就明確表明自己是現代民主制 度的天敵。而在事實上共產黨也一直在扮演摧殘民主自由的劊子手的角色。把追求 民主自由的桂冠不倫不類地硬套在民主自由最兇惡的敵人——共產黨的頭上是一種 歪曲基本歷史事實的惡作劇。 徐文立把共產黨走上專制獨裁說成是由於他們推行暴力革命路線的結果，這 是一個本末倒置的謬誤。歷史事實是共產黨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類歷 史最徹底的極權專制為目標。在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上，還沒有另一個政治勢力能 象共產黨那樣把人的自由徹底剝奪到人不成其為人的地步。在這一點上，希特勒和 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惡魔也難能望共產黨項背於萬一。徐文立把共產黨獨裁歸結成因 暴力革命手段造成，因此得出結論說，革命方式必然會導致專制獨裁。這一點雖然 常常為一些對歷史不求甚解的知識分子所附和，但這卻是違背常識的偏見。因為， 歷史證明，世界大多數文明大國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確立幾乎都是通過革命暴力武裝 奪取政權的道路才最後成功的。對此，徐先生只要略為瀏覽一下近代民主史就無須 再論了。當然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的手段建立的確實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但共 產主義運動首要的目標本來就是要建立獨裁專制，這在《共產黨宣言》上早已寫得 明明白白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得出結論：在通過一個特定的社會改革運動之後建 立什麼性質的政體這個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這個運動本身的性質，即這個運動 要達成的目標。在社會轉型中，手段和方式只不過是達成目標的工具罷了。目標一 經確立，它就會制約整個運動的全部過程和最後結果。當然，社會發展的道路是復 雜的。在歷史上也發生過手段異化目標的情形。那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不在本文 討論的範圍之內。 共產黨高層的知識結構 徐文立先生十分明確地規劃了他主張民運與共產黨合作的政治性質，他說， 「要說與共產黨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種合作，那是一種良性互動的合作，這種合作 是民主社會所共有的一種很正常的現象，民主社會在野黨和執政黨雙方都會有一些 良性互動和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這一點，認為什麼事情只能是絕對的白 或者絕對的黑，正是對民主社會的一種無知，並沒有擺脫共產黨理論的窠臼。」 毫無疑問，徐文立先生提出「民運與共產黨良性互動」說的動機和出發點是 無可厚非的。因為這顯然是出於一種悲天憫人的書生情懷和不希望看到社會動盪民 生痛苦的仁愛之心。然而，恕我直言，在社會領域中，善意往往並不等於正確，我 們鑒別某個政治主張的正誤時，只憑動機上的善意是遠遠不夠的。歷史早就表明， 許多罪惡起初常常是在善良動機的旗號下發端的，殘酷迫害過徐文立先生的共產黨 暴政就是現成的實例。 那麼，用什麼標準來鑒別一個政治主張的正確性和適行性呢?我以為可以有兩 個標準：一是看這個主張是否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二是看這個主張在政治上究竟代 表了哪些社會階層的實際利益。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動」說的基本缺陷就在於： 第一、「良性互動」說不符合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實際 第二、「良性互動」說客觀上迎合了中共特權階層鞏固其統治的政治需要 徐文立先生提出的「良性互動」說的基本前提是，他認為「共產黨的基本結 構已經發生了變化」。 必須指出，徐先生在得出上述結論時，並沒有給我們清晰界定出「共產黨的 基本結構」這個概念的確切含義。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叫「共產黨的 基本結構」。因為從字面上來揣測，一個黨的基本結構可以理解為它的組織架構， 也可以理解為它的理論架構，也可以理解為共產黨的權力架構。但從徐先生在後來 對記者所作的說明中來看，徐先生所指的基本結構並不包含上述內容，而主要是指 共產黨領導階層知識結構。他說，「共產黨領導階層不再是那些槍桿子打天下的人 掌握政權了，換成了大部分有文化水平，多少受過一些歐美教育的人。」顯然把領 導階層的知識結構的改變當成所謂基本結構的變化在邏輯上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 一個政黨領導層的文化素質並不能決定這個黨的政治性質與社會功能。希特勒納粹 黨的領導人的文化素質顯然並不雷同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但這並不影響這兩個 黨在人類歷史上同樣犯下反文明的野蠻罪行。 僅僅從一個政權上層的知識結構的改變就引申出這個政權的性質的改變是毫 無根據的。蘇俄勃烈日列夫時代的共產黨上層知識結構與早期布爾什維克時代是大 為不同的，但這並沒有改變勃列日烈夫政權的極權專制性質。那種認為掌權者知識 水準高就一定會傾向民主的說法是一種經不起推敲的附會，而徐文立將早期共產黨 領導層和今日共產黨領導層的文化素質進行的比較也有違歷史真實。事實上，早期 共產黨領導層的知識文化水準極高，他們決不是一群只會耍槍桿子的武夫。李大釗 、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周恩來、張國濤、劉少奇甚至包括毛澤東， 幾乎都是名重一時的知識精英。但這並不影響中共建黨一開始就成為一個用暴力消 滅一切反對派的反民主政黨。所以，徐文立以中共領導階層文化結構的改變來說明 中共性質的改變，第一：這並不符合事實，第二：歷史表明文化知識結構並不決定 一個政黨的政治性質。 關於共產黨的本質 其實徐文立先生用所謂「共產黨基本特徵已經改變」這樣一個他自己也言之 不詳的模糊概念想表明的真實用意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的本質已經改變」。 正因為徐文立認為共產黨的本質已經變化，所以民運可以與共產黨進行「雙勝雙贏 的良性互動」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弄清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共產黨的本質究竟有 沒有改變。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弄明白什麼是共產黨的本質。從詞義上分析， 所謂事物的本質是指決定該事物的基本性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事物的本質是不 能改變的，因為本質一旦改變，此事物本身即已轉變為他事物，即原事物已不復存 在了。所以，本質不變這個定律應該是言之成理的，但本質不變並不是說本質不可 變，而是指本質一變，原來的事物已變成另一個根本不同的東西了。籠統地講共產 黨已經變了，這是一句千真萬確然而卻毫無意義的廢話，因為世間萬物無一不在變 化中，德漠克利特所謂人不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即是此意。問題在於，共產黨的 本質特徵有沒有變化。 什麼是共產黨的本質特徵呢?徐文立先生列舉了共產黨基本結構已經變化的幾 點依據，除了前面所謂的知識結構外，又列舉了社會結構變動和意識形態的鬆動。 其實這兩點都與共產黨本質無關。筆者根據共產黨統治半個世紀的實際，歸結起來 ，共產黨的本質可以用一句話加以總結，這就是：它是一個用武裝暴力剝奪人民基 本權利以維護其特權統治的法西斯集團。 在共產黨掌政的五十年裡，它為了鞏固和存續其一黨專制的統治，共產黨領 導層有過多次更疊，共產黨的政策作過頻繁修改，共產黨的行為模式也有過不同程 度的調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變換過多種口徑，但是千變萬換都是為了一個目標 ，即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正是萬變不離其宗：共產黨用暴力剝奪人民基本人權 這一個本質始終沒有任何改變。如果說十年前共產黨還能夠用種種花言巧語蒙騙世 人以掩蓋其法西斯暴政的真相的話，那麼八九民運、六四屠殺這一震驚全人類良知 的血腥慘案，共產黨用暴力剝奪人民基本權利來維持其統治這一本質已經像溶盡了 積雪的山巒那樣，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六四屠殺九年來，中共不但沒有在「用暴力剝奪人民基本人權」這一點上有 任何讓步，反而用更狡詐更凶殘的手段壓制國內人民爭取人權自由的呼聲，把成千 上萬民運人士投入監獄和勞改營，用法西斯特務手段監視迫害刑滿獲釋的民主人士 ，抄家、盯梢、斷絕生計、重新逮捕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其中，徐文立本人就是一 個共產黨暴政下的典型受害者。現在，徐文立先生罔顧客觀事實，忽然洗心革面， 宣稱共產黨的本質已經改變，極力主張民運應該與共產黨坐下來握手言歡、攜手合 作，進行所謂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了，這不能不讓我們關心民運的朋友感到驚詫和 困惑。試想，一個被共產黨視為反動顛覆分子、一個整日被公安特務追得團團轉、 時時擔心不是被抄家就是被綁架的民運骨幹,一面處處躲避當局的迫害，呼籲海外朋 友的援助，一面卻大喊說良性互動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一幕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不 是太過於牽強、太過嬌情、太近乎一場自虐自殘的滑稽劇嗎? 關於良性互動的條件 徐文立先生曾經在中共監獄中經歷過長期的折磨，對此，筆者也有過切身的 感受，因此對徐文立先生受到的心理創傷有充分的理解和體諒。要在中共的黑牢裡 度過那麼漫長的煎熬，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自信力，這種人格特點對 一個人克服長期失去自由而形成的沮喪而達到某種心理平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必須體察到遭受長期非人道摧殘的朋友有時容易養成某些特殊 的心理素質，這就是在面對某些特定事物作出判斷時，有時會不自覺地拉開與實際 生活的距離，這就容易導致作出的結論不是失之於過分消極，就是傾向於盲目樂觀 。我們讀徐文立先生的文章會發現一個明顯的誤區，就是徐先生容易把一些自己期 待發生而尚未發生的事物當做已經發生的情形來加以評判。例如，徐文立先生把中 共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為了自身的實際利益所作的某些欺騙性姿態，如釋放一些著 名的異議分子等當做人權狀況的進步，把個別並不具有實質意義的偶然事件賦予特 別重大的政治意義，如把某一篇文章的出籠和某一本書的出版誇大為具有重大歷史 意義的事件，當做「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更加開放和開明的象徵」，從而斷定「中 國的社會已經走向多元」，「中國逐步從人治走向法制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等等 ......。 徐先生漠視中共大規模加緊鎮壓民主力量的嚴酷事實，對中共寄予不切實際 的希望，徐先生天真地斷言，「民運和共產黨已經有了對話的基礎」，宣稱「民運 和共產黨坐在一起用合作談判解決問題的時機已經到來」。 坦率地說，對於徐文立先生上述判斷，許多民運界的朋友除了用錯愕之外很 難用別的詞彙來形容，因為徐文立的判斷想像的成分大大超過實際的成分，這就導 致了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動論」，無論從理論還是實際上都失去了客觀的基礎。 所謂良性互動的原意是指兩個本來對立的政治力量朝著對雙方都有利的方向 作有規則的協調運動。 當然，良性互動是一個好東西。然而，和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一樣，它的實 現是有條件的。兩個對立的政治力量要發生良性互動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 雙方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第二、雙方有共同的參與願望，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同時 具備這兩個條件時，良性互動才可能發生。 現在，徐文立先生主張要進行「良性互動」的對象是中共特權階層，那麼民 運和中共特權階層在政治上有沒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呢?民運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建立保 障公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體，而中共的目是要用暴力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以保護其 專制政權不被推翻。我想不須太多的論證就可以得出結論：人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 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他們之間的利害是不可調和的，我常常用古人的用兩句 話來形容人民和共產黨的關係，叫做：「水火不能相容，冰碳不可共器」。共產黨 為什麼要抓魏京生、王丹，共產黨為什麼要在天安門開槍殺人，共產黨為什麼要在 今天還大肆搜收捕民運人士，這決不是因為那個人好，這個人壞，或者共產黨喜歡 張三，不喜歡李四的問題，而是他們的根本政治利益決定必須鎮壓民運，因為民運 的成功就是共產黨的失敗。所以主張民運與共產黨良性互動從政治上來說是南轅北 轍，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至此，徐文立先生一定又要批評我們「不懂民主政治中反對派和執政黨進行 良性互動的基本常識」了。對此，恕我再次提醒徐文立先生，在民主政體建立起來 之前和之後是兩種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社會政治環境，把民主社會中才能進行的種 種朝野互動搬到共產黨掌握一切的極權政體中來模仿，那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政治 兒戲罷了。 我們再來看進行良性互動的第二個條件，即雙方都要有參與的意願。現在， 徐文立先生有與共產黨進行良性互動的迫切願望這是不待言的了，那共產黨一邊呢 ?共產黨除了繼續逮捕、關押，繼續用監禁流放迫害民運人士之外，根本沒有顯示出 有與民主運動進行對話和談判的任何意向，連對徐文立先生從維護共產黨根本利益 角度所提出的那些建議，中共也一概不予回應。在這種情況下，徐文立先生還一個 勁自拉自唱聲稱與共產黨進行對話談判的時期已經到來，這除了自我陶醉、自取其 辱以外，還能有什麼實際價值呢?。我想提醒徐文立先生的另一點是，民主運動是一 個政治運動，政治是一個憑實力較量的領域。民主反對派只有一步一步依靠自己正 確而鮮明的政治主張爭取人民的理解、同情、支持與參與，最後形成對專制統治具 有強大壓力的民主陣營的時候，特權階層才會被迫與民運進行對話和談判，在當前 ，正像徐文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民主力量還非常弱小，還不成氣候，還不具備以 一個反對派政黨形態出現的條件」時，徐先生高唱與共產黨對話談判的良性互動已 經到來，聲稱與共產黨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不是自相矛盾、又一次把想像當做 現實了嗎?這不是對客觀事物失去基本判斷力的一種自作多情嗎?實際上這是一種缺 乏政治自尊和自信的非理性表現。 我們究竟是站在哪一邊 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動論」除了上面所分析的那樣存在主觀想像與客觀實 際相脫節的矛盾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基本政治立場，即民運究竟 應該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筆者反覆研讀了徐文立先生的談話之後對國內民運發展的 方向產生了相當深切的憂慮。因為從徐先生的講話中可以明確地體驗到，在許多重 大原則問題上，徐先生常常不自覺地游離了民主運動的基本立場。對於一個民運領 導者而言，如果由於分析問題的某種局限，對問題的理解發生了某些失誤和偏差， 這是可以通過討論和實踐來加以修正的。但是如果在根本的政治立場上離開了民主 運動的基本原則，這就會給民運造成方向上的迷失。徐文立先生是一個著名的民運 戰士，但徐先生許多觀點更多地是維護中共政治利益角度提出來的，這就是一個不 能不引起嚴重關注的問題了。徐文立先生在他的講話中多次用讚許肯定的口吻談到 中共當權派在人權問題上的所謂「進步」。他說，「據我所知，鄧小平曾經責成有 關部門去研究人權問題」，「整個說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特別是鄧小平逝世 以後，他們想在國際上改造人權形象的努力，這種努力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徐文 立甚至多次設身處地去安慰中共當局不要對東歐和蘇聯的那種巨變造成一種恐懼， 因為「一個來回之後，」「現在基本上還是前共產黨人在執掌政權」。 徐先生還體貼入微地安撫中共當局說，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還很弱小，離 一個像樣的反對派組織還差得遠」。徐文立擔保「中共在未來的民主社會裡憑著他 們長期管理國家的經驗，可以繼續成為一個執政黨」。鑒於中共方面害怕波蘭團結 工會的工人運動在中國出現，徐文立告慰中共當局「中國的工人對組織的意向並不 那麼熱心」。 徐文立為了讓中共徹底放心，甚至拍胸脯地向中共擔保，「你們不必要這樣 恐懼，我們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太可能出現象波蘭那樣漫長的獨立工會的基礎的」 。為了防止民運方面的動作打擾了中共的安寧，徐文立也對民運內部的朋友做工作 ，「號召工人朋友盡可能地不訴諸街頭來實現自己的願望」，警告「大家不能再去 操縱工人、農民，發動工人造反，農民起義，不能用這樣的辦法去奪取政權」。因 為「那種想操縱一切、領導一切的結果可能導致走向專制。」徐文立主張獨立工會 不要搞成政治組織，徐文立斷言，如果工人運動不滿足於單純工會形式而起來追求 政治權利的話，「中國就會大亂，就會像鐵塔尼號一樣沉沒」。 徐文立還周到地考慮中共改變政策所需要的一個過程，要求民運實行所謂的 「緩結社、廣交友」的方式，以便給中共留下彈性變化的時間和空間。 對於目前造成社會矛盾的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徐文立先生憂心忡忡，要求工 人「體諒中共當局的困難」，並極力為中共的現行政策進行辯護和解釋，他頗為肉 麻地宣稱「應當看到新一屆的中國政府在經濟基礎建設方面，更多地創造就業機會 方面政府正在作出努力。」 徐文立對朱熔基為人正直、為官清廉這些廉價的頌揚(順便提一下，一個聲稱 天安門屠殺是必要的人，怎麼可能是正直的呢?)之餘，還特別要求民運方面「不要 耍弄權術來挑動中共上層的內鬥」。徐文立還衷心期望「江澤民和朱溶基能真誠團 結」，「協調一致地工作，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作出應有的貢獻」。 當我們讀到上述這一系列徐文立先生的政治見解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產生 一種錯覺，我常常懷疑，自己是在讀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或《人民日報》的社論， 徐文立對中國共產黨真是可以說做到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地步了。徐文立 先生為中共的政治前途和根本利益設想得何其周到，計劃得何以周密，安排得何等 周詳! 在如何看待中共與民運的關係問題這個重大問題上，徐文立先生已經遠遠地 離開了民主運動的基本立場。徐文立顯然已經忘記民主運動是要在政治上徹底埋葬 共產極權專制的基本目標。徐文立的思考重心已經不由自主地轉移到如何為共產黨 當局度過難關和如何防止民主高潮的到來。這就造成令人匪夷所思的角色錯位。即 徐文立已經把民主運動定位成幫助中共進行改革的黨內改良派的附庸。這不但是徐 文立先生個人政治路向的迷失，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嚴重教訓。 徐文立先生良性互動論的思想根源 徐文立先生提出所謂「良性互動論」，從理論上來分析，是由於他不明白民 主運動的本質而造成的一種思想迷茫。徐文立把民主運動理解為「搭一個檯子，可 以讓各種多元政治力量在台上各顯神通，進行表演」。這就是說，徐文立僅僅把民 主運動看成是一個權力分配程序化的運動，或者把它僅僅詮釋為創造多元社會機制 的一種手段和過程。這種表述沒有真正觸及民主運動本質和內核。民主運動並不是 一個富民強國的變法運動，也不是僅僅為了建立某種比較合理的權力制衡機制。現 代民主運動，真正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套能確保公民個人自由不被侵犯的政治體制， 一言以蔽之，民主是為了確保人的自由。只有從維護自由這一個原則出發，我們才 能真正把握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如果不從自由出發，我們就不能從根本上劃清民主 運動和共產黨專制的政治界限。 我們如果牢固地確立了民主運動是爭取自由的鬥爭這個基本立場，我們就不 會對自由的敵人寄予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我們就會充分地估計到這場鬥爭將會 面臨的困難和風險。我們就將會確信，自由和奴役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生命較 量。因為在這場鬥爭中，將會剝奪共產黨特權階級現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權和巨 大的經濟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會各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個領域，那 麼，就決不是可以憑著道德說教和良性感化所能解決的了。在這場較量中，唯一有 發言權的就是政治實力，毫無疑問，我們當然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來獲得自由，但 是，人民當然也懂得只有在自己掌握了巨大的足以令統治者膽顫的物質力量的情況 下，獨裁者才會懂得用理性的語言與人民進行談判和對話。否則，像徐文立先生那 樣，一面想方設法地撲滅人民自由鬥爭的火焰，一面卻幻想專制者會良心發現，自 動向人民獻上民主和自由，那不過是一相情願的浪漫幻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