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柱 ——一個丹麥藝術家的人權理念 （丹麥）陳默 一九九七年六·四之夜，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五萬五千香港市民舉行的六 四燭光悼念集會現場，矗立著一座七米高，由許多被痛苦地扭曲的人體組成的暗色 銅雕——西方藝術家稱之為「恥辱柱」，香港同胞冠以「國殤之柱」。 恥辱柱的作者，就是丹麥藝術家，晏斯·伽爾施羽特·克裡斯多夫森。 他生於一九五四年，現與其妻和三個孩子住在丹麥中部的奧登塞。其雕塑作 品曾在丹麥、格陵蘭、德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展出。最近幾年，他更多地 致力於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發生）作為其藝術表達方式。 雕塑的抗議之聲 今年三月三十日下午，魏京生在丹麥短暫訪問中，於大赦國際丹麥分部，專 門會晤了這位有著良知和人權理念的藝術家。會談結束後，筆者親訪了他。 克裡斯多夫林身材修長，頭髮捲曲，一身長磯布裝扮，不修邊幅。如果說安 徒生的童話是漚歌「善和美」的話，那麼這位安徒生的同鄉的雕塑，則是譴責「惡 」。提起其雕塑和創意，他侃侃而談： 通常紀念碑是為了使人回憶「英雄事跡」而立的，但我們創作的雕塑則是為 了鞏固人們對某一個恥辱事件的記憶，一個永遠也不應當再重演的恥辱事件。一個 「恥辱柱」將被豎立在那有嚴重侵犯人權的地方。恥辱柱成為一種「諾貝爾侵犯人 權獎」。 雕塑的象徵取決於當局的反應：到底是他們將之毀去，將之藏於一邊，還是 讓它豎立在那裡。 奧克拉荷馬的首次展出 第一個恥辱柱於一九九六年秋天，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城（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被豎立起來，在那裡野蠻的極端右翼分子把一幢政府大樓炸毀，而恥辱柱的目的 是使人們保持對於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及其犧牲者的記憶——在歷史中起到一個警 鐘的作用。 他說，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出於以下考慮： 在美國的極端右翼分子以仇恨的言辭滋養了一種極端行為鋪路的政治文化。 通過在我們自己的文化環境裡，而不是第三世界，豎立起第一座恥辱柱，我們抵制 關於我們是如同一個來自富有的那部分的責難者，在虛偽地試圖給第三世界上道德 課的說法。 現實中的戲劇 克裡斯多夫森的藝術創作不是傳統藝術觀中的突破或者顛覆界限，在某種程 度上，它們是「保存的」，因為它們被用於保存我們的社會的倫理基礎，它們提出 了那基本性的問題：我們的文化何處去？比如說種族主義在歐洲的盛行，或者我們 能夠容忍每年全球有一千三百萬兒童死於飢餓和藥品匱乏。 他的ＨＡＰＰＥＮＩＧＮ運行得像巨大的戲劇演出。其行為藝術不是在戲院 的舞台上，而是在現實世界的公開舞台上。他的雕塑構成了舞台背景，它們突然在 街頭的鬧市裡出現，並且使得展出開始進行，政治家、媒介和公眾被牽入如同演員 。 他創作這些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是獨立於政治的、宗教的和經濟的興趣， 不管是穆斯林迫害塞爾維亞人還是反過來都使他厭惡。儘管這個世界千差萬別，但 對於侵犯人權的批評標準則是一致的，不管誰是侵犯者，誰是受害者。 人權的意義不僅僅是享受人權，獲得人權的人無權推卸為沒有人權的人爭取 人權的責任。 歐洲最大的藝術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正是基於這個準則，克裡斯多夫森在一九九三年所開展的主題為「我的內在 的禽獸」的描述——在歐洲二十個城市裡，一個穿著人類衣服的豬雕像，作為正在 發展的種族主義的象徵，在各國政府不知道的情況下，該雕像被豎立在荷爾寧、奧 登塞、哥本哈根、奧爾胡斯、斯德哥爾摩、奧斯陸、柏林、波恩、慕尼黑、蘇黎世 、日內瓦、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里昂、馬賽、巴黎、和馬塞羅納等城市。 聯合國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被進行於哥本哈根。在聯合國九五年哥本哈根高 峰會議期間，在城市各處，七百五十個（總共十五噸）三歲到九歲小孩一樣大小的 玩偶，被繫在長凳、欄杆、燈柱、樹梢等等之上，宛如童屍佈滿繁華鬧市，讓人觸 目驚心，極具震撼力。它們象徵著每天在這個世界上有三萬五千個兒童死於飢餓和 藥品匱乏。另外還發出一千三百萬價值證明，每一個價值證明對應於每一個在一九 九五年死於飢餓和疾病的兒童。 迥異的恥辱柱命運 其實沒有完全不同的人權，只有完全不同的政權。 在奧克拉荷馬豎立恥辱柱，丹麥藝術家把他們創造的「諾貝爾侵犯人權獎」 之首頒給與自己處於相同文化環境的美國人。我們沒有聽見美國政府發言人指控丹 麥人帶頭「反美」，也沒有美國人去毀掉這個銅雕並譴責丹麥「干涉美國內政」。 在歐洲各國豎立的人衣豬頭像，也沒有聽見任何有關這個雕像「嚴重傷害了 某某國人民的感情」的論調，相反，在藝術家和媒介的不斷呼籲和推動下，歐盟一 致通過把一九九六年定為「反種族歧視年」。 但是丹麥藝術家至今未能如願地把這樣的恥辱柱送到北京和西藏。跨越九七 後的「國殤之柱」，至今仍被肢解堆放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旮旯裡，一任風塵蒙 面。那些被肢解、痛苦、扭曲的人體恰如六四冤魂痛苦的呼號——中國政府實際也 在這現實的戲劇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允許豎起恥辱柱的國家，恥辱就慢慢消失；不准豎立恥辱柱的國家，恥辱就 在那裡扎根。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於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