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園裡的我 方勵之 以下關於北大的一段回憶是九年前(一九八九)寫的，沒有發表過。當時離開學生 生活已三十三年，很多事情都忘了。特別，一個人成熟(或老化)以後，有意無意會 把過去的幼稚忘掉。所以，想在沒有完全忘掉之前，及時記下。九年後的今天看， 又覺九年前寫的也不成熟(或現在更接近老化)。不過，對回憶來說，感懷之類的旁 白並不重要，只要事實可靠。幸好，幾經劫難，學生時代的日記還在。時間、地點 、事件，當屬不誤。所以，不改了，只加了幾個有關事實的注，放在括號中。 作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Tucson。 一九五二年，十六歲，我考上了北大。 　北京大學的各個學院原來都分佈在北京城內，文理學院在沙灘，醫學院在西什庫 ，工學院在城南。一九五二年，北大被調整，不再包括工、醫學院。校園也遷到城 外，佔用了原燕京大學的校址。新校園，簡稱燕園。 　　進入北大燕園的第一批新生，就是我們。一九五二年深秋，我帶著自己少少的 衣物用具書籍，到北大報到，成為物理系一年級的學生。當時，學生宿舍還沒有建 好，男生都被安排在未名湖邊的大體育館裡住。幾百人擠在一張「床'」——即一個 室內藍球場的地板上，也沒有桌椅，坐在地上看書，算題。這種困難的生活條件， 並沒有絲毫消減心頭的激情，因為，北京大學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 　　說來不無奇怪，北大是中國最老，也最有名一所大學，中國又是最早重視教育 的民族之一，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就大力提倡「有教無類」，可是，北大的歷史 竟還不足一百年，其歷史之短，不僅不可與歐州的大學相比，甚至還比不上「生番 」之地的西澳州。 　　原因可能是，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今天的統治者，深深地知道，大學是是非 之源，對他們的專制政權有潛在危險。公元前一世紀時，漢武帝創建了第一所太學 ，也就是中國的第一所國立的大學。經過二百年的發展，這所太學的規模越來越大 。到公元二世紀，學生人數曾高達三萬人。許多學者出自其間。獨立性越來越強的 太學生，也越來越強烈地批評時局和朝政。顯然，這種危及權貴的批評，是不見容 於皇朝的。於是，發生了大規模迫害太學生的黨錮之禍，中國歷史上最早也最長的 一所大學就此結束。從此以後，歷代皇朝再也不開辦這類的學府。有的朝代雖也設 有太學，但其功效已不是弘揚學術，講學授業，因而根本不是大學。 　　直到一八九八年，即中國最後一個皇朝覆滅前十三年，衰微垂亡的統治者才不 得不在潮流的迫使下，開辦了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然而 ，最後一個皇朝的滅亡，並不代表大學所弘揚和傳播的科學的價值標準，已被後繼 的統治者接受。所以，北大，以及其後成立的各個大學，命定了要成為中國歷史上 的一個新的是非之源。 　　剛進北大的時候，一點沒有想到，我自己將來也會成為新是非之源的一個載體 。 　　作為一個新生，校園給我的，則完全是另一番憧憬。在遠離京城鬧市的燕園裡 ，不再聽得到城區的噪雜，沒有驢吼馬叫，沒有叫賣聲，一切世俗的混濁都不見了 。夜間，在清冷淨潔的校園中走過，半睡的未名湖、靜靜的花神廟、高高伸向天際 的水塔，偶而傳來鍾亭的晚響，似乎這都是在啟示，自己的將來，一定就像眼前的 世界一樣，寧靜、和諧而又無限。一種亢奮的心態不禁油然而生，自己腳下踏著的 ，就是自己人生事業的起始點。不要猶豫，奮鬥吧！ 　　隨後的幾年大學生活，支配著我的，常就是這種奮鬥的精神，它使我努力地在 三個方面齊頭猛進!這三個方面就是：物理，愛情，和共產主義。 　　在那個時代，物理、愛情、共產主義是三位一體的。 　　一九五三年，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期待值，第一次達到了一個極大。在 國外，朝鮮戰爭結束，雖未大勝美國，但擁有原子彈的美國也俯首言和，終究也算 中勝。在國內，更是已無任何力量可與共產主義匹敵。似乎一派坦途，共產主義極 樂世界就在前面頻頻招手了。因此，隨後的三年多，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罕 見的時期，即，除了為時不長的一次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之外，竟然沒有按照無產 階級專政理論發動任何大型階級鬥爭。相反，把發展經濟作為首要目標。我大學的 四年，正逢這個罕見時期。那時候，在大學裡，當局號召，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和青 年團員的第一任務，已不再是學潮，也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學好知識，以備將來參 加經濟建設。一個學生，如果學業十分差，是絕無可能加入共產黨或青年團的。所 以，物理學與共產主義之間，不僅不矛盾，而且有相互的助力，形成了正相關。 　　我所在的物理系的一個班，這種正相關性更加突出。當時，幾乎所有在政治上 活躍的人，也都是學業上的優秀者。我雖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加入了秘 密的共產主義組織(當時叫「民聯」，即民主青年聯盟)，但在中學時，我沒有在青 年團中擔任過任何職務。一進大學，可能因為考試成績不錯，一開始就被挑選擔任 青年團裡的小組長、支部委員等。職務雖屬最低等級，但標誌著受到組織信任。「 組織信任」 在共產主義文化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是一個人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的最 主要保證。後來我又被選作青年團的代表，總支委員等略大了一點的職務。我的這 些發展，就是得自於那個時代的正相關。 　　物理和共產主義，溶而為一了。 　　當然，那時的我，對共產主義的確篤信不疑，絕無半點虛假。在大學一、二年 級時，我極認真地讀過一些馬克思的原著，《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西內戰》 等等。它對我是有說服力的。特別，它那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大體系，對一個剛 剛妄圖追求終極真理的年輕人來說，有極大的誘惑力。就是現在(一九八九)，我依 然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如果去掉那些黑格爾式的囈語，就其基本內容而言，在邏 輯上是自洽的。而且，以科學的方法論來衡量，馬克思創造的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簡單體系，不失為一種具有理 論(非應用)價值的玩具模型(toy model)。儘管列寧和毛澤東的書沒有給過我類似馬 克思著作的博大感，但是，後者所說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沒有共產 黨就沒有新中國」等，也被我看作有如物理定律一樣，是一種真理。 　　在我們心目中，共產黨不僅是真理的代表者，而且是道德權威的化身。事實上 ，在當時，大學生加入共產黨，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在政治思想上，應是共產主義 者；在學業上，應是優秀的；在個人道德品質上，應是無懈可擊的。在入黨過程中 ，對自己過去一切行為和思想，要無情地剖析，那怕一閃而過的最細微的邪念，也 必須加以清洗乾淨。因此，加入共產黨，被看作是一種極大的光榮，它標誌著一個 人開始超越了凡俗的污穢，成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鋼鐵煉成的人，成為上帝的 選民。的確，在那個年代，共產黨，至少大學學生裡的共產黨，與其說是一個政黨 ，不如說是一種宗教。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壇。在神壇之前，一切皈依者應當不 斷地用各種戒律洗刷自己的身心和靈魂上的塵埃，以求至高無上者的寬容和接納。 在神壇之前，一切皈依者應無保留地獻出自己的一切，獻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驅 體、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悲傷、自己的歡樂和愛情…… 　　我的愛情，就開始在這神壇之前。 　　我一進大學，就同李淑嫻分在了同一個班。她一開始就被指定為青年團的組織 委員。我作為一個青年團員，得接受她的組織管理。她第一次管到我頭上，是當我 報到後，她到女生宿舍中去找我。那時大家還都是新生，互相不認識，但她的職責 要求她認識每個青年團員。可是，她按照我的姓名的發音猜測，我的名字應是「方 麗芝」，故應當是一個女孩子，所以，她預想，到女生宿舍才能找到方麗芝。後來 ，她當然找到了真正的方勵之。我想，這第一次碰撞就結結實實地告訴她，方勵之 乃一堂堂男生。我當然也發現，管著我的「頂頭上司」竟是個一位女生。 　　凡是在男子學校(北京四中)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對女生來管理男生，大抵都有 一種本能的抗拒，心懷牴觸。加之她來自上海，非我北京族類。因此，我對「頂頭 上司」李淑嫻雖很尊重，但並不尊敬。暗暗地看她倒底有多少本事，能管得了我們 。特別，我在中學曾是佼佼者，養成一種極強的好勝心理，對任何超過自己的現象 都不服氣，更不能接受一位女同學超過自己的現實。一定要超過她！一場不動聲色 的競爭開場了。 　　幾個回合之後，我不得不暗暗地承認，此對手實不容小視。首先，單就考試成 績而論，凡我得到好成績的時候，她也得到完全的同樣成績；凡她略有失敗的時候 ，我發現我也並不成功。一對一，成平局。再有，當時有一門課堂討論課，就一些 論題進行討論。我自認我小有辯才，因而喜歡發表一些標新立異的觀點，以博得同 學的讚賞。可是，每當因得到這些讚賞而得意時，李淑嫻常會站起來冷冷地說幾句 反對我的觀點的話，結果一半的讚賞又被她收了去。又是一比一。當然，也有我大 大超過她的地方，比如，我不僅會物理，還會寫幾句詩。一九五四年元旦，北大校 廣播台播送的新年獻詩，就是我寫的「舉起美酒想四方」(我一直不會喝酒，想不起 何來寫酒詩的衝動)。不過，也有她大大超過我的地方，她在物理之外，還是個正式 的校級運動員，是代表北大參賽女子800公尺的第二號選手。 　　一九五四年秋，北大全校評選優秀學生，叫三好學生，意思是學業、品行、體 育和社會活動各方面均好的學生，其實是來自毛澤東應胡耀邦要求的題詞。北大全 校共選中了28個學生，其中七個出在我們物理系三年級這一班。李淑嫻和我又同時 都在其中。兩年的競爭，還是不分高下。自此以後，我對她既有尊重，也有了尊敬 ，儘管我還是絕不願公開地承認我對她的佩服。 　　競爭之後，是一段柏拉圖式的相愛。在一九五四年評定優秀生時，我們相互已 確切地感到各自在對方的心中佔有異樣的地位。但是，我們絕對避免用任何語言來 表達這種感受，更沒有相互約會。那怕由於偶然的機會，有可能使我們兩個單獨在 一起，我們一定會不約而同地去找其他同學也來同我們在一起。每逢週末，常有舞 會。李淑嫻喜歡去參加，也跳得好(一九九七年發行的'周恩來百年誕辰'文獻記錄片 中，還有李淑嫻的一個特寫鏡頭，是她在一九五六年參加一個有周和毛在場的五一 舞會，審查者實在太大意，沒有抹去)。我則極少去舞場，嘲諷那不過是重複最簡單 的物理運動--平移及旋轉，更沒有同李淑嫻跳過一次。 　　每天只有一個時候，我們會準時地單獨地相處幾分鐘。那時，我們每晚都在北 大的大圖書館自習，但絕不選擇相鄰的座位。一般說，我在樓下，她在樓上。我們 各自周圍往往有其他同班的同學。大圖書館每晚九時四十五分搖鈴閉館。這時候， 學生一哄而散，紛紛背著書包從大圖書館走回宿舍區。數百學生的人流走在昏暗的 校園裡，只看到黑影匆匆，看不清人的面孔。然而，受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的引導， 我們一定能在這昏暗的人流中相互地發現，隨後，我們同樣跟著人流走去。這時候 ，雖然肩並著肩，但仍保持二十厘米以上的相對距離。就在走向宿舍區的暫短幾分 鍾裡，我們的話題大都是當天的課業，或班上發生的事，沒有一個感情的詞彙。到 了宿舍區，也是淡淡的一句「再見」，就分手而去。雖然，心中有時不免暗暗地盼 著明天，盼著明天在匆匆的人流中的相互尋覓。 　　這種生活，在當時，我們(或至少我)認為是一種應當的奉獻。我們的情感，我 們的愛，首先地，甚至全部地應當奉獻給我們的信仰、我們的事業——共產主義， 怎麼能早早地墮入兩人之間的愛來沖淡那偉大而虔誠的愛？特別，當時，我是班長 ，她是青年團的總支委員，而且，我們都盼望著加入共產黨，更是奉獻自己的愛的 時候了。 　　一九五四年底，李淑嫻先於我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在得知這個消息的那晚， 照例在大圖書館裡自習的我，沒有念物理，而是給她寫了一首小詩 　　 　　每天、每天都有黎明， 　　可是，人卻只有一次生命。 　　每年、每年都有五月， 　　可是，人卻只有一次青春。 　　早春的黎明固然誘人， 　　青春的生命更是晶瑩。 　　可是，有什麼比得上，那特殊的稱號冠上了你的青春！ 　　你說，難道我的血不是一樣的純淨、赤誠？ 　　　　　難道我的心不是一顆火種？ 在這裡，「特殊稱號」就指的是共產黨員。 愛情和共產主義，也像物理和共產主義一樣，溶為一體了。 　　 又過了約半年，我們才從柏拉圖的理想國走到了人間。那又是一個共產主義的 節日，一九五五年的五月一日，即國際勞動節。那晚在天安門(當年的天安門，還是 清朝留下來那座，尚未擴建，比現在的天安門矮小，廣場也只有如今的一半大)狂歡 跳舞之後，我們離開了其他同學，再沒有請其他同學同行，第一次像所有戀人一樣 手牽著手，走到中山公園中去…… 　　搖曳的樹叢，闌珊的燈光，幽暗裡充滿著無盡的柔情，高遠的天空上，這時正 閃耀著天安門廣場上發射的煙花，一個個地上升，上升，又一球、一球地繽紛散落 ，圍滿我們的四周，好像要為我們織一頂五彩的幕帳。此時此刻的世界上，還有甚 麼更甜美的，能超過我們如今的相依相戀？ 　　厄運的種子，是我們共同愛著的物理學。 　　很難在短短的幾句話裡講清楚物理學對人生對社會的種種影響。我只想說，物 理學絕不只是幾個無情的公式，它所包容的精神和哲理是那樣地強烈地關聯著人生 和社會，以至有人懼怕它，有人愛它，有人為它而受難(如波爾茲曼為原子論自殺) 。也許可以說，它是一個新的智慧之果，吃過它的人，往往會更聰明，但也更痛苦 。 　　物理學所必需的是精神之一，是懷疑。事實上，不會懷疑、不會獨立提出問題 的人，不太可能學懂物理。因為，物理學不是要你承認或記住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 誤，而是告訴你如何去發現真理，如何去辨認謬誤。既使對於大師們已經發現的東 西，如果你想真的明白，你至少也應對他們再懷疑一次，再思考一次，即再發現一 次。N·波爾有一次說：「誰要是在學量子力學時不覺得糊塗，他一定是根本沒有懂 量子力學」。 　　然而，一當遇上馬克思主義，全然是另一回事了。在大學，也有馬克思主義課 ，也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甚至是科學之科學。但是，我們的一位馬克思主 義哲學教師經常強調的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也只能是對馬克思原著的巧妙 的重複」。科學需要懷疑，而科學的科學竟僅需要重複？為什麼？這是我的三位一 體上的第一個微小的裂痕。 　　小裂痕的第一次小發作，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那兩天正召開青年團北京大學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場在辦公樓禮堂。會議內容 是討論青年團的任務和工作。其討論方式，大體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一樣，是巧妙 的重複。實際上，青年團的工作方針完全是由共產黨確定的。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都只限於如何巧妙地重複它。當時，青年團主要目標之一，是提倡三好學生，即 鼓勵學生爭取成為三好學生。 　　我是物理系的代表之一，參加會議。李淑嫻雖不是代表，但因是團總支副書紀 ，也列席參加。當時北大的三好學生以物理系最多，我們幾個代表中，就有三分之 一是三好學生。會開了一天後，我們都感到很沉悶，沒有新意。雖然我們已是三好 學生，但對號召學生一律爭取成為三好學生，並不以為然。為什麼要求人人都一樣 ，相反，科學創造是要求每人有每人的特色。因此，我們決定發難，打破悶氣！為 了引起大會注意，我們的計謀是，在第二天的會上由我強行發言，因為我的嗓門天 生的大。 　　第二天的會是胡啟立(官至中共中央常委，一九八九年被貶，後再被起用)主持 的，當時他是北大團委書記。按會議程序，物理系團總支書記倪皖蓀(後任右派及摘 帽右派二十二年，再後為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是第二個發言。一切按計劃進行，當 倪皖蓀講了一半時，我從台下快速跳到台上，搶佔了倪的位置，即興發言。實際上 ，倪和我於前一天即有默契，所以，當我搶佔講台及麥克風時，他的配合極成功。 台下的數百代表和台上的胡啟立都沒有覺察到任何破綻。只有物理系的代表知道這 個行動是計劃、有組織的。 　　我即興講話的大意是：這個會開得太死氣沉沉了，我們要更活躍的氣氛。我們 的團代會，首先應該討論「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為什麼樣的人」。是培養成老老實 實、規規矩矩的書獃子，還是有獨創精神的人？我們是只提倡人人都去爭取各門功 課得五分，還是應當提倡獨立思考，提倡個性？ 　　我講話的聲音比平常還大，其語調，不折不扣是「煽動」(學自蘇聯的革命電影 )。隨我之後，低一班的同學也按計劃跳上來講了幾句類似的話。火上再加油。至此 ，會場秩序全被打亂，會議原定的下一個發言者因不知如何應對我們提出的問題， 沒有到台上來。台下的代表開始議論紛紛。這時，作為會議主席的胡啟立走到台前 來說：剛才物理系同學提出的問題很尖銳，也很好，值得引起大家討論。當天下午 ，會議即改變程序，分小組討論「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北大校刊 也以讚許的口氣報導了這件事。 　　我們成功了。 　　正當我們高興時，一位高一班的同學悄悄向我們說，你們要倒霉！你們的觀點 不對。他告訴我們，一九五一年，他們參加過大學裡思想改造運動，目標是批判大 學教授們的資產階級思想，當時，獨立思考就遭到重點批判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想。 　　開始我們不十分相信這位高班同學的過慮。獨立思考居然也錯了麼？果然，第 二天，團代會的討論就被校黨委強行制止。再過了一個星期，所有那次代表大會的 參加者再度被叫到禮堂。這一次，不安排任何其他發言，而由黨委書記江隆基(慘死 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人講話。他一口氣講了五個小時，從歷史講到現在，從國外講到 國內，從老年講到青年。他說，「教育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無需再加以討論， 黨的教育方針已十分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獨立思考也是不必要的，馬克思、列 寧、毛澤東、共產黨等已為人民思考得那樣好了，不可能再有更好的了，還有什麼 必要再去提倡獨立地思考呢？ 　　後來，倪皖蓀(他參加過渡江戰役的支援，已是共產黨員)受到了批評。其他參 與熱烈發言的共產黨員，也被批評。北大校刊編輯部作了公開的檢討。還好，可能 因為我還不是共產黨員，沒有挨到批評。 　　一場預謀的「鬧事」雖無功效，倒也沒有惹出大倒霉。這一半是運氣，當時不 是階級鬥爭的高潮。兩年多以後，我和倪皖蓀、李淑嫻等又參與了一次非預謀的「 鬧事」，其方式要比這次溫和得多了，然而由於時值階級鬥爭高潮，大禍就不可免 了。其結果是倪皖蓀及李淑嫻都付出了二十二年歲月，成為賤民(即內控管制對像) ，這是後話。 　　「鬧事」之後四個月，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兒童節，我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 在入黨時，倒也沒有要我就跳上台煽動一事作檢討。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即倪皖 蓀。 　　總的說，當時共產黨的領導，對學生是信任的，對小小的團代會事件不會介意 。在大學裡，不被信任的是教授及其他舊知識分子。當局正想把我們這些學生培養 成所謂無產階級自己的新知識分子，去替代他們不信任的那些人。 　　如前所述，在以階級鬥爭為原則的專制政體中，信任問題纏繞著每一個人，誰 都不能置身其外。每一個人在每一時刻都會在一個名單發現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個 按信任等級對人加以分類的名單，其等級依次是：可認同者，可依靠者，可使用者 ，可爭取者，面目不清者，不可信任者，予以打擊者等。就像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 的人，不能不去關心股市的升降一樣，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的人，不能不去關心你 自己的以及同你相關的人的信任度的升降。在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四十餘年裡，在信 任度上，我完成了一個各態歷經的演化，在每一分類欄目下，我都生活過至少一次 。大學時期，我的信任度是逐年提高的。 　　一九五五年秋，信任度再次小小增高，我被抽調進入高度機密的原子核物理專 業。 　　是年，為了擠身於國際原子俱樂部，中國當局決定發展核子科學，製造核彈。 措施之一，是在北京大學組建原子核物理專業。當時，我的興趣已集中在理論物理 上，正準備選擇畢業論文題。到十月，學效突然地宣佈，調我和其他二十幾個同學 去這個新建的專業。原子核科學是高度機密的，所以，我們立即搬出燕園，到了距 燕園並不遠的一塊北大的飛地(即現在的北大技術物理系所在地，當時周圍均是農田 )。除了北大的二十多個學生，還從其他大學的物理系抽調來一批學生，都集中在這 塊飛地。總共約一百人，這就是中國的第一批的原子核物理專業學生。後來，其中 許多人參與了中國的原子武器的製造。位於中國西北的最大的原子武器試驗場的司 令員(錢紹鈞)，即是當時從北大抽去的二十幾個人之一。 　　由於廣島和長琦的兩顆原子彈，使世人對物理學家震驚之餘大為尊重，成了現 代武俠的真正主角，好像他們個個都有神功異能。因此，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所謂 原子秘密就像劍客的暗器一樣，是絕對獨家的。在原子核物理專業負責保密的官員 ，可能就是上述的「許多人」中的一位。在他看來，我們所學的一切課程就如祖傳 絕技那樣，必須一個字也不漏地加以保密。 　　於是，所有聽課時的筆記都是保密的，筆記本都被登記編號，不得帶出規定的 範圍以外，更不得外傳。其實，物理學從來是最公開的學科之一，因為，它研究的 是普遍的規律，而不是絕技。就在當時，除了一些核數據尚在保密以外，核物理基 本內容是公開的，計算方法也是常用的(我們計算核設施年代，並無電腦，我所在的 一組，主要計算工具是算盤)。我們這些嚴加保密的筆記的內容，百分之九十九都可 以在公開出版物上找得到的。其餘百分之一則可能是「秘密」:聽課聽得無聊時給老 師畫的卡通。 　　我們的飛地地址，也是絕對機密的。如果有人問我們「住那兒？」，按規定只 能答「546信箱」。那時幾乎每個星期六傍晚我都回老校園去找李淑嫻，分別時也是 告訴她「我回546信箱了」。但是，不到兩個月，北大同學就探明了「546信箱」的 確切位置。很快，546反而成了這塊飛地的渾名，真正的名子倒被忘掉了。直到這時 ，保密官員還不時地提醒我們：「不要洩露了我們的地址，就說我們住在546信箱裡 」。 　　信箱裡的課程，有許多是實驗，核物理的實驗，核電子學的實驗等等。我雖喜 歡理論，但實驗成績也不壞。整個大學的物理實驗，我只有一次敗績。三年級的一 次真空實驗，當真空度節節上升時，由於我錯動了一個閥門，至使大氣衝入真空系 統，一支玻璃的麥克勞真空計瞬即被空氣擊碎，水銀溢出，污染了整個實驗室，很 丟臉。意大利物理先哲托裡斥利曾說：「上帝懼怕真空」，真是一點也不錯。也許 ，托裡斥利也是在他的真空計被碎時才想起他的這句名言的。 　　至於電子學，我是不怕的。初中時，玩美軍日軍剩餘無線電另件的一點經驗， 使我對電子實驗一直有親切感。 　　在546時，和我同組作電子學實驗的是侯德彭(入大學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 他原也在理論物理專業，和我一起調來546，聰明，但輕度色盲。如果按科學標準， 則不應抽調他來學實驗原子核物理。因為，有色盲者，做物理實驗是很困難的。比 如，當時一種常用的碳電阻的阻值是用三條色環來表示的。色盲者，紅綠不分，弄 不好會有危險。但是，當時的原則是，與黨的調遣相比，科學要求無論如何是第二 位的。黨要求你能，你就一定能。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無奈，黨的光 輝對侯德彭來說，依然是沒有色彩的，他選用電阻，常會出錯。後來，凡做這類實 驗，即由我一人動手，他在一旁靜觀。直到三十年後，黨的「光輝」才顯現了「色 彩」。(侯在22年的右派任期之後，任廣西大學教授、校長，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等 等。前不久傳話來，否認認錯過電阻)。 　　無論保密趣聞，或候德彭的「光輝」實驗，都只是小插曲，無損於我們對共產 黨的絕對信賴，更無減於我的學習熱情。大學最後半年，生活幾進瘋狂。有時候， 一連幾天被Dirac發明的符號吸引住，一口氣看完他的量子力學。有時候，一連數個 星期著迷於理論力學或電動力學的習題，把上千個題一一作完。最後一連一個月， 每天埋在實驗室，專心剝制薄如蟬翼的雲母片，製造beta計數管(當時一起作這個實 驗的還有陳佳洱，現北大校長)。用官方語言則應是北大及中國自製的beta計數管。 　　 一九五六年一開年，共產黨提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向科學進軍！」 試想，在當時，無論有誰不服氣，科學的帶頭者無疑就是物理學，核科學無疑又是 物理學中的最尖端。因此，即將成為中國的第一批的年輕核物理學者的我們，在科 學大進軍的聲號之中，哪會不感到，自己好比腳踏風火二輪的哪吒，是走在這場大 進軍之前的天之驕子！ 　這就是信任度和瘋狂度都達到了極大值時的我。 之後，我離開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