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王丹更上層樓 張偉國 王丹作為八九民運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他堅持非暴力的現代民主理念，還是 從一個年輕大學生成為一個民主運動的領袖，或者是從兩度入獄的政治犯，到成為 報國無門的海外流亡人士，事實上也是中國近十年政治演變的一個寫照。 在集權專制國家裡，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形態，除了秘密鬥爭外，通常要麼是 坐牢，要麼是流放海外，王丹似乎並不主張進行秘密鬥爭，現在他走出了牢門，同 時也被趕出了國門。對於一個立志從事民主政治的人來講，再也沒有比被迫離開自 己的人民和祖國更痛苦的事情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無形的更殘酷的監獄！ 坐牢是中國異議人士的「必修課」 在王丹被「保外就醫」流放美國之際，我又重閱了去年編《我們在寫歷史—— 王丹文集》時友人贈我的王丹《獄中回憶錄》，這是香港觀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 ，也是王丹九三年二月第一次出獄後，對於自己監獄生活的回顧總結。顯然與天安 門民主運動高潮時攝像機鏡頭前的慷慨陳詞不同，在三年零七個月的寂靜監獄生活 中讀了近一千本書基礎上作出的自我省思，體現了王丹新的進步。由此，他和他的 難友也把秦城監獄戲稱為「秦城大學」，把監房當作了大學的學生宿舍。 王丹對中國政治的現實有一個基本判斷：「在中國大陸，政治文明的發展還沒 有到達反對派擁有言論自由的程度；換句話說，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如果不想 對非正義，非民主的行為保持沉默，就要有遭受壓制的思想準備。因此，我把入獄 看作是自己介入民運工作的一個必經階段，看作為一個異議者在中國當代政治實踐 中的一門『必修課』」 王丹把自由分為內外和外在兩種，外在的自由是相對的，內在的自由是絕對的 ，當人生自由和基本人權被剝奪的時候，一個人對自由的全部熱愛就會加倍的傾注 到對內心世界的自由的追求上。在王丹看來，儘管他的人身自由被剝奪殆盡，但只 要仍舊保持精神上的追求，自己就仍然是一個自由人。於是，他就在陰暗的監獄中 ，繼續在心靈上自由的描繪美好的藍圖。其中之一的構想就是「把秦城監獄改成紀 念場所」：有朝一日，中國不再有因思想或言論而被拘捕、定罪的政治犯的時候， 秦城一半是巴金一再倡議的「文革博物館」，另一半是「六四紀念堂」。「讓一座 沉默的牢房作為歷史的證人，讓歲月在牆上刻下的痕跡昭示後人：中華民族為了走 上民主之路，曾經走過多麼艱辛曲折的道路，曾經付出多少難以彌補的代價！」 他的另一個努力是他在看書搜尋資料的同時，繼續思考他在「六四」以前的一 個計劃，就是要寫一本全面反映『反右』運動全貌的著作，他發誓一定要在有生之 年把『反右』『陽謀』的真實原貌寫出來，「告訴人民災難是怎麼降臨到我們頭上 的，告訴人民所有的苦難我們都不應淡忘。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拋棄 。」 對於被捕入獄，王丹自稱是早就有思想準備的，在進入秦城的第一天，他在精 神上已經有了「走上秘密刑場」的準備；或者是迎接「度過漫長的單獨囚禁生活」 。他不僅不後悔坐了這幾年牢，而且還感謝命運給他作出了這種安排。從剛入獄時 單純幼稚的學生，現在至少已經擁有這種自信：比入獄前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種進 步是在安逸的生活和幸福的環境裡難以培養出來的。「它帶給我的將遠遠超過我為 它而失去的。」所以對於自己的選擇，王丹覺得「無論從社會意義還是個人意義上 都是正確的」。這從他一九九五年第二次入獄被判處十一年長期徒刑，和最近的被 流放海外，都可以得到印證。 無論是被捕入獄，還是重獲自由，王丹都報持著平靜的心態，他在監獄中寫了 兩句座右銘，第一句是：每過一分鐘，就是向自由邁進了一步；第二句是德國詩人 歌德的名言，痛苦留給你的一切，請細加品味；苦難一經過去就會變成甘甜。當王 丹重獲自由後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回顧那段不自由的生活，心中感慨萬千，他說「 失去學業，尤其是失去自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這種悲絕不是悲哀，而是悲壯。 能夠把個人的不幸與民族的悲壯如此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我至今仍感到無上光榮！ 」 毫無疑問，王丹是一個非常有歷史責任感的青年，在將近三十歲的生涯中有近 三分之一是在獄中度過的，雖然入獄之前王丹僅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位才兩年級 的青年學生，但是從他的作為和言論來看，他不但在學歷史，實事上王丹的潛意識 也一直驅使他以自己的行動在寫歷史。 不斷充實提高自己的「天安門一代」 在反對專制的道路上依靠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遭到時代唾棄以 後，民主運動在體制外以反對派的面目出現時，他的政治領導人除了傳統的組織運 作、理論宣傳等方式以外，積累政治資源的方法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流亡，可 以利用不同的環境條件整合新的政治力量或者通過研究深造提升自己的理論修養、 開拓國際視野，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等就是海外的流亡者，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有相 當長時間裡也處在這種狀況之中;另一種就是坐牢——「革命者不怕把牢底來坐穿」 ，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等，都是屬於這一類型。 王軍濤、魏京生和王丹等民運人士起初度選擇留在國內，因為目前似乎已沒有 毛澤東堅持不離開中國而從事農民革命的客觀條件，繼續留在國內，就意味著要過 長期的監獄生活，從某種角度看，他們在獄中受到迫害的程度與他們獲取的影響力 和政治資源，客觀上是成正比的。從這個意義來講，任何對於民主人士迫害，實際 上就是專制政府在塑造英雄和烈士，同時也在準備自己的掘墓人。 北京當局者似乎也明白這種危機，在國際壓力之下把魏京生、王丹等異議人士 流放海外。魏京生、王丹等重新面臨「得到天空失去自由」的挑戰，有流亡人士甚 至視這種挑戰的嚴峻程度遠遠超過監獄的囚禁。但是，挑戰和新的機會是同時存在 的，雖然海外民運的政治生態不盡理想，但是高科技通訊的快速發展和中國社會本 身的持續開放，令魏京生在世界各國的巡迴訪問，使得國際社會在不同程度關注到 中國的人權問題和集權專制，這是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極為重要的外部壓力。同時 也為魏京生和海外民運活動家訓練了一種國際視野。 如今剛到美國的王丹宣佈將選擇繼續學業，不管他將來是當政治家還是作獨立 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不失為一種有眼光的選擇，這將賦予他的流亡生活增添新的生 機，為他重返祖國作建設性的積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青年學生中不少人都有 類似的選擇，因為他們明白，只有不斷的充實和提高自己，才可能有機會在未來中 國舞台上重新展現「天安門一代」的風采。願王丹把今日的流亡也作為從事民運的 必修課，在新的環境和學習過程中，繼續勇於探索，並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更上 一層樓。 王丹新聞令胡錦濤訪日黯然遜色 中共做事向來以「政治第一」作為標準，尤其在國際關係問題上，依然繼承著 周恩來「外交無小事」的傳統，每一項決策，每一個安排，甚至於外事部門官員每 一句話的措詞，都必須是精心設計，周密佈置。最近將八九民運的代表人物王丹「 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流放到海外，外界雖然仍有批評，但多數意見認為中共是此舉 的最大獲益者，不但卸下了一個大抱負，而且有助於改善自己的國際的形象，並可 以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爭取到巨大的實際利益，這對於正在滑落的中國經 濟可能是一劑強心針。 不知是中共無意的失誤，還是行程安排者別有企圖，王丹到美國的時間幾乎於 胡錦濤開始訪問日本的行程是差不多的時間。如果留意一下海外媒體分別對王丹和 胡錦濤的報道，區別是十分明顯的。王丹從抵達底特律的福特.亨利醫院開始，就被 大批的媒體記者追蹤包圍，他到達紐約時新聞記者超過了迎接他的民運人士，王丹 在紐約的首次記者會，甚至有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作現場實況轉播。 胡錦濤首次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訪問日本，當然是中日關係史上的大事，但是 媒體對胡錦濤行程的報道絕對無法與對王丹的報道同日而語的，無論是在平面媒體 還是在電子媒體上，也不管是外文媒體還是中文媒體，關於王丹的報道和評論，連 續幾天都是世界性的頭條新聞，各個媒體還爭相做他的獨家專訪，而關於胡錦濤的 報道要低調冷清許多，各媒體基本上是作為一般新聞處理的，甚至還不如他本人在 早些時候在九屆人大會議上當選國家副主席的消息那麼受人重視。 形成這種區別的原因，固然是新聞媒體發達程度美國遠比日本要高，但更重要 的是王丹與胡錦濤截然相反的背景，世界對王丹的重視，是因為他是八九年天安門 民主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他遭受北京專制政權的長期迫害，以及他謙虛的態度為 中國民主事業真誠的獻身精神，所以，對輿論對王丹他反應，是人性人道和人權的 體現，是人類良知和正義的體現。有人之所以重視胡錦濤，是將他當作一個大國的 「王儲」，款待他充其量不過是為未來與中國搞好關係的一種「長期投資」。 按照中共如意算盤，胡錦濤的這種出國訪問是為他作為跨世紀的第四代領導核 心「熱身」，熟料一開始就被王丹搶了鋒頭。與王丹在新聞記者面前的坦誠機智， 胡錦濤的訪日行程就黯然失色了，他被日本記者描寫成雖然是中國新一代有知識的 領導人，但是講話並沒有任何新意。這句話講白了，也就是胡錦濤沒有自己的思想 。而王丹迄今為止的言論，輿論基本傾向是持肯定性評論居多，與胡錦濤比說他光 芒四射也不為過。 魏京生、王丹來美國就在美國特定的醫院檢查身體，總統或總統的顧問親自過 問，國會議員、紐約市長專門接見，這些對著名中國民運人士的禮遇，在中共的觀 念中是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享有的，對此不但令中南海惱怒，也使得許多評家大惑 不解，甚至認為美國人是在利用這些民運人士。一九九三年西雅圖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江澤民克林頓會晤前，我在採訪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哥侖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的 時候，他對此發表過一個觀點：「現在美國應該與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包 括民運人士，保持友好的關係，不要太偏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方面」。 前蘇聯曾經是與美國匹敵的世界超強，誰也沒有料到它這麼快就瓦解了，十年 或二十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重新尋找合法性的權力格局演變同樣是今天無法預料的 ，競爭是否會在魏京生等老民運分子和胡錦濤這一代之間展開，或者還要拖延到王 丹代表的「天安門一代」與中共第五代進行角逐？當然，屆時方覺等還有其他眾多 的政治力量也會加入期間，與各位政治人物和各種政治力量保持等距離關係，既是 民主原則在外交策略上的一種體現，也是對中國這種待變中國家雙邊關係一種分散 風險的「投資」。 如果說，中南海的確是真想把胡錦濤培養成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的話，把王丹 流放美國和胡錦濤訪日的行程安排在一起的「巧合」，無疑是北京自暴其短，也成 了北京「機關算盡」的莫大缺憾。難怪中共駐舊金山總領事要說，他搞了幾十年政 治，結果對政治還是一竅不通。 民運人士須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策略 環繞這王丹被流放來美的這一最新發展，輿論焦點再度集中於中國人權的狀況 。多數意見認為，對外這是中國在克林頓訪華之前送給白宮的一份禮物；更大的交 易是，對華盛頓今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不再提出批評中國人權記錄提案，北京作 出的一個回報；對內是排除在北大百年校慶時可能發生公開要求放人的尷尬局面。 不管怎麼說，放王丹總比繼續關王丹要好，比較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對異議人士的 處置，這也是北京值得肯定和鼓勵的一個進步。 但是民運人士普遍認為，儘管王丹的獲釋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 人權有所改善，中國的監獄中至今仍關押著大量的沒有國際知名度的異議人士，甚 至連知名的劉念春、高瑜、劉曉波、李海等還根本沒有放出來，當局者又羅織各種 罪名將沈良慶、楊勤恆、李必豐、趙常青等再度抓進監獄。而且，把異議人士當人 質進行交易或流放海外，這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一種迫害，改善之說從何談起？！真 正體現人權進步的應該是：釋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並進行徹底的政治 體制改革，剷除那種製造人權迫害的社會政治機制。 在此同時，我們看到了以人權價值觀念作為立國精神的西方國家民主國家，近 年來在與中共交往時，出於強大的現實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的考慮，正在改變其施 加人權壓力的行為方式，從要求整個中國社會改善人權，到把要求集中在少數高知 名度的異議人士獲釋上；從在國際論壇上的公開論爭，變成私下或幕後的秘密對話 ......由此又出現了一個此消彼長的現象：西方國家把貿易和人權脫鉤了，但是北 京卻把做生意和人權較量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凡是在人權問題上與北京合作給中 共面子的，就可以得到巨額的合同定單......西方國家與中共的人權較量的遊戲規 則，漸漸地，北京意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明顯的成為一種主導性因素了。 西方政治家把人權原則從外交政策變成交易手段的時候，雖然它可以獲得中國 將王軍濤、魏京生和王丹等少數幾個明星級異議分子「保外就醫」，足以應付自己 的選民和國內輿論，但同時也把人權原則給庸俗化了，在以種種理由遷就中國的時 候，也開始閹割、扭曲人權精神的本意。這就陷入了一個怪圈：領導著當今世界文 明潮流的西方國家，他們標榜的人權理念實事上也成為中國民運人士奮鬥追求的目 標，而西方國家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客觀上也有著巨大的牽引力（中國異議人士被 流放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但沒有西方的「異議人士」反過來流到中國去，就是一個 例證），但是當民運人士感到快要到達目的的時候卻突然發現，這些目標理念已經 被中共污染毒化了，其內心的失落是不難想像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北京的現代集權資本主義就能夠為所欲為了，如果以前蘇 聯七十多年的歷史作為參照係數，我們發現把異議人士大量的流放海外並不是今天 中南海的專利，早在勃烈日涅夫時代就曾把蘇聯的一批批異議人士驅逐出鏡，並將 這一做法制度化。在胡耀邦、趙紫陽當權的時候，中共內部就已經出現類似的建議 主張......對比之下，中國目前的變化發展，正好處在從結束斯大林時代開始轉向 勃烈日涅夫時代的過程中。然而，前蘇聯瓦解的結局已經昭告世人：如果不進行政 治體制的根本改革，這種驅逐異議人士的措施，絲毫無助於化解集權專制分崩離析 導致國家瓦解的固有矛盾。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到，北京的所謂「開明」「務實」 便失去了實際意義。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國內外從事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的人士，要十 分清醒的看到國際社會和北京當局在人權較量上的上述變化趨勢，並自己的戰略和 對策作出及時的調整。可喜的是一些有心人士已經開始了新的探索：比如中國人權 在去年的理事會上確定，將自己的工作範圍擴大到國內失業工人和社會底層民眾的 最基本人權；最近海外民運人士在美國發起募捐，以資助大陸下崗工人自救；還有 人以闖關的行動，令國際社會開始關注海外流亡人士返回祖國的人權遭到剝奪，同 時也進一步凸現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魏京生談王丹獲釋盼與王丹合作共事 王丹被以「魏京生的模式」「保外就醫」流放到美國，正在意大利訪問的魏京 生接受了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記者的電話採訪，表達了自己對王丹獲釋的感受 ，及未來盼與王丹合作共事的願望，同時還對海外民運的團結與作用，表達了自己 的看法。談到對北京當局釋放王丹的看法，魏京生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國際輿論指出，北京在此時釋放王丹，是與美國的一種交易，魏京生表示：「 首先，我覺得美國在這個時候要求中共釋放王丹可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們希望 說明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改善，所以他們也就不需要再做什麼了；在另一方面能夠釋 放更多的政治犯出來，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犯不管以什麼方式釋放出來了，出來以 後，你看王丹也有病，也應該治病，而且出來以後能做很多事情。所以，有的時候 看起來這種事情，一半好，一半不好，這主要看我們自己怎麼處理了，我們出來要 繼續做很多事情呢，對中國老百姓還是有好處的，如果我們出來以後就什麼事情不 做了，只能是中共起到製造輿論宣傳的作用，所以我覺得那樣的話，就不是對中國 的老百姓很有利了。」 記者問，這次王丹獲釋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有新的認識，等於在 人權領域有新的進步、新的改善？魏京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很明顯他們是 在和美國做人權交易，想用這個製造一種宣傳，好像看起來人權狀況有改善了，但 實際上在釋放我和王丹的間隔之間，又抓了很多的人，有很多從事民主和人權運動 的朋友被抓進去了；而且現在海外的朋友想回國仍然是一樣的困難，所以不能說人 權狀況有大的改善。」 對於王丹這樣的學運領袖到了國外，還能對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產生什麼影響 ，魏京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想應該會的。我在北京的時候就認識他，這個小伙 子和別人不太一樣，他比較肯幹事情，他比較有責任心，對於民主運動、對於整個 中國來說比較有責任心，我相信他會做很多事情。」 至於王丹來到美國之後對海外中國民運能否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魏京生同樣表示 肯定，他談到海外很多朋友有時出於比較分散的狀態，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起來，在 這種情況下多幾個人出來，給大家進行聯絡，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組織工作。另外， 「我覺得海外民運的團結工作主要是一種工作上的、鬥爭上的團結，如果我們不進 行工作，光在這兒天天嚷嚷團結完了坐在一起吵架的話，那種方式，我是反對的。 所謂的『整合』，那種整合是越整越亂。前面出來的朋友也吃這種虧，我想大家現 在應該警惕。」 去年魏京生獲釋時，也曾經給海外民運帶來過巨大的希望，如今魏京生本人是 否願意出面領導海外的中國民運？魏京生表示不拒絕承擔這種領導的責任，「們和 大家一起都在合作，凡是願意做事的朋友現在都在跟我合作，這已經形成一種很好 的團結合作的局面。但是有些人不願意合作，他們只是表面上說合作，實際上他是 要你聽他的，對於這種人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合作，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跟他們 吵架。」 對中國民主進程的前景的分析，魏京生強調：中國的民主活動，就是非暴力的 方式爭取民主的這樣（一種）方式還是有很大希望的，國內的朋友實際上在進行很 大的鬥爭，這種鬥爭正從零散的鬥爭逐漸要聯合起來，如果各個方面的力量能夠聯 合起來就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就能夠不一定通過暴力鬥爭的手段，就能夠改變中 國的政治制度。但是現在還處在聯合的最開始階段。 王丹是北大的精神和傳統的象徵 北京大學無疑是中國大陸最著名的一所大學，因為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她 也成為中國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學。北大的有名，不僅因為她人文薈萃、在海內外 學術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她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和一九八九年的 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發祥地，她也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前赴後繼追求科學民主自 由人權所嚮往的「聖地」。歷經磨難後，自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因北大的歷史地 位及率風氣之先的獨特角色，一直吸引著各地學子，「六四」後萬馬齊喑的北大校 園，最近似乎又再次萌動春意。 經過一百年的發展，北大形成了與其他高等院校完全不同的傳統，即便是在中 國共產黨實行了四十多年的全面專政以後，也無法讓她完全泯滅，這就是立足自由 民主精神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她是代表社會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 悠久歷史傳統的延續。有人說，北大很像有培養政治家搖籃之稱的美國最著名的哈 佛大學，這可能只是從知名度方面作的比較。北大年輕的副校長陳章良說，北大更 象美國西海岸的柏克萊大學，著名諾貝爾獎得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也有 類似的比喻，從自由傳統和叛逆精神方面看，這兩所名校的確有相似之處。 王丹，原來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一九八九年當他才讀到二年級的時候，因為 領導天安門民主運動被捕入獄，並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除了李鵬等極少數中共死 硬分子以外，多數王丹的同學、老師和校友們，認為王丹是北大的驕傲和光榮，他 是北大自由民主傳統的代表，也是北大叛逆精神的傳人。自王丹被捕以後，海內外 的校友就為他的重獲自由奔走呼號，從某種意義上講，王丹已經是北大的象徵。連 王丹本身也知道，他已經不屬於自己。 王丹對北大也有非同尋常的情感。也許他父親是北大教授的緣故，王丹從小就 受到北大文化氛圍的影響；他在北大不但創辦了「民主沙龍」，而且從北大開始了 自己投身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涯。他在《獄中回憶錄》中表示，他情願在北大當一名 園丁，也不願意當中共的宣傳部長。一九九三年，當王丹第一次出獄的時候，他立 即申請恢復學籍、要求繼續中斷的學業，但遭到校方的無理拒絕，代表北大傳統精 神的王丹被拒之門外，事實上成了北大的恥辱，當時的校長經濟學家吳樹青為此被 稱作是「偽校長」。從蔡元培校長一直到因為「六四」下台的丁石孫校長，責無旁 貸地保護學生人身安全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權利，已是北大傳統精神題中之意；吳樹 青拒絕王丹，顯然是對這種傳統精神的一種背叛。 如果說，吳樹青代表的北大恥辱，可能只是一種迫於中共高層壓力的無奈，今 天北大在籌備百年校慶之際，校方竟然提出要為江澤民頒授榮譽博士，簡直就是北 大的奇恥大辱了。這不僅為中國知識分子不畏權貴的獨立精神所不齒，而且也是對 北大自由民主的傳統、勇敢的叛逆精神的褻瀆。暫且不論江澤民是否參與了鎮壓八 九民運，也暫不追究他令王丹第二次入獄被判處十一年長期徒刑的責任，就是用北 京大學頒授榮譽學位的標準來衡量，難道北大的榮譽博士評審委員會成員們不知道 ，給中共最高當權者江澤民頒授北大的這種最高榮譽，就有背叛北大傳統與精神、 獻媚權貴的嫌疑？！即便迫於中國現實政治的壓力，北大目前尚無法為代表北大傳 統精神的王丹頒授榮譽學位，但至少也用不著完全走向反面，因為向江澤民頒授榮 譽學位而玷污北大的傳統精神吧。 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至立，乃是上海幫鐵桿、江澤民的心腹，建議北大師生 應該組織一次公聽會，具體調查一下，提出向江澤民頒授榮譽學位的人與陳至立主 政的教育部的關係，其中有無違犯規章程序的權、利交易……十五大以來，特別是 今年人大以來，即便上海幫勢力已經如日中天，陳至立也不至於要迫不及待地把頒 給江澤民北大榮譽學位，當作自己新官上任的政績來追求吧？ 其實，授予江澤民榮譽學位固然可以一定程度滿足江澤民的虛榮心，可惜馬屁 拍錯了地方，反變成了一道難題：中共向來就有一種上行下效的特別機制，以後別 的大學給他頒榮譽學位江澤民要不要呢？或者各大學競相給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頒 授榮譽學位並形成一種風氣怎麼辦？江澤民原想藉大肆慶祝北大百年校慶來裝扮自 己的開明形象，如果因為接受榮譽學位而可能令北大陷入玷污其傳統精神的尷尬境 地，不正有違自己的初衷嘛？ 人們似乎有理由期望，去年曾經謝絕了哈佛榮譽學位的江澤民，大概是可以作 出理性選擇的。但當務之急是，現在一面在慶祝北大百年校慶，一面又迴避、掩蓋 代表北大精神的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把北大這場運動的領袖王丹、劉剛、王軍 濤等流放到國外，又非法剝奪王有才、江棋生等北大校友的人身自由。北大百年校 慶的時候，師生和校友們真正希望的是，能夠聽到江澤民代表中共為九年前傷害包 括王丹在內的許多北大師生道歉，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復甦北大的精神和光榮 傳統。江澤民到底是否擁有外界宣稱的實際權力、他是否真正想要推動所謂的「第 三次思想解放」，他到底是不是真正想要進行政治改革，這才是檢驗其能否經受檢 驗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