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者永遠不可能醒來 （四川）汪一眾 我對清醒者沒有什麼惡意，我只對自己清醒地看見一種不可能性而感到頭痛 。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龐大而無恥的政府，他擁有我們的財產、擁有我們的財產 分配權。對於我們的一切完全是由他們給的。清醒的人起先想：我們可以反抗麼？ 不，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看到他們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人數雖然最多而素 質卻是最低的。這給當局提供了條件——他們不會思想，他們完全是一部可以隨意 操縱的「機器」。在中共的財產裡，這是屬於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零件。 我們清醒地看到我們無法戰勝他們。 於是，我們就只有看著他們墮落——當然也帶領著我們。 清醒者在這時是痛苦的。我們看見他們的軍人是怎樣一些人呢？不會讀書， 因此考不上大學；父母不是有錢人，因此不可能有什麼遺產繼承；父母不是當官的 ，因此不可能給他們找一個好工作。所以他們只得當兵，退伍後政府會給他們一個 去處，毫無疑問他們依靠的是集體而非自己個人。他們的個性在集體中隨波逐流。 我們不僅清醒地看到了軍隊的頑固性與可怕性，我們還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已 經完全不相信共產主義這一結果了。不相信並不等於不要，共產黨人不會輕易拋棄 這一理論，因為他們還可以利用它。出於這樣一種目的，如果我們還在一廂情願地 等待他們「最終醒來」並依靠他們自身的力量來改革的想法就是錯誤的，因為他們 也已經「醒來」，但並不拋棄，而只是在「運用」。運用共產主義這一手段來牢牢 地掌握住他的人民，從而能夠繼續專制下去。我們的人民也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 」之後醒來了。並對過去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否定的結論。那是中共當政時人民的一 次「醒來」，有人因此而希望在現在，人民能夠再次「醒來」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 ，使自己真正成為命運的主人。但是，我們現在的情形與「文革」時期完全相反， 「文革」時的人民是被蒙騙的，所以一但發現了被騙這一事實，便會立即清醒過來 ，並從根本上來改變自己，重新擺正自己的位置。而現在的人民則是清醒的，他們 清醒的看到共產黨所編造的騙局，清醒地意識到共產黨的強大，明白雞蛋碰石頭的 後果就不會拿雞蛋去碰石頭。人民顯然是明白了怎樣保護自己。人人都變得「聰明 」起來，然而清醒而不表達對所看到的強權的表演的不同意見就意味著屈服的認同 ，這也就是共產黨政府希望的公民的榜樣。在八十年代末人們所表現出的對招工中 幹部子女走後門現象的認同的平靜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表現的憤怒可謂是質 的變化；同樣的到了九十年代末，人們也同樣的失去了八十年代末對貪官的強烈反 抗，而更多的是一些無奈的歎息。時間在歷史中的功能有很大一部分都表現在遺忘 的損耗之中。在損耗中那些強烈的菱角被打磨得平穩而無知。歷史正是在這樣的認 同中完成了它的合法性。 歷史在時間中通常有兩種表現方式：即延續性和目標性。前者依靠的是在時 間中的自然展示，而後者則可以為了目標而來相應地擺置我們的現在的社會狀態。 奇怪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兩種狀態不可能地而又同時存在著。一方面我們的社 會形態已經因為目標而被主觀地設置了一回，而後在這個被設置了的大環境之中， 一切不合理的都在朝著延續的合法性中邁進。一切不合理的都將在時間的液體中被 清洗得乾淨而聖潔。 時間是共產黨手上最有效的擦污的抹桌布。 有些時候，我確實不能理解共產黨的一些掩耳盜鈴式的幹壞事的方法，因為 那些技倆真是可笑之極。 有一次，我到機場接兩位剛下飛機的政府官員。在車上他們說到了某廠工人 上街鬧事的話題。工人鬧事，這是處於轉形社會的必然現象，就像汽車在爬坡換檔 時的短暫停頓一樣。而後是整體的前進，包括車體和車子上的載物，都將在同一時 間裡以同一速度在同一的空間中移動，這裡傳遞出了一個公平的信息解碼。然而我 聽到他們卻在這樣說：「會哭的孩子多給奶。」這又是一個現實。他們說：「誰鬧 事，就給誰錢。」不鬧事的就當不知道？社會的公正性在這裡消失貽盡。從這裡我 們看到個人的權益還是只能靠自己爭取。 「自己的權力要靠自己爭取」表面上看起來是正確的，因為絕大多數人看到 的總是局部的。如果全社會的人都站出來了，為自己的權益而伸手，那麼這個社會 就將混亂不堪了。關鍵在於社會本身的公正性。如果一個社會連這樣的公正性都沒 有，那麼它就沒有資格做我們的政府。然而一般來說這樣的政府是不會主動退出自 己的舞台的，這就需要人民起來給它施加壓力，這裡就存在了一個與上面的有關論 述相悖的悖論。「人民的權力要自己爭取」，看來混亂是不可避免地要到來的。原 因不在於人民，而在於政府。 問題在於怎樣讓政府從自身開始改革。最好的方案就是形成一個精英階層， 由一個群體來直接與政府對話，由此而獲得有效的改善。在穩定中轉變，這是歷史 發展的最良好的選擇。 我們正面對著這樣一個可怕的危機。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會哭的孩子多 給奶」這一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鬧起來，清醒的人是要稍稍算個帳，就會知道國 家是拿不出這麼多錢的。就像派送某一產品，數量只有幾百，而排隊的人則有數千 ，那麼後面拿不到的人則會因此而不滿，因為按道理，所有的人都應該有一份，而 他又得不到。公正性的原則本身就受到了破壞，由此社會面臨的將會是動亂。 解決這一問題，已經是至關重要而急迫的。我們已經看到人民的要求是很低 的，僅僅是為了吃飯、穿衣。這在發達國家看來是一種基本的人權要求，它不含有 的政治方面的要求，這事實上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因為他所要給他的人民的只是物 質。然而，由於體制的腐敗性與落後性，使他已經無法承擔起這最基本的責任。怎 麼辦呢？只有在政治上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讓無辜的人民犧牲個人的利益來彌補政 府失誤，從而使他們能夠繼續統治下去。這一伎倆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極為有效。 因為官辦的新聞媒體會大肆地宣傳一些犧牲了個人幸福的人民，把這種犧牲拔高到 犧牲個人幸福為別人的高度，從而滿足人性中的無法克服的虛榮本性，其實從社會 及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很少有個人的付出能滿足並改變別人的命運的。有一個道理 是人人皆知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同時，我們還常常在報刊或電視上看到類 似的宣傳：「某人付出了多少而得到的卻很少，而他仍毫無怨言，默默無聞地工作 在自己的崗位上，數十年如一日。」這顯然令人感動。我們迷失在傳統的單向的指 令性的思維裡了，只是順從別人的揭示而一直無知無覺地走在一條單向的路上，從 來也沒有想過向相反的方向看上一眼。其實我們只要換一個角度看一看，就會發現 一個驚人的謊言。既然某人付出了很多，而得到的卻很少，這顯然就代表著不公正 。那麼做為政府就應該及時地進行調整，使其變為公正合理。這是政府的職責。如 果一個政府眼看著（已經出現了不公正）他的人民在不公正合理的予取中工作了幾 十年，而沒有採取措施來彌補缺陷，那麼這就不是一個人民的政府。因為他的中心 點不是人民的利益，而關注的僅僅只是政府自己的利益。這個政府無疑地已蠶食了 他的善良的人民「付出」的一切。 然而，還是有那些政府認為是「私心很重」的人，他們要求提高工資、降低 物價，他們上街鬧事、堵塞交通、砸毀汽車、發洩不滿，這些當然令政府頭疼，因 為它粉碎了繁榮昌盛的神話。有些時候這些人數眾多的是無法全部塞進牢獄裡的，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然要讓步，該發的發，該補的的補。在這時候，解決問題就 顯得果斷，決不像在群眾沒上街道之前那樣哭窮，讓人民體諒國家的難處。其實誰 都知道政府中的那些蛀蟲們把國家蛀空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程度。換一句話說，人民 體諒了國家的難處，那麼誰來體諒人民呢？這就好比一個母親，對她的嬰兒說：「 你看我有多可憐，你能夠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度過難關嗎？你能夠不哭、不喊餓 麼？」 嬰兒不會說話，只能哭，因為潘多拉的盒子在母親的手上。如果她都不能從 盒子裡拿出東西，那麼還有誰能夠拿得出呢？ 問題簡單得連思考都不用。一點就透。 那麼，為什麼過去沒有人來點透呢？因為人們都是清醒的。誰都知道１＋１ 得２，這是用不著去證明的。就像上面的問題一樣沒有必要去證明。陽光下有一個 盲點，它總是離你最近。 事實上，陽光下總還是有那麼一些有良心的勇敢的要站出來揭露一些什麼的 ，但由於失去了傳播媒體——就像鳥兒失去了空氣而無法翱翔天空，就像魚兒失去 了水而無法暢遊大海——他們說出的話只能在自己的身邊迴盪。沒有人看見，沒有 人聽見。一隻醒來的獅子在悲壯的流淚。天空被一隻強橫的手遮住了透明度，而僅 只剩下無敵的亮度。 共產黨每一次總結他們的成績與工作時的報告，旁觀的人很容易準確的發現 他們的工作重點，就是緊緊地抓住「兩桿子」不放。所謂的「兩桿子」就是筆桿子 和槍桿子。筆桿子放在槍桿子的前面是「解放後」的轉化。誰都知道先前共產黨的 政策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現在他們的策略則是「筆桿子裡面保政權」。後 者沒有形成文字而被明目張膽地提出來，與中共現在的領導人性格有關。毛澤東是 想啥、說啥、做啥。魄力信心和勇敢的個性，是他直到現在還擁有一定範圍的崇拜 者的原因。而在他之後的領導人，則缺少了這樣的信心，往往是想的是一套、說的 又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政策在他們的手裡繞了一個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這雖 然表現出了極大的技巧與策略，但卻浪費了歷史的唯一資源——時間。 他們說我們可以遊行，但必須得到他們的批准。他們說我們有選舉的權力， 但候選人名單卻只能由他們提供。這種公開的謊言，在我們的生活裡充斥著，已經 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謊言重複一千遍就可以成為真理」這個道理准都懂，但是誰 也沒有試圖去揭穿成為了真理的謊言。所以謊言成為了真理。 重複謊言的最好的工具就是報紙、電視等傳播媒體。也許他們不會承認說謊 ，因為他們說的那些陽光明媚的、和風細雨的、見義勇為的完全是真實的事情。甚 至還可以找出許多的證人來證實。但在以正面宣傳為主導的潮流下，所有的好人好 事的宣傳報道的背後都直接指向一個主題：社會主義好、共產主義好，就是好呀， 就是好。新聞媒體在這時的作用就是為謊言作證明。使那個藏在背後的巨大的謊言 得以躲避在一團厚厚的保護傘下面抵抗來自外來的質詢和責難。 社會在一團假象的包圍中隨著時間的腳步而成為歷史。那些質詢和責難的人 的聲音也如轟鳴的火車頭般被排出的蒸氣所掩蓋。英雄死了，歷史直接成為毀滅英 雄的人的手筆，堂而皇之地進入史冊。 歷史是由毀滅英雄的人寫的。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考察它的真實性，而所 需要瞭解的是它的寓言性。寓言中的純潔也許能夠保護我們的真實。 記錄下這一段文字在這裡顯得尤為重要。在一個私下的場合，我問一個宣傳 部新聞管理處的領導： 「怎樣把握新聞報道的尺度，曝光的稿件可以達到什麼程度？能不能形成一 個文字性的東西下發到各個報社？」 我確實有這方面的困惑，我相信每一個報社的編輯都會有類似的問題：怎樣 在體制之內即不犯規，又可以把新聞做得好看（有一個有趣的事實，每一個報社的 老總都要在開編輯會議時說：要多發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要加大社會新聞的比 重。什麼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呢？我們每一個編輯都清楚，那就是燒、殺、搶、奸） 。這裡有一個悖論，群眾喜歡看負面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社會的本質，而官員則 要求刊發正面的，因為他們要宣揚自己的政績。中國的報紙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夾縫 裡生存長大的。 那位領導回答：「不可能有文字性的東西，新聞的制度性原則，應該融入到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血液裡。」 頃刻間，我明白了一切。他們是即不能讓外國人拿到我們的新聞不自由的把 柄，而又要達到他們的控制「筆桿子」的目的。 對於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由於工作的環境及傳統的教育，他們應該是一批最 具現實主義思想的人。如果沒有現實利益，他們是不可能用血液去溶化什麼制度的 。共產黨也清晰地看見，光靠過去的那種假、大、空的理想來愚弄人已經行不通了 ，只有把饃饃做大，那些處於制度內的特殊行業的人都能夠分到一點甜頭。這樣新 聞界就成了體制內的受益者，這在十幾億人口的強烈對比下，使新聞工作者高高地 浮在人民大眾的上面。何樂而不為，只要做出對政府迎合的姿態就能夠得到如此的 地位與利益。比如說在社會行業工種中偏高的工資、新聞發佈會的禮品、禮金，及 公費出差旅遊等等，使新聞工作者的那一腔人性的血液成了緩和社會矛盾的潤滑劑 及調解汁了。 在一個龐大的社會體制中，分饃饃的非政府官員絕非只是新聞工作者這樣簡 單。它們還表現在其它一些特種行業中，如執法部門、監督部門、醫療衛生部門等 等，已經完全構成了一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行業經濟體系」。人人都在 利用自己的行業的特殊性大撈特撈，想方設法地挖國家及人民的牆角，政府當然看 得見這一切，但為什麼不干涉呢？因為政府要依靠這些特殊的部門來維持自己的統 治，當然就只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實上，這些新聞從業人員順理成章地成為了 社會的蛀蟲，腐蝕國家、養肥自己。中國的前途由此已經進入了一個歧途，並不可 思議地清醒、清晰、理性地敗落下去。哪裡是盡頭？有人說只有等到一個大廈全部 被蛀空了，大廈才會倒塌。這只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想，只有不斷地有人提出要 求來，要一起來參予分饃饃，並不懈地堅持，政府為了維持其虛假的穩定與繁榮， 就要不斷地把饃饃做大，直到所有的中國公民都能夠分到一口饃饃，從而切實地感 受一下飽與不飽，好與不好，只有這樣中國才是真正地民主了、公正了。 全國人民都以蛀蟲的方式來使這個社會達到公正、合理，這一結論雖然消極 無奈，但如果我們一直像現在這樣「清醒」下去，那這一結論也許就會順理成章地 形成。「清醒」過來的人說：「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他偷你的」你看這不就公平 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