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星還是災星(二) 甄 士 二、人民基本物質生活 （一）食 衣、食、住、行乃是一個人生存於世的根本，按其重要性,這裡食應是首位。 「食、色，性也」。食是維持自己存在所必須，色是延續後代所需要。這很簡單， 任何一個生物體想維持生存，必須進行新陳代謝，從外界吸收物質，排除體內廢物 ，自身才能存在下去；對於兩性繁殖生物，色必存在，否則無後代可言，也就沒有 今天的人類。所以我們祖先，即使沒有衣穿，「進口」問題也必須解決，故有茹毛 飲血。而古人才有「民以食為天」之說。也因此在溫飽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 在家庭消費中，食品消費永遠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人民存在至今，一直被糧 食問題困擾，歷史上只是有時解決得比較好，有時比較差的區別。但除了戰亂和特 大自然災害，一般都還過得去。從沒有象毛澤東統治時，二十多年的和平「建設」 時期中，無特大自然災害，既無內亂又無外敵入侵，糧食總是覺得短缺。年年統購 統售，把農民的糧缸翻了底朝天，發了二十多年的糧票，全國大多數人總覺得吃不 飽，有的年份還是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在二十世紀６０—７０年代，中國大陸許 多貧窮農村，例如古稱天府之國四川，用幾十斤或一、二百斤糧票就可以換到妙齡 少女，處處可見。更有許多貧窮和飢餓的農村已婚婦女逃荒，做有餘糧農民的臨時 妻子。中國大陸，有的年份，更是創造了中外歷史上最大的餓死人絕對數。生活中 頭等重要「食」字，在毛澤東統治時期究竟如何寫？同三十年代相比，人們食的狀 況，肚子鼓的程度，營養水平如何？我們用統計數字的比較來說明問題。先看５０ —６０年前和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人民的主要農產品的人均產量，再比較當時調 查的一些統計數據。 中國大陸人口在１９５０—７８年間有嚴格的戶籍制度，比較準確。但５０ —６０年前，由於無普查資料，不同的人估計出入較多。據已知資料，從１９１１ —１９４９年間，當時共有一百零四個全國人口估計數，每年估計數最少的年份也 有２—３個，多則有７個。五十年代後估計那期間的全國人口數更多了。據陳達在 《現代中國人口》（一九八一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７頁）引用王士達估計，一 九三三年中國人口四點三億為那一時期的最高值；而一九九五年七月三號《中國人 口報》「中國人口變化略表」稱中國人口數一九三一年為４.２１７億，一九三七年 為４.３８４億；趙文林、謝淑君在《中國人口史》（１９８８年 人民出版社 第 ４８１頁）中則說一九三一年人口為４.６８８億，一九三六年為４.６９６億。我 們這裡採用《中國人口報》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７年全國人口數據，並取全國人口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平均數為４.３億，而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全國人口分別 大約取為４.３４億、４.３６億，以後無特殊說明，即以此作為本文統計計算的基 礎。 根據蔣學楷《中國糧食的新估計》（１９３７年《統計月報》ＮＯ：２７ 第１４—１５頁）一文所給的資料，１９３１—３５年間，國內二十二個省即（除 吉林、遼寧、黑龍江、熱河、內蒙、新疆、西藏、台灣外。後文無特殊說明，國內 二十二省即此處所指的二十二省）糧食平均年產量為： 稻穀：１０２６０１１０００擔 小麥： ４４６３３９０００擔 共計：２５５１８３２０００擔 雜糧：１０７９４８２０００擔 約合：１２７５９１６００噸 五年中從國外進口每年平均： 稻穀：２６４４９１１６擔 麥：２２５８８９０７擔 共計：４９１７４８４７擔、約合２４５８７４２ 噸 雜糧： １３６８２４擔 在這期間有小量出口，略而不計。據蔣學楷在文中引用當時的張心一的調查，當 時一般鄉村男人每年需消費米５００.７８斤，女人每年需消費米４３８斤；城市男 人需米３８５.２斤，女人需米３４０.１斤（一般來說，一百斤稻穀能出七十斤米 ）。在文中蔣氏引用侯厚培的估計，成年男農民每人每年的麥的消費量為７.４４８ 擔，而他本人估計男農民雜糧的消費量四擔左右。據作者估計這五年內平均每年糧 食供求差距如下： 稻穀： 產：1026011000擔 消費：959672000擔 余：66139000擔。 小麥： 產：446339000擔 消費：462435000擔 不足：16096000擔。 雜糧： 產：1079482000擔 消費：887912000擔 余：191570000擔。 由這個估計我們可以看出，１９３１—３６年我國糧食就當時供求要求看，基本 上是滿足人們食的需要。另外，據當時「滿鐵」調查（王天覺《東北資源與日本在 東北之經濟勢力》１９３４年《中國經濟》二卷三期 第２頁），１９３２—３３ 年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稻穀、小麥、玉米、雜糧等共計生產２ ０５７０１４００石，大約合一千多萬噸。另據孔經偉在《東北經濟史》（１９８ ６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４４５頁）給的資料計算，東北的大豆、高梁、谷子、 苞米、水稻、小麥總產量１９３２、３３、３４、３５年分別是：１３４０、１４ ６０、１１０９、１３７６萬噸，１９３２—３５年平均年產上述糧食１３２１萬 噸，不包括新疆、內蒙、西藏、台灣等省的產量。依上述資料，１９３１—３５年 ，全國糧食產量這五年內年平均應在一億四千萬噸左右，按當時全國年平均４.３億 人口估計，人均糧食為６５１.２斤，按趙文林的人口估計，１９３１年全國人口數 為４.６８８億人，人均糧食為５９７.２斤。以《中國人口報》估計值４.２１７億 人（３１年）４.３８４億人（３７年）可得人均糧食在６６４.０—６３８.７斤。 估計１９３１—３５年間，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６５０斤左右較為合理。當時這些 平均不包括進口糧食消費，如果考慮到進口消費和扣除少量出口，每人糧食消費還 可以增加十斤左右。另外，由於上述糧食計算中沒有新疆、內蒙、西藏、台灣的產 量，如扣除這部分人口，人均糧食還可增加１０—２０斤。因此估計當時全國人均 糧食實際消費量在６８０斤左右。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８３》（第１８５頁）１９３６年糧食產量為１ ５０００萬噸，棉花８４.９萬噸，水產品１５０萬噸，１９３４年豬年底頭數為７ ８５３萬頭。根據《中國昨天和今天》（第２６５頁）除東北和台灣外，１９３６ 年油菜仔、芝麻、花生的產量為６０４.６萬噸（原文單位是千市擔，這裡折算為萬 噸）。另據成嘉玲主編的《我國經濟的發展》（１９８１年 台灣 世界書局 第 ２０頁）一書引用的資料指出，民國３４年（１９４５年）時估計抗戰以前我國農 產品年均產量如下（原文是千公擔，這裡折算為萬噸。原文糧食為１２０６１.０４ 萬噸，其中稻米為成品糧，以下是依作者所列各項計算出原糧產量）： 稻米：３７９９.４７萬噸（按７０％出米率計，折成稻穀５４２７.８１萬噸） 小麥：２３２１.１３萬噸 雜糧：５９４０.４４萬噸 豆類（大豆、豌豆、蠶豆）：１６８７.１２萬噸 共計原糧約１５３７７萬噸（這個數據比《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８３》上數據多三 百多萬噸）。 植物油：２６４.９１萬噸 棉花：９６.７２萬噸（比前述年鑒數字多十多萬噸 ）。 麻類：３６.１５萬噸 蔬菜：４２８４.６５萬噸 蔗糖：３４萬噸 另根據杜恂誠在《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１９９１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第２５１頁）所引用的材料，抗戰前年產蔗糖３６萬噸，自給率僅４０.４％ ，因此當時蔗糖全國消費應是８９.１萬噸，人均超過４斤；棉紡織品生產７７.８ ５萬噸，自給率７９％，全國應消費９８.５４萬噸。 根據上述和農產品的數據，表１.６中１９３６年人均主要農產品產量以如下 方法取值： 全國人口：１９３６年取４.３６億， １９３４年取４.３２億，東北和台 灣人口合計３５００萬（可能偏低些，１９３３年東北人口超過三千多萬，而１９ ３３年台灣人口是５０６萬）。１９３６年：糧食取１５０００萬噸，人均６８８ 斤（若取１５３７７萬噸，人均７０５斤）；棉花取９６.７２萬噸，人均4.4斤； 油料取６０４.６萬噸（不包括東北和台灣，所以人均數是扣除東北和台灣人口數後 所得）：人均３０.２斤；肥豬因無１９３６年數據，取１９３４年數據為７８５３ 萬頭，人口數取１９３４年，人均０.１８頭；水產品取１５０萬噸，人均６.９斤 ；豬、牛、羊肉因無全國統計數，取表１.７中調查農民數據，人均２３.７斤，不 包括雞、鴨肉。另外，１９３６年植物油人均為１２.２斤，蔬菜人均１９７斤，麻 類１.７斤。上面各類人均數據沒有包括進口的農產品（１９３６年油料作物中花生 、芝麻出口約占總產２—３％，植物油中豆油出口多些但也有限，可略而不計。糧 、棉進口相抵後，多數是入超很多）。順便指出許道夫編的《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 貿易統計資料》（１９８３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３３９—３４１頁）說，１９ ３１—３７年間穀物平均年產量為２１９５４８.６萬擔，不到１.１億噸，而１９ ２４—２９年穀物平均產量卻為２５４９４７.４萬擔，多於１.２７５億噸。差額 近二千萬噸，不可想像。這二個時期豆類和甘薯產量相近，作者都沒有把豆類和甘 薯計入。計入後，作者給出１９２４—２９年人均糧食６９１斤，而１９３１—３ ７年人均糧食只５６３斤，相差１２７斤，以全國四億人口計，差５０８億斤。除 了１９３７年，這二個期間全國主要糧食作物平均畝產和耕種面積變動不大，年平 均糧價按作者所給的材料（該書第８９頁），平均每擔米價１９２６—３０年為７ .０９元，而１９３１—３６年只５.４３元。如以１９２６年為基期１００，１９ ３１—３７年間糧價指數，除了１９３７年因抗戰開始，３１—３６年間各地糧價 年平均指數多是低於１００。若扣除１９３７年，糧價平均指數後一時期與前一時 期相近或還來得低（地區不同有差別）。從供求的經濟規律看，年平均產量相差近 二千萬噸，糧價竟然相近甚至還低，這也不可能。作者沒有提供如何計算全國總產 量，據我所知，它比任何提供的當時全國（包括東北等省）統計數據都低，肯定有 誤。因此，他給的１９３１—３７年間人均糧食產量５６３斤應有錯。 表１.６給出了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為止的中國大陸人均主要 農產品產量。其中糧食部分，把毛澤東統治時期與１９３１—３５年年平均人均糧 食產量及１９３６年人均糧食產量進行對比，可以得出結論：１９４９—７６年， 長達２７年時間中，毛澤 表１.６ 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９—７８年按人口平均的主要農產品產量 東統治時中國年人均糧食平均產量，從來沒有超過１９３６年水平（無論是趙文 林估計的當時人口數還是王士達的當時人口估計數，還是《中國人口報》給的估計 數）。如果以１９３１—３５年全國人口估計數不超過４.３８４億計，則在毛澤東 統治的整個時期，中國大陸人均糧食年產量從沒有超過１９３１—３５年間人均年 平均糧食產量。在毛統治期間人均糧食產量最高的年份１９５６年（６２０斤）、 １９７５年（６２１斤），比１９３６年人均糧食產量還少６６—６７斤。一九三 六年油料作物的人均產量更是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任何一年的人均產量的２—３倍。 在毛澤東胡作非為、瞎指揮的「大躍進」年代的後果是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中 國大陸人均糧食產量（原糧）竟然只有４３０斤、４４６斤，僅只１９３６年全國 人均糧食產量的三分之二。而在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 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中，第一條即是：一、農村的口糧標準必須降低。淮 河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區維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糧３６０斤，其中災區應當更低一些， 豐收地區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過原糧四百斤。淮河以北地區，應當壓低到 平均每人全年原糧三百斤左右，東北等一部分高寒地區可以稍高一點。各省的重災 區則壓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二、城市的口糧標準必須相應降低。除高溫、高 空、井下和擔負重體力勞動的職工以外，其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須壓低口糧 標準二斤左右（商品糧）。這就是「大救星」為中國大陸人民所謀得幸福——在他 統治的年代中多數人民是勒緊褲帶過日子，而在有的年份，不少地區的人們只有等 死的份。大家想一想，原糧三百斤（由於高徵購，實際上許多地區生產隊因庫中無 糧，能給的量比三百斤還少得多），一般來說只能合商品糧２００—２５０斤左右 （純稻穀或小麥，可出二百一十斤左右的米或麵粉），一天六—七兩糧，一頓飯二 兩多，並且在原糧三百斤以下，無其他副食可佐餐，是不是應當等死？占中國人口 ８０％以上的農村人口。１９４９—７９年，毛澤東以統購統銷和工農業剪刀差形 式從他們身上刮走６０００億（請讀者注意，這是當時的幣值。自１９５０—７６ 年，全大陸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才６５０５億），巨大的剪刀差令農民連進行簡單再 生產都難維持。毛澤東靠著幫會組織形式的黨和軍隊，控制了人們的生產資料和生 活資料，加以奴化教育和宣傳，以戶籍制、血統論和階級鬥爭棍子，把農民絕大部 分長年固定在農村種地，殘酷壓搾，搾乾每一滴汗。在統一指揮下該種什麼，怎麼 種，怎麼收穫，怎麼分配，自己能留什麼，留多少，只能吃多少，以什麼價格被收 購。由人家任意安排、規定。種田人不可以有不同意見，更不能隨便離開農村，誰 有越軌的舉動、想法或行動，就是資本主義復辟，階級鬥爭新動向，毫不留情地打 擊、鎮壓，無任何自由可言。最終還安排種田人挨餓和餓死的份。這就是毛澤東帶 給人民的「生存權、享受溫飽和不挨餓權」！也就是某人所說的「大手筆」！下面 所列的表是一九三六年與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農民糧食消費更具體的數據。 表１.７和表１.８是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國農民糧食消費和毛澤東統治時期的 若干年份抽樣調查資料。表１.７、１.９是根據原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 農業經濟科編的一九三七年《農情報告》五卷六期《我國鄉村人民常年食糧消費概 況》（第１９３—２００頁）一文材料整理。原文是根據當時二十二個省１００９ 縣農情報告員填寫的２９９９份調查報表整理出。寄回調查表最少省份：寧夏，５ 縣；青海，９縣；察哈爾，１０縣；綏遠，１１縣；甘肅，２６縣。其餘都超過三 十縣，最多的是河北，１１６縣。調查表寄出的時間是民國２５年５月。表中的合 計１是各種糧食人均總和，合計２是把甘薯、馬鈴薯、芋頭以四斤折稻穀一斤計。 表１.８的資料是取自《中國消費結構學》（第１６０，１８６頁）和《中國統計年 鑒—１９８８》（１９８８年 第８２５頁）。因無一九七六年資料，取一九七八 年為一九七六年的參考值。從表１.６看，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人均糧食產量比一九 七六年高二十斤以上，而城鎮居民口糧定量未變，且一九七八年農村自留地較多。 所以估計一九七八年農民人均糧食消費至少比一九七六年實際消費量偏高２０—３ ０斤以上。 表１.７ １９３６年左右中國農村人均糧食消費情況（單位：斤） 表１.８ 毛澤東統治時若干年份農民家庭人均糧食消費量（原糧） 上表給出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國大陸農民糧食實際消費數據。自然，由於地區 差別各地農民糧食消費情況會有較大的差別，我們這裡只是給出全國平均數。從表 １.７中所給的數據，扣除每年消耗種子數，可以得到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國農村人均 糧食消費量（原糧，包括禽、畜等用糧）為６３６.５斤。平均一個農家五口人，二 個小孩一個老人加上夫妻二人，有糧食３１８２.５斤，如是稻穀可得２２２７.７ ５斤米，平均起來就符合張心一調查農家所需的糧食。雖然我們缺少毛澤東統治時 期大陸農民各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的調查材料，但從上述分析，參考表１.８，至一九 七六年止，在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時期中，中國大陸農民人均糧食消費，比一九三六 年中國農村人均糧食消費至少少１５０斤左右。在不少年分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 原糧）都在四百斤左右或低於四百斤。在南方，多是稻穀，折成成品糧米，僅２８ ０斤左右。與三十年代張心一調查的一般鄉村農民男的需消費米五百斤左右，女的 需消費米４３８斤相比，差額在１／２—２／３之間。在多數年份，農民的生活比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還苦。請看謝覺哉筆下的描述：過草地時每天「只吃一斤炒麵 （等於每天１.４３斤麥子，一年５２０斤麥子—引者），有些不足，但尚不能挨餓 。不錯，是苦，但苦到難以忍受則不然」。當然過草地倒斃者也有，那「是病弱和 缺乏準備的」，挖野菜、煮皮帶也有，那「其實只是個別的。偶然的事」。單從糧 食消費看，中國大陸農民在毛澤東統治時期生活就是「苦不堪言」。 上面是就主食問進行歷史縱向比較。表１.９是一九三六年左右中國農民生活 中副食消費情況。表１.１０是根據《農情報告》四卷八期（第２０１—２０３頁 １９３６年）資料整理，原材料是由全國二十二個省六千多個農情報告員填寫，寄 回２４５１份表整理出，調查表是一九三五年二月發放，據陳正謨等在《我國人口 之研究》（第８頁）一文中給出的當時鄉村每戶人口平均數５.３５人， 表１.９ １９３６年中國農村人均魚、肉、雞、鴨、蛋消費情況 （單位：魚、肉類，斤；雞、鴨蛋，個。） 表１.１０ １９３５年左右中國農村每一中等農家需用日用品數量（單位：斤） 可以計算出一九三五年時，中國農村人均年消費量食油為８.８２斤（從表１.６ 看，一九三六年人均油料作物３０.２斤，這個數據是可信的）。洋糖為１.２７斤 ，這裡沒有計入土糖消費量，而當時農村糖類消費中占相當部分是土糖。按上述杜 恂誠引用的材料，如考慮農村土糖消費，蔗糖消費２—３斤以上應無問題。當時調 查沒有把蔬菜及酒年消費量列入。由於資料短缺，表１.１１只列出毛澤東統治時期 若干年份農民副食消費情況，所給出年份的數據還是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生活相對 較好的時期。數據來源同表１.８，表１.１１中食油包括動、植物油，肉類包括豬 、牛、羊肉及家禽（一九七八年農民平均年消費家禽０.５斤）。由於表１.９、１ .１０中沒有蔬菜及酒的數據，無法進行二個時期數據的比較，所以我們在表１.１ １中沒有把蔬菜及酒的年消費量列入。原文數據單位為公斤，為了比較方便這裡采 用市斤。因為沒有一九七六年數據，這裡把一九七八年數據作為一九七六年的參考 數據。 表１.１１ 毛澤東統治時期若干年份大陸農民家庭每人年副食消費水平（單位： 斤） 我們把上述年份和１９３５—３６年調查所得的鄉村魚、肉、家禽、蛋（按 十一個蛋折一斤計）的消費量總和進行比較，就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帶給大陸農民 是什麼「幸福」。下面我們順便也列出糧食消費量（已扣除種子消費）。 表１.１２ 中國大陸農村１９３６年左右和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人均糧食消費量（ 原糧）及魚、肉、蛋消費量的比較（單位：斤） 從上表和前面幾個表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農民肚子裡基本是無油水 可言，油、魚肉、蛋消費量比一九三六年左右差一倍以上。這個數據應是可信的。 油類從一九三六年同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全國人均油料數量的數字比較（大約是２— ３倍）就可看到。肉類從下面幾個考慮就可以看出它的正確性： １、毛澤東統治時期的肥豬人均擁有量至一九六五年止比一九三四年人均擁 有量還低，１９６５—７６年間肥豬人均擁有量才與一九三四年相近，而在毛澤東 統治時期外貿出口中占相當比例（一般在１０％—２０％範圍）是豬、牛、家禽類 活畜及其肉，用以換匯，加上保證城市居民一定量的肉類供應，只能從農民口中奪 「肉」，農民消費肉類自然就少了（根據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１７８頁 和第３９８頁，除１９６０、６１、６２年外，自有統計數字的１９５２—７６年 間，肥豬收購量均占肥豬出欄數的５０％以上）。 ２、一九三六年農民肉類消費中豬肉人均消費占１４.６斤，僅為肉、蛋的總 消費量的４６.３％。而一九五四年農民肉類消費９.１８斤中豬肉佔了７.４０斤， 蛋僅消費１.６４斤，豬肉消費占肉類的消費量的８０.６％。而在情況較好的一九 七八年，農民每年人均家禽消費量也僅是０.５斤，蛋也只有１.６斤。如此低的牛 、羊肉、家禽、蛋的人均消費量，原因除上述第１點的因素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是毛澤東割「資本主義」尾巴結果，他不但打擊人們養自留畜，連家禽也不讓人們 多養。再加上人們自己口糧還不夠吃，自然家畜、家禽的食料就沒有或很少。這樣 農民飯桌上肉類成為少見的物品就不足為怪了，家禽、牛、羊肉更是鮮見物。 上面我們主要是討論一九三六年左右和毛澤東統治時期占中國大陸總人口８ ０％以上的農村人口的食物消費量和構成，從中可能看到，以全國平均水平論，毛 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農民生活消費中主要部分—食：糧食部分年人均消費大部分年 份只及一九三六年左右的農民人均消費的糧食三分之二左右，魚、肉、蛋總和則不 足後者的一半；由毛澤東造成災難的「三年困難時期」，許多地區農民的糧食人均 消費量只及一九三六年左右的一半。這就是毛澤東統治中國的「偉大功績」之一。 無論從數量方面說，還是從質量方面看在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物質生活中最主要方 面—吃的條件都大大地降低了。所以中共中央付主席陳雲一九六一年夏在他家鄉上 海青浦小蒸鎮調查時，農民說：「蔣介石手下受難，還吃乾飯；毛主席手下享福， 但是吃粥」。１９５９—６１年中國大陸出現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因飢餓而導致 二千多萬人死亡的事件。應當說明的是，同現在一樣，一九三六年時不同地區的農 民糧食、肉類的消費量有較大的差別，例如富裕地區和貧窮地區的差別，南方和北 方的差別，平原和山區的差別，等等，這是正常的。當時，另有一部分富有的地、 富，糧食、肉類等消費比一般農民會相對多些，但因為地、富的人口有限（不超過 農村人口的１０％），非地、富的全體農民糧食、肉類等消費的平均值或許稍低些 ，但估計不會低過上述平均值的５—１０％。這在經濟發展中是很正常的現象。 一九三六年左右城鎮居民的糧食、肉類消費量，雖然我手頭沒有足夠的調查 數據進行討論，但我們可以有個下限估計。從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看，除特殊時期 ，在正常情況下，同一地區同一等級的工人吃的平均水平一般都不比農村的貧雇農 的平均水平差。所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比農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高，是農村農民大量進城打工經商，農村城市化的主要原因。世界是 這樣，三十年代的中國是這樣，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更是這樣。這也可由表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中的工人和農民間的生活消費結構差異看出。也正因此，才 有消滅「工農差別」是實現共產主義條件之一。這二個時期中，除個別例外，中國 大陸的工人和農民，在消費結構中，工人花在吃上百分比均比農民低，可見從全國 平均看，工人比農民食的壓力小。另外從前文所提到北平工人、農民在食的實際費 用對比上，也可看出工人的食的水平不會比農民差。可以斷言，在本世紀２０—３ ０年代，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糧食、魚、肉蛋數量絕不會比農民少。這由魚的消費 就可以看出。按表１.７，全國水產品人均消費為６.９斤，而表１.９給出農民人均 只消費０.５斤，當時農村人口至少占８０—８５％以上，也就是農村消費水產品不 足１０萬噸，占總人口不到２０％的城鎮居民消費了１４０萬噸水產品，人均３２ 斤以上，等於農民的魚、肉、蛋的消費量總和。可以斷定，當時城鎮居民的豬、牛 、羊肉、雞、鴨及蛋類的消費不會少於農民，這從前文張心一的調查鄉村男人需米 ５００斤城市男人需米３８５斤可以判斷城市人副食消費比農村多。所以當時城鎮 居民的人均魚與肉類、蛋的消費總和超過６４斤。食用植物油，全國平均１２.２斤 ，農民人均消費僅８.８２斤，扣除有限的出口，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可達２２—２４ 斤以上。糖類更不會低於上述的人均平均值４斤。當時是市場經濟主導，糧價除季 節原因波動較大，年平均糧價變動不大，進口有限，可見糧食可以保證供應。從上 述城鎮居民副食消費量也可看出，當時城鎮居民主食糧食足夠吃才有餘力多購副食 。菜類因無資料，以全國平均計為人均１９７斤。 表１.１３是毛澤東統治時的工業職工（包括工程技術人中、職員）家庭１９ ５６、５７、５８年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資料取自《中國消費結構學》（第８８ —８９頁），表中重量單位改成斤，蛋類計數是個。把表中豬、牛、羊、雞、鴨肉 、魚蝦加上蛋（第１１個折成１斤）的總 表１.１３ 毛澤東統治時若干年份工業職工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單位：斤） 和和人均消費１９５６、５７、５８年分別為３８.７６、３９.１８.３７.３０ 斤，低於上述一九三六年城鎮居民的最低消費量的估計，扣除魚蝦消費，這三年的 各類肉類和蛋的消費為２２.５４、２４.０２、２２.１斤，低於上述農民在一九三 五年左右的消費量。油類僅一九五六的比一九三五年中國農民消費多一兩，５７、 ５８年比農民還低，與上面估計的１９３５—３６年城鎮居民消費低一半還多。在 一九五九年後，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消費產品或是無貨可供給或是憑票供應，特別 是魚、肉、蛋。絕大多數縣以下的城鎮貨架上是空的，無所謂供應，只是過年過節 有所妝點。毛澤東為了妝面門，特大城市北京、上海供應稍好些。特別是北京，保 證首都供應是當時的政治任務（給外人物資供應充足假象，弄虛作假是毛澤東從小 就擅長）。但即使如此，過年過節鬆些，平常魚類、雞、鴨供應少見，牛、羊肉主 要供應回民等少數民族，糧食、肉類、蛋限量供應，油每人半斤（其他省份有的城 鎮每月只供應２—３兩油），與５６—５８年無法比，更無法與１９３５—３６年 時城市居民消費相比。除了北京，上海，等而下之天津以至各省省會供應就差遠了 ，更小的城鎮如前述所講，多半是有時有貨，有時無貨可供狀態。由於當時城鎮自 由市場基本上不開放或開放極有限（６０年代初較鬆些），城鎮居民主要是靠國營 商店供應。從全國城鎮居民生活平均消費品的消費量水平看，１９５９—７６年間 不會比１９５６—５８年供應好，其供應不足的重要標誌是，城鎮居民的各種牲口 供應票證越發越多。許多地方發了票證也無東西可供應。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 整個毛澤東統治時期，城鎮居民食的水平遠不如１９３５—３６年城鎮居民食的水 平。從上面的比較說明，就全大陸範圍平均水平而言，更是今（毛澤東統治時）不 如昔（抗戰前中國）。如果不考慮地區差別、貧富差別、少數人特殊情況等等（這 些在毛澤東統治時也都存在，有的更嚴重，如工農差別，誠如梁漱溟所說的「九天 之上」，「九地之下」）。我們可以說１９３５—３６年全國人民平均食的水平可 以滿足人們基本營養需要，這從當時食物消費沒有發放票證，限量供應而物價基本 穩定就可以判斷。而毛澤東統治時卻無法滿足人們的平均營養需求。單就人們食的 需求看，在毛澤東統治時以「少食」二字來描述並不為過。 （二）衣 唐伯虎的《不知足歌》頭二句是：終日奔波只為饑，腹方一飽便思衣。現在 我們來探討一下中國人民的衣著。從整體地看，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和毛澤東統 治時期的中國人民衣著比較還談不到面料、款式、色彩等美觀要素和穿著舒適，僅 是在能提供給人們穿著，能御寒的布料的多少進行比較而已。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 國大陸，特別是農村，講究的是衣著結實耐用，基本上衣著還是口頭禪所描述的「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由於在本世紀的２０—３０年代，中國許多 農村地區還是處於自給自足的或是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前已述及，至一九 三五年調查全國二十二個省還僅有２９.９％農戶購買洋布。注意，這裡僅是購買， 在購買洋布的農戶中許多人可能只是購買全家所需的布料一部分。因此，占中國人 口８０—９０％左右大多數的農村人口還是用有別於工廠產的、現代織機織的洋布 —土布，這些土布是由世代相傳的織機織出，或是個體生產（包括自家紡織機自用 ），或是工場式生產，多是結實耐用。據陸仰淵等主編的《民國社會經濟史》（１ ９９１年 中國經濟出版社 第３７８頁—３７９頁）「邊遠省區或內地各省的山 嶺閉塞之地，農民對衣著原料，多保持自給，只要土質可以植棉的地方，農民大部 分自種棉花，自紡成紗。即使絕對不宜植棉的區域，他們也能輸入棉花來紡紗」「 一九三四年廣西七十八個縣農民自織布匹佔全人口的４０％」「根據嚴中平的估計 ，手紡織三十年代中期約有一百萬公擔，在全國總產量５９３.７萬公擔中，約占１ ６.８％。在全國總用紗量５７８.７％萬公擔中約占１７％。」「據日本人調查， 一九三一年中國境內的棉紗生產額每年約２５０萬包，其中十分之一為輸出品，十 分之二為工廠自己用，其餘十分之七均為中國內地的家庭工業式的木製織機所用」 。另據中華民國政府「棉業統制委員會救濟棉業提案」（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５日） 所說，當時，「全國約有土布織機四十多萬台」。因此，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土布 用量是相當大的。當時還向東南亞出口一些土布，主要是當時一些從中國農村漂洋 過海的苦力工人所用。中國農村和城市平均每人年消費布料多少，沒有找到當時具 體統計數。但由上述資料大致可以估計出其上下限值。 一九三六年全國布的產量為２７.９億米（《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８３》第２ ７９頁），這裡沒有說明是否包括土布產量（工場式生產和個體為市場出售而生產 ）和農家自紡自用的產量。因為該產量是放在『主要工業品產量與解放前最高年產 量比較』一欄中。當時的統計方式，分類指標資料沒有找到。估計這裡沒有把農家 自產自用的土布（未投入市場流通的）生產包括進去。我們只能根據當時棉紗用量 估計布的實際產量。當時工業剛起步不久，工業規模很小，工業用的棉紗較少，針 織成品也不多，它們的用紗量略而不計。出口有限，與進口相比，幾不足道。前已 提及，依杜恂誠引用的材料，當時棉紡織品生產７７.８５萬噸，自給率為７９％， 全國消費為９８.５４萬噸。在三十年代多數年份紡織品進口數量不小。當時政府關 於棉布生產的統計資料中也無法統計進農民自產自用的數量。所以我這裡採用嚴中 平的估計值，三十年代中期全國（嚴中平估計值中是否包括東北、台灣，不清楚， 我這裡取它為包括東北、台灣的全國值）總用紗量為５７８.７公擔，全用織布。當 時白布，寬０.８尺，長２４尺，重１斤；寬１.２尺，長４８尺，重２.５—３斤。 洋布幅寬比土布大。因為布的厚薄不同用紗差別較大。不過平均起來每磅紗大約能 織３.３３碼標準寬度的洋布，約每公斤紗能織６.７１米，上面的土布如以１.６尺 計算，每公斤能織８米土布。我們平均以每公斤紗織６.７１米布計，５７８.７公 擔能織３８.８３億米。就我國抗戰前三十年代中期狀況，我國工業和非人民生活消 費用紡織品及其有限，所以我們把它略而不計。把上述生產數除以４.３６億人口， 人均８.９０米（如除去台灣人口則人均可達９米）。按７９％自給率，加上進口布 料，全國人均消費布料１１.２７米。如按全國消費９８.５４萬噸棉紡織品計算， 人均消費紡織品４.５２斤，折成布１５.１６米。紡織品面對東洋鬼子傾銷。價格 步步下跌。有錢就可以購得。可見當時布可以滿足人們需求。上面計算和表１.１４ 沒有包括絲綢、呢絨、麻類、針織內衣褲等織物。 根據《中國消費結構學》（第９１頁和第１８６頁）引用資料，１９５６年 、５７年、５８年，中國職工家庭年人均棉布和棉布衣消費量分別為１３.６７、８ .５２、８.９６米，呢絨、綢緞人均不足０.２—０.３米；１９５７年農民消費棉 布５.６６米，１９７８年每個農民消費棉布５.６３米，化纖布０.４１米，呢絨綢 緞不足０.２—０.３米。中國大陸從本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直至毛死時，布的供 應是按人頭供應。南北方由於氣候差別，供應不同。表１.１４是毛統治時代的人均 布消費量。其中１９４９—５１年是根據布的生產量除以全大陸人口數，１９５２ —７６年是根據布的商品零售額除以人口數（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儘管國內供 應不足，但棉紡織出口量已不小，到６０—７０年代紡織品出口量更大，我們只以 布的零售額來計算人民消費布的水平，這裡的布包括化纖布。這裡計算出來的數字 比《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９４》第２５７頁所裂的幾個年份的人均布消費量少０.０ ４—０.１８米，因該處只列幾個年份，所以我這裡以上法計算給出）。由於毛統治 時自一九五二年起棉花收購量除一九五四年外均佔去生產量的８０％以上（僅１９ ５４年為７７.９％），不少年份收購量都在９０％以上，農民留下的一些棉扣除棉 絮用棉外，家庭紡織有限。因此，中國大陸五十年代農民自產自用的土布不會太多 。在１９４９年—５１年農民家庭自己紡織自己用會多些，但內戰剛結束不久，棉 花產量不高，收購一部分後，所餘不會太多。因此土布生產應是有限。由於無資料 ，無法計算。不過，可以估計到，１９４９—５１年間，加上自產自用的土布產量 ，當時大陸人均年用布量也不會超過５２—５７年間水平，這一點大概可以確定。 從表１.１４，我們不難看到毛統治整個時期（一九四九年是大陸統治易手的交接期 ，列於表中只是參考用），只一九五九年人均布料消費９.４９米，其他年份人均布 料消費水平都在８.５０米以下，比前述三十年代中期的人均布８.９米（不包括進 口）低。如 表１.１４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人均布消費量（單位： 米／人） 考慮三十年代進口的棉織品，在毛統治的多數年份中，每人消費的布料只及三十 年代中期人均消費的１１.２７米的１／２—２／３。由於三十年代人均布生產８. ９米左右尚需進口才能滿足人民消費需要。而毛靠專制手段，人民人均消費布比上 述數字低得多還出口。可見，在毛統治整個時期，從平均水平說，人民的衣著是可 以以「缺衣少穿」來形容的。表１.１４表明，１９６１、６２年人均僅２.８５、 ３.６６米，一年都夠不上做一套衣服，僅夠一件多衣服。難怪沉醉在《戰犯改造所 見聞》（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第３１３頁）說：「我在１９６０年特赦後從西安 乘汽車去蘭州看到平涼附近一個村莊許多人在地裡勞動，一看到我的汽車經過，不 少人趕緊蹲了下去，我還以為這些人要在地上拾磚頭砸我。隨同我的一個在甘肅工 作的舊部告訴我，這些人蹲下去是因為她們沒有穿褲子。我不相信，停車一看，果 真不少是十幾歲的姑娘，全身曬成棕色，都一絲不掛在勞動」。由於布是憑證供應 ，布票如糧票一樣，除了毛統治初期不發這兩票，終毛死去，在毛統治中國大陸的 絕大部分的時間中，這兩票實際都可以在一定情況下做為有價證卷使用，更有不少 人以倒賣兩票作為謀生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見人民在衣食方面都短缺得厲害。 應當承認，由於工業的進步，機織布質量比手工織布質量高。但這是世界科 學技術進步的結果。從穿著溫暖角度和每人布的年消費多少來衡量，由表列數據比 較表明，中國大陸在毛統治時人民布的消費顯然比我國三十年代中期差得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