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國兩制」的評估 蘇紹智 研究中國的前途,涉及的問題很多。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當然涉及中國的前 途,而且涉及東亞國際局勢的穩定,所以是必須研究的一個問題。 兩岸統一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共。研究兩岸統一問題,中共解決台灣 問題的大政方針——「一國兩制」的構想,應該首先作為評估的對象。 「一國兩制」提出的背景 中共一直把「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毛 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一直堅持「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雖然也不時放出 「談判」的信號,實際上寄希望於武力解決。 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實際上瀕於崩潰的邊 緣。中共必須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便大力 發展經濟。而台灣經過長期的和平發展,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方面都達到了令人 不可輕視的地步。至於在國際上,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流。 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事求是」的原則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解決台灣問題應該著重於和平談判的方法,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鄧小平提出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台灣社會、經濟制度、 生活方式和外國投資不變,軍隊變成地方武裝,這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最初設 想。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鄧小平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他說,「我們不 再用解放台灣的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台灣 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俗稱「葉九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一國 兩制」的方式實現祖國兩岸的和平統一。一九八二年九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 切爾夫人時,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概念,以這作為中英兩國政府解決 香港問題的方針。所以,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從台灣問題提出來,也 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而在解決香港問題中付諸實踐。 此後,經過在實踐中的發展,到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中共十三大上,終於把「 一國兩制」明確為解決台灣、香港、澳門問題的大政方針。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 告中說:「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中英、中葡已經就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達成 協議。我們要按照這個原則努力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對「一國」解釋的片面性 ——「一國兩制」構想的局限性之一 「一國兩制」的構想,始於台灣問題,在香港問題上首先付諸實施,但對於 解決台灣問題,卻不起任何作用,不僅始終為台灣當局所拒絕,而且對台灣人民沒 有吸引力。 原因何在呢? 首先在於中共對此構想中「一國」的解釋有極大的片面性。 「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按中共的說法,其核心問 題是「祖國統一」即有個主權統一的國家,亦即「一個國家」是「兩種制度」的前 提。這種說法在理論上並沒有錯。問題出在中共強調「一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按 照憲法規定建立起來的台灣、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特區行政區基本法」。 這種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上很明顯。「第158條:本法的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9條: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是的,從法律上來看,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和獨立性是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授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予以解釋和修改。正是「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和獨立性因而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行政權力方面,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行使國家權 力,特別行政區行使地方政府的權力。簡單地說,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棣屬於北京中 央政府的地方政府。 如果像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 of America )那樣,各州以平等的地位聯合起來,建立聯邦(Federalgovernm ent)聯邦政府是中央政府,各州是地方政府。那中國關於特別行政區的規定並 沒有人能提出疑問。問題是今天中國大陸是在一黨專政下的中央。如果台灣承認中 共所闡釋的「一國兩制」,那麼台灣就變成中共統治下的地方政府。那就不能認為 台灣當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中說「中 共所謂『一國兩制』究其本質是要中華民國向中共歸降,所以『一國兩制』不僅台 灣地區人民無法接受,在客觀上亦不可行。」是沒有理由了。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說:「香港回歸祖國標誌著『一國兩制』構想的 巨大成功。」以證明這個對香港行之有效的辦法,也可以適用於台灣,以爭取國際 同情,加強對台灣的壓力。 江澤民的此種說法並沒有說服力。因為香港本來是英國佔領下的中國領土, 按照歷史、法理和當前力量對比,香港之歸還中共乃是理所當然的事,與香港地區 居民的意願沒有關係。中英兩國經過多次協商,到一九八四年,中英雙方聯合聲明 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主權,已經由中英兩國談判 解決。香港人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不管是不是贊成「一國兩制」。 鄧小平的明智之處,在於他實事求是地一方面承認國內經濟制度的缺陷必須 參照先進國家的制度進行改革,另一方面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對香港繁榮和穩定的決 定性作用。為了保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以及使回歸過程能夠和平地、有秩序地進 行,他提出「兩種制度」。即香港不向中國的制度看齊,保證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繼續維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允許香港的現行制度、經濟制度 和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 成百年。香港地區人民自然歡迎這個方針,儘管心中不無疑惑。「一國兩制」在香 港回歸過程確實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對香港行之有效的辦法,不一定適用於台灣。因為台灣不同於香港。一向口 頭上標榜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中共,不應該看不到這一點。 台灣現在並沒有在外國佔領之下,不存在主權回歸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治大陸,中華民國統治台、澎、金馬島,不是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出去的 結果,而是歷史造成的。半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分治狀態,概括地說是「一個分 治的中國」,如果說祖國統一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那就必須經過對等地位的談 判,組成一個新的聯合的中國。這個新的聯合的中國叫什麼國名,可以討論,事先 預定「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都與事實不符,也是不正確的 。 按照中共的解釋,把「一個國家」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適用於從屬中 國的地位已經肯定的香港和澳門。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其局限性有三: 一、對於與中國的關係尚待談判確定的台灣或者其他願意與中國聯合統一的 地區或國家,此種解釋,實質上是崇尚強權,倚勢壓人,以大屈小,迫使投降。自 然得不到台灣地區人民的歡迎。即使中共保證長期實行兩種制度,台灣人民也難以 信任,所以在台灣問題上行不通。 二、這種解釋,實質上是大陸吃掉台灣。鄧小平多次說過:「和平統一已成 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又說:「中國有香 港、台灣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宣揚的 『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實際上說的和做的是不相符的。 三、西方政治學關於談判,認為必須有一種「你來我往政策」。即談判雙方 都要有彈性,能考慮對方提出的意見,往返協議,才能有成。如果有一方提出不能 改變的前提條件,那就無異於最後通牒(「哀的美敦書」),便沒有談判的餘地。 中共強調「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強調「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就是此類。兩岸談判,師久無功,道理就在這裡。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等人在大陸會晤了中共 海協地會長汪道涵。據台灣新同盟會事後發佈的新聞稿報道,汪道涵在會議中,對 「一個中國」政策有新的闡釋,說:「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 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是一個尚未統一的 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 對汪道涵是否有此說,既未聞汪與中共有肯定,亦未聞有否定,汪道涵在《 兩岸關係》雜誌1998年1月號所寫《一年春事早耕耘》一文中呼籲及早舉行兩 岸政府談判,未再談及關於「一國兩制」問題的觀點,可以稱為關於「一個中國」 的新思維。它是從存在了半個世紀的「一個分治的中國」的現實出發,把兩岸會談 放在一個對等的地位,排除了中共一貫的以大壓小,以勢欺人的心態,不失為一條 可以打破兩岸談判僵局的出路,應予肯定。 「一國兩制」否認多體制國家模式 ——「一國兩制」構想的局限性之二 「一國兩制」構想的第二個局限性是從第一個局限性衍生的。 中共在闡釋「一國兩制」構想之時,還強調「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不 同於「多體制國家模式」,它不是「聯邦」或「邦聯」,因為不能沒有統一的國家 主權。 當然,聯邦、邦聯或國協的模式是還適合於中國,或哪種模式適合於中國, 可以討論。但把多體制國家模式說成「沒有統一國家主權」,並不符合事實。簡單 的例子,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是聯邦共和國,但是都有堅強的、統一 的聯邦政府,統一的國家主權。中共提出此點,目的在於把台灣限定在中共治下的 地方政府的地位。 大陸有些學者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曾經提出新的建議。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事務研究所所長高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訊問台灣時曾提出:為了化解兩岸僵局, 台灣可循一八六七至一九一八年間奧匈帝國的「國中有國」的模式來和中共進行談 判,高放所說的「國中有國」是指一八六七年奧地利和匈牙利改組成為一個「雙王 國」(DUSL MONARCHY),即奧匈帝國。奧匈兩國共奉一人皇帝。但 匈牙利是奧匈帝國中一個岔開的王國,與奧地利處於聯合的地位,並不是作為奧匈 帝國的地方政府而存在。 「國中有國」的提法不必為我們所接受,但中共統一以後,台灣不應作為中 共治下的一個省,而應在共奉一個新建立的多體制國家的中央政府的條件下,與大 陸共同處於聯合的地位,猶如奧匈帝國中的匈牙利。這是「國中有國」構想給我們 的啟發。 台灣問題要能夠解決,單有中共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是不夠的,還要輔之 以類似「國中有國」的構想。通過協商談判找出大陸和台灣都可以接受的建立新的 聯合的中央政府,雙方作為參加聯合的聯邦或邦聯或合眾國的平等的一員。中共事 先排斥多體制國家的辦法是不明智的。 「兩制」實際上不包括政治制度 ——「一國兩制」構想的局限性之三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承認台灣、香港、澳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可 以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固然是由於鄧小平的明智,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所以允許這 些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來說,在於中共推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 濟體制轉型,與國際經濟接軌。中共原來所實行的那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已告失敗。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多大區別,而且日益 接近。鄧小平多次說過:在中國要建設幾個香港,其深層意義,即在於此。所以, 「兩制」,在經濟制度上不會有矛盾、對抗和衝突。 政治制度如何呢? 無論鄧小平或中共文件在談到「一國兩制」時都說「兩制」說是中國大陸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從來沒有明確這裡 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還是指政治制度,還是兩者都包括在內。鄧小平和中共 文件在談到上述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時,多說現行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生活方 式不變,外國投資不受侵犯等等。顯然,中共沒有明確地說「兩制」中所說的資本 主義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在內。這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又一局限性。 這種局限性和大陸政治體制改革難以跨出新的一步,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 體制依然故我,民主改革和民主政治遙遙無期有關。特別與中領導人認為民主不利 於穩定有關。因此在政治制度上,「兩制」必然會發生矛盾、對抗和衝突。中共必 然把香港、台灣等地已經存在的初步的民主、自主的政治體制視為潛在的不安定因 素和威脅,勢必逐步加以限制直到取消,以便與中共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相適應。 在香港回歸以前,中共極端仇視和否定港督彭定康的部分民主改革,聲稱香 港是經濟城市,不能成為政治城市。香港回歸半年多來,政治制度的倒退性的轉變 已經不少。例如: 臨立會制定的選舉法把一九九五年定下的二百多萬人有權參與投票的職業功 能級別收縮到只有十萬多人有權股票; 臨立會上任那天便立即收緊了公安法和社團法,恢復殖民地惡法,引進了「 國家安全」的概念,使警方享有較大的權力去限制遊行、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臨立會更廢除了由回歸前的民選立法局所通過的較為進步的勞工法; 前不久香港的人大代表選舉,實際上是在北京高度控制下的選舉,通過種種 規定和手段,把民主派排除在外,說明中共的選舉文化已經進入香港,取代了香港 原來多少有些民主的選舉; 最近,中共當局對於香港電台所播節目的傾向性多次表示強烈不滿,很可能 是收緊香港新聞自由的先聲; …… 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穩定,不僅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是和政治上初步 的民主自由分不開的。如果這些初步的民主自由被逐步扼殺,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穩 定恐將不保。這正是鄧小平本人所說「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不能前進,甚 至已有的成就也要受到破壞的道理。 由於「兩制」不包括政治制度,而且在香港回歸以後,該地區政治制度的倒 退性已出現,人閃有理由擔心「兩制」是否能夠認真地付諸實施,更不要說保證幾 十年、一百年不變了。這種擔心自然也成為以「一國兩制」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的阻 力。 最近中共再次向台灣發出政治談判的呼籲,同時又強調按照「一國兩制」的 原則。由於上述「一國兩制」構想的局限性,中共不對「一國兩制」的構想賦予新 思維,則兩岸談判勢難有所突破。中共不妨對汪道涵之議論予以肯定,加以重視, 以之作為打破僵局的出發點,則祖國兩岸的和平統一庶幾可見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