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探索 （北京）王若水 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常念斯的一篇回憶文章《老淚 縱橫話喬木》。作者在盛讚胡喬木之餘，特地表示：「近十五年裡，喬木與周揚、 王若水的對立，我看恐怕喬木是錯的。喬木反對提『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有異化』 ，反對提『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理論上，恐也未必對。」我感謝作者的好意 。雖然這只是個人意見，但這也許是一個跡象，表明在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在這個 問題上終於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了。 作為知情人，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有關這樁公案的情況寫出來。至 於其中的是非曲直，讓歷史學家去評說吧！ 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義 「文革」前後的周揚，變化是很大的。 在六十年代初，周揚本是批評人道主義的。在一九六零年七月的中國文學藝 術工作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時周揚是中宣部部長，黨在文藝方面的最高官 員）作報告，就批判了「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虛偽的人道主義、『人類之愛 』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等」，稱之為「修正主義的」謬論。周揚指名批評了「南斯 拉夫鐵托集團」，說他們在他們的綱領中宣揚了「人與人之間的人道主義關係」， 提倡『人道主義精神』。周還批評了中國的胡風、馮雪峰和巴人，說他們宣揚了同 樣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 一九六三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義」高潮的時候，劉少奇提出一個意見， 認為單是寫批判文章不夠，還應該寫小冊子，從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深入批判。當時 擬出了一批題目，其中有個題目就是《批判人道主義》。這個課題由周揚主持。他 挑選了幾個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賁思、羅國傑、王春元、王若水等，組成了一 個寫作組。 作為這項工作的準備，我們看了一些當代國外的有關人道主義的材料，還編 了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論人道主義》。周揚雖然不能花很多時間到我們這個小組來 ，但他每次來都很認真地出主意和參加工作。那本語錄就是他和我們一起一條一條 審定的。 我們當時都是支持對人道主義的批判的。但是，小組在討論到異化問題時， 卻有一些不同意見。有些人說：這是一個唯心主義的概念，應當象拋棄人道主義一 樣拋棄它。我主張，「異化」不是一個唯心主義的概念，而是一個辯證的概念，唯 心主義者可以用它，唯物主義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觀點得到了周揚的贊同，被分配 寫「異化」和「人性」這兩章。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 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把「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當做批判重點。這一次， 周揚不僅批判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而且批評了蘇聯的「修正主義」。 在這次講話中，周揚首次論及異化概念，說「現代修正主義者」和某些「資 產階級學者」企圖利用青年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關於「異化」某些論述 ，來把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義者」，這完全是徒勞的。周揚這篇講話經過毛澤東 審閱，並得到他的表揚。 然而，周揚卻無法完成他的這本小冊子。在他作完上面那個報告後不久，一 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作了關於文藝問題的一個批示，批示了周揚所領導的文藝部門 「問題不少」、「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一九六四年六月，毛又作了第二 個批示，批評文藝聯合會和它領導的協會「不執行黨的政策，當官做老爺」，「跌 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是很重的批評。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藝部門和文藝團體 中燃燒起來，周揚只能拋下寫小冊子的工作去應付。一顆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 把周揚排擠掉——這就是江青。 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的報告 「文革」結束後，周揚出獄。他在招待所裡，沒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時間接 近一些普通幹部，我認為這對他的思想轉變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緊時間讀 書。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爾的書來看一看。那時，這種書很難找。我借了兩本 書給他，一本是黑格爾的《小邏輯》（中譯本），另一本是ＳＴＡＣＥ的《黑格爾 的哲學》（英文本）。《小邏輯》很難讀，但ＳＴＡＣＥ的書解釋得很清楚，我得 益此書很多，我想也會對他有幫助。在像他這樣高層的中共官員中，到老年還對理 論這樣有興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揚研究理論，我想也是為了對「文革」進行反思。不久他擔任中宣部顧問 。在一次中宣部的會上，他承認了他過去對人道主義的批評是不妥當的。汝信參加 了這次會。大概他早就有這種想法，周揚的表態鼓起了他的勇氣，不久，他寫了一 篇文章，題為《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一九八零 年八月十五日發表了，其中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一致，肯定了「馬克思 主義人道主義」的概念。這篇文章當時得到了胡喬木的表揚，因而被評上了《人民 日報》一九八零年「好文章」獎。誰也沒有想到，三年以後，同一個胡喬木又授意 汝信對這篇文章作檢討。 一九八三年是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為了紀念，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個大會 ，由總書記胡耀邦做講演。此外，再召開一個由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 院和教育部聯合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中宣部提名，由周揚來作主要報告人，題目是 有關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問題的。賀敬之挑選了幾個文藝方面的意識形態專家來幫助 周揚起草報告稿。周揚同意做報告，但他不滿意這個題目。認為範圍太狹窄了；他 也不滿意中宣部挑選的助手。他決意要從更廣闊的視野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並親自物色了三個人來協助他：王元化（文藝評論家，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顧驤（中宣部文藝處幹部）和我。 周揚在天津迎賓館找了幾間房子，讓我們和他住在一起。迎賓館是過去天津 市委為毛主席修建的「行宮」，佔地很大，有好幾座樓。這裡樹木繁盛，景色宜人 ，環境安靜，沒有干擾，是理想的寫作地方。 我們幾個人討論了三天。周揚說這個討論對外保密，讓我們每個人都暢所欲 言，無所顧忌。最後由周揚來確定報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議周揚講講人道主義，但 是周揚似乎對異化更有興趣。他對異化問題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黨校作過有關這 個問題的報告。 為考慮這個問題，有一夜他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他說，他決心講異化問題。 我對他說：「你決心講異化，我很高興。」我原來想，以周揚的身份，可能會覺得 談異化這樣敏感和有爭論的問題是不合適的。他下這個決心需要勇氣。 周揚根據我們的討論，決定挑選四個問題來講：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 說；二、要重視認識論問題；三、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與人道主義 的關係。文章題目，就定為《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第一個問題顧驤起草，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由王元化來寫。第四個問題本來是 準備分配給我寫的，我因為還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給顧驤，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 寫成後，周揚又要我修改人道主義這一部分。我在北京對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 不少地方是重寫。因為時間匆忙，我只能把我過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現成的話照抄上 去。其他兩位大概也是這樣做的。我們向周揚說明了我們的不得已，但周揚似乎不 以為意。 周揚報告中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絕大部分觀點也就是我的觀點，但有些地 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寫的。周揚並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覺得我走得太遠了。 報告會三月七日在中央黨校禮堂開幕，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中央書記處書記 兼中宣部長鄧力群出席開幕式。 我沒有參加這個會，因為頭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對講稿進行最後的潤色， 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勞。講稿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 房修改，邊改邊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會場上（周揚對我們很放手，讓我 們替他最後定稿）。因此，事先送審是來不及了。鄧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說：「先講 吧！」 在開幕詞之後，第一個也是主要的報告人是周揚。周揚本是出色的演說家， 他的報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現在他已年邁，只簡單地作了一個開場白，就由一 個廣播員代念講稿。據參加報告會的記者回來告訴我，這個廣播員很有本事，事先 沒有看講稿，拿起來就念，居然念得抑揚頓挫，聲調鏗鏘。當時，台下鴉雀無聲， 大家聚精會神地傾聽。 報告結束時，全場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是這次會上最受歡迎的報告。王震走 到周揚面前說：「講得很好！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向你請教：你說的『ＹＩＨＵＡ』 ，這兩個字是怎麼寫的？」 《文匯報》駐京記者馬上要求周揚把這個講話給他們發表。我說，《人民日 報》有優先的權利。周揚當然希望能在中央黨報上刊載。當天晚上發會議的新聞， 著重報道了周揚講話的要點。我特地在新聞後面加了一句預告，說：「全文本報另 行發表。」這是為了防止別的報紙來爭奪。 胡喬木在周揚家中的談話 周在報告後馬上把報告稿分送人胡耀邦和胡喬木審閱。送給胡耀邦的稿子退 回來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劃的記號，但是沒有注上意見（後來胡耀邦解釋 說，他還沒有看完，秘書誤以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來）。 在一片讚揚聲中，只有胡喬木一個人的反應與眾不同。不過這一點人們是逐 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個不祥的跡像是：原定在三月九日結束的會議突然宣佈延長，據說 是因為有些同志還有不同意見要發表。可是十日和十一日這兩天都沒有開會，看來 是所謂「不同意見」還沒有準備好。 三月十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揚家中。胡喬木要和我們談他對 周揚文章的意見。去的人還有中宣部副部長郁文、賀敬之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夏 衍。胡喬木正在住醫院，他沒有把周揚叫到醫院而是登門造訪，因為儘管胡喬木在 黨內的官職比周揚高，他的資歷卻沒有周揚那樣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 還曾受周揚領導。 胡喬木開始說：「人道主義問題，周揚同志文章講得比較周到」。他申明： 「我是贊成人道主義的，我自認為是非常熱烈的人道主義者。」接著他說：「我看 了一些文章，抽像化的比較多，離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他批評了我的《為 人道主義辯護》和《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還批評了《離離原上草》等文藝 作品，不過他的語調並不嚴厲；而對周揚，他自始至終是很客氣的，沒有正面批評 他的講話，只是說了一些「不夠」。胡喬木講話的大部分是批評資產階級人道主義 ，也許這就是他認為周揚文章中「不夠」的地方，其實這都是一些老生常談，周揚 文章也說到了，只是沒有說得那麼多。我聽不出兩人有什麼實質性的發歧。 「從資產階級觀點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的。這個話很流行， 例如『大赦國際』批評蘇聯和中國，他們就是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也是人道主義 者。人道主義中有各種糊塗觀念。我們現在提人道主義，究竟指什麼？難道給人以 明確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義』前面加一個限制詞『社會主義』，就容易引起誤 解，好像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兩件事。當然周揚的文章講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 主義，但沒有展開講。要展開講。不去說服資產階級講人道，不去剝削。只有經過 階級鬥爭才能達到人道主義。很可惜，這方面的道理，在宣傳人道主義時沒有很好 講。」 「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必然是一個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不可能一個早上全部實 現。在這個過程中要有艱苦鬥爭，有時從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義。如開礦， 有時是不重視安全生產，但不管怎樣也有危險。更不用說抗美援朝那樣的犧牲了。 對這種事情採取什麼態度？不能給人以暗示：社會主義不人道。社會主義社會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非人道主義的、反人道主義的現象。還不講『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反動。如果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這個人道主義的 問題，就沒有多大意思了。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 種範圍內，還生長非人道主義東西……」 胡講了許多，但還沒有提到異化這個詞。周揚忍不住了，抓住機會插話說： 「我沒有講非人道主義，我用了異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覺得怎樣？」 胡喬木沒有答覆，繼續說：「例如遺棄女嬰、拐騙婦女，在我社會都是犯法 的。但要一下解決還不是那麼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會需要人道主義，另一方 面要說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一個長期的鬥爭過程。」 胡宣稱十二大提出的「兩個文明並舉」，就是人道主義的發展。今天全國廣 泛開展的學雷鋒活動是「人類歷史上、世界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義高漲」。這 些都應該宣傳，不應該視而不見。「不談這些，是很大的缺陷。這使哲學家和人民 群眾隔離開來了……」 周揚插話說：「我找了若水，我覺得要談改革，要落實到改革，當然還強調 得不夠……」 我解釋說，「沒有時間加以發揮了。」 周揚點到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現象，是為了說 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當做克服異化的重要手段。胡喬木卻是宣傳黨的建設精神文 明的方針和全國開展的「學雷鋒」運動本身就是人道主義的發展和高漲，此外就是 強調不能離開階級鬥爭，對於改革卻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揚把這個問題當面提出來 ，他也迴避了。 最後胡喬木建議：周揚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講話修改一下，把 文章中沒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沒有說清楚的地方，索性說清楚一些，然後出單行本 ……」 周揚打斷說，「我還要交給《人民日報》發表呢！」 胡喬木顯然沒有料到周揚的態度如此堅決，只好說：「那沒有關係……如果 在報紙上發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個說明。」 在大門口告別是，胡喬木對周揚行九十度鞠躬。 第二天，周揚叫秘書打電話給我，問他的文章什麼時候發表。我說，「喬木 同志已經提了修改意見，不知周揚同志如何考慮？」秘書說他將問問周揚。後來秘 書回電話說：「周揚同志的意思是就照這個樣子發表。」 我覺得為難，就說：「耀邦同志要在十三號紀念馬克思大會上講話，十四日 登報。周揚同志的文章，恐怕要放在這以後為好。請再等些天。」 報告發表引起的風波 三月十二日，中央黨校的會議繼續舉行，發表與周揚不同的觀點。四個人上 台演講。他們都沒有提周揚的名字，也沒有鮮明地擺出分歧在哪裡。粗心的聽從會 感覺不出這是對周揚的批評。其中主要演講者是北京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黃楠森 ，他的觀點很特別，說：「它（異化）就是矛盾，作為矛盾的同義語的異化當然是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不用說社會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也將充滿矛盾」。 這個觀點，比周揚和我走得更遠。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沒有異化，本是一個可以 討論的問題。馬克思是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消滅異化的，不過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 此有異議。至於把異化解釋為矛盾，卻是黃楠森沒有根據地隨意解釋。但他卻批評 周揚和我「濫用」異化概念，因此受到胡喬木的欣賞。《人民日報》奉命在四月六 日以將近一個版的篇幅發表這個講話的主要部分，當時這是作為正面文章來宣傳的 。 這四位同志的發言，影響很大，因為消息傳出去了，說是要批評周揚，所以 大家很注意。那時，報社社長胡績偉出差了，處理周揚文章的責任落在總編輯秦川 和我頭上。我和秦川商量。兩人都認為，既然作者不願意修改，編輯部也不必堅持 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談到。胡喬木並沒有指出這篇講 話有什麼錯誤，只是說有這樣那樣的「不夠」。這些問題將來可以另行組織文章來 講。周揚文章的題目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研究》，這表明，周並 不是代表黨中央對理論問題發表結論性的意見，發表這篇講話也不會妨礙別人提出 相反的觀點。為了表明這一點，可以在發表周揚講話的同時，也發表四位不同意見 者的講話摘要。秦川和我都認為，這樣處理是妥當的，用不著再請示胡喬木。當然 ，我準備冒風險。 這樣，周揚的演講稿終於在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出來了。接著當 然是一場軒然大波。 當天上午，鄧力群先打電話給秦川，接著找我。他說：喬木同志已明白表示 周揚講話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你們為何不聽？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剛 才對秦川同志說了，他對這件事是有重要責任的，但你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你當面 聽了喬木同志三月十日的談話，對這一點應當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認，在發表前未請示胡喬木是錯誤的，但對喬木同志所說的「不能發表 」這一點卻毫無所知。 鄧力群說，胡喬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電話給中宣部，明白表示了這一點。鄧 叫中宣部送了一份電話記錄給《人民日報》。這個電話記錄要點如下： 周揚同志的講話，難以處理，問題不少，不是加幾句話，刪幾句話能解決的 。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討論對象。總的意見，異化也好，人道主義也好，這種宣 傳本身是抽像的。這篇文章沒有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哪裡存在異化現象？存在反人 道主義現象？如有販賣人口現象，有犯罪現象（但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 沒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說到一點，如關於特權等。如說權高於法，可以講是異化， 也可以說是違反人道主義的。如離開具體現象去講，去討論，會給人以暗示說，我 們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人道。 人道問題要具體討論，擁護什麼現象？反對什麼現象？如幹部服從分配到邊 疆地區工作，是不是異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義？只抽像地講，不具體答覆，會給 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動，不能自由流動，就是沒有把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就是 不人道。 任何一個時期講人道主義，都是為了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是有目的的。這 篇講話目的何在？是用來批判「文化大革命」？還是用來批判什麼？如果是批判「 文化大革命」，現在又沒有「文化大革命」了。現在存在開展學雷鋒運動，這是人 道主義的高度發展，為什麼視而不見？像雷鋒這樣的事，過去個別的會有，但不可 能大規模地出現。現在講人道主義，給人以什麼目的？（原文如此） 對當前的社會現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講一點點，不加分析，這樣一 來，會給人以什麼印象？我們黨的十二大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是講人道主義 嘛！為什麼提也不提？ 不要抽像地提問題。馬列主義要擺到具體條件下來講。現在文藝界就有人在 文藝上宣傳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鬥爭的作品已經發表好幾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討論會上做一個發言，這麼講可以講到要害，不然毫無意義。 關於異化、人道主義這方面的問題，邢賁思同志搞過一些，最好請他準備一下，明 天做個發言（發言時注意口氣不要太大），不然周揚的文章發表了可能成大的問題 。 這個電話的調子與十日講話明顯不同，口氣很嚴峻。如果我事先知道這個電 話，我就不會誤解胡喬木的真實意圖了。十日那次講話，過於委婉，過於繞圈子， 使得我誤以為對周揚文章沒有很多意見。從這個電話看，胡喬木是認為周揚文章根 本沒有可能修改好，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周揚修改呢？我想，胡喬木是想給周揚出一 些難題，讓周揚「知難而退」，主動打退堂鼓，但這個目的沒有達到。胡喬木說不 出周揚文章有什麼錯，卻連周揚講人道主義的動機都懷疑，這使我驚訝。 不過，我知道這一點已經晚了。 接受批判 起初，我還想爭取使人道主義問題能夠正常地討論下去，寫了一封信給胡喬 木，說人道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問題，不僅在西方討論得很熱鬧，在東歐和 蘇聯也興起了「人道主義熱」，中國也不應迴避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三月二十五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單位開會。鄧力群講話，說：「關於人道主 義，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作為一個理論問題，這樣開展一下討論，其中包括不同意 見的爭論，包括相互之間的批評，很有好處。」「要力求採取嚴謹的態度，科學的 態度，絕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隨便地給人家下政治結論。」「一定不要製造緊張 空氣，一定要堅持貫徹雙百方針，形成正常的學術討論、學術爭論、學術批評的空 氣。」 這個講話聽起來真是語重心長，可以叫人放心。但實際上是怎樣做的，第二 天就明白了。 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宣部開會，通知周揚、秦川和我參加。這個會由胡喬木 主持，他說，關於《人民日報》犯錯誤的問題，中宣部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央，提出 處理意見。這個報告已經得到中央同意，但還要徵求三位同志的意見。 接著，就由鄧力群宣讀這個報告，其中批評了周揚和秦川，重點是批評王若 水。王若水要對發表周揚文章負主要責任，也要對參加起草周揚文章的人道主義和 異化這一部分負責。他是企圖利用周揚的威信，把自己的觀點變成權威的觀點。此 外，「進幾年來，王若水等同志發表了一系列宣揚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等 觀點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進了專門文集。王若水題為《人是馬克思主義的 出發點》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題目作 為書名。」「還應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這些觀點加以引申，發表了許多完全違背 馬克思主義的怪論，實際上成為當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藝界也有 人宣傳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鬥爭的作品已經發表了好些篇。他們用抽像的人道主 義觀點攻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反人道的。」因此，《報告》在最後提出：把王若 水調出《人民日報》。 胡喬木講話，他在談到我的信時，明確地拒絕了我的建議，說不能因為國外 在討論，中國也要討論。「國外在討論性解放，中國也要討論嗎？」 「人道主義有許多問題講不通。儘管我們在實踐上有許多錯誤（不算「文革 」），還是實行人道主義的。但為何建國以來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因為在一定意 義上，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完全對立的。所以，我對周揚同志文章不滿足，沒 有批評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也有幾句話，但不夠。」 周揚很激動，他說喬木同志並沒有對他說過文章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胡喬木說，他沒有明說，是出於禮貌。「出小冊子是客氣話，實質是要修改。當 時我的含義是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這裡有很大的鬥爭。承認不承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承認， 我們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話：周揚同志文章講到了這一點。）是講了，但重點不 在這裡。…」 周揚：「我想落實在改革上，也許我是錯的。結合改革難道不是聯繫實際嗎 ？」 胡喬木沒有下面回答，接下去長篇大論地批評我。 鄧力群講話。他說他對報告會沒有過問，包括誰發言。作為部長，他沒有抓 ，有領導責任。他重點批評的周揚的講話，說講話中的人道主義部分使他覺得和赫 魯曉夫在二十大講的『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很相近，等等。 我作了較長的講話，為周揚和我辯護。周揚和秦川也說不應該對王若水採取 組織措施，但沒有用。鄧力群說書記處還要開會討論，同時請我們三人列席，聽取 我們的陳述。但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胡喬木、鄧力群懲罰《人民日報》的計劃在書記處進展得並不順利。胡耀邦 要出國，他說等他回來後找王若水談，但他後來也沒有找我。於是，胡喬木、鄧力 群決定繞過書記處，由鄧力群直接找鄧小平匯報。這一招收到了效果，鄧小平得到 一個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況是一團糟。他還得到一個印象，就是胡耀邦對思想文 化界領導軟弱。 當年十月舉行的二中全會上，提出了「精神污染」問題。 周揚在中共顧問委員會的會議上試圖為自己辯護。他說：關於異化問題，三 十年來，他有過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變化的。但他一直認為馬克思 、恩格斯講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對我們今天仍有意義。周追述說，他在一九六 三年的講演《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中就肯定了「異化」的普遍性，而 這個講演稿是經過了毛主席審閱，並親自修改的。當然，當時他的思想還是很左的 ，那個講話主要是批評南斯拉夫和蘇聯。他還提到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人 民日報》上發表的《一要堅持，二要發展》一文中，已談到當前的社會主義還有異 化，而這篇文章是經過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審閱過的。 周揚再次強調，他提出異化問題是為了從理論上說明改革的必要性： 我這次提出異化問題，和二十多年前的情況相比，是對我過去左的思想有所 自我批評。講話中我力圖配合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針。我 黨經過半個多世紀鬥爭取得了勝利，但在勝利後十七年還出現了十年浩劫。這雖有 許多客觀原因，但對社會主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異化現象，現在我黨要肩 負起實現四化建設的歷史重任，而在各個領域裡仍存在著各種阻礙四化的路障，其 中有不少是和社會主義相背離、相異化的現象。但由於社會制度本身的性質，它與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有本質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這種異化，而目前 我黨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方針，正是克服這些異化現象以及其他錯誤現象的可靠的保 證。我認為只有這樣聯繫當前的改革，談論異化才不至於流於空談。可能我這樣聯 系不一定恰當，但我是真心要使自己的講話對當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緊緊跟隨 中央的路線方針提出這個問題的。 周揚的這個辯護只是引來更多的批評，最後他作了檢討。 二中全會結束後，十月底，胡喬木在鄧力群陪同下來到報社，宣佈中央的決 定：接受胡績偉的辭呈；免去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各報發表了新華社五日報道的周揚談話。在這個談 話中，周揚承認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週年期間「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一 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這個檢討使周揚過了關，他可以繼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他為《鄧拓文集》寫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鄧拓的 內心矛盾時說： 一個作家發現自己在思想認識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黨員作家首先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以嚴肅認真、積極 負責的態度向黨陳述自己的意見，絕不可隱瞞和掩蓋自己的觀點，更不可把自己擺 在黨之上，以為自己比黨還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應該在黨的正確方針和政策的 引導下改變自己不正確的認識，…從而在思想上政治上達到同黨中央的認識一致。 我想周揚的這一番話是經過反覆推敲，字斟句酌的，從黨的正統觀點看是無 懈可擊的。他在評論鄧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話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話 又像在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至於他內心究竟是怎樣想的，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 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喬木作講演，地點仍在中央黨校禮堂，和十個月前 周揚講演的地點一樣，主題也是周揚講過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不過，這次是由 兩個廣播員代念了。 這給人一種暗示：周揚那次講的不算，現在胡喬木講的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 義觀點。 周揚接受作紀念馬克思的講演的提議是犯了一個錯誤。他本該表示 謙虛，說這個講演應該由比他更合適的人來作，這就沒事了。但他不但當仁不讓， 還不甘心講文化問題，而要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這就更犯忌了！這樣一來，把 黨內公認的馬克思主義權威置於何地？周揚夫人蘇靈揚曾氣憤地說，胡喬木是「白 衣秀士王倫」。夏衍也對周揚說：「你那個講話什麼錯誤都沒有，除了一點，那就 是它是你作的。」他們都有相同的看法。 胡喬木在講話中再次聲稱自己贊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不守這一點始終 沒有給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為他講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內容仍是「學雷 鋒」等，這還是幾十年來的一套，沒有新的東西，只是插了一個新標籤而已。第二 ，他對批判過去的「左」的反人道主義的錯誤沒有興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頭，恰 恰是同樣主張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周揚和我。這就使人感到，胡喬木只是要抓「社 會主義人道主義」這面旗幟，而他需要這面旗幟只是為了防禦。胡喬木明明知道， 邢賁思反對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可是他不但不要邢賁思作檢討，還要邢賁思作他 的講話稿的主要起草人。這些都是使人感到奇怪的。 看起來，胡喬木起初是把批評的重點放在人道主義上，並沒有把異化當做一 個大問題，或者說他對異化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意見。我聽過他幾次談話，都沒有完 全否定社會主義社會有異化，只是說沒有我們說的那樣嚴重。在十月份的十二屆二 中全會上，胡喬木批發了兩篇他認為是攻擊社會主義的談異化的文章，從那以後， 對「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批判才突出起來。在一月三日的報告裡，胡喬木斷然否定 社會主義社會有任何異化，並諷刺說：「任何錯誤、挫折、事與願違，都是異化， 這是多麼廉價而又萬能的科學！就像在太陽底下離不開自己的影子一樣！」其實， 無論周揚還是我都從來沒有發表過這種觀點。胡喬木忘了，這是他支持過的黃楠森 的觀點。 沒有等待的寬容 胡喬木自己的觀點是變來變去的，但他卻不允許別人和他不同的觀點。人道 主義問題可不可以討論，對這個問題胡喬木的態度有幾次變化。最初他表揚汝信文 章，就是鼓勵討論的意思。周揚講話後，他變為反對討論。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初的 這次講話中，胡喬木還批評我們說： 對於我們黨已經做出的歷史總結，有些同志不是在同黨保持一致認識的基礎 上繼續前進，而是仍然把它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去爭論，企圖離開馬克思主義 方向，從別的方向，例如人道主義的方向和異化的方向，去對『文化大革命』的經 驗教訓尋找更『深刻』的答案。 可是到講話結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參加討論」： 其中一定還有不周到和不準確的地方，再一次懇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贊成我 的講話的基本觀點的同志，我也懇切地歡迎他參加爭論。真理愈辯越明。對於這樣 一些複雜的理論問題，唯有進行客觀的、深入的、細緻的研究和討論，才能得到正 確的結論。 這樣說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仍然是沒有結論的，而且胡喬木歡迎爭論， 並把它作為達到正確結論的條件。那麼為什麼在同一個報告中，又要批評我們「把 它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來爭論」呢？ 胡喬木這次講話是從八個單位（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央黨 校、《紅旗》雜誌、《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辦公室）抽調的一個班 子來起草的，可以說是集中了黨內最優秀的「秀才」，而且是「歷時三月，四易其 稿」，還多次召集專家討論，徵求意見，不知怎麼還會出現這樣的疏忽。 胡喬木的最後這幾句話給他贏來了一片讚美之聲，不過很少人認真對待。我 寫了一篇反批評文章，不但未能發表，還惹了不小的麻煩。 胡喬木對他的講話相當得意。他寫了一首詩給周揚：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癒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 更美了：擁抱一對戰士。 周揚只是割傷了手指，而這使胡喬木心頭流血，可見胡喬木對周揚的友誼之 深。可是這個指頭上的傷口使周揚住進了北京醫院，最後終於不起，我不知胡喬木 有何感覺。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醫院看周揚，他的心情很不愉快，還念念不忘地對我說： 「若水，什麼時候我們再搞一搞異化問題吧。」 一九八五年一月，作協四大期間，參加這次會議的三百五十六名作家給周揚 寫了一封慰問信，另外一封慰問信由十一個代表團聯名簽名。 在毛澤東時代，周揚整過不少人。鑒於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結 束後表現出的懺悔，人們原諒了他。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賓館去看望一些參加作協代表大會的一些代表。他們正在聯名給中 央寫信，說周揚同志現在病重，請求中央考慮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並不是要求中央出來說周揚是正確的，只要說這個問題可 以有不同意見，不應該由中央來下結論，就可以了。對胡風的文藝觀點問題，就是 這樣處理的。鄧小平在對胡喬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說到：允許辨論，不打棍子。不過 ，整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胡喬木沒有表態。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登出了一篇《胡喬木同志談寬容》的 文章，其中說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很難承認自己不正確。領導者應有 這種準備：即使認為某種意見不正確，也要承認它有存在的權利。全文沒有一處提 到「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沒有提到「四項基本原則」。這使稍稍感到奇怪。 十天以後，胡喬木動身訪美。我明白了：胡喬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對外形象， 他這番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不是準備實行的。這就是這個談話只登《人民日報》 及其海外版，沒有在其他報紙上發表的緣故。 那時周揚已經成了植物人，靜靜地躺在醫院裡等待著死亡。寬容也罷，不寬 容也罷，對他都無所謂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